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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奈斯比特从新保守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自由及其所框定的社会秩序进行了思考，在珍视传统、立足现在的基础上将关注投向未来，成功地预测了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奈斯比特研究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对我们预测中国大趋势并构建中国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自由；秩序；全球化悖论；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5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4-0045-006
1983年，约翰·奈斯比特在知天命的年纪里出版了《大趋势》，以对趋势的正确把握、未来的准确预见而声名大噪。奈斯比特认为自己成功的关键不是因为看到了变化，恰恰相反，在世界历史上。大部分事物都是稳定的。“变化的基因一直在围绕永恒这一轴心而转动。”作为新保守主义者，奈斯比特的“永恒”就是新保守主义用来观察世界、预测未来的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一、自由与秩序：大趋势中的永恒价值
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强调恢复、重塑西方文明中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第一价值——自由及其所框定的社会秩序。两者在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上有很大区别。但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奈斯比特的研究中也始终体现着对永恒价值——自由与秩序的不懈追求。
(一) 从机构帮助到自助：美国传统自立观念的复苏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经济的持续低迷、政府职能的扩大使得美国人传统的自主精神消失殆尽。进入七十年代，随着机构在各方面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以及美国创业运动的开展。自助精神作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开始复苏。人们开始为了彼此的利益进行互相帮助和自助。个人主义也随之重新兴盛起来。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一致的主旋律是胜利属于个人，而个人的胜利意味着集体的衰微。个人从教会、工会、政府等集体组织的控制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个人自由。这种自由激发了个人的创新精神，释放了人的潜能。但是，这里的自由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将他人自由看成是对“我”的强制，而认为自由是相对于个人义务、个人责任而言的。个人义务强调的是眼前，即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负责。不是那种人各为己式的个人主义。在此基础上，奈斯比特将个人义务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每个人都有保护环境、阻止核战和消除贫困的义务。这样的个人主义确实承认个人的能力和作用。”
(二) 福利国家制度与私有化：自由放任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回归
个人脱离机构帮助和控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体现就是福利国家的衰微和私有化浪潮的兴起。“这是20世纪最大的事件，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凯恩斯主义的崩溃，这标志着百年以来的集体主义被颠倒过来。”自由放任主义也借此机会实现了强势回归。
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自由经济学家认为，自由放任原则是增进国民财富的最重要因素，政府最好的政策就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新保守主义赞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关于自由放任原则的思想。认为自由放任能更有效的分配资源和提高人创业的积极性。并能有效的抵制美国自由主义对经济过多的干预而造成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但是，新保守主义思想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简单重复。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放任不是绝对的。应该是有限的。并且这种放任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所以，奈斯比特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想不主张给予私人经济领域以完全自由，强调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干预为辅，希望在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达到协调。
