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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鬼魂：七个讽刺喜剧》是美国当代著名学院派女作家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短篇小说集之一。它以学院生活为背景，高校教师和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着力探讨了学者们在学院这个特殊圈子里所遭遇的种种窘境和他们寻求出路的过程。
小说集由七个独立的小说组成。作家以讽刺的语气描述了学院派隐士般的生活和自身的缺陷，展示了学院派自我的特征以及其不完整的伦理建构。小说的标题极具讽刺意味。欧茨将一些政治、哲学、宗教的著作名篇作为自己故事的题目，例如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布克·华盛顿的《超越奴役》（Up from Slavery），以及威廉·布莱克的《人物素描》（Descriptive Catalogue）。这七个故事整体呈现了同一个主题，即学术环境中学者们的欲壑难填，以及对于群体的渴望。
内心的重负以及对自我和善的渴望
作为学术界的一员，欧茨有意识地在作品中细致地描述了美国学术界的状况。阅读她的作品时，读者可以从其犀利的讽刺笔触中发现她明确表达了这样的信息：学术界已经变了，不再是昔日纯洁的净土。在欧茨最为多产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明显受到当时社会变革的影响。小说中的大学学者们处于社会转型期，他们传统的职责和责任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发生改变，使得他们在适应时势的过程中感到困惑、迷惘，不知所措。一方面，学院里的新人在大学里越来越难立足；另一方面，那些已经获得一席之地的教授们都被沉重的学术成果发表要求压得喘不过气。在学术圈中，学术成果的多少决定了学者相应的地位。在欧茨的讽刺小说中，此类问题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小说集中的第一篇《美国的民主》和第二篇《人物素描》中，主人公们都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学术成果发表压力。在他们不得不一味追求出版成果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失去了自我。
欧茨在小说集的前言部分，说明了本书的目的是“写给那些虚构的鬼魂般的同事们，他们的灵魂在书中游荡。”接着她解释了学术界的主要基调：“在古佛教哲学中，鬼魂不断地被饥饿，也就是被各种欲望所驱使在世界游荡。”在学术界，这个“饥饿的鬼魂”难以满足的欲望与学者们所承受的压力是相似的。学术界长期以来被困扰折磨的就是所谓的思想负担。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现实要求学者们除了承担传统责任外，还要满足社会与时代的不同需求。也就是说，改革中的世界要求学术界承担比过去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责任太多无疑导致尖锐的矛盾。学者们除了需要对学生负责，努力为学校工作，同时必须学术成果丰富，创造力十足。然而，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怎样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如果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先完成哪一项才是合理的呢？这些问题日夜折磨着他们。他们被责任所缚，而内心的私欲则渴望着名誉、尊重等回报。
欧茨的小说集真实反映了高校学者的生活方式。主人公们都被心理桎梏所累：承担应尽的责任，同时努力满足萦绕内心的“饥饿的鬼魂”的驱使。人们会认为欧茨的主人公代表着学术界的黑暗面，然而，用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作品绝不是阐述绝望之作。恰恰相反，该作品表达了学者们追寻善和在忙碌混乱的学术界里迷失的自我。用讽刺的笔调揭露黑暗和罪恶正是欧茨表达她对学术界找寻真正自我的渴望。
《美国的民主》主要描述了大学教师罗纳德在猝死的编辑家中寻找自己丢失的手稿的过程。尽管罗纳德很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但他依然下定决心走出家门找回他的书稿——一本385页关于托克维尔的作品。他甘心从自己狭小的个人世界走出来登门造访那个肮脏不堪的公寓，只是为了从已故编辑的住所找到自己唯一现存的手稿，从而保全自己在附近一所大学好不容易谋到的工作。
罗纳德在过世的编辑脏乱不堪的家里寻找自己的手稿达四小时之久。在作家的笔下，罗纳德被刻画成失去自我的代表，那些散落的手稿给罗纳德的职业生涯和未来带来微弱的希望之火，这就是为什么他疯狂而绝望地搜寻他的作品散页，对编辑迪特里希的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对自己命运的考虑是首位的，在这种困境中，集体的善和他人的利益对他毫无意义，他根本无暇顾及他人和社会。
