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想象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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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的旅游景观不再追求独一无二性,只是为“想象”而建;而香格里拉也就永远漂在想象之中,成为不变的旅游神话。
  
  我的香格里拉,[美]Kim Roseberry著,戈叔亚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香格里拉文化地图——一位美国女摄影与香格里拉的心灵对话,高星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告诉世人有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但在地图上无法找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到底在哪里?答案是多种版本的。因为亚洲有好几个国家都声称发现了香格里拉。2002年,云南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香格里拉的传说又多了一个落脚点。“香格里拉”音似中甸藏语中的“香巴拉”,而香巴拉的释义也恰好可以赋予香格里拉,它是隐匿于雪域中的净土,象征着人们心中的日月。自中甸县更名“香格里拉”后,国内就出现了大量关于香格里拉的旅游图书、明信片、电视节目。紫图文化策划出版的两册“香格里拉丛书”,分别是《香格里拉文化地图》与《我的香格里拉》。这两本书从表面上看,都是采用一种个人化的叙述来呈现香格里拉,营造诗意与神秘的氛围,表达心灵的乌托邦诉求。而从更深层次上看,它们参与的是香格里拉意义符号的生产与复制:一方面,作者通过想象印证甚至是制造了香格里拉的文化形象;另一方面,书中的描述也引导着读者对香格里拉的想象,塑造着游客对香格里拉的浪漫凝视。
  《香格里拉文化地图》与《我的香格里拉》恰好代表了两种想象香格里拉的基本方式,我简单地称之为“历史想象”与“自然想象”。
  《香格里拉文化地图》用零散的相关文献记载与历史资料串联起对香格里拉雪山、草甸、水系、寺庙与村落的描绘,在这种描绘中又嵌入或神奇或美丽的传说。其叙述逻辑即是,在人文历史的底色上铺展香格里拉的景致,渲染香格里拉梦幻的色彩。这里暗含着作者的“历史想象”,也就是说,寻找香格里拉的历史记忆,并使香格里拉在其历史记忆中浮现。可以说,《香格里拉文化地图》正是通过“历史想象”建构了香格里拉。具体说来,作者“历史想象”的资源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在这本小说中,香格里拉的地理状貌、风土人情得到了详尽的描绘,那是一个山水如画、与世疏远、和平清净的地方,香格里拉也因而第一次被赋予了人间天堂、世外桃源的文化形象。作者不断地展现现实景致与虚构小说的重合之处,而两者重合愈多,这种文化形象就愈是可以得到印证和强化,同时,前往此香格里拉体验书中彼香格里拉的旅游活动就愈是充满诱惑。数量可观的考察与探险记录也成为作者进行“历史想象”的重要资源。这些记录保存了香格里拉的历史记忆,丰富了香格里拉的人文底蕴。作者“历史想象”的资源中,传说也是不可遗漏的。作者提到的一个美丽传说就是,西藏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曾巡游过中甸藏区,因而香格里拉的古老情歌里有仓央嘉措的诗句。香格里拉的文化形象由此得到了拓展,神圣与世俗相交织是香格里拉的爱恋方式,香格里拉成为了爱情圣地。
  《香格里拉文化地图》的个人叙述就是作者旅途的经历,而《我的香格里拉》的个人叙述却是始于作者早年的生活。那个时候的作者,无限渴望逃离其身所置的现实而又庸常的世界。于是,作者决心去寻找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香格里拉成为作者流浪的终点。作者向香格里拉求解诸如生命、意义与幸福等等形而上的命题。《我的香格里拉》是用香格里拉的动人景致缝缀起作者碎片般的幽思。而作者的种种思考似乎都延展在一条二元对立的轴上:神话/现实,大自然世界/现代社会生活,宁静简朴/喧嚣奢靡,总之,是在将现代社会视为“他者”而加以关照和排斥的过程中,香格里拉的轮廓清晰起来,最终得以建构。这里,香格里拉的建构体现的是作者的“自然想象”,意味着将香格里拉原始化、精神化。作者渴望香格里拉是一个没有包装改造、没有物质膨胀、没有信息爆炸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美好、心灵的纯朴与生活的安详。在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情境就是,作者在梅里雪山脚下仰望,与其心交神晤。在自然风光中寻求心灵震颤,这是“自然想象”的典型姿态。“自然想象”下香格里拉的文化形象,不仅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更为显著的一面则是精神家园。它契合了都市人追寻自我认同的诉求。
