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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efevere翻译改写理论中的翻译诗学能分析不同译本产生原因及译者翻译风格异同。分析比较《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有助阐明社会主流诗学对译本的影响。不同译者采取各自翻译策略与方法使译文在措辞、句式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关键词：诗学；主流诗学；翻译操纵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41-01
一、概述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这种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在特定的时间和文化中所受的文化熏陶是影响他们翻译策略的因素。Lefevere提出的操纵理论将翻译活动纳入文化系统研究。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重写过程，重写就是一种操纵，并提出了影响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Lefevere，2004）。文学作品以何种面貌再现于译语环境，和当时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紧密相关。
英国著名小说家Jane Austin创造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傲慢与偏见》是其中最经典作品之一。我国先后曾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翻译。本文分别对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和九十年代的王科一与孙致礼译本进行比较，试从诗学方面探讨主流诗学对译者在措辞，句式结构方面的操纵。
二、诗学与翻译
对诗学的阐释最早可追溯到Aristotle《诗学》，是指“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Aristotle，1990）。什么是翻译诗学？ Lefevere认为翻译中的诗学理论有两部分：“其一是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原型人物以及象征标志。其二是文学对于社会的作用和意义。”（Lefevere，2004）。文本的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文本的操纵与改写受到译入语社会主流诗学的支配与影响。Lefevere的翻译诗学观突破了传统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的局限，明确了翻译不仅是译者在语言层次上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重写。同一文学作品经由译者“改写”并介绍给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语读者，也取决于翻译诗学作用。本文从宏观出发，选取《傲慢与偏见》原著中片段作为分析语料，说明主流诗学对译者译文在措辞及句式结构等方面的操纵。
三、主流翻译诗学比较
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学活动都与同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王译本第一版出版于1955年，处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生政权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受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文艺政策及诗学观制约。中国民众对异域文化不太了解，总体趋于保守。在当时主流诗学操纵下，译者普遍运用规范化的汉语表达及具汉语传统特色的措辞和句式增进异域作品“认同感”。王译本语言使用既体现了传统中文的表达习惯与结构，又符合现代白话文倡导的语法标准，在最大程度令中国读者接受同时也较成功的实现了文化传递。孙译本于1990年出版，当时封建思想已完全破除，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用语的生活化趋势遣也映射在文学领域。以往文学作品中遣词造句古雅繁琐，用词过于典雅不受这一时代广大读者追捧。读者希望读到原汁原味或至较多保留异国情调的译作。诗学期待转变就要求译者的翻译策略相应转变。孙译本中主张最大程度保留原作中的文化因素，西化的翻译措词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
（一）措辞层面的诗学操控。
例1：“Bingley was endeared to？Darcy by the easiness，openness，ductility of his temper，though no disposition could offer a greater contrast to his own，and though with his own he never appeared dissatisfied.” 王译本：达西所以喜欢彬格莱，是因为彬格莱为人敦厚、坦白直爽，尽管个性方面和他自己极端相反，而他自己也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个性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孙译本：达西所以喜欢宾利，是因为宾利为人和易、坦率、温顺，尽管这与他自己的性情大相径庭，而他也从不觉得自己的性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四字格在20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创作与翻译中屡见不鲜，这也是同时代中国读者接纳的一种文学形式。可见，王采用四字格翻译完全是受当时社会主流诗学的影响。王译本中本句连用“为人敦厚、坦白直爽、极端相反”等几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四字格结构使读者不觉陌生，易于接受，感受真切。而孙版本中，使用简单的二字词语，与九十年代诗学有极大的关系。
（二）句式层面的诗学操控。
例2：“ and the evening was spent in the satisfactions of an intercourse renewed after many year’s discontinuance.王译本：这一晚过得真有意思，正所谓：连年怨阔别，一朝喜相逢。
孙译本：又跑去探访旧交，跟阔别多年的老朋友重新相聚，这一晚过的好不快活。
王译作处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下，“除旧迎新”是最突出主题。此时主流诗学观要求破除旧文风矫揉造作的糟粕，顺应时势，制定既符合白话文，又不失传统文言精华的句式。王译运用具古雅韵味的对偶句式及短句对原著长句进行拆译等都是对主流诗学观的响应。“连年”与“一朝”等词对仗工整，前后呼应，令读者有熟悉亲切之感。孙译本对原句进行了拆译将其译为三个并列简单句，口语化语言令译入语读者感同身受。且九十年代多数作品多为知识水平相对平均的读者阅读，受当时主流诗学的影响，通俗易懂，行文流畅，贴近广大读者的简单句成了孙译本的选择。
四、结语
在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主流诗学对译者的翻译活动有着深刻影响。表现在译者在翻译文本时采用不同词语或句法形式等。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分析和探讨，让翻译研究视角扩大，才能更客观准确地阐释翻译活动中“不忠实”现象。
参考文献：
[1]Austen Jane.Pride and Prejudic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2]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刘彬.勒菲弗尔操纵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10，（7）.
