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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研究取得硕大成果，但是以往研究过于强调性别理论，造成对女性文学研究的新的遮蔽，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以期对以后的女性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女性文学 教学改革 遮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建设随即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女性文学研究的优势在于以性别理论切入文学研究，无论是对以往被主流文学史所忽视的女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对文学史上重要的男作家作品的抗拒式批判，都能深入挖掘出作品中曾经被遮蔽的性别内涵，令人耳目一新。但过于强调以性别理论切入文学研究，同样会造成新的遮蔽，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因此难以得到均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过于强调性别意识，对于女作家创作的整体关注不够。众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在运用性别理论分析作品时，往往倾向于选择并且集中在那些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意识的作家作品（无论是研究者对其性别立场是积极肯定，还是猛烈批评），往往忽略那些淡化性别立场、着眼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作家作品，这样就无法全面评价女作家的创作成就。例如，对女作家丁玲进行研究时，往往集中探讨她那些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品，如其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期的作品则聚焦于她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写下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对于给她带来巨大声誉的反映农村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后期的作品如《杜晚香》等，则持一种较为冷淡的态度。对于张洁的小说研究也体现了相同的思路，对其《方舟》《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无字》等作品给予了高度关注，对同样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反映国有企业改革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则研究较少。对同一位女作家的作品，尚且采取了如此鲜明的厚此薄彼的态度，对于那些更多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女作家，如凌力、宗璞、谌容、霍达等女作家则关注度更不够。性别理论既给我们带来洞见，也给我们的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遮蔽。
二、偏重文学研究，忽略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联。女性文学研究与此前的文学研究有所不同，它的核心是女性意识，而女性意识的生成与发展，既在宏观上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化的土壤，也在微观上与作为个人的女作家所处的具体环境及其与男性之间的深刻互动有关。特别是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既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在推动社会向着对女性更为有利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商业化的文学环境也对女性文学的创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与20世纪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陈衡哲等第一代女作家的留学经历中，就饱含着浓郁的家国意识；丁玲的成名背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带来的精神苦闷；张爱玲在上海的崛起，有着上海这一沦陷区特殊的文化烙印与契机；茹志鹃、刘真等女作家的成长离不开革命队伍这个大背景；铁凝、王安忆等一代女作家的精神成长，更是有着“文革”与知青生涯作为其人生经验的基础；陈染、林白、海男等在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受益于报纸副刊的繁荣、文学商业化的文学语境；世纪末卫慧等人的“美女写作”更是文学商业化运作的畸形产物。因而，我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从来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处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的创作，它的文学发展轨迹，既有文学内部女作家创作发展的积累和演变，更有着文学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存在脱离社会历史语境的女性意识，也就不存在脱离社会历史语境的女性写作。脱离了历史文化语境研究女性文学，容易使女性文学研究走向性别二元对立的女性本质主义。
三、偏重文本解读，忽视史料建设。学科建设离不开充分而翔实的史料作为基础。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河南大学的谢玉娥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女性文学的史料收集，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是出版了《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对1979-1989年间关于女性文学相关论题进行了资料汇编，后来又出版了《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著目录总汇（1978-2004）》。此外，近年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铁凝研究资料》《王安忆研究资料》等著作，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虽然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学术界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就女性文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因此，当前的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过于强调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性，忽视了现当代女性文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未能全面展现我国现当代女作家创作的实际成就。而我国的女性文学教学又是随着女性文学研究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女性文学研究中的局限性必然也相应地体现在女性文学的教学中，因而迫切需要教学改革。
首先，应该全面呈现女作家的创作情况。虽然女性文学强调以女性主体性为核心内容，但是，女性主体性的强弱不应成为划分女作家创作成就高低的标准。女性文学作为文学作品，首先是文学的，然后才是性别的。只有在全面衡量女作家创作的成败得失之后，我们才能在纵览全局的情况下，准确衡量某一时期或某位女作家的创作成就，我们才可能找到那些看似断裂的女作家创作脉络中的潜在联系，梳理出真实的女性创作传统。前一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在大量低水平地人云亦云的重复之后，其结果只能是陷入研究的瓶颈，而突破困境的出路之一就在于将此前被忽视的大量女作家作品纳入研究视野，从而呈现出女作家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其次，需要关注女作家创作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正是由于稿费制度的出现，才出现了以文学创作来谋生的职业女作家。同时由于出版业的繁荣，各种评奖制度的出笼，使得作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作家与编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变得复杂而巨大。因此，女作家的创作并不完全出于个人意志和独立思考，她们创作中过于鲜明的女性意识，或者低调、中性的性别姿态，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商业化的考虑或者意识形态化的要求。