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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多元城市化模式之一的旅游城市化近年来已被证实是我国乡村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质性研究的方法，对边贫地区民族旅游村寨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研究发现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城市化呈现如下特征：①寨内软硬基础设施及服务配套建设基本实现城市化;②农户生计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旅游经济，生计方式完全实现旅游化;③村民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等生活方式已经呈现市民化;④村民的商业意识、教育观念等思想观念现代化转向十分明显。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禀赋、政府的强力推动、村民的积極参与、强劲的游客搬运等是诱发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城市化的主要机制。
关键词 贫困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城市化;西江千户苗寨
中图分类号 F590.7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9）22-0123-05
Key words As one of the pluralistic urbanization modes，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has been proved to be an important choice for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s rural areas in recent years.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Miao village of Xijiang in remote and poor areas were studied and discussed.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of Miao village in Xijiang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soft and hard infrastructure and the supporting service construction in Xijiang Miao village basically realize urbanization;Farmers’ livelihood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tourism economy and gradually realize the way of subsistence tourism.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 is also beginning to be rooted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villagers.The unique national cultural resource endowment，the strong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and the strong moving of tourists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to induce the urbanization of Miao village in Xijiang.
Key words Remote and poor areas;Ethnic villages;Tourism urbanization;Miao village in Xijiang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逐渐成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部分。在一些原本没有具备工业发展条件的民族乡村地域，因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正好迎合游客求知探奇的需求，从而有效激发客源市场居民旅游行为的产生。旅游业如同工业一样已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一种重要推动方式[1-7]，尤其在其发展作用下，乡村地域也可以观察到较为明显的城市化现象[8]，主要体现在乡村社会的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乡村产业结构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9]。1991年，澳大利亚学者Mullins[10]基于后现代消费理论首次对“旅游城市化”概念及其理论框架进行了诠释，并在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大旅游城市研究时发现以旅游引导的城市化有别于以往工业引导的城市化。紧接着，美国学者Gladstone[11]运用“区位商”方法，从旅游资源及类型层面把美国旅游城市化划分为以自然资源为代表的海滨度假型城市和以人工娱乐资源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大都市[11]。这两篇代表性的旅游城市化研究均证明了因城市叠加旅游的功能，从而影响了城市化指标的一些变化[12]。国外旅游城市化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兴趣，早期的研究主要从旅游城市化概念、特征及其机制模式等方面展开，如黄震方等[13-16]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旅游城市化概念，其概念界定虽不统一，但旅游城市化在实质意义上是因城市叠加了旅游的功能后自然引起相应的人口、资本、旅游配套设施向城市聚集，从而引起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旅游功能的增强，所引发的城市化现象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化模式。同时，葛敬炳等[17]在对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时，发现丽江已由工商业城镇逐步向旅游城市转变，凸显了“城市旅游化”特征;李鹏[18]在对旅游城市化驱动力及其模式探讨的基础上，指出旅游城市化还包括景区景点人工化、城市化倾向，这有益于后续乡村旅游城市化研究的推进。在此阶段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呈现在乡村旅游城市化进程、特征及其动力机制等方面。其中，在过程和特征分析上，以“人的城市化”为主体、以阶段性进程为主线贯穿分析始终;在机制模式上，以阳朔历村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市场主体和以黄山汤口镇、云台山景区内村寨、丹霞山瑶塘村及断石村等[10，12，15，19]为代表的政府或外部资本主导的旅游景区依托型乡村城市化模式。这些乡村案例地的研究充分证明了旅游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的转变，尤其是人的转变如职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转变的影响尤为深远[15]。位于边远民族贫困山区的西江千户苗寨，地处深山，人多地贫，以前只有一条曲折蜿蜒、攀越大山才达县城的泥沙马路，车程约1个多小时，是贵州曾经的极度贫困少数民族村寨。但这个穷乡僻壤的苗族村寨，依靠挖掘自身独特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8.08亿元，村内旅游城市化迹象完全显现，走出了一条有别于阳朔历村、黄山汤口镇、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等依托自然景区驱动的乡村旅游城市化模式。以该村为案例地并对其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制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1.1 研究区的典型性