自由放任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回归是与对国家干预尤其是二战后普遍实行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批判一同出现的。而对福利国家的矛盾态度也是新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明晰界限所在。奈斯比特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导致了个人对政府的依赖，从而丧失了美国传统的自助精神，甚至美国在福利制度上花钱越多，穷人就变得越穷。但是，力求在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求得协调的新保守主义并没有全盘否定福利制度，奈斯比特认为应该对西方的福利制度加以改造。而改革福利制度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两个问题：“对于无法自力更生的人。政府究竟该负什么责任?在帮助这些人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让他们养成依赖政府的习惯?”因此，作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奈斯比特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社会福利，而是主张建立的福利政策是“保守的福利国家”或“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
(三) 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转型期对秩序的忧虑
二十世纪后期。西方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丹尼尔·贝尔将信息社会也称为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提出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期金钱资本权力下降而知识文化资本上升。提出“专家治国论”，即后工业社会的统治阶级不是金融资本家而是各行业专家。与丹尼尔·贝尔从文化视角审视后工业社会不同。奈斯比特更多地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对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的忧虑。
1、现代“路德派”：信息社会对工业社会的冲击
在十九世纪初期，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反对机械化的工人集团毁坏了上千座英国工厂，自称为路德派。现在，“路德派”这个词指所有反对技术进步、甚至以暴力手段抵制社会发展的人。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开始了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电子计算机技术之对于信息时代。就像机械化对于工业革命一样：它是一种威胁。因为它把以前是由工人去做的一些职能统统包办起来了。”这意味着整个工业社会时期的就业机会要减少，而广泛的失业带来的生活困境可能会造成现代“路德派”的出现。以暴力手段抵制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内容的信息革命。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威胁稳定的社会秩序。
奈斯比特认为，针对信息社会带来的技术革新、深厚感情以及可能出现的动荡。人们应该“采用更多技术的适当的反应。不是象路德分子那样去阻止它，而是去适应它、响应它、塑造它。”人们应该通过学习信息社会所需的高技术。享受高技术带来的技术革新和深厚感情，积极地融入到信息社会当中。避免由于社会转型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可以说是工业社会时期的一名“预言家”。他在看到理性对提高效率、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极富远见地提醒工业社会的人们：“对于外在物的关心可能由一件披在圣者肩上的‘轻裘’变为囚禁人的‘铁笼’”，应警惕过度理性对人性的扼杀。同样，奈斯比特作为信息社会的“预言家”，在赞扬高技术带来的技术革新、深厚感情的同时，也告诉人们要注意技术决定一切论的危险性。“如果我们太相信……技术会解决我们一切问题。那么我们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深厚感情的个人责任。”过度依赖技术，将会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心理：技术快要把我们从个人的纪律和责任中解放出来。而这种期望心理将导致人们对现实生活中规则的轻视。而无规则约束的 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个人不但不能借助高科技从纪律和责任中解脱出来获得完全的自由。反而落入技术决定一切的窠臼，失去基本的自由。
2、女性要重建新秩序：新世界秩序中的女性
信息社会的到来为美国提供了几百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妇女从中取得了三分之二。进入新千年后，这种趋势继续保持，妇女开始进入政界、商界的领导层。女性力量的崛起使人们感叹：由男性主导的旧秩序将被重建。
女性大趋势的发展是以女权主义的兴起为标志的。但是，六七十年的女权主义的迅速膨胀使一些极端分子趁机发泄自己的不满与私欲。性解放、毁坏家庭、破坏传统道德，以及女同性恋等都在西方流行起来，甚至成为女权主义的代名词。“临界量好比雪崩，起先只有小雪片在动，似乎什么都不会发生，但百万雪片突然变为亿万雪片，在转折点上，‘轰!’的一声就炸开了。”女性大趋势临界量的到来在加速旧秩序的衰退、推动女性更加积极地参与营造新世界秩序的同时，女权主义的过度膨胀也会使得临界量突变为亿万雪片。犹如雪崩一样“压垮”处在转折点的新世界秩序。
因此。八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在“回归传统”的旗号下。对女权主义为主的女性大趋势进行了批判，认为女权运动尤其是过度、激进的女权运动危害了传统价值观、动摇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奈斯比特也认为“女性走进职业界导致了家庭的分裂。”但是。奈斯比特不是对其进行简单的否定。他提出女性大趋势是不可逆的。只能力争，不能退缩。“总有一天，‘新世界秩序’的涵义将和今日完全不同。它意味着女性将溶入一个‘新秩序’，一个新的环球权力结构，有着男女两性的积极特质。而女性拥有着前所未有、甚至未曾想像的机会，去服务、塑造世界秩序。”所以，奈斯比特认为应该采取新视界、新的社会秩序。超越男权与女权谁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争。让女性价值和男性的优点同被重视。使得男性与女性价值得以正确地平衡。从而激发人类尤其是女性的创造力。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求得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全球化悖论中的宗教复苏与文化保守主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二分天下。