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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后产生的数万条汉语新词语词义结构以及社会应用状况的研究，认为汉语辞书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科学体系并具有蓬勃发展的势头。同时，针对民族文字新词语辞书编纂尚属一块处女地，在观念、运营、研发等方面存在的滞后现象，以笔者自主研发的《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的编纂经验为例提出：及时、主动地将汉语新词语进行母语化的词义诠释、梳理、对应和规范，是民族文字学术界和出版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它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与发展将起到良性作用，避免少数民族语言因“词汇空缺”而衰退，甚至走向濒危境地。
关键词语言变革词汇空缺体例创新新词语诠释语言衰退
2005年8月由笔者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的《汉蒙词典》第三版正式出版。该书曾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荣获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科研成果一等奖”。《汉蒙词典》不仅畅销，而且长销，它的出版发行不仅受到我国八个省、区蒙古文读者的欢迎，而且还吸引了蒙古国读者和书商的关注，并买断了其境外版权。2007年12月，该书又以其独特优势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是该届政府奖中唯一一部蒙古文图书。笔者作为该作品的主要责任人，深受鼓舞，并萌发了一个念头，就是结合自己近年来对社会语言应用的研究和理论探索，编写一本《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以下简称《诠释词典》），为本民族受众及时掌握和应用与日俱增的新词语提供参考，也可补《汉蒙词典》第三版的欠缺，为今后《汉蒙词典》的修订做准备。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有语言和言语之分，语言是静态的，言语是动态的。实际上，静态只是相对的，静态不等于静止，语言，尤其是语言系统中的词汇部分，随时都处在变化之中。近30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变迁，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新词语大量涌现，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它们折射出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另一方面，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所产生的新词语又为社会发展进程留下历史的印迹。
一、民族文字新词语研究与应时词典编纂现状
（一）研发背景
近20多年来，我国汉语辞书领域推出的应时单语、双语新词语词典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商务印书馆《新华新词语词典》（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新词语大词典》（200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代汉语新词词典》（2004年）、四川辞书出版社《新词新语词典》（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2007年）等。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新词语大词典》附录“新词语词典与研究论著要目”所统计的数字显示：在我国，自1980年—2003年正式出版的汉语新词语词典就有52部；发表于各类刊物上的新词语研究论文近700篇；正式出版的新词语研究专著有10部。上述情况足以表明，汉语辞书编纂者和出版者，对中型规范性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补充和延伸产品的开发以及满足社会需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处在“全球化”“国际化” 热浪中的今天，他们利用各行各业庞大的“语料信息库”，为信息技术应用及服务体系建设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可以说，在中国汉语辞书事业的发展中，新词语研究与应时词典的编纂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科学体系和实践规模。
（二）民族文字应时辞书现状
1.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和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重金扶持、人力资源支持和民族文字出版人的不懈努力下，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应时单语、双语等不同类型、不同专业词典出版情况大致如下：《五体清文鉴》（民族出版社，1957年）、《汉藏对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年）、《汉蒙词典》第—、二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1983年）、《汉维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76年）、《汉哈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朝词典》（民族出版社，1987年）等数十种大型工具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版了具有一定编纂水准的汉蒙（蒙汉）、汉藏（藏汉）、汉维（维汉）、汉哈（哈汉）、中朝（朝中）等上百种大中小型词典（包括傣、彝、苗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辞书）。这些词典的接踵面市，无论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教学，还是对实用翻译，都起到了参考工具的作用，对民族大家庭心理沟通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劣势
