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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定义和作用。而“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出现,则是对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作用的反思。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有着重要作用,当然他们的言论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应当对他们的作用有新的认识与理解。
一、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
提起知识分子,人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坐在书斋里,不问世事”。但是,事实远非如此。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波兰文,后又传到俄国、法国。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最先使用它。民粹派是一群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他们痛感本国落后的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强烈的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作为欧陆启蒙思想家在苦难俄罗斯的忠实后裔,他们的知识,是用来对公众说话的,他们所期望的,不是“书斋里的革命”,而是公共生活的激烈变化。这表明知识分子从诞生初始即处于一种独立的、批判性的、反抗的、离经叛道式的存在状态。
1894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以左拉、雨果为首的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文人表达了对德雷福斯事件的义愤,他们在报刊上刊登抗议书,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他们也因此被他们的敌对分子蔑称为“知识分子”,尽管该词实际上一开始是贬义的,但是它同时也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这份抗议书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宣言”,被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对社会公共事务发挥重要重用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这样一批文人、作家经常坐在咖啡馆里就社会和政治等公共问题高谈阔论,形成了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的主体正是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从词源学角度来看,“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从来源上多少是带有“公共性”的。
二、“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兴起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在西方也一直是“显学”。而“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从概念到基本观点,都源于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其最早的提出是在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随后,利奥塔、布尔迪厄、萨义德等人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与阐释。这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认识或有差异,但从基本上来看,主张知识分子应在专业的背景与优势之下,积极担当社会责任、代言社会正义,在公共意识领域坚守守护者与看守人的职责,是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共同的认识。然而,在雅各比看来,二十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知识分子,却成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
雅各比等人认为,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社会进入了学院化、专业化时代,与此直接相关的是,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成了知识分子的主题,自由身份的作家、艺术家退居后台,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们仅为专业读者写作,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存在成了问题,随之,“公共知识分子”就消亡了。雅各比等人在这里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消亡论”,实际上是表达了他们对知识分子的“公共特性”能否在现代社会保存下来的一种担忧。他们其实还是希望知识分子能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立性、批判性,以及对这个世界敏锐的认识。雅各比等人也正是发挥了知识分子独特的视角和批判性,给广大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同样的话,波斯纳(Richard A.Posner)可能说得更为直接。
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几乎批判了书中列举的546位著名知识分子,以至于远在中国的朱苏力教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阅读此书时也不禁“提心吊胆。生怕有什么被波斯纳给捅破了”。波斯纳说道,“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特色、兴趣索然、以及无关紧要。”公共知识分子们“对社会争议高谈阔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超过了改革的努力,其评论质量低下,倾向于“武断性、判定性,有时显得谦逊,但大多表现为尖刻讥讽。他们是喜好论辩之人,倾向于提出极端的主张……通常以一种自我意识、有时甚至是被激怒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性之腔调而挥毫泼墨。对于事实,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有些粗枝大叶,在预测方面又显得有些草率莽撞。”在波斯纳看来,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是以需求和供给为特征的市场中的一个职业。公共知识分子向大众贩卖的是知识,在这个市场中,由于公众缺乏必要的知识,使得知识分子的言论缺少必要的监督,这样一来,不少知识分子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正确而歪曲了事实。
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大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舒服的有保障的学术职位,被吸引到学术队伍中去,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支配公共知识分子的供给,他们不再像过去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全力投入公共知识分子事业。而只是在有保障的、舒适的学术职业之外“客串”公共知识分子觖乏足够的动力和风险刺激,并且他们的专业化也使他们恰恰越来越不适合切实地讨论社会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专业化的发展,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碎裂成了不同部门的专门家,摧毁了公共知识文化,故而使得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读者没有鉴别力。由于联结专业知识分子与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的普适文化的消失,与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上学术供应商的粗糙化相对应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上的大众顾客的粗糙化。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质量日渐衰落,比知识分子自身解答公共能力问题萎缩更根本的原因也许是公众并不关心他们说些什么,因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意见的准确性和谨慎性几乎没有施加什么市场压力。
实际上,无论是雅各比还是波斯纳,他们理想中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是面向公众发言;其次是要为了公众而思考,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和个人利益出发;再次是所涉及的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然而,正如许纪霖先生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要做到上面的要求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也是很困难的。这是由于:一方面,商业社会给公共知识分子带来了冲击,使他们要保持独立性与理性的思考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现代科学革命加深了公众对科学的“迷信”,从而使得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它的出现代表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反省与忧思,同时也明确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对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思考