当书稿在罗纳德的整个教学实习期成为最关键的评判标准时，他的自我也就与之紧密相连了，因而当他“看到书稿的时候，那不仅仅是一捆纸张，而是他片片碎裂的自我”。书稿的重要性在故事的结尾处得到升华，罗纳德终于找到所有的页码。然而当罗纳德重新审视这个不幸的迪特里希的房间时，开始懊悔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对迪特里希公寓的践踏。在故事的结尾，他甚至对迪特里希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柔情：他们都是在这个大社交圈中无亲无故。他终于明白了对他来说一些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他也是学院这个大社会的弃儿。
批评家特拉亨伯格认为《美国的民主》反映了“学者想要保障教师的职业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尊严”。这个故事最想说明的是，扭曲的道德体系迫使人们更重视个人的成功，而不关心集体的善所在。基于个人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了解，欧茨强调了“非升即走”这一学术界的困局。自我的解体源于学者们盲目追求个人成功和学术成果。在发表压力下，学者们失去了他们自我认识的道德伦理基础。通过这个故事，欧茨驳斥了学术界将成果的评价凌驾于集体之上的做法，并且嘲笑一味崇拜个人成绩，而忽视更有社会意义的团体间合作和集体精神的学院派人士。
大学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由于异常激烈的竞争而变得异常紧张。学院派人士从字义上讲就是精英的意思，特指一小部分人群。这些人具有同样的学术研究兴趣，分享同样的学术奖励，但在学术圈里，在追求归属感、认同感和学术地位的道路上，他们也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人物素描》的主人公罗恩·布拉斯是系里的常驻诗人，发表了许多作品。但是，他的才能和成就却招致资历较浅的同事雷诺德·梅森的嫉妒和猜忌，无端指控罗恩抄袭，目的是为自己在大学赢得较高地位和权势。当调查小组的听证会草率结束时，遭受到失败的梅森愤怒地试图证明他的意图是为了学术伦理上的责任，而事实是，他企图在学术责任的幌子下掩饰对他人的嫉妒心理。同时，作家欧茨认为剽窃行为说明了学术界将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等同于正直的概念，这是错误的。 在大学校园寻求团体归属感
欧茨指出，大学教授们追求善和寻找归属感的过程困难重重。
首先，由于学者们在美国高校经受的压力巨大，学院派人士往往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能保证他们在学院中获得成果，同时使他们远离与别人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情景。于是，很多知识分子纷纷选择远离社会、隐士般的生活方式，避免介入纷繁复杂的社会。他们虽然避免与别人交往，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服从大学这个团体的政治体系，因为他们隶属于这个特殊的群体。
其次，除了知识分子个人自愿游离于大社会之外，欧茨还指出知识分子悲剧的一个来源是缺乏集体意义上的“善”。《悲剧的诞生》是作家又一次把人性中无法满足的欲望作为讽刺的对象。巴里是希尔伯瑞大学的一名助教，为了得到一个稳定的职位他必须得到指导教师塞耶教授的帮助。但是，心理扭曲的塞耶教授不但拒绝与同事们来往，还冷酷地拒绝帮助巴里，使巴里的工作梦彻底破灭。巴里不幸成为塞耶教授古怪行为的牺牲品，但同时，巴里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未来。他意识到伦理意义上的善和他的自我身份绝不能由一件事或他人来决定。最终，巴里的悲剧在欧茨笔下由于他的道德反思而转变为充满智慧的思考，并预示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而塞耶本人仍然选择孤身一人的压抑生活，而非回归集体的现状更加可悲，更具有悲剧性。
再次，扭曲的、邪恶的社团导致知识分子破碎的自我。欧茨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生活在自己的封闭小圈子里，拒绝与外界的交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向往团体的接纳，但他们根本不清楚如何与外界打交道。在《天路历程》中，集体被当成实现个人利益的诱饵。两位年轻、单纯的教师万达和哈伯恩不愿再遭受孤独之苦，他们受到极具个人魅力的同事伯德的诱惑，紧紧追随伯德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但结果是他们几乎被自私自利的伯德带入毁灭的深渊。
