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全国先进的示范区，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严重落后于其他地区。基于此，对党在延安时期的经济方针与政策进行探讨，并结合陕北地区当前发展现状，提出陕北地区摆脱贫困的对策。
关键词：陕北地区；反贫困化；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24-0073-02
延安时期的陕北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陕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却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因此，对党在延安时期的经济方针与政策进行研究，并结合现实提出可供借鉴的对策就显得尤为迫切。
一、陕北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国家统筹西部大开发之后，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更加迅猛。但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陕北地区的贫困化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先天不足。陕北地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带，水资源贫乏，又多山地与黄土丘壑，平原区域较少，农业的发展受制于先天的自然环境而无法为社会其他方面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其次，陕北地区地处我国内陆，又多山地，区域内的交通设施建设技术难度大，耗资多而周期长，导致交通的发展落后于其他沿海地区，加之陕北地区无海运与内河航运之优势，使其很难依靠先天的自然环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2.行政区划的历史遗留问题。陕北地区现行的行政区划大多是县乡村三级行政区划，这些行政区划的形成时间一般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与当时落后的交通、通信等生产力状况和計划经济体制下无所不管的职能是相适应的。”[1]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场要求自主与活力，但原本的行政区划的数量多，管辖范围小，加之人员众多，事无巨细都需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查，这样的行政区划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现实相背离。
3.经济结构不合理。在自然条件的限制下，陕北地区的农业规模小，加之工业基础薄弱，人民收入普遍偏低。但在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对陕北地区的各级政府有了一定的放权，诸如：“赋予延安两大特殊的区域经济优惠政策：即国家赋予延安石油的开采权（延安财政收入的90%来自石油）和延安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退耕还林试点市（延安农民从退耕还林补贴中得到的收入约占农民纯收入的40%）。”[2]所以在这样的国家政策引导下，陕北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依靠着能源矿产的开采维持的，并依靠国家财政收入重新分配对西部进行支持而呈现出的一种繁荣。但是，随着能源矿产开采的下降以及国家对西部财政支持的逐步削减，依靠这两种手段进行经济发展显然前景堪忧。
二、延安时期党在陕甘边区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当前反贫困化对策
1.调整发展导向。“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只有开展这样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它是巩固地准备过渡到下一环节的关键。”[3]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敏锐地把握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农业规模小与激增的非生产人员之间的矛盾，及时地将工作的重心进行了转移，并将农业提高到首位，工业次之，商业为末的总体发展方针，解决了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当下，虽然陕北地区发展的现实已与当时相去甚远，但结合发展现实调整发展导向的思想却可以为我们当下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在‘十一五’期间乃至今后更长的一个时期，要把陕北地区经济模式调整放在一个突出的地位上。”[4]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陕北地区地广人稀，荒地和山地较多，今后的农业工作的重心要立足于开垦荒地和开发部分山地，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保证本区域内的人均耕地面积增多确保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另外，要调整经济增长点，从原本的依靠石油能源等矿产以及国家的财政补贴转移到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上来，陕北地区改革开放至今依靠能源资源以及政策优惠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发展后备基金，陕北地区各级政府可以依据本地区的现实发展状况，对地区内新兴工业采取一定的财政与税收的扶助政策，引导辖区内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为人民提供多渠道的就业机遇。
2.政府推动行政区划的变革。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战略大转移到达陕北之后，根据当时生产力低下以及地广人稀和战时的需要，将陕北大部分地区划分为县乡村三级，这在战争环境之下是必要。但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便是市场的自主性增强和国家的控制性减弱，因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便要求改变这种“统得过死、管得过严”的现状。陕北各地区政府应在中央的统筹下依据经济发展的不同现状，以经济市场为导向对行政区划的范围进行重新界定和划分，改变原来行政区划过多，管辖范围过小与冗员庞杂的弊病，推动政府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包办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3.争取外部经济投资与自力更生并举。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争环境以及边区自身经济基础薄弱，陕甘边区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支持党进行长期的斗争。“据记载，在1937—1939年期间，争取到的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7.2%、51.69%、85.97%。”[5]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而言，陕北地区的经济与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但陕北地区依旧有一个相对重要的优势，那便是相较沿海地区来说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要充分利用这一人力资源的优势，将东部地区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投资引进来，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自身的工业，尤其注重发展创新型工业，培育自主品牌。
