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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使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成为党的政治主题，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政治战略。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步实现了政治主题与政治策略的转变。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报告奠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并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得到充实与发展，使统一战线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统一战线；毛泽东思想
一、统战理论基础确立
在这个问题上，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临时中央，长期实行着“左”倾路线。“四·一二”政变后，中共接受了俄国斯大林关于“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论断，极其错误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那一时期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们继续错误的沿用这一理论根据，根本没有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国的这一急需解决的事实，依旧坚持着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尖锐化对立的，陈旧的理论与观点，不承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不承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的分化。衡量各个阶级、阶层和派别的政治标准就是是否拥护苏维埃政权与推翻国民党政府，而不是抗日与不抗日。于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等政治势力的抗日要求与主张，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由于敏感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本阶级利益所构成的威胁，虽然不同意苏维埃革命运动，但却抓住了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他们有的提出对日绝交，“立请宣战”；有的提出“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有的甚至提出“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有的则极力说明“不分党派”组织统一战线。这些主张在抗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本来就是倾向于革命或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但在“左”倾路线的理论模式下，则成了非常危险的“欺骗”宣传，因为它们模糊了阶级斗争意义下的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界线。这种极“左”路线的“关门主义”策略，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清除“关门主义”“左”倾思想影响，论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就成为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思考的重心与焦点。
毛泽东从中国和日本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观点进而改变了和缓和了国内阶级关系这一事实出发，证明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1]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抗日的。“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面前”，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需要向全党解释民族资产阶级在“四·一二”政变后附和蒋介石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可能重新参加革命的问题。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既没有地主阶级那么多的封建性，也没有买办阶级那么多的买办性。虽然中国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规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也“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2]。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这个阶级在大革命失败后附和了反革命营垒，但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得到的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形势下，这个阶级改变了它的政治态度，倾向于抗日。毛泽东从历史和“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抗日表现，说明了这个阶级的变化及其在国民党营垒中造成的分化，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沧点，重要的是共产党必须加强争取对这个可能的有时是动摇的同盟者的领导权，从而论证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二、统一与独立，联合与斗争
中日民族矛盾的突出，只是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政治集团问矛盾的地位，但这些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因此，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局面。在这云波诡谲的政治场景中，毛泽东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极为棘手的问题：一是既要与蒋介石联合，共同抗日，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原则性和独立性；二是与此相联系，必须反对来自党内“左”右倾思想的干扰。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血的教训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政治环境，极为成功地驾驭了复杂的政治形势。他细密地分析国际国内各种情况，谨慎地对待各种事变，为党制定了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实现抗日救亡这一政治主题，并保证抗日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既统一又独立，这是毛泽东从着手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始，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所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其主旨在于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即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与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权，反对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早在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论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同时，就提请全党注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在确定逼蒋、联蒋抗日的方针之后，为了求得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等人在与蒋介石的谈判过程中，向蒋作了重大让步。抗日战争爆发，统一战线形成之后，独立自主问题愈来愈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点。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问题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他强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抗战的战略支点；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他指出要坚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但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面抗战路线，以此作为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相区别的政治路线。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把全面抗战路线与片面抗战路线看作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原则分歧。综观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强调，主要是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内的具体情况来考虑的。（作者单位：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关键词：统一战线；毛泽东思想
一、统战理论基础确立
在这个问题上，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临时中央，长期实行着“左”倾路线。“四·一二”政变后，中共接受了俄国斯大林关于“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论断，极其错误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那一时期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们继续错误的沿用这一理论根据，根本没有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国的这一急需解决的事实，依旧坚持着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尖锐化对立的，陈旧的理论与观点，不承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不承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的分化。衡量各个阶级、阶层和派别的政治标准就是是否拥护苏维埃政权与推翻国民党政府，而不是抗日与不抗日。于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等政治势力的抗日要求与主张，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由于敏感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本阶级利益所构成的威胁，虽然不同意苏维埃革命运动，但却抓住了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他们有的提出对日绝交，“立请宣战”；有的提出“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有的甚至提出“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有的则极力说明“不分党派”组织统一战线。这些主张在抗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本来就是倾向于革命或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但在“左”倾路线的理论模式下，则成了非常危险的“欺骗”宣传，因为它们模糊了阶级斗争意义下的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界线。这种极“左”路线的“关门主义”策略，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清除“关门主义”“左”倾思想影响，论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就成为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思考的重心与焦点。
毛泽东从中国和日本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观点进而改变了和缓和了国内阶级关系这一事实出发，证明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1]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抗日的。“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面前”，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需要向全党解释民族资产阶级在“四·一二”政变后附和蒋介石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可能重新参加革命的问题。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既没有地主阶级那么多的封建性，也没有买办阶级那么多的买办性。虽然中国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规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也“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2]。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这个阶级在大革命失败后附和了反革命营垒，但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得到的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形势下，这个阶级改变了它的政治态度，倾向于抗日。毛泽东从历史和“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抗日表现，说明了这个阶级的变化及其在国民党营垒中造成的分化，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沧点，重要的是共产党必须加强争取对这个可能的有时是动摇的同盟者的领导权，从而论证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二、统一与独立，联合与斗争
中日民族矛盾的突出，只是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政治集团问矛盾的地位，但这些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因此，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局面。在这云波诡谲的政治场景中，毛泽东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极为棘手的问题：一是既要与蒋介石联合，共同抗日，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原则性和独立性；二是与此相联系，必须反对来自党内“左”右倾思想的干扰。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血的教训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政治环境，极为成功地驾驭了复杂的政治形势。他细密地分析国际国内各种情况，谨慎地对待各种事变，为党制定了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实现抗日救亡这一政治主题，并保证抗日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既统一又独立，这是毛泽东从着手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始，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所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其主旨在于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即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与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权，反对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早在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论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同时，就提请全党注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在确定逼蒋、联蒋抗日的方针之后，为了求得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等人在与蒋介石的谈判过程中，向蒋作了重大让步。抗日战争爆发，统一战线形成之后，独立自主问题愈来愈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点。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问题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他强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抗战的战略支点；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他指出要坚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但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面抗战路线，以此作为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相区别的政治路线。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把全面抗战路线与片面抗战路线看作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原则分歧。综观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强调，主要是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内的具体情况来考虑的。（作者单位：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