在今天,公共知识分子也面临着危机。市场化、商品化使得公共知识分子出现“世俗化”的趋势,这就有为“媚俗”而丧失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批判性的危险。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科学的进步,使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产生怀疑,进而使得知识 分子有丧失其“公共领域”的危险,“大众为一种自发的经济兴趣所左右,追求着官能的满足,拒绝了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人们发现,在当代,科技知识分子往往比人文知识分子更有权威、对公众生活更有指导意义,他们可以针对公众提出的具体问题,给出唯一的、正确的答案,且这一答案可以明确地得到验证并以实用的方式返还给公众。而相反,人文知识分子在当代公众的心里则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就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进行无休止的口水战,而这些争论在他们看来往往多是没有意义的——起码这些问题解决不解决对公众的生活短期内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与改变,更多的被人们看作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炒作,为了争论而争论,进而促使公众怀疑这些知识分子的真理和正义的代言者、社会良心等身份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是随着中国改革的发展不断前行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面临重重问题,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会随着改革的深入,继续他们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批判。这也正是“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今天的中国引起了--大讨论的原因。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群中一个相对来说将公共情怀突出地加以发挥的群体,其身份特征表现在方方面面,但若从生活在现实中的知识人的角度来看,考察的方向无非有:一是治学,二是人世。这两方面在界定公共知识分子时都是不可或缺的。毕竟,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分子只能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学究。即便这个学术本身是以公共生活为直接对象的,但站在旁观者立场、将问题经过若干次的间接阉割,再经过学斋式的理论润色之后,还期望自己能成为公共声音的代言者也许有点不切实际。反过来,忙碌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各色知识分子,我们冠之以宣传家、行为领袖等等称呼也许会更为贴切。行动的激情盖过思想的快乐,不是理性的行为,而是冲动的呐喊、鼓动甚至身体力行,其初衷虽可嘉,但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的谴责和知识分子的伤心失志。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谴责之声最终还是源于对他们或过度沉迷社会生活、全力介入政治乃至丢弃了治学这一第一天职;或成了强势阶层的传声筒;或流于追逐名利之徒等等行为的不满。
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注应当是一种自然的情怀,其最终目的并不是建议具体的生活道路,若能保持这样一种品格——热心投入社会生活而不丧失其非功利性精神的远见卓识,至少在精神上就已经具备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特质。由此看来,若能将二者结合,即便是能力有限不能做到两全其美,但从性质上来说,起码是具备了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
而社会也应当对公共知识分子保持宽容的态度,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的批判,只要于社会稳定无碍,还是应该虚心听之,毕竟知识分子是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的。那种上纲上线的批判“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做法,实际上并不可取。应该承认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应当警惕那种不负责任的言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才是对待“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应然态度。
参考文献:
[1]许纪霖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田立年,市场、政治、波斯纳之箭——评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4)。
[4]波斯纳著,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M],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5]蔡翔,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J],读书,1994(5)。
一、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
提起知识分子,人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坐在书斋里,不问世事”。但是,事实远非如此。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波兰文,后又传到俄国、法国。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最先使用它。民粹派是一群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他们痛感本国落后的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强烈的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作为欧陆启蒙思想家在苦难俄罗斯的忠实后裔,他们的知识,是用来对公众说话的,他们所期望的,不是“书斋里的革命”,而是公共生活的激烈变化。这表明知识分子从诞生初始即处于一种独立的、批判性的、反抗的、离经叛道式的存在状态。
1894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以左拉、雨果为首的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文人表达了对德雷福斯事件的义愤,他们在报刊上刊登抗议书,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他们也因此被他们的敌对分子蔑称为“知识分子”,尽管该词实际上一开始是贬义的,但是它同时也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这份抗议书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宣言”,被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对社会公共事务发挥重要重用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这样一批文人、作家经常坐在咖啡馆里就社会和政治等公共问题高谈阔论,形成了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的主体正是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从词源学角度来看,“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从来源上多少是带有“公共性”的。
二、“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兴起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在西方也一直是“显学”。而“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从概念到基本观点,都源于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其最早的提出是在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随后,利奥塔、布尔迪厄、萨义德等人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与阐释。这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认识或有差异,但从基本上来看,主张知识分子应在专业的背景与优势之下,积极担当社会责任、代言社会正义,在公共意识领域坚守守护者与看守人的职责,是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共同的认识。然而,在雅各比看来,二十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知识分子,却成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
雅各比等人认为,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社会进入了学院化、专业化时代,与此直接相关的是,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成了知识分子的主题,自由身份的作家、艺术家退居后台,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们仅为专业读者写作,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存在成了问题,随之,“公共知识分子”就消亡了。雅各比等人在这里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消亡论”,实际上是表达了他们对知识分子的“公共特性”能否在现代社会保存下来的一种担忧。他们其实还是希望知识分子能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立性、批判性,以及对这个世界敏锐的认识。雅各比等人也正是发挥了知识分子独特的视角和批判性,给广大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同样的话,波斯纳(Richard A.Posner)可能说得更为直接。