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县城36 km，寨内由平寨、也东、也通、东引、欧嘎、养篙、羊排、南贵8个自然寨依山傍水连片组建而成，面积大约5 km2，共1 378户，人口近5 515人，其中原住居民99.5%是苗族，故称“西江千户苗寨”。西江苗寨建寨历史已超过千年，千余栋层峦叠嶂、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就势，白水小河穿寨而过，自然山水及其人文风光旖旎迷人，民族风情淳朴浓郁，民俗文化独特丰厚，民族服饰多彩绚丽，这些富饶厚重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需求逐渐兴旺的市场背景下备受游客青睐。但因受资金投入有限、交通基础设施滞后等多方因素制约，2000年接待游客人数仅为7 500人。随着2008年西江至州府凯里市旅游公路的修通，公路里程由原来80 km缩短到17 km，交通的可进入性显著增强。同年，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主会场选择在西江召开，西江旅游呈现“井喷式”增长。据雷山县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供数据，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总收入从2008年的77.73万人次和1.02亿元到2018年的1 177.44万人次和108.08亿元。11年来，西江苗寨景区游客量和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增长了15.0倍和105.9倍，寨内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城镇化、农户生计方式完全旅游化，居民生活方式呈现市民化，村民思想观念逐渐现代化，乡村旅游城市化迹象完全显现，因此选择西江千户苗寨作为研究对象很具典型性。
1.2 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从2008年开始一直跟踪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的研究，最近調研时间分别为2016年7月20日—7月29日、2017年10月12日—10月18日、2019年2月15日—2月25日，为期28d。主要以观察、访谈、二手资料的收集为主。其中，以村民、村两委班子、政府及其西江旅游公司工作人员等为访谈对象，核心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城市化要素展开;观察对象主要涉及村落各类设施配置、居民生活方式、生计方式等的变化;二手资料收集主要包括景区管理局相关数据、政府文件及其工作报告、统计资料、相关文献等。最后，通过观察、访谈、二手资料的收集3种方法获得的信息进行相互佐证。
2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城市化特征
2.1 基础及服务设施城市化
2008年“省旅发大会”在西江苗寨举办之前，村民参与旅游一直处于自发状态，只有少许“苗家乐”和家庭客栈接待游客，牲畜和家禽喂养还是村民家庭生活和收入的重要来源。
寨内道路设施建设相当滞后，除了古街道硬化之外，其他步道都是泥泞小路，西江千户苗寨依山而建的木质吊脚楼一般分为3层，最低层主要用来养家禽和牲畜，造成猪牛粪便粪水时常外溢，寨内巷道粪便横流，臭气熏天，加之环卫设施缺乏，房前屋后垃圾成堆，村民的人居环境质量较差。寨内供水也常常困扰村民，虽在1989年，村内就建成了一个蓄水池，但该蓄水池供水极不正常，除了春夏雨季有序供水之外，其他季节村民只能去水井打水。苗寨民俗节庆较多，但缺乏承办大型文化活动的场所，近6 000人的村寨，每逢节庆活动只能在狭小的寨脚篮球场举办，村民自然苦不堪言。2008—2017年，当地政府和西江旅游公司先后对西江千户苗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累计高达11亿元，促使西江千户苗寨在道路交通、软硬设施建设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道路交通方面，在2008年“旅发大会”举办前几个月，扩宽并硬化了西江至雷山县城的公路，修通了西江至州府凯里市的旅游公路，使时程由原先的2个多小时缩至40多分钟。2015年，又连通了西江至凯里的高速公路，时程又由40多分钟缩为20多分钟。完善的对外交通设施有效促进了西江苗寨与外界的通达度，同时，2008—2017年，以极富民族特色的鹅卵石镶嵌苗族鱼图铺设而成，累计有49 km的整洁靓丽的寨内步道、栈道、旅游休闲步道，不仅为促发了西江千户苗寨游客量“井喷式”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方便了西江千户苗寨村民的出入需求。
软硬设施方面，除了道路外，2008年村内饮水、灯光夜景、消防系统及其“三线下埋”等硬件设施工程总投资1 700万元，并于2011年村内污水处理厂着手开建，从此，西江千户苗寨长期以来居民用水困难、夜晚出入不便、污水横流、垃圾散堆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增强了火灾风险防控能力，并实现了网络户户全覆盖。随后，2017年又继续投放3 400万巨额用于灯光夜景建设项目，现已成为西江千户苗寨最受游客欢迎的夜景旅游景观。软件服务设施配套也很完善，如2008年建成占地13 000 m2的主会场，2017年又扩展面积增至12 000 m2的游客服务中心及容纳4 000多个停车位的生态停车场，2016年投入使用的第一座“三星级”厕所。同时，极其完备的各类服务设施配套，有力地推动了苗寨由传统单一的只能承载农业生产功能的场域向集商业、娱乐、餐饮、住宿、客运等多样化功能转变，公共服务设施普及化及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现象完全展现。
2.2 生计方式旅游化 长期以来，西江千户苗寨因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交通因素的制约，外部要素可进入性较差，自给自足的农业、畜牧业、家庭手工业等经济生产成了西江村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表1）。自1982年西江千户苗寨开始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全省乙类农村旅游区起到2002年西江千户苗寨第一次举行大型的苗年节，这期间，西江有些村民利用自家吊脚楼办起了家庭客栈，同时也开始制作苗族芦笙工艺品销售给外来游客，农户生计开始出现了变化。但每年的游客数量有限，农业生产仍然是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随着2008年第三届“省旅发大会”的召开，西江千户苗寨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更新和优化，宣传渠道和宣传平台得到了拓展和提升，这为此后西江千户苗寨游客人数持续增长，旅游综合收入持续高涨创造了条件。旅游的巨大经济收益极大地刺激了西江村民参与旅游的热情，以旅游业为导向的生计取向逐渐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量的家庭客栈、“苗家乐”、酒吧、家庭博物馆、银饰锻造及其制作民族工艺品销售、苗族服饰出租与销售、房屋出租、照相、商铺等旅游配套产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西江千户苗寨。据统计，西江千户苗寨注册工商户由2008年的79户增加到2017年的1 393户，增长了约17倍。其中，“农家乐”从2008年的40多户到现在的378户，增长了7.5倍;2008年家庭博物馆数量就达35家，银饰加工销售和服装出租及销售累计共达130多家。同时，2017年，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综合执法局为失地农户或地理区位不佳导致收入不理想的农户设置了311个摊位[20] 。农户生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世代以农业经济生产为主的苗族村寨转变成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旅游景区。 2.3 生活方式市民化 随着农户生计转向旅游业，村民经济收入呈现爆发式增长（表2），村民生活质量迅速提升，村民生活方式市民化转变逐渐凸显，主要体现在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消费结构变化方面。