意识形态截然对立。在冷战正酣之际，奈斯比特反其道而行，大胆预测：经济将超越意识形态，国家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经济一体化将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当今世界的发展再次印证了奈斯比特的预测。经济一体化已不仅仅是一场大趋势。更是一场不可阻挡的大潮流。而全球化悖论则认为，“虽然经济挂帅取代政治观念是大势所趋。决定着国家的兴亡与发展，但也非绝对如此。当全球政治势力削弱时，国家的道德力量就突显出来。”而道德力量的凸显是以宗教的复兴为基础的。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也伴随着以语言和文化的自主之风。“人们在经济上的联系越紧密，越希望能在其它方面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一) 经济一体化与宗教复兴
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极其推崇宗教复兴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认为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可以重聚人和世界的碎片，通过确立宗教价值。使人的精神提升到反省生存的终极目的的高度，从而把人从颓废沉沦的精神状态中拯救出来。
奈斯比特非常赞同丹尼尔·贝尔的观点。他认为“一股强烈的宗教复苏的潮流正大力反击着人类对科学与技术的盲目崇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虽然宗教复兴是在精神领域对经济一体化过度侵蚀的抵制。但是宗教复兴与经济一体化之间并不是矛盾冲突的。相反，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宗教复兴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撇开各自的宗教理念不谈，无论是基要派信徒。还是新纪元运动。他们都是时代的消费者……宗教市场的潜力有增无减。”可以说。宗教市场的影响不亚于其它商品市场对于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甚至比其它商品市场的影响更加深远：另一方面。科技作为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方式。不仅能推动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也是一种促使宗教复苏的重要媒介。“基要派最明显易见的力量在于擅长利用传播媒介。这是海外奇谈与自相矛盾的组合。却又在两者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科技的新发展为宗教的高级心灵感应提供服务。”可见，奈斯比特将宗教——科技——经济一体化看作一个有机的联合体。科技可以作为协调经济一体化与宗教复兴这对悖论的工具，达到促使二者平衡发展的目标。
(二) 经济一体化与文化保守主义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同质化程度日益增强。按照全球化悖论，虽然人们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地推进经济自由化。但是他们更重视政治、文化上的独立。“世界各国的人们都赞成彼此问地贸易更加自由化，与此同时，各国也都在宣示自己的独立、主权以及特色。”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赞同奈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地方文化认同的复兴的理由。……随着更古老的民族国家的力量的减弱。地方民族主义也应全球化倾向而出现了。”这种独立、主权以及特色的“宣示”主要体现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上。
奈斯比特也关注到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他认为“一种反对统一性的反弹力量。期望保留自身文化和语言的独特风貌，抗拒着外来的影响。”但是作为新保守主义者。奈斯比特在崇尚并主张保存民族文化传统同时，也看到这种文化反弹力量的逆反趋势，提醒人们警惕文化和语言沙文主义。也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从而威胁世界秩序的稳定。因此，在奈斯比特心目中，始终有一种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
在力图解构全球化中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现代新儒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努力提倡中国文化传统在现时代的意义与价值。但是，传统文化复兴并不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和强调，因为这样就会陷入奈斯比特忧虑的‘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
三、所谓“中国模式”：中国大趋势中的是与不是
奈斯比特一直非常关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发展。2009年，趋势专家奈斯比特卷土重来，《中国大趋势》作为多年来关注中国的成果正式出版，以西方学者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改革、讲述中国的“故事”。
此书甫一出版。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奈斯比特“廉颇老矣”，《中国大趋势》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经验进行了西方式的解读，与之前《大趋势》、《亚洲大趋势》的洞烛先机不同，《中国大趋势》缺乏对未来中国发展大趋势的真知灼见。对此，奈斯比特辩解到，在书中提到中国会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模式——中国模式，此模式是建立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之上的，这就是一种最大的预测。
(一) “中国模式”真的存在吗?