要甄别其中自觉和迎合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就需要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对女性的态度和立场，深刻剖析女作家作品被过分赞扬或被不恰当地贬低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更为客观地还原女作家创作的历史语境，公正地评价女作家创作的真实水准，揭示现当代女性文学创作高低起伏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女性文学 教学改革 遮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建设随即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女性文学研究的优势在于以性别理论切入文学研究，无论是对以往被主流文学史所忽视的女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对文学史上重要的男作家作品的抗拒式批判，都能深入挖掘出作品中曾经被遮蔽的性别内涵，令人耳目一新。但过于强调以性别理论切入文学研究，同样会造成新的遮蔽，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因此难以得到均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过于强调性别意识，对于女作家创作的整体关注不够。众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在运用性别理论分析作品时，往往倾向于选择并且集中在那些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意识的作家作品（无论是研究者对其性别立场是积极肯定，还是猛烈批评），往往忽略那些淡化性别立场、着眼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作家作品，这样就无法全面评价女作家的创作成就。例如，对女作家丁玲进行研究时，往往集中探讨她那些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品，如其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期的作品则聚焦于她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写下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对于给她带来巨大声誉的反映农村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后期的作品如《杜晚香》等，则持一种较为冷淡的态度。对于张洁的小说研究也体现了相同的思路，对其《方舟》《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无字》等作品给予了高度关注，对同样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反映国有企业改革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则研究较少。对同一位女作家的作品，尚且采取了如此鲜明的厚此薄彼的态度，对于那些更多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女作家，如凌力、宗璞、谌容、霍达等女作家则关注度更不够。性别理论既给我们带来洞见，也给我们的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遮蔽。
二、偏重文学研究，忽略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联。女性文学研究与此前的文学研究有所不同，它的核心是女性意识，而女性意识的生成与发展，既在宏观上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化的土壤，也在微观上与作为个人的女作家所处的具体环境及其与男性之间的深刻互动有关。特别是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既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在推动社会向着对女性更为有利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商业化的文学环境也对女性文学的创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与20世纪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陈衡哲等第一代女作家的留学经历中，就饱含着浓郁的家国意识；丁玲的成名背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带来的精神苦闷；张爱玲在上海的崛起，有着上海这一沦陷区特殊的文化烙印与契机；茹志鹃、刘真等女作家的成长离不开革命队伍这个大背景；铁凝、王安忆等一代女作家的精神成长，更是有着“文革”与知青生涯作为其人生经验的基础；陈染、林白、海男等在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受益于报纸副刊的繁荣、文学商业化的文学语境；世纪末卫慧等人的“美女写作”更是文学商业化运作的畸形产物。因而，我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从来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处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的创作，它的文学发展轨迹，既有文学内部女作家创作发展的积累和演变，更有着文学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存在脱离社会历史语境的女性意识，也就不存在脱离社会历史语境的女性写作。脱离了历史文化语境研究女性文学，容易使女性文学研究走向性别二元对立的女性本质主义。
三、偏重文本解读，忽视史料建设。学科建设离不开充分而翔实的史料作为基础。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河南大学的谢玉娥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女性文学的史料收集，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是出版了《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对1979-1989年间关于女性文学相关论题进行了资料汇编，后来又出版了《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著目录总汇（1978-2004）》。此外，近年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铁凝研究资料》《王安忆研究资料》等著作，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虽然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学术界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就女性文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因此，当前的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过于强调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性，忽视了现当代女性文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未能全面展现我国现当代女作家创作的实际成就。而我国的女性文学教学又是随着女性文学研究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女性文学研究中的局限性必然也相应地体现在女性文学的教学中，因而迫切需要教学改革。
首先，应该全面呈现女作家的创作情况。虽然女性文学强调以女性主体性为核心内容，但是，女性主体性的强弱不应成为划分女作家创作成就高低的标准。女性文学作为文学作品，首先是文学的，然后才是性别的。只有在全面衡量女作家创作的成败得失之后，我们才能在纵览全局的情况下，准确衡量某一时期或某位女作家的创作成就，我们才可能找到那些看似断裂的女作家创作脉络中的潜在联系，梳理出真实的女性创作传统。前一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在大量低水平地人云亦云的重复之后，其结果只能是陷入研究的瓶颈，而突破困境的出路之一就在于将此前被忽视的大量女作家作品纳入研究视野，从而呈现出女作家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其次，需要关注女作家创作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正是由于稿费制度的出现，才出现了以文学创作来谋生的职业女作家。同时由于出版业的繁荣，各种评奖制度的出笼，使得作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作家与编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变得复杂而巨大。因此，女作家的创作并不完全出于个人意志和独立思考，她们创作中过于鲜明的女性意识，或者低调、中性的性别姿态，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商业化的考虑或者意识形态化的要求。要甄别其中自觉和迎合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就需要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对女性的态度和立场，深刻剖析女作家作品被过分赞扬或被不恰当地贬低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更为客观地还原女作家创作的历史语境，公正地评价女作家创作的真实水准，揭示现当代女性文学创作高低起伏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