2.3.1 居住条件的改善。边远贫困地区民族村寨得以开展乡村旅游，其中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其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西江千户苗寨千余栋吊脚楼依山而建，分布于陡坡之上，层层叠叠、气势磅礴，构成了西江千户苗寨独特的民族文化旅游景观。但是在旅游有序开发之前，家家户户民居吊脚楼底层或侧边都建有“几块木头，一个坑，蛆蝇孳生、臭烘烘”的旱厕，乐游乐居的旅游环境本是游客最基本的出游诉求，西江千户苗寨较差的人居环境未能与其独特的人文建筑景观和淳朴厚重的民族风情相匹配。2008年，在政府资金支持和旅游消费经济的刺激下，以建设冲水厕所和抽水马桶为标准，村民开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厕所革命”，自此，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如厕难题，村民人居生活环境得到极大地改善。同时，为提高游客满意度，居民房屋内外装修与设计既新潮又极富民族特色，完全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
2.3.2 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反映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主要指标，随着旅游的发展，西江千户苗寨家庭经济收入逐年增高，根据在西江千户苗寨实地调研发现，家庭消费情况也伴随着旅游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西江千户苗寨家庭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性投资消费由日常的低級基本生活需要向建房、开店、办微小企业等商业经营需要转变;商品性消费在传统商品消费基础上增加了奢侈品、购房、买车等对象。从调研可知，很多西江千户苗寨农户在雷山县城和州府凯里都购买了商品房，家庭汽车拥有量从2008年10多辆面包车到现在的近700辆，同时，一些奢侈品也陆续进入西江千户苗寨农户家庭。娱乐、坐飞机出国旅游、住高端酒店等服务性消费已经渗透到很多村民的生活中。
2.4 思想观念现代化 思想观念现代化是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城市化”的重要特征，西江千户苗寨村民在城市化的服务设施配置、旅游化的生计方式及其市民化的生活方式等共同作用下，其思想观念也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转向，主要体现在商业意识和教育观念的变化上。
2.4.1 商业意识的增强。苗族村寨一般都是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有酒同喝，有肉通吃，客人来了家族同陪”的平均主义思想一直以来都在主导着苗族村民的社会交往行为，如果寨内有冒富之家，就会被寨族以“巫蛊之家”加以区隔，“鬼是男系相传，蛊是女系传递，鬼与世代家族相联系，蛊与姻亲相关联”[21]，一旦被贴上这“巫蛊之家”标签，世代在同区域苗族圈内都被众人唾弃。同时，因蛊与姻亲有关，其传播途径导致辐射范围较广。因此，长期以来，苗族妇女只能做规规矩矩的家庭农妇，其社会地位无足轻重。随着旅游的发展，游客越来越多，均值社会在旅游消费带来的巨大利益刺激下开始瓦解，禁锢着苗族村民的“巫蛊”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也出现衰退，处于地位弱势的妇女群体的传统思想包袱也得到了解放。笔者在西江千户苗寨访谈时，妇女均表示：现在整天忙于生意或参与演艺活动，谁还关注那些什么“巫蛊”。在多元旅游参与主体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现多元文化的撞击，自然削弱一些不利于乡村社会发展的传统封建思想，这对于旅游村寨村民尤其是弱势妇女群体现代商业意识的增强十分有利。从调研资料中发现，在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段开设的378户“农家乐”及其处于位置较偏僻的289家民宿中，很多都是苗族妇女在经营。并且，在以李文芳的“阿幼民族博物馆”及“李玉芳刺绣博物馆”为代表的38家家庭博物馆中，很多都是苗族妇女在主营。因此，旅游发展能有效挖掘出一大批具有城市嗅觉的现代商业意识农村经济人。
2.4.3 教育观念的变化。西江千户苗寨如同其他苗族社会一样，都属于典型的父系家族制，以前村寨举行的各类活动都需在父系家族制度框架下进行，妇女在苗族村寨中只扮演生儿育女的社会角色，其社会地位无足轻重。加之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影响和束缚，西江千户苗寨苗族女性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女性文盲率较高。旅游发展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提高了西江千户苗寨村民尤其是父母对教育价值的重新认知，在大数据时代的旅游商业运营过程中，文化水平不高的女性深受其苦。因此，在旅游发展的影响下，大部分西江千户苗寨的父母在对儿女的受教育问题上已不再含糊。笔者在西江苗寨对120户家中有3～16周岁孩子的家庭抽样调查时发现，有13户家庭为了孩子能在州府凯里市上学，在凯里学院附属中学周边购买了学区房;有26户家庭为了孩子能在县城雷山接收良好教育，也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有3家在雷山县城购置地皮自起房屋。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旅游城市化能有效促进村民教育观念的转变。
3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城市化驱动机制
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是城市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旅游城市化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模式[15]。在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江千户苗寨依靠旅游发展成功实现了就地城市化，成为了西部地区偏远贫困乡村旅游业引导的就近城市化典范。但是，以自身民族文化资源为载体的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和依附自然名胜旅游景区而发展的阳朔历村和丹霞山内的瑶塘村及断石村相比较，其发展依托类型不同，决定了各自旅游城市化的驱动运行机制必然存在一些差异。通过西江千户苗寨的调研发现，促成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城市化得以完美落地的驱动力主要由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禀赋、政府的强力推动、村民的积极参与、强劲的游客搬运能力等内容构成（图1）。
3.1 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禀赋
优良的自然资源或人文景观是旅游开发的必备条件。西江千户苗寨千余栋栉比鳞次、磅礴壮观的吊脚建筑群景观、富饶厚重的苗族歌舞以及由“寨老”“理老”“方老”“鼓藏头”“活路头”等社会精英主持的“榔规榔约”民间社会治理及民族节庆祭祀文化，在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市场背景下已经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品牌旅游产品。 以节庆风俗活动为例，西江苗寨素有“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的说法，其中，以每十三年轮回一次的鼓藏节和一年一过的苗年节、开秧节、吃新节等民间习俗节庆最为隆重，如每逢鼓藏节，都得连续过3年，分别在子、丑、寅这3年举行“起鼓”“杀牛祭祖”“送鼓”等祭祀仪式，仪式在“鼓藏头”的主持下有序进行，规程严密，内容丰富古朴，场面非常壮观，祭祀活动一般为13 d，每家每户亲戚朋友都得挑鸡、鸭、鱼、糯米、抬礼炮前来参加，节庆活动期间主人客人都得统一身着苗族盛装，规模宏大，芦笙响起，宾朋共舞，场面十分震撼。同样，每年十月上旬卯日的苗年节，活动一般延续近一周，节日气氛同样热烈。这些淳朴厚重的民族原生性文化已经成为西江苗寨旅游发展的内源动力、成为农户生计旅游化的主要引擎。
3.2 政府的强力推动