与其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定义不同。奈斯比特的中国模式是以“纵向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发展模式。“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 ‘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而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奈斯比特认为，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治运作过程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纵向民主。
与急于对中国模式定型的学者不同，奈斯比特反其道而行，认为以纵向民主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包含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奈斯比特的明智之处也正在于此，他不急于宣传自己定义的“中国模式”。而是强调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尤其是营造一个自上而下决策与自下而上参与相平衡的纵向民主模式。这一点使得奈斯比特与中国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2009年12月7日出版的《学习时报》集中刊发李君如、施雪华、邱耕田、赵启正的文章，认为当下应慎提“中国模式”，将关注点放在科学发展上。“模式”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中国并无输出“模式”和示范的意思。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因为西方过度渲染“中国模式”的普适性。既有金融危机背景下对解决本国实际困境的思考。也有担心中国崛起、强调中国威胁论从而孤立中国的企图。
(二) 世界大趋势与中国：批判与启示
新保守主义者奈斯比特一直以敏税的观察力预测着美国、亚洲、女性、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大趋势。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局限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奈斯比特的一些判断尤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失偏颇、过于武断。
1、知识价值理论与教育
“在信息经济中，价值的增加不是靠劳动而是靠知识。在工业经济初期诞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为新的知识价值理论所取代。”众所周知，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经济理论之一。批判劳动价值理论相当于攻击整个马克思经典经济理论大厦的根基。可以说，通过批评马克思。奈斯比特试图建构一个伟大理论体系的野心还是昭然若揭的。
实际上。信息社会的知识经济同劳动价值理论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知识是否创造价值。而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这对矛盾有着深刻地认识。“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就知识来说。不管是社会科学知识。还是自然科学知识，这些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人们在学习和掌握它时。需耗费大量的脑力甚至体力：在运用它们去从事生产劳动的时候。同样也要耗费大量的脑力。一般来说，脑力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而知识本身不是价值形成的源泉，知识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需要人类运用脑力甚至体力劳动促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由此可见，现代科学技术(包括信息知识)的发展，不但不能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已经“过时”。而是更加充分地证明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
虽然我们批判奈斯比特的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理论的荒谬。但是也不能否认知识创造价值的合理性。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不同，信息社会依靠的主要资源是知识。“知识不像宇宙中其他力量。它不受物质不灭定律的支配…信息社会到来以后，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建立在不仅可以再生而且可以自生的重要资源上的经济。”工业社会即将成为历史，夺取信息社会霸权的关键在于掌握人类在信息社会赖以生存的资源——知识。这也是邓小平同志“科技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谛。而知识的获取是和教育紧密相连的，教育事关一个国家的未来。这也是奈斯比特将教育作为解决经济困境、道德衰落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并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呼吁政府、社会要重视教育的原因。
2、社会转型与社会秩序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每一次社会转型都是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尤其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更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发展中最微妙、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大转变。
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呈几何式的增长。但是，转型带来的结构重组将像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一样深刻。社会结构在拆分与重组的过程中既会迸发出创新的火花。也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和摩擦，尤其是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速度非常迅速，以致人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这种滞后型加剧了转型期冲突产生的次数和程度，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