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几乎批判了书中列举的546位著名知识分子,以至于远在中国的朱苏力教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阅读此书时也不禁“提心吊胆。生怕有什么被波斯纳给捅破了”。波斯纳说道,“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特色、兴趣索然、以及无关紧要。”公共知识分子们“对社会争议高谈阔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超过了改革的努力,其评论质量低下,倾向于“武断性、判定性,有时显得谦逊,但大多表现为尖刻讥讽。他们是喜好论辩之人,倾向于提出极端的主张……通常以一种自我意识、有时甚至是被激怒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性之腔调而挥毫泼墨。对于事实,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有些粗枝大叶,在预测方面又显得有些草率莽撞。”在波斯纳看来,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是以需求和供给为特征的市场中的一个职业。公共知识分子向大众贩卖的是知识,在这个市场中,由于公众缺乏必要的知识,使得知识分子的言论缺少必要的监督,这样一来,不少知识分子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正确而歪曲了事实。
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大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舒服的有保障的学术职位,被吸引到学术队伍中去,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支配公共知识分子的供给,他们不再像过去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全力投入公共知识分子事业。而只是在有保障的、舒适的学术职业之外“客串”公共知识分子觖乏足够的动力和风险刺激,并且他们的专业化也使他们恰恰越来越不适合切实地讨论社会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专业化的发展,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碎裂成了不同部门的专门家,摧毁了公共知识文化,故而使得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读者没有鉴别力。由于联结专业知识分子与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的普适文化的消失,与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上学术供应商的粗糙化相对应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上的大众顾客的粗糙化。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质量日渐衰落,比知识分子自身解答公共能力问题萎缩更根本的原因也许是公众并不关心他们说些什么,因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意见的准确性和谨慎性几乎没有施加什么市场压力。
实际上,无论是雅各比还是波斯纳,他们理想中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是面向公众发言;其次是要为了公众而思考,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和个人利益出发;再次是所涉及的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然而,正如许纪霖先生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要做到上面的要求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也是很困难的。这是由于:一方面,商业社会给公共知识分子带来了冲击,使他们要保持独立性与理性的思考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现代科学革命加深了公众对科学的“迷信”,从而使得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它的出现代表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反省与忧思,同时也明确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对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思考
在今天,公共知识分子也面临着危机。市场化、商品化使得公共知识分子出现“世俗化”的趋势,这就有为“媚俗”而丧失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批判性的危险。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科学的进步,使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产生怀疑,进而使得知识 分子有丧失其“公共领域”的危险,“大众为一种自发的经济兴趣所左右,追求着官能的满足,拒绝了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人们发现,在当代,科技知识分子往往比人文知识分子更有权威、对公众生活更有指导意义,他们可以针对公众提出的具体问题,给出唯一的、正确的答案,且这一答案可以明确地得到验证并以实用的方式返还给公众。而相反,人文知识分子在当代公众的心里则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就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进行无休止的口水战,而这些争论在他们看来往往多是没有意义的——起码这些问题解决不解决对公众的生活短期内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与改变,更多的被人们看作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炒作,为了争论而争论,进而促使公众怀疑这些知识分子的真理和正义的代言者、社会良心等身份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是随着中国改革的发展不断前行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面临重重问题,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会随着改革的深入,继续他们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批判。这也正是“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今天的中国引起了--大讨论的原因。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群中一个相对来说将公共情怀突出地加以发挥的群体,其身份特征表现在方方面面,但若从生活在现实中的知识人的角度来看,考察的方向无非有:一是治学,二是人世。这两方面在界定公共知识分子时都是不可或缺的。毕竟,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分子只能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学究。即便这个学术本身是以公共生活为直接对象的,但站在旁观者立场、将问题经过若干次的间接阉割,再经过学斋式的理论润色之后,还期望自己能成为公共声音的代言者也许有点不切实际。反过来,忙碌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各色知识分子,我们冠之以宣传家、行为领袖等等称呼也许会更为贴切。行动的激情盖过思想的快乐,不是理性的行为,而是冲动的呐喊、鼓动甚至身体力行,其初衷虽可嘉,但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的谴责和知识分子的伤心失志。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谴责之声最终还是源于对他们或过度沉迷社会生活、全力介入政治乃至丢弃了治学这一第一天职;或成了强势阶层的传声筒;或流于追逐名利之徒等等行为的不满。
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注应当是一种自然的情怀,其最终目的并不是建议具体的生活道路,若能保持这样一种品格——热心投入社会生活而不丧失其非功利性精神的远见卓识,至少在精神上就已经具备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特质。由此看来,若能将二者结合,即便是能力有限不能做到两全其美,但从性质上来说,起码是具备了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
而社会也应当对公共知识分子保持宽容的态度,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的批判,只要于社会稳定无碍,还是应该虚心听之,毕竟知识分子是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的。那种上纲上线的批判“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做法,实际上并不可取。应该承认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应当警惕那种不负责任的言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才是对待“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应然态度。
参考文献:
[1]许纪霖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田立年,市场、政治、波斯纳之箭——评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4)。
[4]波斯纳著,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M],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5]蔡翔,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J],读书,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