民族贫困地区很多具有旅游发展潜力的乡村如同西江苗寨一样，地理区位偏远，交通闭塞，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较多，旅游基础配套设施极其缺乏，在旅游市场还未发育成熟的条件下，因公益性较强的旅游公共基础设施资金投入需求量大，村民无力投入，外部企业看不到投资收益也不愿进入，唯有政府才愿意为这些公共项目提供无偿投资，因此，政府推动成了这类乡村地域旅游扶贫及其旅游城市化的主要特征。就西江千户苗寨来说，1998年的西江苗寨“鼓藏节”，吸引了很多的外来游客，2002年雷山县政府决定将中国贵州“苗年文化活动周”移在西江千户苗寨举行，在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下，西江苗寨游客量逐年增多，雷山县政府看到了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到了引爆点，并通过不断努力争取，最终获得了2008年第三届“省旅发大会”在西江的举办权。为筹办这次盛会，雷山县政府在省、州上级政府支持下对西江苗寨内外交通设施、基础设施及其旅游配套设施投入了巨额资金，同时成立了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管理局，并制定了《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规划》及其相应的民族文化保护奖励管理条例。随后，成立了西江苗寨旅游公司负责旅游市场业态的运营。自此，西江千户苗寨基础设施城市化在政府强力介入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3.3 村民的积极主动参与
村民是乡村城市化的主体，其旅游参与率高低直接影响乡村城市化质量。苗族文化资源是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得以开发和促进游客量持续增长的载体和源泉，而苗族文化资源大多由活态的人组成，因此，村民成了西江千户苗寨苗族文化活态展演的参与者、保护者、传承者。如最受游客青睐、直接关乎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兴衰的苗族节庆祭祀文化活动，全体村民身着艳丽而庄重的苗族盛装参展。在节庆活动期间，每家每户也都成了游客体验苗家文化的展示点，这不仅促进了村民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同时因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催生游客消费剧增，有力地推动了村民成为经营商铺、餐饮、住宿、客运等相关旅游业态的重要力量，从而有效促进村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最终助益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3.4 强劲的游客搬运能力
旅游从空间位移层面看即是把旅游者从客源市场搬运到旅游目的地的过程或结果，这一搬运是市场消费的流入和现代文化、信息的传递。西江千户苗寨从2008年开始，游客量从当年的77.73万人次到2018年的1 177.44万人次，游客量暴涨推动了西江旅游经济呈现“井喷式”增长，使得2018年西江苗寨景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00亿元大关，经济剧增的背后主要在于具有强劲的游客消费流入的支撑。随着游客消费的刺激和频繁的主客文化交流与碰撞，苗寨传统平均主义思想基本瓦解，村民商业意识迅速增强，善于捕捉旅游发展契机的村民迅速成为苗寨脱贫致富先行者，新的贫富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很多农妇迅速成为“苗家乐”、家庭客栈、家庭博物馆的主营者，“巫蛊”封建文化不再受人关注，村民思想观念现代化转向逐渐显现。
4 结论
在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背景下，位于西部民族偏远贫困地区的西江千户苗寨，依托自身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以旅游业为驱动的完全有别于发达地区以工业为引导的乡村就地城市化模式，成为西部地区偏远贫困乡村旅游业引导的就地城市化典范。
随着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进程的加快，原先脏、乱、差的人居生活环境和滞后的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得到了匹配和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迹象十分明显。旅游引导的乡村城市化，主要体现在于“人的城市化”。西江千户苗寨以前农户依靠农业种植和家禽喂养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生产方式已经向以旅游业为主体，餐饮、住宿、家庭博物馆、家庭作坊、商业街铺、客运等相关业态为配套的生计方式转变，农户生计旅游化完全显现;村民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等生活方式也呈现出市民化特点;敏锐的商业意识及其现代教育观念已经影响村民的行为意识，村民思想观念现代化转向日趋成熟。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禀赋、政府的强力推动、村民的全力参与、强劲的游客搬运能力是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城市化得以发展的主要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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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贫困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城市化;西江千户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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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s one of the pluralistic urbanization modes，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has been proved to be an important choice for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s rural areas in recent years.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Miao village of Xijiang in remote and poor areas were studied and discussed.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of Miao village in Xijiang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soft and hard infrastructure and the supporting service construction in Xijiang Miao village basically realize urbanization;Farmers’ livelihood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tourism economy and gradually realize the way of subsistence tourism.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 is also beginning to be rooted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villagers.The unique national cultural resource endowment，the strong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and the strong moving of tourists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to induce the urbanization of Miao village in Xijiang.