[4]簡·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孙致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王玲英.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12）.
作者简介：张杰，山东泰安人，青岛科技大学2015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关键词：诗学；主流诗学；翻译操纵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41-01
一、概述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这种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在特定的时间和文化中所受的文化熏陶是影响他们翻译策略的因素。Lefevere提出的操纵理论将翻译活动纳入文化系统研究。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重写过程，重写就是一种操纵，并提出了影响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Lefevere，2004）。文学作品以何种面貌再现于译语环境，和当时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紧密相关。
英国著名小说家Jane Austin创造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傲慢与偏见》是其中最经典作品之一。我国先后曾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翻译。本文分别对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和九十年代的王科一与孙致礼译本进行比较，试从诗学方面探讨主流诗学对译者在措辞，句式结构方面的操纵。
二、诗学与翻译
对诗学的阐释最早可追溯到Aristotle《诗学》，是指“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Aristotle，1990）。什么是翻译诗学？ Lefevere认为翻译中的诗学理论有两部分：“其一是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原型人物以及象征标志。其二是文学对于社会的作用和意义。”（Lefevere，2004）。文本的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文本的操纵与改写受到译入语社会主流诗学的支配与影响。Lefevere的翻译诗学观突破了传统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的局限，明确了翻译不仅是译者在语言层次上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重写。同一文学作品经由译者“改写”并介绍给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语读者，也取决于翻译诗学作用。本文从宏观出发，选取《傲慢与偏见》原著中片段作为分析语料，说明主流诗学对译者译文在措辞及句式结构等方面的操纵。
三、主流翻译诗学比较
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学活动都与同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王译本第一版出版于1955年，处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生政权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受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文艺政策及诗学观制约。中国民众对异域文化不太了解，总体趋于保守。在当时主流诗学操纵下，译者普遍运用规范化的汉语表达及具汉语传统特色的措辞和句式增进异域作品“认同感”。王译本语言使用既体现了传统中文的表达习惯与结构，又符合现代白话文倡导的语法标准，在最大程度令中国读者接受同时也较成功的实现了文化传递。孙译本于1990年出版，当时封建思想已完全破除，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用语的生活化趋势遣也映射在文学领域。以往文学作品中遣词造句古雅繁琐，用词过于典雅不受这一时代广大读者追捧。读者希望读到原汁原味或至较多保留异国情调的译作。诗学期待转变就要求译者的翻译策略相应转变。孙译本中主张最大程度保留原作中的文化因素，西化的翻译措词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
（一）措辞层面的诗学操控。
例1：“Bingley was endeared to？Darcy by the easiness，openness，ductility of his temper，though no disposition could offer a greater contrast to his own，and though with his own he never appeared dissatisfied.” 王译本：达西所以喜欢彬格莱，是因为彬格莱为人敦厚、坦白直爽，尽管个性方面和他自己极端相反，而他自己也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个性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孙译本：达西所以喜欢宾利，是因为宾利为人和易、坦率、温顺，尽管这与他自己的性情大相径庭，而他也从不觉得自己的性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四字格在20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创作与翻译中屡见不鲜，这也是同时代中国读者接纳的一种文学形式。可见，王采用四字格翻译完全是受当时社会主流诗学的影响。王译本中本句连用“为人敦厚、坦白直爽、极端相反”等几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四字格结构使读者不觉陌生，易于接受，感受真切。而孙版本中，使用简单的二字词语，与九十年代诗学有极大的关系。
（二）句式层面的诗学操控。
例2：“ and the evening was spent in the satisfactions of an intercourse renewed after many year’s discontinuance.王译本：这一晚过得真有意思，正所谓：连年怨阔别，一朝喜相逢。
孙译本：又跑去探访旧交，跟阔别多年的老朋友重新相聚，这一晚过的好不快活。
王译作处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下，“除旧迎新”是最突出主题。此时主流诗学观要求破除旧文风矫揉造作的糟粕，顺应时势，制定既符合白话文，又不失传统文言精华的句式。王译运用具古雅韵味的对偶句式及短句对原著长句进行拆译等都是对主流诗学观的响应。“连年”与“一朝”等词对仗工整，前后呼应，令读者有熟悉亲切之感。孙译本对原句进行了拆译将其译为三个并列简单句，口语化语言令译入语读者感同身受。且九十年代多数作品多为知识水平相对平均的读者阅读，受当时主流诗学的影响，通俗易懂，行文流畅，贴近广大读者的简单句成了孙译本的选择。
四、结语
在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主流诗学对译者的翻译活动有着深刻影响。表现在译者在翻译文本时采用不同词语或句法形式等。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分析和探讨，让翻译研究视角扩大，才能更客观准确地阐释翻译活动中“不忠实”现象。
参考文献：
[1]Austen Jane.Pride and Prejudic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2]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刘彬.勒菲弗尔操纵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10，（7）.
[4]簡·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孙致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王玲英.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12）.
作者简介：张杰，山东泰安人，青岛科技大学2015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