中国的农业社会非常发达。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有着强大的影响。因此，现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的过程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与此同时，裹挟着科学技术的信息社会也猛烈冲击着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可以说，中国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之中。因此，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在双重转型中面对的问题更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更多。
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已知的、既定的秩序是其维护的永恒价值。因此，畏惧未知将来的新保守主义者容易陷入墨守成规的窠臼之中。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替时期，即处于两个时代之间…我们仍有一只脚留在旧世界…但是，我们还没有投入未来的怀抱。”对此，奈斯比特突破了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大胆地预测未来。他认为对未来提出一种解释，目的是使它更真实、更易于了解。“那些愿意消除这个中间时期不明朗状态、并且期待新时代来临的人们。将比抱住过去不放的人们，先进一大步。”通过着眼于现在的研究来预测未来，以消除转型期的“不明朗状态”、减少不确定性。从而维持未稳定的社会秩序。
3、融入世界的中国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经济向世界经济转变，全球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思考，奈斯比特认为“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发达国必须与第三世界进行交往。”同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也在积极地融入世界。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与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使得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日益增长。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都标志着中国正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活动。表明中国正在争取与自己的发展相匹配的国际地位。
“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生态系统当中。如果你引进了一个新的物种。这个新的物种会彻底改变原有的生态环境。”因此，当中国登上世界社区里时。必将被它的旧邻居们——已建立的政治强国说闲话。“这个新邻居影响越大，闲话也就传得越广泛。”所以，在面对赞美保持清醒头脑的同时。对来自西方国家的“闲话”尤其是针对主权的聒噪也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奈斯比特认为“闲话”来自于误解。因此。消除“闲话”的方法只有经常地向邻居讲真实的故事。奈斯比特认为中国由于不善于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造成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应该更自信地站在舞台的中心，向世界展示
关键词：自由；秩序；全球化悖论；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5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4-0045-006
1983年，约翰·奈斯比特在知天命的年纪里出版了《大趋势》，以对趋势的正确把握、未来的准确预见而声名大噪。奈斯比特认为自己成功的关键不是因为看到了变化，恰恰相反，在世界历史上。大部分事物都是稳定的。“变化的基因一直在围绕永恒这一轴心而转动。”作为新保守主义者，奈斯比特的“永恒”就是新保守主义用来观察世界、预测未来的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一、自由与秩序：大趋势中的永恒价值
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强调恢复、重塑西方文明中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第一价值——自由及其所框定的社会秩序。两者在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上有很大区别。但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奈斯比特的研究中也始终体现着对永恒价值——自由与秩序的不懈追求。
(一) 从机构帮助到自助：美国传统自立观念的复苏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经济的持续低迷、政府职能的扩大使得美国人传统的自主精神消失殆尽。进入七十年代，随着机构在各方面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以及美国创业运动的开展。自助精神作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开始复苏。人们开始为了彼此的利益进行互相帮助和自助。个人主义也随之重新兴盛起来。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一致的主旋律是胜利属于个人，而个人的胜利意味着集体的衰微。个人从教会、工会、政府等集体组织的控制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个人自由。这种自由激发了个人的创新精神，释放了人的潜能。但是，这里的自由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将他人自由看成是对“我”的强制，而认为自由是相对于个人义务、个人责任而言的。个人义务强调的是眼前，即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负责。不是那种人各为己式的个人主义。在此基础上，奈斯比特将个人义务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每个人都有保护环境、阻止核战和消除贫困的义务。这样的个人主义确实承认个人的能力和作用。”
(二) 福利国家制度与私有化：自由放任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回归
个人脱离机构帮助和控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体现就是福利国家的衰微和私有化浪潮的兴起。“这是20世纪最大的事件，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凯恩斯主义的崩溃，这标志着百年以来的集体主义被颠倒过来。”自由放任主义也借此机会实现了强势回归。