总而言之，欧茨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尽管生活经历不同，但他们都意识到个人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寻找集体归属感是十分必要的。但他们的追求遭遇了以伯德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中的败类，其自私自利、没有道德观念、任意践踏他人利益的行为为学院派人士追求真正的善和归属感设置了障碍，他们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完善的举动也遭遇了失败。
被边缘化的个人和追求主流社会的认同
《饥饿的鬼魂：七个讽刺喜剧》发表于1974年，而七部小说的背景均为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国的大学校园，虽然传统的父权制度依然占主导，但职业女性和少数族裔这些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开始通过自己的抗争，追求平等化和主流社会的承认。在作品集中，欧茨揭示了在高等学府这个特殊社会里，女性知识分子和少数族裔教师的尴尬境地和精神上的痛苦。她们要么成为别人追求个人成功和利益的牺牲品或猎物，要么被看作固定不变的模式、父权社会体制的永远的物品。女性学者和作家的命运只能是成为男性观察、评论的对象，男性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女作家的成果，结果是，女性知识分子只能接受对她们的肆意歪曲、批评和最终毁灭的命运。面临被边缘化的现实，她们希冀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承认，但她们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
《超越奴役》这篇小说揭示了学院政治的不道德倾向，有些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牺牲集体的利益，不遵循公平、道德的社会准则。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有两个。弗兰克是一个敏感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为了满足异常的自我、证明自己是学院派的一分子，在职业的危急时刻不惜牺牲一名女同事的利益，他的女同事莫莉成了这场利益冲突的牺牲品，从而进一步阐释了两性关系。欧茨以嘲讽的笔调刻画了“学院自我主义者的化身”——弗兰克无法改变自己的黑人身份，遭受被排斥的痛苦。他反过来又利用自己在大学的权势打压自己的女同事莫莉，导致莫莉在追求集体的认同、公平和平等权利的过程中，以失败告终。事实上，两者都无法摆脱整个社会的父权制度的控制和操纵。
除了展示大学里的女教师如何艰苦地在学院范围里追寻社会的认同感和自我身份的认定，欧茨还关注了六七十年代辛苦耕耘的女作家们经历的痛苦和无助。在 《名声之累》和《烦恼》两个小说中，欧茨指出为什么女作家和诗人没有被主流文化接纳的原因，并揭示了美国大学对女权主义思想的不同反响。
《名声之累》通过对主人公默里的解读揭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权主义者和女性诗人的态度和行动：大多数男性对女权主义者持反对态度。在学院圈子里，女权主义者甚至所有女作家都被看作是心理上被阉割的异性。故事的结局反映了六七十年代女作家的普遍经历和命运。面对迈尔的恶毒攻击和不公平评价，汉娜这位有名的女诗人在众多观众面前放声大哭，说不出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话来，只能落荒而逃。那个时代的女性面对男性的侮辱和攻击时，自感应该马上进行还击，但她们没有找到更好的、有力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另外，她们没有得到社会对女性争取自由权利的一致认可。男性依然是主流文化的代表，女作家处于被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境地。
与《名声之累》相似，《烦恼》讲述了富有创造性的女作家不稳定的精神状况以及为了维护名声和给大学尽义务之间的困难。女性知识分子的多产和名望没有得到任何奖励，反而招致主流文化的非议，甚至无端指责，这也正是作家欧茨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遭遇。在这部作品中，欧茨建议女性为了坚持自己的追求，不仅要提高自身的学术成就，还需要不断寻求自己的个人身份、自我和善。
在《饥饿的鬼魂：七个讽刺喜剧》这部短篇小说集里，欧茨探讨了在建构知识分子的自我过程中遇到的求善和集体感问题。通过揭露作品中的美国大学教授们和作家们违背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的事例，欧茨展现了大学这样一个特殊社会机构的不道德性和不称职，从学术和心理等方面给追求真、善、认同感的个体带来阻碍和困惑，甚至致命打击。欧茨对学院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直白、坦荡的批评和不恭态度使得作者能充分利用讽刺（或作家的贬义诗学观）这种文体的影响力和价值，直击知识分子个人的道德准绳和团体需求的差异。默多克指出，“艺术超越个性自私和过分的束缚，能够增强读者的艺术鉴赏力和感受力。艺术是善的代言人”。欧茨揭示美国高校存在的道德缺陷和不道德的行为，旨在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学术圈里追求名利和个人成就的风气，以及由此导致的人际关系。