  香格里拉的文化形象通过这类旅游图书以及其他媒介的不断生产与复制,最终固定为香格里拉的意义符号并深入人心,构成读者,或者说是潜在游客的“旅游期待”。换句话说,读者按照媒介所提供的香格里拉文化形象来理解和想象中甸藏区的香格里拉。这也许是“历史想象”,也许是“自然想象”,又或许是兼而有之。而当这些潜在游客真正地来到香格里拉时,这种想象必然成为游客凝视的一种文化操纵力量,因为有时游客的想象会直接支配其对香格里拉的观览取向。
  英国学者尤瑞最早将旅游活动视为“凝视”。其意在指出,一整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与话语力量促成了游客的旅游活动。前者可以枚举各种旅行机构及其运营、图书策划出版的流程等等,而导游讲解、旅游图书或者其他媒介的宣传则属于后者。在尤瑞看来,游客实际上是在消费旅游胜地的意义符号,而想象对于消费行为格外重要,因为消费的基本动机是游客在想象中获得的快感。尤瑞认为,游客的凝视有多种形式,浪漫凝视与集体凝视是最为普遍的两种,前者更多地关联精神性追求,而后者主要目的在于狂欢式的游戏玩乐。
  依据尤瑞的界说,《香格里拉文化地图》与《我的香格里拉》显然塑造了游客对香格里拉的浪漫凝视。其一,在这两本书中,香格里拉的文化形象本身就具有浪漫色彩,与孑然独立的主体姿态相宜。其二,在这两本书中,香格里拉之旅被视为远离游客日常生活、寻求别样刺激与特殊体验的活动。在《我的香格里拉》中有一段就很直白地说:“当我来到这个叫做香格里拉的地方时,它就是我希望寻找的神话。我看到粉红色的亭阁在落日的余晖中微微泛光,以及蓝色月光冲刷下的农村院落。我认为这是逃避现实生活的理想避难所,使得平时的生活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在这里,世界事务仅仅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玩弄的微不足道的游戏,大部分紧张的工作也变成轻松的晚餐。那是一个到处都是公正和公平、人民享有平等机会的世界。人们和平相处,人与自然也和谐共存。在香格里拉,游客目睹了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之后,他们的头脑就会慢慢地受到感化。这就是神话。”
  香格里拉的传说在想象之中漂移出香格里拉,它似乎又重新隐匿到滇藏茫茫雪山之中。香格里拉的意义符号不仅附着在旅游胜地的景点上,它也幽灵般闪现在各种文化制品中,譬如小说与电影。在小说《藏地密码》第7部中,香格里拉成为所有谜团的焦点。有趣的是,作者似乎有意地回避了“香格里拉”,而是称其为香巴拉,凸显了香格里拉的神秘与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一队探险者越过幽深昏暗、惊险不断的冥河,终于抵达香格里拉,并使藏传密教最高法典的秘密在香格里拉重现天日。探险者所见到的香格里拉,既在读者的意料之中、又无比地出人意料,充满惊喜。在电影《2012》中,长镜头中空灵广袤的雪域奇景不禁让人想到香格里拉,而带来拯救与希望的诺亚方舟就停泊在这里,更加强化了这种联想。西藏的边缘传奇色彩与香格里拉一拍即合,带给人无限遐想。读小说抑或看电影和游览香格里拉一样,人们的快感来自于想象。
  在后现代时期,旅游与想象密不可分:人们用想象建构旅游,旅游活动最先实现于想象,旅游所带来的快感实际上是想象的结果。上文对香格里拉旅游的分析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对旅游与想象之间关系的新体认是后现代旅游很重要的一方面,它实际上源自社会文化的变迁。后现代旅游不仅体现为新的旅游观念,而且还体现在新的旅游形式之中。
  旅游活动中游客的“凝视”可以看做是波德里亚之“消费社会”的表征。旅游景致的独一无二,正是由符号的系统化操控体制所规定;游客消费的景观的意义符号,是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关系。游客的想象看似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深深依赖于媒介。
  在尤瑞看来,尤瑞后现代的游客不需要离开家,都能环球旅游。通过电视、录像、互联网等等,游览在某种程度上更为过瘾——可以进行比较,甚至反复观看,想象自己就置身于胜地且如何:“当一个后现代旅游者购买了一座埃菲尔铁塔的小复制品,他既可把它当做一个低级的赝品,也可把它当做一个几何模型,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件具有社会性的艺术品。后现代旅游者对此不需要准确的理解,因为他们以玩乐的心态对待这一切。”也就是说,后现代的旅游景观不再追求独一无二性,只是为“想象”而建;而香格里拉也就永远漂在想象之中,成为不变的旅游神话。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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