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自由经济学家认为，自由放任原则是增进国民财富的最重要因素，政府最好的政策就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新保守主义赞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关于自由放任原则的思想。认为自由放任能更有效的分配资源和提高人创业的积极性。并能有效的抵制美国自由主义对经济过多的干预而造成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但是，新保守主义思想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简单重复。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放任不是绝对的。应该是有限的。并且这种放任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所以，奈斯比特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想不主张给予私人经济领域以完全自由，强调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干预为辅，希望在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达到协调。
自由放任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回归是与对国家干预尤其是二战后普遍实行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批判一同出现的。而对福利国家的矛盾态度也是新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明晰界限所在。奈斯比特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导致了个人对政府的依赖，从而丧失了美国传统的自助精神，甚至美国在福利制度上花钱越多，穷人就变得越穷。但是，力求在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求得协调的新保守主义并没有全盘否定福利制度，奈斯比特认为应该对西方的福利制度加以改造。而改革福利制度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两个问题：“对于无法自力更生的人。政府究竟该负什么责任?在帮助这些人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让他们养成依赖政府的习惯?”因此，作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奈斯比特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社会福利，而是主张建立的福利政策是“保守的福利国家”或“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
(三) 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转型期对秩序的忧虑
二十世纪后期。西方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丹尼尔·贝尔将信息社会也称为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提出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期金钱资本权力下降而知识文化资本上升。提出“专家治国论”，即后工业社会的统治阶级不是金融资本家而是各行业专家。与丹尼尔·贝尔从文化视角审视后工业社会不同。奈斯比特更多地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对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的忧虑。
1、现代“路德派”：信息社会对工业社会的冲击
在十九世纪初期，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反对机械化的工人集团毁坏了上千座英国工厂，自称为路德派。现在，“路德派”这个词指所有反对技术进步、甚至以暴力手段抵制社会发展的人。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开始了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电子计算机技术之对于信息时代。就像机械化对于工业革命一样：它是一种威胁。因为它把以前是由工人去做的一些职能统统包办起来了。”这意味着整个工业社会时期的就业机会要减少，而广泛的失业带来的生活困境可能会造成现代“路德派”的出现。以暴力手段抵制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内容的信息革命。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威胁稳定的社会秩序。
奈斯比特认为，针对信息社会带来的技术革新、深厚感情以及可能出现的动荡。人们应该“采用更多技术的适当的反应。不是象路德分子那样去阻止它，而是去适应它、响应它、塑造它。”人们应该通过学习信息社会所需的高技术。享受高技术带来的技术革新和深厚感情，积极地融入到信息社会当中。避免由于社会转型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可以说是工业社会时期的一名“预言家”。他在看到理性对提高效率、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极富远见地提醒工业社会的人们：“对于外在物的关心可能由一件披在圣者肩上的‘轻裘’变为囚禁人的‘铁笼’”，应警惕过度理性对人性的扼杀。同样，奈斯比特作为信息社会的“预言家”，在赞扬高技术带来的技术革新、深厚感情的同时，也告诉人们要注意技术决定一切论的危险性。“如果我们太相信……技术会解决我们一切问题。那么我们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深厚感情的个人责任。”过度依赖技术，将会使人们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心理：技术快要把我们从个人的纪律和责任中解放出来。而这种期望心理将导致人们对现实生活中规则的轻视。而无规则约束的 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个人不但不能借助高科技从纪律和责任中解脱出来获得完全的自由。反而落入技术决定一切的窠臼，失去基本的自由。
2、女性要重建新秩序：新世界秩序中的女性
信息社会的到来为美国提供了几百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妇女从中取得了三分之二。进入新千年后，这种趋势继续保持，妇女开始进入政界、商界的领导层。女性力量的崛起使人们感叹：由男性主导的旧秩序将被重建。
女性大趋势的发展是以女权主义的兴起为标志的。但是，六七十年的女权主义的迅速膨胀使一些极端分子趁机发泄自己的不满与私欲。性解放、毁坏家庭、破坏传统道德，以及女同性恋等都在西方流行起来，甚至成为女权主义的代名词。“临界量好比雪崩，起先只有小雪片在动，似乎什么都不会发生，但百万雪片突然变为亿万雪片，在转折点上，‘轰!’的一声就炸开了。”女性大趋势临界量的到来在加速旧秩序的衰退、推动女性更加积极地参与营造新世界秩序的同时，女权主义的过度膨胀也会使得临界量突变为亿万雪片。犹如雪崩一样“压垮”处在转折点的新世界秩序。