小说集由七个独立的小说组成。作家以讽刺的语气描述了学院派隐士般的生活和自身的缺陷，展示了学院派自我的特征以及其不完整的伦理建构。小说的标题极具讽刺意味。欧茨将一些政治、哲学、宗教的著作名篇作为自己故事的题目，例如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布克·华盛顿的《超越奴役》（Up from Slavery），以及威廉·布莱克的《人物素描》（Descriptive Catalogue）。这七个故事整体呈现了同一个主题，即学术环境中学者们的欲壑难填，以及对于群体的渴望。
内心的重负以及对自我和善的渴望
作为学术界的一员，欧茨有意识地在作品中细致地描述了美国学术界的状况。阅读她的作品时，读者可以从其犀利的讽刺笔触中发现她明确表达了这样的信息：学术界已经变了，不再是昔日纯洁的净土。在欧茨最为多产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明显受到当时社会变革的影响。小说中的大学学者们处于社会转型期，他们传统的职责和责任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发生改变，使得他们在适应时势的过程中感到困惑、迷惘，不知所措。一方面，学院里的新人在大学里越来越难立足；另一方面，那些已经获得一席之地的教授们都被沉重的学术成果发表要求压得喘不过气。在学术圈中，学术成果的多少决定了学者相应的地位。在欧茨的讽刺小说中，此类问题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小说集中的第一篇《美国的民主》和第二篇《人物素描》中，主人公们都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学术成果发表压力。在他们不得不一味追求出版成果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失去了自我。
欧茨在小说集的前言部分，说明了本书的目的是“写给那些虚构的鬼魂般的同事们，他们的灵魂在书中游荡。”接着她解释了学术界的主要基调：“在古佛教哲学中，鬼魂不断地被饥饿，也就是被各种欲望所驱使在世界游荡。”在学术界，这个“饥饿的鬼魂”难以满足的欲望与学者们所承受的压力是相似的。学术界长期以来被困扰折磨的就是所谓的思想负担。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现实要求学者们除了承担传统责任外，还要满足社会与时代的不同需求。也就是说，改革中的世界要求学术界承担比过去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责任太多无疑导致尖锐的矛盾。学者们除了需要对学生负责，努力为学校工作，同时必须学术成果丰富，创造力十足。然而，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怎样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如果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先完成哪一项才是合理的呢？这些问题日夜折磨着他们。他们被责任所缚，而内心的私欲则渴望着名誉、尊重等回报。
欧茨的小说集真实反映了高校学者的生活方式。主人公们都被心理桎梏所累：承担应尽的责任，同时努力满足萦绕内心的“饥饿的鬼魂”的驱使。人们会认为欧茨的主人公代表着学术界的黑暗面，然而，用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作品绝不是阐述绝望之作。恰恰相反，该作品表达了学者们追寻善和在忙碌混乱的学术界里迷失的自我。用讽刺的笔调揭露黑暗和罪恶正是欧茨表达她对学术界找寻真正自我的渴望。
《美国的民主》主要描述了大学教师罗纳德在猝死的编辑家中寻找自己丢失的手稿的过程。尽管罗纳德很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但他依然下定决心走出家门找回他的书稿——一本385页关于托克维尔的作品。他甘心从自己狭小的个人世界走出来登门造访那个肮脏不堪的公寓，只是为了从已故编辑的住所找到自己唯一现存的手稿，从而保全自己在附近一所大学好不容易谋到的工作。
罗纳德在过世的编辑脏乱不堪的家里寻找自己的手稿达四小时之久。在作家的笔下，罗纳德被刻画成失去自我的代表，那些散落的手稿给罗纳德的职业生涯和未来带来微弱的希望之火，这就是为什么他疯狂而绝望地搜寻他的作品散页，对编辑迪特里希的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对自己命运的考虑是首位的，在这种困境中，集体的善和他人的利益对他毫无意义，他根本无暇顾及他人和社会。