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看到存在的不足。我们发现，民族文字应时词典的编纂几乎停留在对老版本主流词典（词汇对应型）的重印或翻新上。虽然各文种词典在各个历史时期以其各自不可代替的优势，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作用，但这些辞书大多为旧作翻新，多的是老面孔，缺的是新内容。形成了如下大致相同的特点：一是体例单一；二是内容欠新；三是更新缓慢；四是版式及装帧陈旧；五是功能欠齐全；六是出版运营机制传统；七是学术研发滞后。而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新词语词典的研发普遍受到忽视。至今，除了民族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之外，尚未出版过一部民族文字新词语词典。值得深思的是，在这方面既没有新词语研究专题著作问世，系统论述新词语研究的文章也不多见，更未形成应有的理论体系，与汉语新词语辞书蓬勃发展的趋势相比，民族文字新词语辞书领域成了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鉴于民族文字辞书领域存在着上述共性，本文不拟对每个文种辞书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只针对蒙古文新词语研究状况，结合笔者近年来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展开客观介绍、和对比分析。
二、语言变革与民族语言规范中的挑战与尴尬
（一）语言变革
信息时代就事物的发展而言，可谓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政治、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空前进步。而这种超速高效的特点又决定了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语言文字，尤其是词汇的变化。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国家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但同时也倡导学习和推广族际共同语——汉语，并将它作为官方语。马戎（2001：235）指出：“在我国1993年的出版物中，有99%是汉文出版物，在中国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信息总量的99%。”这里当然也包含着语言信息。 据有关部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大约出现1000多个汉语新词语，这些词语大多比较鲜活，并且频频出现在各行各业或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报刊上。就以我们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比较普遍的现象来观察，上述新词在一般的蒙古语词典里查找不到。我们发现，“族际语言”——汉语的大变化，不仅给全社会语言学带来新问题，也给民族语言规范和辞书编纂带来了挑战。就以蒙古语为例，绝大多数新词语经由汉语转入本族语言文字，需要我们及时地、有意识地倡导和主动出击地将汉语新词以规范的蒙古语言文字称说命名。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早就指出：“语言是人民精神的外部表现，人民的语言就是人民的精神。”（朱竞 2005：121）如果不及时将所产生的新词语，以本民族语言进行转换，就无法实现其语言的功能价值和存在意义。说白了，少数民族语言中自然会产生“词汇空缺”，导致民族语言的衰退，出现混合语，甚至走向濒危的境地。
（二）语料结构变化与汉语和蒙语的差异性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着特定时期社会的文明、文化和风俗习惯。而每一个民族都根据本民族的语言习惯，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构成各种各样的新词。下面笔者结合近年来对蒙古语语言应用的研究与理论探索，对汉语和蒙语的结构变化做一初步归纳：
第一，旧词隐退，新词产生。例如，在蒙古语词汇中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aradi：ngongshe、粮票 bydaan piao、蹲点chegt syyh等词语迅速退出应用领域，这些词语的表达形式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色彩——将汉语词逐字对应于蒙古语的特点。而改革开放后，大量的新词语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其表达形式也有所变化：一是表示新科技的新词：电脑，即电子计算机komputer（借词对应）；傻瓜相机avtmat suuderleh mashn（部分对应）；随身听，即步行机uurgen radio（等值对应）等。二是表示社会新现象的新词：特区onchogoi oron、堵车jam buglereh、变性人ho：s hobirson hun （等值对应）等。三是表示社会政治改革的新词：个体户hobi：n oroh、三个代表gyrbi：g tolooloh、脱贫致富
yadyygaas angijira chineelegjih（等值对应）等。从上述例子来看，汉语新词在结构形式和词义方面均系新产生的，而对应的蒙语词在词义方面与汉语等值，但从结构形式来看，蒙语却以固有词和借词等基本词汇构成新词义。