Key words Remote and poor areas;Ethnic villages;Tourism urbanization;Miao village in Xijiang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逐渐成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部分。在一些原本没有具备工业发展条件的民族乡村地域，因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正好迎合游客求知探奇的需求，从而有效激发客源市场居民旅游行为的产生。旅游业如同工业一样已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一种重要推动方式[1-7]，尤其在其发展作用下，乡村地域也可以观察到较为明显的城市化现象[8]，主要体现在乡村社会的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乡村产业结构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9]。1991年，澳大利亚学者Mullins[10]基于后现代消费理论首次对“旅游城市化”概念及其理论框架进行了诠释，并在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大旅游城市研究时发现以旅游引导的城市化有别于以往工业引导的城市化。紧接着，美国学者Gladstone[11]运用“区位商”方法，从旅游资源及类型层面把美国旅游城市化划分为以自然资源为代表的海滨度假型城市和以人工娱乐资源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大都市[11]。这两篇代表性的旅游城市化研究均证明了因城市叠加旅游的功能，从而影响了城市化指标的一些变化[12]。国外旅游城市化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兴趣，早期的研究主要从旅游城市化概念、特征及其机制模式等方面展开，如黄震方等[13-16]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旅游城市化概念，其概念界定虽不统一，但旅游城市化在实质意义上是因城市叠加了旅游的功能后自然引起相应的人口、资本、旅游配套设施向城市聚集，从而引起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旅游功能的增强，所引发的城市化现象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化模式。同时，葛敬炳等[17]在对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时，发现丽江已由工商业城镇逐步向旅游城市转变，凸显了“城市旅游化”特征;李鹏[18]在对旅游城市化驱动力及其模式探讨的基础上，指出旅游城市化还包括景区景点人工化、城市化倾向，这有益于后续乡村旅游城市化研究的推进。在此阶段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呈现在乡村旅游城市化进程、特征及其动力机制等方面。其中，在过程和特征分析上，以“人的城市化”为主体、以阶段性进程为主线贯穿分析始终;在机制模式上，以阳朔历村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市场主体和以黄山汤口镇、云台山景区内村寨、丹霞山瑶塘村及断石村等[10，12，15，19]为代表的政府或外部资本主导的旅游景区依托型乡村城市化模式。这些乡村案例地的研究充分证明了旅游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的转变，尤其是人的转变如职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转变的影响尤为深远[15]。位于边远民族贫困山区的西江千户苗寨，地处深山，人多地贫，以前只有一条曲折蜿蜒、攀越大山才达县城的泥沙马路，车程约1个多小时，是贵州曾经的极度贫困少数民族村寨。但这个穷乡僻壤的苗族村寨，依靠挖掘自身独特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8.08亿元，村内旅游城市化迹象完全显现，走出了一条有别于阳朔历村、黄山汤口镇、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等依托自然景区驱动的乡村旅游城市化模式。以该村为案例地并对其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制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1.1 研究区的典型性
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县城36 km，寨内由平寨、也东、也通、东引、欧嘎、养篙、羊排、南贵8个自然寨依山傍水连片组建而成，面积大约5 km2，共1 378户，人口近5 515人，其中原住居民99.5%是苗族，故称“西江千户苗寨”。西江苗寨建寨历史已超过千年，千余栋层峦叠嶂、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依山就势，白水小河穿寨而过，自然山水及其人文风光旖旎迷人，民族风情淳朴浓郁，民俗文化独特丰厚，民族服饰多彩绚丽，这些富饶厚重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需求逐渐兴旺的市场背景下备受游客青睐。但因受资金投入有限、交通基础设施滞后等多方因素制约，2000年接待游客人数仅为7 500人。随着2008年西江至州府凯里市旅游公路的修通，公路里程由原来80 km缩短到17 km，交通的可进入性显著增强。同年，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主会场选择在西江召开，西江旅游呈现“井喷式”增长。据雷山县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供数据，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总收入从2008年的77.73万人次和1.02亿元到2018年的1 177.44万人次和108.08亿元。11年来，西江苗寨景区游客量和旅游综合收入分别增长了15.0倍和105.9倍，寨内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城镇化、农户生计方式完全旅游化，居民生活方式呈现市民化，村民思想观念逐渐现代化，乡村旅游城市化迹象完全显现，因此选择西江千户苗寨作为研究对象很具典型性。