4.经济发展要注重“公私兼顾”。“关于公私兼顾的原则，是边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正確处理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并使两者都得到发展以保证供给的基本原则。”[6]毛泽东在处理实际经济问题中也曾言：“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7]在改革开放的数十年中，陕北地区经济经过长期的发展，经济问题的关注点已经上升到了更高层次，不再如昔日那般只求最低的生活保证，但党在延安时期对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并未过时。在新时期的发展条件下，要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带头示范作用，但更要注意对私有经济进行保护，尤其制定一些优惠的财政与税收政策鼓励私有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社会利益的分配原则上，政府要依据实际情况对私营企业进行适当倾斜，以避免其因资本较小而难以为继，让各阶层的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5.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与创新的主体是人。在延安时期，为改变边区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十分关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的发展。党中央在1939年11月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泽东更是公开号召：“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應该学习工业技术，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在如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下，经济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人才的竞争，陕北地区应该注重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依据各地不同的工业发展需求，培养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人才，以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客观需要。
6.坚持统一领导与分散管理相结合。延安時期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坚持了统一领导与分散管理的原则，党中央只对经济发展制定一些大体的框架，具体细则由各级地方政府酌情实施。这一政策符合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极大地推动了陕甘边区的经济发展。在新时期下，我们依旧需要坚持这一原则，由政府制定大体的发展方略，而发展道路和方式的选择应更多地下放给市场与私人，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结论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不复延安时期的辉煌，但我们却可以从延安时期汲取一些成功的经济建设经验指导陕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历史与经验的对比总结之中找到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徐长玉.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特殊现象与延安经济发展新思路[EB/OL].延安政协网，2012-03-02.
[2] 徐长玉.延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及对策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
[3] 李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开发政策及实践的历史反思[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4] 路光前.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调整思路及内容[J].榆林学院学报，2006，（5）.
[5] 林伯渠.边区建设的新阶段：在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R].1946.
[6] 李富春.加紧生产，坚持抗战[J].解放周刊，1939，（65）.
[7] 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陈丹丹]
关键词：陕北地区；反贫困化；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24-0073-02
延安时期的陕北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陕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却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因此，对党在延安时期的经济方针与政策进行研究，并结合现实提出可供借鉴的对策就显得尤为迫切。
一、陕北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国家统筹西部大开发之后，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更加迅猛。但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陕北地区的贫困化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先天不足。陕北地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带，水资源贫乏，又多山地与黄土丘壑，平原区域较少，农业的发展受制于先天的自然环境而无法为社会其他方面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其次，陕北地区地处我国内陆，又多山地，区域内的交通设施建设技术难度大，耗资多而周期长，导致交通的发展落后于其他沿海地区，加之陕北地区无海运与内河航运之优势，使其很难依靠先天的自然环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2.行政区划的历史遗留问题。陕北地区现行的行政区划大多是县乡村三级行政区划，这些行政区划的形成时间一般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与当时落后的交通、通信等生产力状况和計划经济体制下无所不管的职能是相适应的。”[1]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场要求自主与活力，但原本的行政区划的数量多，管辖范围小，加之人员众多，事无巨细都需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查，这样的行政区划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现实相背离。
3.经济结构不合理。在自然条件的限制下，陕北地区的农业规模小，加之工业基础薄弱，人民收入普遍偏低。但在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对陕北地区的各级政府有了一定的放权，诸如：“赋予延安两大特殊的区域经济优惠政策：即国家赋予延安石油的开采权（延安财政收入的90%来自石油）和延安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退耕还林试点市（延安农民从退耕还林补贴中得到的收入约占农民纯收入的40%）。”[2]所以在这样的国家政策引导下，陕北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依靠着能源矿产的开采维持的，并依靠国家财政收入重新分配对西部进行支持而呈现出的一种繁荣。但是，随着能源矿产开采的下降以及国家对西部财政支持的逐步削减，依靠这两种手段进行经济发展显然前景堪忧。
二、延安时期党在陕甘边区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当前反贫困化对策