第二，词义转换，旧词新用。例如：宰（原指宰杀牲畜）alah，nidylah等，新义为向顾客或服务对象索取高价hohiraah。又如：炒hyyrah一词原指烹调的一种，现在至少增加了两个意思：①重复制作，扩大影响hoorogdeh，syrtalchilah；②解雇， 如：炒鱿鱼ch：dah，ajilaas ni hooh。再如：擦边球（原指打乒乓球时擦着球台边沿的球）booronhi：len ajillah（等值对应），现在比喻把事做在规定界限边缘而不违反规定。在这里蒙古语对应词并无“词义转换”和“旧词新用”，只以固有词表达新词义。
第三，对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表达形式。例如：发烧友（广东话）genegeten、马大嫂[上海话：买、汰（洗）、烧]yaaryy ejegdei、托儿（北方语）habsaran mehelegch （等值对应）等。这里的蒙语对应词并没有体现汉语的方言特色，只能以对等形式表达新词义。
第四，对新俚语的表达。例如：水货hylgai baraa、走穴syl olj hoochi：ldeh、大腕ihe gar（等值对应）等。这里蒙语以固有词表达新词义，却失去了汉语的俚语色彩。
第五，对专业术语转入普通话的表达。例如：滑坡（原为地质语）byyralt、yryydah，现指下降或降级；同步（原为科技语）hamt、jergechel（等值对应），现指协调一致地同时进行；克隆（原为生物词）klondoh、dyyriah、hyylbarlah（对等兼借词），现指仿造、抄袭等。对上述词的处理方法是根据蒙古语造词规律用固有词及借词来构成新词义。
第六，对借代比喻词的表达。例如：菜篮子nogoo hangaalga、玻璃小鞋（暗中刁难并不让发觉之意）ol medegdeh hihal、下海ajilaa hayaj maimai hi：h（等值对应）等。上述词语均属于文化局限词，也就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蒙语无法用汉语的“借代比喻”造词。
第七，缩写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越来越讲究成本效益——包括语言表达。因此，汉语多字常用词语常常被缩写。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金”一词完整的说法有20个汉字：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蒙语略）；又如：彩色电视机=彩电ongot telveis、普及法律基本常识=普法hyyli chaaji：n medelgei：gtogoomel juuleh等等。这样的缩写词不仅方便了汉语受众，也为蒙语受众带来了方便。但最后一例“普法”必须按照汉语字面意思逐一陈述才能表达其完整的意思。
第八，外来语借词。对外开放使中国与全世界有了广泛往来，也引入了更多的新观念，这就需要有新词语来表达。在这里大致采用三种借用法：一是音译，如：迪斯科disco、基因gene（借词对应）、迷你bichil、odoi（等值对应）等；二是意译，如：白领chagaan jaamtan、 软件joolon heregsel、硅谷chahimjisan hondoi（等值对应）等；三是意译兼音译，如：桑拿浴sana ygaalga、 吧女baagi：n huuhen、 一卡通oiyyt kart，上述三例与汉语构词完全相同。在这里我们遵循了著名蒙古语语言学家清格尔泰（1988：6）倡导的现代蒙古语发展丰富的“三个源泉”，即：“采用人民群众活的语言”“向其他民族借词”和“传承古代蒙古语言”等原则，来进行新词语的构词。 清格尔泰（1998：106—110）指出：“各民族语文发展史已证明吸收外来语是一种必然现象，如果利用得当，不但不损害民族语文的发展，相反地它能使语言更加丰富。比如蒙古语过去曾吸收过若干突厥语、印度语、藏语的词汇，后来也吸收了很多汉语、俄语的词汇，这对蒙古语并没有起到破坏作用，相反地丰富了蒙古语言。”
信息时代的民族语言文字，要想传承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就必须忠实、及时、高效地为人际的交往和信息传播进行到位的服务。以往的民族文字辞书编纂和修订追求稳定，这与社会需求的实用性形成矛盾，那种汉文蓝本出版若干年，甚至10—20年后，照猫画虎般的民族文字辞书的编纂方式必然会使社会语言规范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
（三）语料溯源的作用与新词释义的必要性
新词语是社会发展和演变的符号，尤其在社会巨变时反映最为明显。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就会有反映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词语。语言是不断变化的，作为语言的信息载体，词典必须对此有所体现。我们在编纂《诠释词典》过程中，就采取突破以往“从本文种词典到本文种词典”、单一的“对照型”和永远“慢一拍”的做法。为保证其可靠性，我们将立目首先定位为，以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及四川辞书出版社等我国四大权威辞书出版社2003—2005年间出版的新词语词典语料为蓝本，以《人民日报》及人民网的语料库为基础进行立目、释义并取证。现举如下三词为例：1.“西部大开发”一词释义是“指1999年党中央做出的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2.“希望工程”一词释义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10月发起实施的一项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以捐赠方式资助的公益活动”；3.“走光”一词释义是“比喻由于衣着不严密而在公众场合暴露出身体的隐秘部分”。（上述三例蒙文略。）如果只看上述词目的话，其含义是比较模糊的，而且无法全面理解上述词目的基本内容、知识含义和精神实质，当然也就难以找到准确的蒙语对应词。可见蒙语新词语词典溯源的重要性。我们认为，重视语料的知识性，尽可能交代新词语的出处，是编纂出高质量的新词语词典的重要条件。
三、科学发展观与开拓性运营