1.2 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从2008年开始一直跟踪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的研究，最近調研时间分别为2016年7月20日—7月29日、2017年10月12日—10月18日、2019年2月15日—2月25日，为期28d。主要以观察、访谈、二手资料的收集为主。其中，以村民、村两委班子、政府及其西江旅游公司工作人员等为访谈对象，核心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城市化要素展开;观察对象主要涉及村落各类设施配置、居民生活方式、生计方式等的变化;二手资料收集主要包括景区管理局相关数据、政府文件及其工作报告、统计资料、相关文献等。最后，通过观察、访谈、二手资料的收集3种方法获得的信息进行相互佐证。
2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城市化特征
2.1 基础及服务设施城市化
2008年“省旅发大会”在西江苗寨举办之前，村民参与旅游一直处于自发状态，只有少许“苗家乐”和家庭客栈接待游客，牲畜和家禽喂养还是村民家庭生活和收入的重要来源。
寨内道路设施建设相当滞后，除了古街道硬化之外，其他步道都是泥泞小路，西江千户苗寨依山而建的木质吊脚楼一般分为3层，最低层主要用来养家禽和牲畜，造成猪牛粪便粪水时常外溢，寨内巷道粪便横流，臭气熏天，加之环卫设施缺乏，房前屋后垃圾成堆，村民的人居环境质量较差。寨内供水也常常困扰村民，虽在1989年，村内就建成了一个蓄水池，但该蓄水池供水极不正常，除了春夏雨季有序供水之外，其他季节村民只能去水井打水。苗寨民俗节庆较多，但缺乏承办大型文化活动的场所，近6 000人的村寨，每逢节庆活动只能在狭小的寨脚篮球场举办，村民自然苦不堪言。2008—2017年，当地政府和西江旅游公司先后对西江千户苗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累计高达11亿元，促使西江千户苗寨在道路交通、软硬设施建设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道路交通方面，在2008年“旅发大会”举办前几个月，扩宽并硬化了西江至雷山县城的公路，修通了西江至州府凯里市的旅游公路，使时程由原先的2个多小时缩至40多分钟。2015年，又连通了西江至凯里的高速公路，时程又由40多分钟缩为20多分钟。完善的对外交通设施有效促进了西江苗寨与外界的通达度，同时，2008—2017年，以极富民族特色的鹅卵石镶嵌苗族鱼图铺设而成，累计有49 km的整洁靓丽的寨内步道、栈道、旅游休闲步道，不仅为促发了西江千户苗寨游客量“井喷式”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方便了西江千户苗寨村民的出入需求。
软硬设施方面，除了道路外，2008年村内饮水、灯光夜景、消防系统及其“三线下埋”等硬件设施工程总投资1 700万元，并于2011年村内污水处理厂着手开建，从此，西江千户苗寨长期以来居民用水困难、夜晚出入不便、污水横流、垃圾散堆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增强了火灾风险防控能力，并实现了网络户户全覆盖。随后，2017年又继续投放3 400万巨额用于灯光夜景建设项目，现已成为西江千户苗寨最受游客欢迎的夜景旅游景观。软件服务设施配套也很完善，如2008年建成占地13 000 m2的主会场，2017年又扩展面积增至12 000 m2的游客服务中心及容纳4 000多个停车位的生态停车场，2016年投入使用的第一座“三星级”厕所。同时，极其完备的各类服务设施配套，有力地推动了苗寨由传统单一的只能承载农业生产功能的场域向集商业、娱乐、餐饮、住宿、客运等多样化功能转变，公共服务设施普及化及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现象完全展现。
2.2 生计方式旅游化 长期以来，西江千户苗寨因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交通因素的制约，外部要素可进入性较差，自给自足的农业、畜牧业、家庭手工业等经济生产成了西江村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表1）。自1982年西江千户苗寨开始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全省乙类农村旅游区起到2002年西江千户苗寨第一次举行大型的苗年节，这期间，西江有些村民利用自家吊脚楼办起了家庭客栈，同时也开始制作苗族芦笙工艺品销售给外来游客，农户生计开始出现了变化。但每年的游客数量有限，农业生产仍然是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随着2008年第三届“省旅发大会”的召开，西江千户苗寨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更新和优化，宣传渠道和宣传平台得到了拓展和提升，这为此后西江千户苗寨游客人数持续增长，旅游综合收入持续高涨创造了条件。旅游的巨大经济收益极大地刺激了西江村民参与旅游的热情，以旅游业为导向的生计取向逐渐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量的家庭客栈、“苗家乐”、酒吧、家庭博物馆、银饰锻造及其制作民族工艺品销售、苗族服饰出租与销售、房屋出租、照相、商铺等旅游配套产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西江千户苗寨。据统计，西江千户苗寨注册工商户由2008年的79户增加到2017年的1 393户，增长了约17倍。其中，“农家乐”从2008年的40多户到现在的378户，增长了7.5倍;2008年家庭博物馆数量就达35家，银饰加工销售和服装出租及销售累计共达130多家。同时，2017年，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综合执法局为失地农户或地理区位不佳导致收入不理想的农户设置了311个摊位[20] 。农户生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世代以农业经济生产为主的苗族村寨转变成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旅游景区。 2.3 生活方式市民化 随着农户生计转向旅游业，村民经济收入呈现爆发式增长（表2），村民生活质量迅速提升，村民生活方式市民化转变逐渐凸显，主要体现在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消费结构变化方面。