1.调整发展导向。“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只有开展这样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它是巩固地准备过渡到下一环节的关键。”[3]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敏锐地把握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农业规模小与激增的非生产人员之间的矛盾，及时地将工作的重心进行了转移，并将农业提高到首位，工业次之，商业为末的总体发展方针，解决了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当下，虽然陕北地区发展的现实已与当时相去甚远，但结合发展现实调整发展导向的思想却可以为我们当下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在‘十一五’期间乃至今后更长的一个时期，要把陕北地区经济模式调整放在一个突出的地位上。”[4]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陕北地区地广人稀，荒地和山地较多，今后的农业工作的重心要立足于开垦荒地和开发部分山地，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保证本区域内的人均耕地面积增多确保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另外，要调整经济增长点，从原本的依靠石油能源等矿产以及国家的财政补贴转移到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上来，陕北地区改革开放至今依靠能源资源以及政策优惠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发展后备基金，陕北地区各级政府可以依据本地区的现实发展状况，对地区内新兴工业采取一定的财政与税收的扶助政策，引导辖区内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为人民提供多渠道的就业机遇。
2.政府推动行政区划的变革。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战略大转移到达陕北之后，根据当时生产力低下以及地广人稀和战时的需要，将陕北大部分地区划分为县乡村三级，这在战争环境之下是必要。但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便是市场的自主性增强和国家的控制性减弱，因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便要求改变这种“统得过死、管得过严”的现状。陕北各地区政府应在中央的统筹下依据经济发展的不同现状，以经济市场为导向对行政区划的范围进行重新界定和划分，改变原来行政区划过多，管辖范围过小与冗员庞杂的弊病，推动政府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包办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3.争取外部经济投资与自力更生并举。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争环境以及边区自身经济基础薄弱，陕甘边区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支持党进行长期的斗争。“据记载，在1937—1939年期间，争取到的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7.2%、51.69%、85.97%。”[5]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而言，陕北地区的经济与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但陕北地区依旧有一个相对重要的优势，那便是相较沿海地区来说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要充分利用这一人力资源的优势，将东部地区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投资引进来，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自身的工业，尤其注重发展创新型工业，培育自主品牌。
4.经济发展要注重“公私兼顾”。“关于公私兼顾的原则，是边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正確处理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并使两者都得到发展以保证供给的基本原则。”[6]毛泽东在处理实际经济问题中也曾言：“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7]在改革开放的数十年中，陕北地区经济经过长期的发展，经济问题的关注点已经上升到了更高层次，不再如昔日那般只求最低的生活保证，但党在延安时期对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并未过时。在新时期的发展条件下，要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带头示范作用，但更要注意对私有经济进行保护，尤其制定一些优惠的财政与税收政策鼓励私有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社会利益的分配原则上，政府要依据实际情况对私营企业进行适当倾斜，以避免其因资本较小而难以为继，让各阶层的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5.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与创新的主体是人。在延安时期，为改变边区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十分关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的发展。党中央在1939年11月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泽东更是公开号召：“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應该学习工业技术，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在如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下，经济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人才的竞争，陕北地区应该注重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依据各地不同的工业发展需求，培养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人才，以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客观需要。
6.坚持统一领导与分散管理相结合。延安時期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坚持了统一领导与分散管理的原则，党中央只对经济发展制定一些大体的框架，具体细则由各级地方政府酌情实施。这一政策符合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极大地推动了陕甘边区的经济发展。在新时期下，我们依旧需要坚持这一原则，由政府制定大体的发展方略，而发展道路和方式的选择应更多地下放给市场与私人，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结论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不复延安时期的辉煌，但我们却可以从延安时期汲取一些成功的经济建设经验指导陕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历史与经验的对比总结之中找到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徐长玉.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特殊现象与延安经济发展新思路[EB/OL].延安政协网，2012-03-02.
[2] 徐长玉.延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及对策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
[3] 李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开发政策及实践的历史反思[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4] 路光前.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调整思路及内容[J].榆林学院学报，2006，（5）.
[5] 林伯渠.边区建设的新阶段：在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R].1946.
[6] 李富春.加紧生产，坚持抗战[J].解放周刊，1939，（65）.
[7] 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陈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