“创新是对原有秩序的破坏。原有秩序之所以要打破，是因为其内部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的东西，创新活动正是从发现和利用旧秩序内部的这些不协调现象开始的。不协调为创新提供了契机。”（崔卫国，刘学虎 2005：229）
《诠释词典》的编纂，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新词语词典的编纂既要保证质量，又要面向市场，还要打破陈规，这样一来，有效运作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如下运作方式：
一是学术定位。《诠释词典》研发初期，我们曾围绕其内容撰写了《如何规范新词语》（发表于《蒙古语文》2007年第7期）等论文，并将研究成果提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申报科研课题并立项，得到了学界同行的充分肯定。
二是借助社会力量互动。《诠释词典》采用开门编纂的方法，主编将搜集到的数万词目经过反复研究，斟酌筛选出一万余词目，组织语文专家加工打磨，并请特约专家审读了清样，使词典质量有了保障。
三是与读者开放式互动。将基本达到发稿标准的书稿清样分门别类地投给全国省、市、地级蒙文报纸和期刊公开发表，在产品上市前向读者广泛征求意见。
四是试行滚动修订。传统词典编纂和修订，大凡是词典出版后若干年才开始修订，民族词典更是如此。而我们的做法是“新词典出版之日，即修订开始之日”。该词典一开始出版发行，我们就将样书呈报我国“八省区”蒙古语名词术语委员会，申请权威学术管理机构进行审核，并计划每隔两年对其进行一次修订，使它常出常新，与时惧进，散发活力。
五是发掘新产品，填补老品牌。有活力的现代企业显著的特点在于其产品的延伸和开发，它“可以扩大品牌的纵度和广度，使品牌的占有率和产品的拓展形成良性互动……给品牌所有者带来更多的利润和财富”（丁帮清 2007：97）。民族文字产品出版企业也不例外。就以民族出版社打造的《汉蒙词典》第三版为例，尽管至今尚无取代它的品牌辞书，但它作为对照型语文工具书，限于体例和篇幅原因，不可能包罗万象，更不可能把所有的新词语新术语新概念，以及其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周详。因此，急需开创一个填补《汉蒙词典》这一品牌缺憾的延伸产品——《诠释词典》。因为，新词语像泉水般永不停歇地流淌着，它既需要及时采集规范，更需要对其进行释义（释义即新知识传播过程）。任何一家民族文字出版社，不可能一两年内出版一部《汉蒙词典》这样的大部头词典。这就是我们研发《诠释词典》的初衷。
参考文献
1.崔卫国，刘学虎.管理学故事会.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5.
2.丁帮清.品牌成功链.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亢世勇，刘海润.新词语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4.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5.清格尔泰.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6.松布尔巴图.汉蒙词典（第二版、第三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2005.
7.松布尔巴图.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8.朱竞.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郎晶晶）
关键词语言变革词汇空缺体例创新新词语诠释语言衰退
2005年8月由笔者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的《汉蒙词典》第三版正式出版。该书曾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荣获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科研成果一等奖”。《汉蒙词典》不仅畅销，而且长销，它的出版发行不仅受到我国八个省、区蒙古文读者的欢迎，而且还吸引了蒙古国读者和书商的关注，并买断了其境外版权。2007年12月，该书又以其独特优势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是该届政府奖中唯一一部蒙古文图书。笔者作为该作品的主要责任人，深受鼓舞，并萌发了一个念头，就是结合自己近年来对社会语言应用的研究和理论探索，编写一本《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以下简称《诠释词典》），为本民族受众及时掌握和应用与日俱增的新词语提供参考，也可补《汉蒙词典》第三版的欠缺，为今后《汉蒙词典》的修订做准备。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有语言和言语之分，语言是静态的，言语是动态的。实际上，静态只是相对的，静态不等于静止，语言，尤其是语言系统中的词汇部分，随时都处在变化之中。近30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变迁，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新词语大量涌现，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它们折射出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另一方面，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所产生的新词语又为社会发展进程留下历史的印迹。
一、民族文字新词语研究与应时词典编纂现状
（一）研发背景