当书稿在罗纳德的整个教学实习期成为最关键的评判标准时，他的自我也就与之紧密相连了，因而当他“看到书稿的时候，那不仅仅是一捆纸张，而是他片片碎裂的自我”。书稿的重要性在故事的结尾处得到升华，罗纳德终于找到所有的页码。然而当罗纳德重新审视这个不幸的迪特里希的房间时，开始懊悔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对迪特里希公寓的践踏。在故事的结尾，他甚至对迪特里希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柔情：他们都是在这个大社交圈中无亲无故。他终于明白了对他来说一些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他也是学院这个大社会的弃儿。
批评家特拉亨伯格认为《美国的民主》反映了“学者想要保障教师的职业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尊严”。这个故事最想说明的是，扭曲的道德体系迫使人们更重视个人的成功，而不关心集体的善所在。基于个人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了解，欧茨强调了“非升即走”这一学术界的困局。自我的解体源于学者们盲目追求个人成功和学术成果。在发表压力下，学者们失去了他们自我认识的道德伦理基础。通过这个故事，欧茨驳斥了学术界将成果的评价凌驾于集体之上的做法，并且嘲笑一味崇拜个人成绩，而忽视更有社会意义的团体间合作和集体精神的学院派人士。
大学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由于异常激烈的竞争而变得异常紧张。学院派人士从字义上讲就是精英的意思，特指一小部分人群。这些人具有同样的学术研究兴趣，分享同样的学术奖励，但在学术圈里，在追求归属感、认同感和学术地位的道路上，他们也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人物素描》的主人公罗恩·布拉斯是系里的常驻诗人，发表了许多作品。但是，他的才能和成就却招致资历较浅的同事雷诺德·梅森的嫉妒和猜忌，无端指控罗恩抄袭，目的是为自己在大学赢得较高地位和权势。当调查小组的听证会草率结束时，遭受到失败的梅森愤怒地试图证明他的意图是为了学术伦理上的责任，而事实是，他企图在学术责任的幌子下掩饰对他人的嫉妒心理。同时，作家欧茨认为剽窃行为说明了学术界将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等同于正直的概念，这是错误的。 在大学校园寻求团体归属感
欧茨指出，大学教授们追求善和寻找归属感的过程困难重重。
首先，由于学者们在美国高校经受的压力巨大，学院派人士往往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能保证他们在学院中获得成果，同时使他们远离与别人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情景。于是，很多知识分子纷纷选择远离社会、隐士般的生活方式，避免介入纷繁复杂的社会。他们虽然避免与别人交往，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服从大学这个团体的政治体系，因为他们隶属于这个特殊的群体。
其次，除了知识分子个人自愿游离于大社会之外，欧茨还指出知识分子悲剧的一个来源是缺乏集体意义上的“善”。《悲剧的诞生》是作家又一次把人性中无法满足的欲望作为讽刺的对象。巴里是希尔伯瑞大学的一名助教，为了得到一个稳定的职位他必须得到指导教师塞耶教授的帮助。但是，心理扭曲的塞耶教授不但拒绝与同事们来往，还冷酷地拒绝帮助巴里，使巴里的工作梦彻底破灭。巴里不幸成为塞耶教授古怪行为的牺牲品，但同时，巴里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未来。他意识到伦理意义上的善和他的自我身份绝不能由一件事或他人来决定。最终，巴里的悲剧在欧茨笔下由于他的道德反思而转变为充满智慧的思考，并预示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而塞耶本人仍然选择孤身一人的压抑生活，而非回归集体的现状更加可悲，更具有悲剧性。
再次，扭曲的、邪恶的社团导致知识分子破碎的自我。欧茨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生活在自己的封闭小圈子里，拒绝与外界的交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向往团体的接纳，但他们根本不清楚如何与外界打交道。在《天路历程》中，集体被当成实现个人利益的诱饵。两位年轻、单纯的教师万达和哈伯恩不愿再遭受孤独之苦，他们受到极具个人魅力的同事伯德的诱惑，紧紧追随伯德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但结果是他们几乎被自私自利的伯德带入毁灭的深渊。
总而言之，欧茨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尽管生活经历不同，但他们都意识到个人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寻找集体归属感是十分必要的。但他们的追求遭遇了以伯德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中的败类，其自私自利、没有道德观念、任意践踏他人利益的行为为学院派人士追求真正的善和归属感设置了障碍，他们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完善的举动也遭遇了失败。