2.3.1 居住条件的改善。边远贫困地区民族村寨得以开展乡村旅游，其中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其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西江千户苗寨千余栋吊脚楼依山而建，分布于陡坡之上，层层叠叠、气势磅礴，构成了西江千户苗寨独特的民族文化旅游景观。但是在旅游有序开发之前，家家户户民居吊脚楼底层或侧边都建有“几块木头，一个坑，蛆蝇孳生、臭烘烘”的旱厕，乐游乐居的旅游环境本是游客最基本的出游诉求，西江千户苗寨较差的人居环境未能与其独特的人文建筑景观和淳朴厚重的民族风情相匹配。2008年，在政府资金支持和旅游消费经济的刺激下，以建设冲水厕所和抽水马桶为标准，村民开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厕所革命”，自此，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如厕难题，村民人居生活环境得到极大地改善。同时，为提高游客满意度，居民房屋内外装修与设计既新潮又极富民族特色，完全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
2.3.2 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反映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主要指标，随着旅游的发展，西江千户苗寨家庭经济收入逐年增高，根据在西江千户苗寨实地调研发现，家庭消费情况也伴随着旅游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西江千户苗寨家庭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性投资消费由日常的低級基本生活需要向建房、开店、办微小企业等商业经营需要转变;商品性消费在传统商品消费基础上增加了奢侈品、购房、买车等对象。从调研可知，很多西江千户苗寨农户在雷山县城和州府凯里都购买了商品房，家庭汽车拥有量从2008年10多辆面包车到现在的近700辆，同时，一些奢侈品也陆续进入西江千户苗寨农户家庭。娱乐、坐飞机出国旅游、住高端酒店等服务性消费已经渗透到很多村民的生活中。
2.4 思想观念现代化 思想观念现代化是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城市化”的重要特征，西江千户苗寨村民在城市化的服务设施配置、旅游化的生计方式及其市民化的生活方式等共同作用下，其思想观念也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转向，主要体现在商业意识和教育观念的变化上。
2.4.1 商业意识的增强。苗族村寨一般都是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有酒同喝，有肉通吃，客人来了家族同陪”的平均主义思想一直以来都在主导着苗族村民的社会交往行为，如果寨内有冒富之家，就会被寨族以“巫蛊之家”加以区隔，“鬼是男系相传，蛊是女系传递，鬼与世代家族相联系，蛊与姻亲相关联”[21]，一旦被贴上这“巫蛊之家”标签，世代在同区域苗族圈内都被众人唾弃。同时，因蛊与姻亲有关，其传播途径导致辐射范围较广。因此，长期以来，苗族妇女只能做规规矩矩的家庭农妇，其社会地位无足轻重。随着旅游的发展，游客越来越多，均值社会在旅游消费带来的巨大利益刺激下开始瓦解，禁锢着苗族村民的“巫蛊”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也出现衰退，处于地位弱势的妇女群体的传统思想包袱也得到了解放。笔者在西江千户苗寨访谈时，妇女均表示：现在整天忙于生意或参与演艺活动，谁还关注那些什么“巫蛊”。在多元旅游参与主体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现多元文化的撞击，自然削弱一些不利于乡村社会发展的传统封建思想，这对于旅游村寨村民尤其是弱势妇女群体现代商业意识的增强十分有利。从调研资料中发现，在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段开设的378户“农家乐”及其处于位置较偏僻的289家民宿中，很多都是苗族妇女在经营。并且，在以李文芳的“阿幼民族博物馆”及“李玉芳刺绣博物馆”为代表的38家家庭博物馆中，很多都是苗族妇女在主营。因此，旅游发展能有效挖掘出一大批具有城市嗅觉的现代商业意识农村经济人。
2.4.3 教育观念的变化。西江千户苗寨如同其他苗族社会一样，都属于典型的父系家族制，以前村寨举行的各类活动都需在父系家族制度框架下进行，妇女在苗族村寨中只扮演生儿育女的社会角色，其社会地位无足轻重。加之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影响和束缚，西江千户苗寨苗族女性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女性文盲率较高。旅游发展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提高了西江千户苗寨村民尤其是父母对教育价值的重新认知，在大数据时代的旅游商业运营过程中，文化水平不高的女性深受其苦。因此，在旅游发展的影响下，大部分西江千户苗寨的父母在对儿女的受教育问题上已不再含糊。笔者在西江苗寨对120户家中有3～16周岁孩子的家庭抽样调查时发现，有13户家庭为了孩子能在州府凯里市上学，在凯里学院附属中学周边购买了学区房;有26户家庭为了孩子能在县城雷山接收良好教育，也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有3家在雷山县城购置地皮自起房屋。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旅游城市化能有效促进村民教育观念的转变。
3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城市化驱动机制
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是城市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旅游城市化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模式[15]。在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江千户苗寨依靠旅游发展成功实现了就地城市化，成为了西部地区偏远贫困乡村旅游业引导的就近城市化典范。但是，以自身民族文化资源为载体的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和依附自然名胜旅游景区而发展的阳朔历村和丹霞山内的瑶塘村及断石村相比较，其发展依托类型不同，决定了各自旅游城市化的驱动运行机制必然存在一些差异。通过西江千户苗寨的调研发现，促成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城市化得以完美落地的驱动力主要由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禀赋、政府的强力推动、村民的积极参与、强劲的游客搬运能力等内容构成（图1）。
3.1 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禀赋