近20多年来，我国汉语辞书领域推出的应时单语、双语新词语词典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商务印书馆《新华新词语词典》（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新词语大词典》（200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代汉语新词词典》（2004年）、四川辞书出版社《新词新语词典》（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2007年）等。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新词语大词典》附录“新词语词典与研究论著要目”所统计的数字显示：在我国，自1980年—2003年正式出版的汉语新词语词典就有52部；发表于各类刊物上的新词语研究论文近700篇；正式出版的新词语研究专著有10部。上述情况足以表明，汉语辞书编纂者和出版者，对中型规范性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补充和延伸产品的开发以及满足社会需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处在“全球化”“国际化” 热浪中的今天，他们利用各行各业庞大的“语料信息库”，为信息技术应用及服务体系建设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可以说，在中国汉语辞书事业的发展中，新词语研究与应时词典的编纂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科学体系和实践规模。
（二）民族文字应时辞书现状
1.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和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重金扶持、人力资源支持和民族文字出版人的不懈努力下，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应时单语、双语等不同类型、不同专业词典出版情况大致如下：《五体清文鉴》（民族出版社，1957年）、《汉藏对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年）、《汉蒙词典》第—、二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1983年）、《汉维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76年）、《汉哈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朝词典》（民族出版社，1987年）等数十种大型工具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版了具有一定编纂水准的汉蒙（蒙汉）、汉藏（藏汉）、汉维（维汉）、汉哈（哈汉）、中朝（朝中）等上百种大中小型词典（包括傣、彝、苗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辞书）。这些词典的接踵面市，无论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教学，还是对实用翻译，都起到了参考工具的作用，对民族大家庭心理沟通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劣势
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看到存在的不足。我们发现，民族文字应时词典的编纂几乎停留在对老版本主流词典（词汇对应型）的重印或翻新上。虽然各文种词典在各个历史时期以其各自不可代替的优势，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作用，但这些辞书大多为旧作翻新，多的是老面孔，缺的是新内容。形成了如下大致相同的特点：一是体例单一；二是内容欠新；三是更新缓慢；四是版式及装帧陈旧；五是功能欠齐全；六是出版运营机制传统；七是学术研发滞后。而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新词语词典的研发普遍受到忽视。至今，除了民族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之外，尚未出版过一部民族文字新词语词典。值得深思的是，在这方面既没有新词语研究专题著作问世，系统论述新词语研究的文章也不多见，更未形成应有的理论体系，与汉语新词语辞书蓬勃发展的趋势相比，民族文字新词语辞书领域成了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鉴于民族文字辞书领域存在着上述共性，本文不拟对每个文种辞书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只针对蒙古文新词语研究状况，结合笔者近年来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展开客观介绍、和对比分析。
二、语言变革与民族语言规范中的挑战与尴尬
（一）语言变革
信息时代就事物的发展而言，可谓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政治、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的空前进步。而这种超速高效的特点又决定了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语言文字，尤其是词汇的变化。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国家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但同时也倡导学习和推广族际共同语——汉语，并将它作为官方语。马戎（2001：235）指出：“在我国1993年的出版物中，有99%是汉文出版物，在中国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信息总量的99%。”这里当然也包含着语言信息。 据有关部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大约出现1000多个汉语新词语，这些词语大多比较鲜活，并且频频出现在各行各业或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报刊上。就以我们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比较普遍的现象来观察，上述新词在一般的蒙古语词典里查找不到。我们发现，“族际语言”——汉语的大变化，不仅给全社会语言学带来新问题，也给民族语言规范和辞书编纂带来了挑战。就以蒙古语为例，绝大多数新词语经由汉语转入本族语言文字，需要我们及时地、有意识地倡导和主动出击地将汉语新词以规范的蒙古语言文字称说命名。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早就指出：“语言是人民精神的外部表现，人民的语言就是人民的精神。”（朱竞 2005：121）如果不及时将所产生的新词语，以本民族语言进行转换，就无法实现其语言的功能价值和存在意义。说白了，少数民族语言中自然会产生“词汇空缺”，导致民族语言的衰退，出现混合语，甚至走向濒危的境地。
