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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重点评述了《现代海军的形成：1805—1927年英国海军政策的制定》。
[关键词]现代海军 英国海军 政策
[中图分类号]K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8-0082-01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一系列的关于海军行政历史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以约翰·埃尔曼的著作《威廉三世战争时的海军，它的状况和趋向》（1953年出版于剑桥）为开端，然后被学者们如丹尼尔·A·鲍夫，罗杰·莫里斯和N.A.M.罗杰所推进。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到了19和20世纪初时，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C.I.汉密尔顿以其《英法海军竞争，1840-1870》（1993年出版于牛津）和几篇见诸于《历史》杂志及《历史上的战争》杂志上的关键性的文章而做出了主要的贡献。在其新近的著作《现代海军的形成：1805-1927年英国海军政策的制定》中，汉密尔顿把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对海军文件多年的广泛的原始研究工作的精华提取了出来，还结合了英国皇家种植园和众多大学与图书馆和郡档案办公室所存的海军官员的私人文件，以及英国、美国和南非的博物馆收藏资料。
汉密尔顿以1805—1927年间从特拉法尔加海战到日德兰海战之后的120年为其所研究的时期。然而作者的研究焦点却不在战斗本身上，而是在不管是和平時期还是战争时期都更为重要的海军管理上。从拿破仑战争中作为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海军上将埃尔曼的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第一海军军务大臣的海军上将比蒂辞职的1927年，这些年代表了在海军发展上的一个明确的时期，虽然作者谨慎地指出这所产生的意义会持续到1945年——或者甚至于到1964年。当海军部合并于国防部时，汉密尔顿看到在1927年时，就有了为避免有一个臃肿的机构而去打破的必要性。在这本书中所呈现的120年的跨度里，汉密尔顿展示了，海军行政机构从在1805年时重在日常事务，到1927年时，变为重在通过政策、原则和详细的财政控制，把长期发展的规划纳入日常事务的这种尽管缓慢但清楚的发展。
作为英国政府中伟大的部门之一，海军部比其他部门对外部有更大的影响力。它不仅反映出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转变，还受世界各地事件的影响，正如汉密尔顿对此所做的明确的描述，“海军部不只是塑造了国际平衡力量的变化，还有突然的头脑风暴。”最有意义的是，在本卷所记载的期间内，海军部审查了不管是在英国强权时期，还是从1898年至一战及其后的国际海军竞争时代里，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所做的经营和支持。所发生的管理上的变化揭示了在维护海上霸权上所必要的结构性的需要。在1805年运营的海军部不是一个静态的机构，而是一个本身由之前的战争和丑闻以及从英国在美国独立革命失败后的18世纪90年代改革所组成的机构。在巴勒姆作为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时代，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个人对细节的关注。对此还需要数年的时间去理解和实现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行政工作应该由知识的需求来区分，以及应该在适当水平的层次结构上，将其分成不同的步骤和行动。
在1805年，巴勒姆建立了海军与民用海事委员之间正规的分工和功能，而其所创立的秘书处更将这些区别和特质进一步发展到了接下来的世纪。与此同时，海军部秘书们，例如W.韦尔斯利·波尔和约翰·克罗克·威尔逊，他们以以下这些基本的方案开始了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如将价值原则应用到文员的晋升，为秘密事务创办一个办公室，建立一个档案办公室来索引和记录重要的文件以使他们能找到供以后的参考，还有将职员分配给特定的办公室来接近彼此，以使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在一起工作等。利用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和平时期，实行复员带来了行政管理办公室的进一步的合理化。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在1830—1832年的改革创造了一个行政管理上的重组，一直到1869—1870年间都基本上保持不变，并且在很多方面上，直到1917年仍作用于海军人员的创建上。这些改变为推进海军部的行政管理效率，同时也为打造海军部和财政部间更密切的联系，奠定了一个有效的基础。
伴随着在1878—1885年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战争恐慌，英国海军管理也同时面临着在不同层次上需要不同类型的专业知识来管理以推进技术挑战的问题。这证明在建设军舰中采取技术进步太容易了——但当走到极端时，这样的“改进”可能会使舰船的性能超负，并且使其效率较低而产生了实际上的成本超支。这些考虑最终导致了这种海军行政机构建立的需要，通过反复的试验，建立了这种发展和实施政策和行动原则的机构，以及一个进行专业教育并培训海军军官的系统。但正如汉密尔顿在他这部重要的著作中所描述的，行政管理的改革会一直持续，但总是不会完善的。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现代海军 英国海军 政策