因此。八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在“回归传统”的旗号下。对女权主义为主的女性大趋势进行了批判，认为女权运动尤其是过度、激进的女权运动危害了传统价值观、动摇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奈斯比特也认为“女性走进职业界导致了家庭的分裂。”但是。奈斯比特不是对其进行简单的否定。他提出女性大趋势是不可逆的。只能力争，不能退缩。“总有一天，‘新世界秩序’的涵义将和今日完全不同。它意味着女性将溶入一个‘新秩序’，一个新的环球权力结构，有着男女两性的积极特质。而女性拥有着前所未有、甚至未曾想像的机会，去服务、塑造世界秩序。”所以，奈斯比特认为应该采取新视界、新的社会秩序。超越男权与女权谁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争。让女性价值和男性的优点同被重视。使得男性与女性价值得以正确地平衡。从而激发人类尤其是女性的创造力。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求得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全球化悖论中的宗教复苏与文化保守主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二分天下。意识形态截然对立。在冷战正酣之际，奈斯比特反其道而行，大胆预测：经济将超越意识形态，国家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经济一体化将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当今世界的发展再次印证了奈斯比特的预测。经济一体化已不仅仅是一场大趋势。更是一场不可阻挡的大潮流。而全球化悖论则认为，“虽然经济挂帅取代政治观念是大势所趋。决定着国家的兴亡与发展，但也非绝对如此。当全球政治势力削弱时，国家的道德力量就突显出来。”而道德力量的凸显是以宗教的复兴为基础的。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也伴随着以语言和文化的自主之风。“人们在经济上的联系越紧密，越希望能在其它方面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一) 经济一体化与宗教复兴
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极其推崇宗教复兴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认为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可以重聚人和世界的碎片，通过确立宗教价值。使人的精神提升到反省生存的终极目的的高度，从而把人从颓废沉沦的精神状态中拯救出来。
奈斯比特非常赞同丹尼尔·贝尔的观点。他认为“一股强烈的宗教复苏的潮流正大力反击着人类对科学与技术的盲目崇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虽然宗教复兴是在精神领域对经济一体化过度侵蚀的抵制。但是宗教复兴与经济一体化之间并不是矛盾冲突的。相反，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宗教复兴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撇开各自的宗教理念不谈，无论是基要派信徒。还是新纪元运动。他们都是时代的消费者……宗教市场的潜力有增无减。”可以说。宗教市场的影响不亚于其它商品市场对于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甚至比其它商品市场的影响更加深远：另一方面。科技作为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方式。不仅能推动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也是一种促使宗教复苏的重要媒介。“基要派最明显易见的力量在于擅长利用传播媒介。这是海外奇谈与自相矛盾的组合。却又在两者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科技的新发展为宗教的高级心灵感应提供服务。”可见，奈斯比特将宗教——科技——经济一体化看作一个有机的联合体。科技可以作为协调经济一体化与宗教复兴这对悖论的工具，达到促使二者平衡发展的目标。
(二) 经济一体化与文化保守主义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同质化程度日益增强。按照全球化悖论，虽然人们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地推进经济自由化。但是他们更重视政治、文化上的独立。“世界各国的人们都赞成彼此问地贸易更加自由化，与此同时，各国也都在宣示自己的独立、主权以及特色。”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赞同奈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地方文化认同的复兴的理由。……随着更古老的民族国家的力量的减弱。地方民族主义也应全球化倾向而出现了。”这种独立、主权以及特色的“宣示”主要体现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上。
奈斯比特也关注到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他认为“一种反对统一性的反弹力量。期望保留自身文化和语言的独特风貌，抗拒着外来的影响。”但是作为新保守主义者。奈斯比特在崇尚并主张保存民族文化传统同时，也看到这种文化反弹力量的逆反趋势，提醒人们警惕文化和语言沙文主义。也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从而威胁世界秩序的稳定。因此，在奈斯比特心目中，始终有一种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
在力图解构全球化中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时。现代新儒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努力提倡中国文化传统在现时代的意义与价值。但是，传统文化复兴并不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和强调，因为这样就会陷入奈斯比特忧虑的‘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
三、所谓“中国模式”：中国大趋势中的是与不是
奈斯比特一直非常关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发展。2009年，趋势专家奈斯比特卷土重来，《中国大趋势》作为多年来关注中国的成果正式出版，以西方学者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改革、讲述中国的“故事”。
此书甫一出版。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奈斯比特“廉颇老矣”，《中国大趋势》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经验进行了西方式的解读，与之前《大趋势》、《亚洲大趋势》的洞烛先机不同，《中国大趋势》缺乏对未来中国发展大趋势的真知灼见。对此，奈斯比特辩解到，在书中提到中国会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模式——中国模式，此模式是建立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之上的，这就是一种最大的预测。
(一) “中国模式”真的存在吗?