优良的自然资源或人文景观是旅游开发的必备条件。西江千户苗寨千余栋栉比鳞次、磅礴壮观的吊脚建筑群景观、富饶厚重的苗族歌舞以及由“寨老”“理老”“方老”“鼓藏头”“活路头”等社会精英主持的“榔规榔约”民间社会治理及民族节庆祭祀文化，在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市场背景下已经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品牌旅游产品。 以节庆风俗活动为例，西江苗寨素有“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的说法，其中，以每十三年轮回一次的鼓藏节和一年一过的苗年节、开秧节、吃新节等民间习俗节庆最为隆重，如每逢鼓藏节，都得连续过3年，分别在子、丑、寅这3年举行“起鼓”“杀牛祭祖”“送鼓”等祭祀仪式，仪式在“鼓藏头”的主持下有序进行，规程严密，内容丰富古朴，场面非常壮观，祭祀活动一般为13 d，每家每户亲戚朋友都得挑鸡、鸭、鱼、糯米、抬礼炮前来参加，节庆活动期间主人客人都得统一身着苗族盛装，规模宏大，芦笙响起，宾朋共舞，场面十分震撼。同样，每年十月上旬卯日的苗年节，活动一般延续近一周，节日气氛同样热烈。这些淳朴厚重的民族原生性文化已经成为西江苗寨旅游发展的内源动力、成为农户生计旅游化的主要引擎。
3.2 政府的强力推动
民族贫困地区很多具有旅游发展潜力的乡村如同西江苗寨一样，地理区位偏远，交通闭塞，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较多，旅游基础配套设施极其缺乏，在旅游市场还未发育成熟的条件下，因公益性较强的旅游公共基础设施资金投入需求量大，村民无力投入，外部企业看不到投资收益也不愿进入，唯有政府才愿意为这些公共项目提供无偿投资，因此，政府推动成了这类乡村地域旅游扶贫及其旅游城市化的主要特征。就西江千户苗寨来说，1998年的西江苗寨“鼓藏节”，吸引了很多的外来游客，2002年雷山县政府决定将中国贵州“苗年文化活动周”移在西江千户苗寨举行，在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下，西江苗寨游客量逐年增多，雷山县政府看到了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到了引爆点，并通过不断努力争取，最终获得了2008年第三届“省旅发大会”在西江的举办权。为筹办这次盛会，雷山县政府在省、州上级政府支持下对西江苗寨内外交通设施、基础设施及其旅游配套设施投入了巨额资金，同时成立了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管理局，并制定了《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规划》及其相应的民族文化保护奖励管理条例。随后，成立了西江苗寨旅游公司负责旅游市场业态的运营。自此，西江千户苗寨基础设施城市化在政府强力介入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3.3 村民的积极主动参与
村民是乡村城市化的主体，其旅游参与率高低直接影响乡村城市化质量。苗族文化资源是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得以开发和促进游客量持续增长的载体和源泉，而苗族文化资源大多由活态的人组成，因此，村民成了西江千户苗寨苗族文化活态展演的参与者、保护者、传承者。如最受游客青睐、直接关乎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兴衰的苗族节庆祭祀文化活动，全体村民身着艳丽而庄重的苗族盛装参展。在节庆活动期间，每家每户也都成了游客体验苗家文化的展示点，这不仅促进了村民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同时因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催生游客消费剧增，有力地推动了村民成为经营商铺、餐饮、住宿、客运等相关旅游业态的重要力量，从而有效促进村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最终助益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3.4 强劲的游客搬运能力
旅游从空间位移层面看即是把旅游者从客源市场搬运到旅游目的地的过程或结果，这一搬运是市场消费的流入和现代文化、信息的传递。西江千户苗寨从2008年开始，游客量从当年的77.73万人次到2018年的1 177.44万人次，游客量暴涨推动了西江旅游经济呈现“井喷式”增长，使得2018年西江苗寨景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00亿元大关，经济剧增的背后主要在于具有强劲的游客消费流入的支撑。随着游客消费的刺激和频繁的主客文化交流与碰撞，苗寨传统平均主义思想基本瓦解，村民商业意识迅速增强，善于捕捉旅游发展契机的村民迅速成为苗寨脱贫致富先行者，新的贫富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很多农妇迅速成为“苗家乐”、家庭客栈、家庭博物馆的主营者，“巫蛊”封建文化不再受人关注，村民思想观念现代化转向逐渐显现。
4 结论
在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背景下，位于西部民族偏远贫困地区的西江千户苗寨，依托自身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以旅游业为驱动的完全有别于发达地区以工业为引导的乡村就地城市化模式，成为西部地区偏远贫困乡村旅游业引导的就地城市化典范。
随着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进程的加快，原先脏、乱、差的人居生活环境和滞后的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得到了匹配和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迹象十分明显。旅游引导的乡村城市化，主要体现在于“人的城市化”。西江千户苗寨以前农户依靠农业种植和家禽喂养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生产方式已经向以旅游业为主体，餐饮、住宿、家庭博物馆、家庭作坊、商业街铺、客运等相关业态为配套的生计方式转变，农户生计旅游化完全显现;村民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等生活方式也呈现出市民化特点;敏锐的商业意识及其现代教育观念已经影响村民的行为意识，村民思想观念现代化转向日趋成熟。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禀赋、政府的强力推动、村民的全力参与、强劲的游客搬运能力是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城市化得以发展的主要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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