[中图分类号]K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8-0082-01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一系列的关于海军行政历史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以约翰·埃尔曼的著作《威廉三世战争时的海军，它的状况和趋向》（1953年出版于剑桥）为开端，然后被学者们如丹尼尔·A·鲍夫，罗杰·莫里斯和N.A.M.罗杰所推进。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到了19和20世纪初时，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C.I.汉密尔顿以其《英法海军竞争，1840-1870》（1993年出版于牛津）和几篇见诸于《历史》杂志及《历史上的战争》杂志上的关键性的文章而做出了主要的贡献。在其新近的著作《现代海军的形成：1805-1927年英国海军政策的制定》中，汉密尔顿把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对海军文件多年的广泛的原始研究工作的精华提取了出来，还结合了英国皇家种植园和众多大学与图书馆和郡档案办公室所存的海军官员的私人文件，以及英国、美国和南非的博物馆收藏资料。
汉密尔顿以1805—1927年间从特拉法尔加海战到日德兰海战之后的120年为其所研究的时期。然而作者的研究焦点却不在战斗本身上，而是在不管是和平時期还是战争时期都更为重要的海军管理上。从拿破仑战争中作为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海军上将埃尔曼的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第一海军军务大臣的海军上将比蒂辞职的1927年，这些年代表了在海军发展上的一个明确的时期，虽然作者谨慎地指出这所产生的意义会持续到1945年——或者甚至于到1964年。当海军部合并于国防部时，汉密尔顿看到在1927年时，就有了为避免有一个臃肿的机构而去打破的必要性。在这本书中所呈现的120年的跨度里，汉密尔顿展示了，海军行政机构从在1805年时重在日常事务，到1927年时，变为重在通过政策、原则和详细的财政控制，把长期发展的规划纳入日常事务的这种尽管缓慢但清楚的发展。
作为英国政府中伟大的部门之一，海军部比其他部门对外部有更大的影响力。它不仅反映出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转变，还受世界各地事件的影响，正如汉密尔顿对此所做的明确的描述，“海军部不只是塑造了国际平衡力量的变化，还有突然的头脑风暴。”最有意义的是，在本卷所记载的期间内，海军部审查了不管是在英国强权时期，还是从1898年至一战及其后的国际海军竞争时代里，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所做的经营和支持。所发生的管理上的变化揭示了在维护海上霸权上所必要的结构性的需要。在1805年运营的海军部不是一个静态的机构，而是一个本身由之前的战争和丑闻以及从英国在美国独立革命失败后的18世纪90年代改革所组成的机构。在巴勒姆作为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时代，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个人对细节的关注。对此还需要数年的时间去理解和实现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行政工作应该由知识的需求来区分，以及应该在适当水平的层次结构上，将其分成不同的步骤和行动。
在1805年，巴勒姆建立了海军与民用海事委员之间正规的分工和功能，而其所创立的秘书处更将这些区别和特质进一步发展到了接下来的世纪。与此同时，海军部秘书们，例如W.韦尔斯利·波尔和约翰·克罗克·威尔逊，他们以以下这些基本的方案开始了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如将价值原则应用到文员的晋升，为秘密事务创办一个办公室，建立一个档案办公室来索引和记录重要的文件以使他们能找到供以后的参考，还有将职员分配给特定的办公室来接近彼此，以使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在一起工作等。利用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和平时期，实行复员带来了行政管理办公室的进一步的合理化。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在1830—1832年的改革创造了一个行政管理上的重组，一直到1869—1870年间都基本上保持不变，并且在很多方面上，直到1917年仍作用于海军人员的创建上。这些改变为推进海军部的行政管理效率，同时也为打造海军部和财政部间更密切的联系，奠定了一个有效的基础。
伴随着在1878—1885年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战争恐慌，英国海军管理也同时面临着在不同层次上需要不同类型的专业知识来管理以推进技术挑战的问题。这证明在建设军舰中采取技术进步太容易了——但当走到极端时，这样的“改进”可能会使舰船的性能超负，并且使其效率较低而产生了实际上的成本超支。这些考虑最终导致了这种海军行政机构建立的需要，通过反复的试验，建立了这种发展和实施政策和行动原则的机构，以及一个进行专业教育并培训海军军官的系统。但正如汉密尔顿在他这部重要的著作中所描述的，行政管理的改革会一直持续，但总是不会完善的。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