与其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定义不同。奈斯比特的中国模式是以“纵向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发展模式。“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 ‘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而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奈斯比特认为，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治运作过程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纵向民主。
与急于对中国模式定型的学者不同，奈斯比特反其道而行，认为以纵向民主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包含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奈斯比特的明智之处也正在于此，他不急于宣传自己定义的“中国模式”。而是强调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尤其是营造一个自上而下决策与自下而上参与相平衡的纵向民主模式。这一点使得奈斯比特与中国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2009年12月7日出版的《学习时报》集中刊发李君如、施雪华、邱耕田、赵启正的文章，认为当下应慎提“中国模式”，将关注点放在科学发展上。“模式”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中国并无输出“模式”和示范的意思。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因为西方过度渲染“中国模式”的普适性。既有金融危机背景下对解决本国实际困境的思考。也有担心中国崛起、强调中国威胁论从而孤立中国的企图。
(二) 世界大趋势与中国：批判与启示
新保守主义者奈斯比特一直以敏税的观察力预测着美国、亚洲、女性、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大趋势。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局限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奈斯比特的一些判断尤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失偏颇、过于武断。
1、知识价值理论与教育
“在信息经济中，价值的增加不是靠劳动而是靠知识。在工业经济初期诞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为新的知识价值理论所取代。”众所周知，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经济理论之一。批判劳动价值理论相当于攻击整个马克思经典经济理论大厦的根基。可以说，通过批评马克思。奈斯比特试图建构一个伟大理论体系的野心还是昭然若揭的。
实际上。信息社会的知识经济同劳动价值理论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知识是否创造价值。而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这对矛盾有着深刻地认识。“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就知识来说。不管是社会科学知识。还是自然科学知识，这些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人们在学习和掌握它时。需耗费大量的脑力甚至体力：在运用它们去从事生产劳动的时候。同样也要耗费大量的脑力。一般来说，脑力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而知识本身不是价值形成的源泉，知识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需要人类运用脑力甚至体力劳动促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由此可见，现代科学技术(包括信息知识)的发展，不但不能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已经“过时”。而是更加充分地证明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
虽然我们批判奈斯比特的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理论的荒谬。但是也不能否认知识创造价值的合理性。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不同，信息社会依靠的主要资源是知识。“知识不像宇宙中其他力量。它不受物质不灭定律的支配…信息社会到来以后，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建立在不仅可以再生而且可以自生的重要资源上的经济。”工业社会即将成为历史，夺取信息社会霸权的关键在于掌握人类在信息社会赖以生存的资源——知识。这也是邓小平同志“科技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谛。而知识的获取是和教育紧密相连的，教育事关一个国家的未来。这也是奈斯比特将教育作为解决经济困境、道德衰落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并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呼吁政府、社会要重视教育的原因。
2、社会转型与社会秩序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每一次社会转型都是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尤其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更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发展中最微妙、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大转变。
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呈几何式的增长。但是，转型带来的结构重组将像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一样深刻。社会结构在拆分与重组的过程中既会迸发出创新的火花。也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和摩擦，尤其是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速度非常迅速，以致人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这种滞后型加剧了转型期冲突产生的次数和程度，威胁社会秩序的稳定。
中国的农业社会非常发达。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有着强大的影响。因此，现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的过程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与此同时，裹挟着科学技术的信息社会也猛烈冲击着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可以说，中国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之中。因此，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在双重转型中面对的问题更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更多。
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已知的、既定的秩序是其维护的永恒价值。因此，畏惧未知将来的新保守主义者容易陷入墨守成规的窠臼之中。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替时期，即处于两个时代之间…我们仍有一只脚留在旧世界…但是，我们还没有投入未来的怀抱。”对此，奈斯比特突破了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大胆地预测未来。他认为对未来提出一种解释，目的是使它更真实、更易于了解。“那些愿意消除这个中间时期不明朗状态、并且期待新时代来临的人们。将比抱住过去不放的人们，先进一大步。”通过着眼于现在的研究来预测未来，以消除转型期的“不明朗状态”、减少不确定性。从而维持未稳定的社会秩序。
3、融入世界的中国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经济向世界经济转变，全球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思考，奈斯比特认为“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发达国必须与第三世界进行交往。”同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也在积极地融入世界。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与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使得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日益增长。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都标志着中国正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活动。表明中国正在争取与自己的发展相匹配的国际地位。
“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生态系统当中。如果你引进了一个新的物种。这个新的物种会彻底改变原有的生态环境。”因此，当中国登上世界社区里时。必将被它的旧邻居们——已建立的政治强国说闲话。“这个新邻居影响越大，闲话也就传得越广泛。”所以，在面对赞美保持清醒头脑的同时。对来自西方国家的“闲话”尤其是针对主权的聒噪也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奈斯比特认为“闲话”来自于误解。因此。消除“闲话”的方法只有经常地向邻居讲真实的故事。奈斯比特认为中国由于不善于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造成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应该更自信地站在舞台的中心，向世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