（二）语料结构变化与汉语和蒙语的差异性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着特定时期社会的文明、文化和风俗习惯。而每一个民族都根据本民族的语言习惯，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构成各种各样的新词。下面笔者结合近年来对蒙古语语言应用的研究与理论探索，对汉语和蒙语的结构变化做一初步归纳：
第一，旧词隐退，新词产生。例如，在蒙古语词汇中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aradi：ngongshe、粮票 bydaan piao、蹲点chegt syyh等词语迅速退出应用领域，这些词语的表达形式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色彩——将汉语词逐字对应于蒙古语的特点。而改革开放后，大量的新词语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其表达形式也有所变化：一是表示新科技的新词：电脑，即电子计算机komputer（借词对应）；傻瓜相机avtmat suuderleh mashn（部分对应）；随身听，即步行机uurgen radio（等值对应）等。二是表示社会新现象的新词：特区onchogoi oron、堵车jam buglereh、变性人ho：s hobirson hun （等值对应）等。三是表示社会政治改革的新词：个体户hobi：n oroh、三个代表gyrbi：g tolooloh、脱贫致富
yadyygaas angijira chineelegjih（等值对应）等。从上述例子来看，汉语新词在结构形式和词义方面均系新产生的，而对应的蒙语词在词义方面与汉语等值，但从结构形式来看，蒙语却以固有词和借词等基本词汇构成新词义。
第二，词义转换，旧词新用。例如：宰（原指宰杀牲畜）alah，nidylah等，新义为向顾客或服务对象索取高价hohiraah。又如：炒hyyrah一词原指烹调的一种，现在至少增加了两个意思：①重复制作，扩大影响hoorogdeh，syrtalchilah；②解雇， 如：炒鱿鱼ch：dah，ajilaas ni hooh。再如：擦边球（原指打乒乓球时擦着球台边沿的球）booronhi：len ajillah（等值对应），现在比喻把事做在规定界限边缘而不违反规定。在这里蒙古语对应词并无“词义转换”和“旧词新用”，只以固有词表达新词义。
第三，对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表达形式。例如：发烧友（广东话）genegeten、马大嫂[上海话：买、汰（洗）、烧]yaaryy ejegdei、托儿（北方语）habsaran mehelegch （等值对应）等。这里的蒙语对应词并没有体现汉语的方言特色，只能以对等形式表达新词义。
第四，对新俚语的表达。例如：水货hylgai baraa、走穴syl olj hoochi：ldeh、大腕ihe gar（等值对应）等。这里蒙语以固有词表达新词义，却失去了汉语的俚语色彩。
第五，对专业术语转入普通话的表达。例如：滑坡（原为地质语）byyralt、yryydah，现指下降或降级；同步（原为科技语）hamt、jergechel（等值对应），现指协调一致地同时进行；克隆（原为生物词）klondoh、dyyriah、hyylbarlah（对等兼借词），现指仿造、抄袭等。对上述词的处理方法是根据蒙古语造词规律用固有词及借词来构成新词义。
第六，对借代比喻词的表达。例如：菜篮子nogoo hangaalga、玻璃小鞋（暗中刁难并不让发觉之意）ol medegdeh hihal、下海ajilaa hayaj maimai hi：h（等值对应）等。上述词语均属于文化局限词，也就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蒙语无法用汉语的“借代比喻”造词。
第七，缩写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越来越讲究成本效益——包括语言表达。因此，汉语多字常用词语常常被缩写。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金”一词完整的说法有20个汉字：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蒙语略）；又如：彩色电视机=彩电ongot telveis、普及法律基本常识=普法hyyli chaaji：n medelgei：gtogoomel juuleh等等。这样的缩写词不仅方便了汉语受众，也为蒙语受众带来了方便。但最后一例“普法”必须按照汉语字面意思逐一陈述才能表达其完整的意思。
第八，外来语借词。对外开放使中国与全世界有了广泛往来，也引入了更多的新观念，这就需要有新词语来表达。在这里大致采用三种借用法：一是音译，如：迪斯科disco、基因gene（借词对应）、迷你bichil、odoi（等值对应）等；二是意译，如：白领chagaan jaamtan、 软件joolon heregsel、硅谷chahimjisan hondoi（等值对应）等；三是意译兼音译，如：桑拿浴sana ygaalga、 吧女baagi：n huuhen、 一卡通oiyyt kart，上述三例与汉语构词完全相同。在这里我们遵循了著名蒙古语语言学家清格尔泰（1988：6）倡导的现代蒙古语发展丰富的“三个源泉”，即：“采用人民群众活的语言”“向其他民族借词”和“传承古代蒙古语言”等原则，来进行新词语的构词。 清格尔泰（1998：106—110）指出：“各民族语文发展史已证明吸收外来语是一种必然现象，如果利用得当，不但不损害民族语文的发展，相反地它能使语言更加丰富。比如蒙古语过去曾吸收过若干突厥语、印度语、藏语的词汇，后来也吸收了很多汉语、俄语的词汇，这对蒙古语并没有起到破坏作用，相反地丰富了蒙古语言。”