被边缘化的个人和追求主流社会的认同
《饥饿的鬼魂：七个讽刺喜剧》发表于1974年，而七部小说的背景均为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国的大学校园，虽然传统的父权制度依然占主导，但职业女性和少数族裔这些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开始通过自己的抗争，追求平等化和主流社会的承认。在作品集中，欧茨揭示了在高等学府这个特殊社会里，女性知识分子和少数族裔教师的尴尬境地和精神上的痛苦。她们要么成为别人追求个人成功和利益的牺牲品或猎物，要么被看作固定不变的模式、父权社会体制的永远的物品。女性学者和作家的命运只能是成为男性观察、评论的对象，男性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女作家的成果，结果是，女性知识分子只能接受对她们的肆意歪曲、批评和最终毁灭的命运。面临被边缘化的现实，她们希冀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承认，但她们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
《超越奴役》这篇小说揭示了学院政治的不道德倾向，有些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牺牲集体的利益，不遵循公平、道德的社会准则。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有两个。弗兰克是一个敏感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为了满足异常的自我、证明自己是学院派的一分子，在职业的危急时刻不惜牺牲一名女同事的利益，他的女同事莫莉成了这场利益冲突的牺牲品，从而进一步阐释了两性关系。欧茨以嘲讽的笔调刻画了“学院自我主义者的化身”——弗兰克无法改变自己的黑人身份，遭受被排斥的痛苦。他反过来又利用自己在大学的权势打压自己的女同事莫莉，导致莫莉在追求集体的认同、公平和平等权利的过程中，以失败告终。事实上，两者都无法摆脱整个社会的父权制度的控制和操纵。
除了展示大学里的女教师如何艰苦地在学院范围里追寻社会的认同感和自我身份的认定，欧茨还关注了六七十年代辛苦耕耘的女作家们经历的痛苦和无助。在 《名声之累》和《烦恼》两个小说中，欧茨指出为什么女作家和诗人没有被主流文化接纳的原因，并揭示了美国大学对女权主义思想的不同反响。
《名声之累》通过对主人公默里的解读揭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权主义者和女性诗人的态度和行动：大多数男性对女权主义者持反对态度。在学院圈子里，女权主义者甚至所有女作家都被看作是心理上被阉割的异性。故事的结局反映了六七十年代女作家的普遍经历和命运。面对迈尔的恶毒攻击和不公平评价，汉娜这位有名的女诗人在众多观众面前放声大哭，说不出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话来，只能落荒而逃。那个时代的女性面对男性的侮辱和攻击时，自感应该马上进行还击，但她们没有找到更好的、有力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另外，她们没有得到社会对女性争取自由权利的一致认可。男性依然是主流文化的代表，女作家处于被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的境地。
与《名声之累》相似，《烦恼》讲述了富有创造性的女作家不稳定的精神状况以及为了维护名声和给大学尽义务之间的困难。女性知识分子的多产和名望没有得到任何奖励，反而招致主流文化的非议，甚至无端指责，这也正是作家欧茨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遭遇。在这部作品中，欧茨建议女性为了坚持自己的追求，不仅要提高自身的学术成就，还需要不断寻求自己的个人身份、自我和善。
在《饥饿的鬼魂：七个讽刺喜剧》这部短篇小说集里，欧茨探讨了在建构知识分子的自我过程中遇到的求善和集体感问题。通过揭露作品中的美国大学教授们和作家们违背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的事例，欧茨展现了大学这样一个特殊社会机构的不道德性和不称职，从学术和心理等方面给追求真、善、认同感的个体带来阻碍和困惑，甚至致命打击。欧茨对学院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直白、坦荡的批评和不恭态度使得作者能充分利用讽刺（或作家的贬义诗学观）这种文体的影响力和价值，直击知识分子个人的道德准绳和团体需求的差异。默多克指出，“艺术超越个性自私和过分的束缚，能够增强读者的艺术鉴赏力和感受力。艺术是善的代言人”。欧茨揭示美国高校存在的道德缺陷和不道德的行为，旨在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学术圈里追求名利和个人成就的风气，以及由此导致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