信息时代的民族语言文字，要想传承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就必须忠实、及时、高效地为人际的交往和信息传播进行到位的服务。以往的民族文字辞书编纂和修订追求稳定，这与社会需求的实用性形成矛盾，那种汉文蓝本出版若干年，甚至10—20年后，照猫画虎般的民族文字辞书的编纂方式必然会使社会语言规范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
（三）语料溯源的作用与新词释义的必要性
新词语是社会发展和演变的符号，尤其在社会巨变时反映最为明显。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就会有反映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词语。语言是不断变化的，作为语言的信息载体，词典必须对此有所体现。我们在编纂《诠释词典》过程中，就采取突破以往“从本文种词典到本文种词典”、单一的“对照型”和永远“慢一拍”的做法。为保证其可靠性，我们将立目首先定位为，以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及四川辞书出版社等我国四大权威辞书出版社2003—2005年间出版的新词语词典语料为蓝本，以《人民日报》及人民网的语料库为基础进行立目、释义并取证。现举如下三词为例：1.“西部大开发”一词释义是“指1999年党中央做出的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2.“希望工程”一词释义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10月发起实施的一项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以捐赠方式资助的公益活动”；3.“走光”一词释义是“比喻由于衣着不严密而在公众场合暴露出身体的隐秘部分”。（上述三例蒙文略。）如果只看上述词目的话，其含义是比较模糊的，而且无法全面理解上述词目的基本内容、知识含义和精神实质，当然也就难以找到准确的蒙语对应词。可见蒙语新词语词典溯源的重要性。我们认为，重视语料的知识性，尽可能交代新词语的出处，是编纂出高质量的新词语词典的重要条件。
三、科学发展观与开拓性运营
“创新是对原有秩序的破坏。原有秩序之所以要打破，是因为其内部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的东西，创新活动正是从发现和利用旧秩序内部的这些不协调现象开始的。不协调为创新提供了契机。”（崔卫国，刘学虎 2005：229）
《诠释词典》的编纂，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新词语词典的编纂既要保证质量，又要面向市场，还要打破陈规，这样一来，有效运作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如下运作方式：
一是学术定位。《诠释词典》研发初期，我们曾围绕其内容撰写了《如何规范新词语》（发表于《蒙古语文》2007年第7期）等论文，并将研究成果提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申报科研课题并立项，得到了学界同行的充分肯定。
二是借助社会力量互动。《诠释词典》采用开门编纂的方法，主编将搜集到的数万词目经过反复研究，斟酌筛选出一万余词目，组织语文专家加工打磨，并请特约专家审读了清样，使词典质量有了保障。
三是与读者开放式互动。将基本达到发稿标准的书稿清样分门别类地投给全国省、市、地级蒙文报纸和期刊公开发表，在产品上市前向读者广泛征求意见。
四是试行滚动修订。传统词典编纂和修订，大凡是词典出版后若干年才开始修订，民族词典更是如此。而我们的做法是“新词典出版之日，即修订开始之日”。该词典一开始出版发行，我们就将样书呈报我国“八省区”蒙古语名词术语委员会，申请权威学术管理机构进行审核，并计划每隔两年对其进行一次修订，使它常出常新，与时惧进，散发活力。
五是发掘新产品，填补老品牌。有活力的现代企业显著的特点在于其产品的延伸和开发，它“可以扩大品牌的纵度和广度，使品牌的占有率和产品的拓展形成良性互动……给品牌所有者带来更多的利润和财富”（丁帮清 2007：97）。民族文字产品出版企业也不例外。就以民族出版社打造的《汉蒙词典》第三版为例，尽管至今尚无取代它的品牌辞书，但它作为对照型语文工具书，限于体例和篇幅原因，不可能包罗万象，更不可能把所有的新词语新术语新概念，以及其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周详。因此，急需开创一个填补《汉蒙词典》这一品牌缺憾的延伸产品——《诠释词典》。因为，新词语像泉水般永不停歇地流淌着，它既需要及时采集规范，更需要对其进行释义（释义即新知识传播过程）。任何一家民族文字出版社，不可能一两年内出版一部《汉蒙词典》这样的大部头词典。这就是我们研发《诠释词典》的初衷。
参考文献
1.崔卫国，刘学虎.管理学故事会.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5.
2.丁帮清.品牌成功链.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亢世勇，刘海润.新词语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4.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5.清格尔泰.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6.松布尔巴图.汉蒙词典（第二版、第三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2005.
7.松布尔巴图.汉蒙新词语诠释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8.朱竞.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