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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源地。在这场伟大的苏维埃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江西英杰，曾山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讲过：“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
“由于相同的遭遇，我就特别同情农民的痛苦。”
曾山原名曾如柏，乳名洛生，学名宪璞，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１２日出生于江西吉安县永和白沙锦原曾家村。曾山诞生的那个年代，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时期，清王朝正日益走向衰败、走向灭亡，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苦难中度过的。
曾山幼年随父断断续续念过二三年私塾，大部分时间帮助母亲在家种田，上山打柴，做家务劳动。１９１５年，家乡闹了一场大水灾，为了减轻荒年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他进赣州“裕丰泰”店铺学丝线手艺。在５年的学徒、帮工期间，曾山特别卖力，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辛苦不说，店主还不给工钱，只管吃饭，而且每餐只有一样粗菜。
１９２１年，年满２０岁的曾山又回到了家乡。为了维持生活，他一面种田，一面设案卖肉。由于损害了当地豪绅的屠宰专利，被罚牌照税２４块银元，把他的小本屠宰经营搞垮了。曾山万般悲愤。
正在他走投无路之时，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了。他的哥哥曾延生带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使命，从上海回到吉安发展党的组织，在家乡白沙创办了群众革命团体“觉群社”，并通过这个组织发动农民对土豪劣绅开展斗争。曾山在哥哥的帮助下，积极参加觉群社的革命活动。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随着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曾山开始秘密组建儒林区委，发动群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欢迎北伐大军进驻吉安城。１９２６年底，吉安三区农民协会成立，曾山积极领导农民清算公堂账目，焚烧契约，抗缴地租，开展禁烟禁赌，公审处决土豪劣绅等斗争，大长了农民的斗争勇气。
１９２７年秋，曾山根据党的指示前往广州，进入了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并于１２月参加广州起义，为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广州起义后，他回到吉安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建立起敖城、官田、八都等１６个地区的党支部，还秘密成立了中共永福区委会，并担任首任区委书记。
１９２８年农历四月初，曾山领导了声震吉安西部山区的“四九农民暴动”。他率领７００多名手持大刀、长矛的贫苦农民向驻守在官田天平山的匪军展开围攻，缴获４支枪，杀死土豪１人。暴动后，农民军路经横江镇，又将横江警察所烧毁。官田“四九暴动”，使曾山成为赣西地区农民运动的传奇人物，威名由此远震赣西南。
“四九暴动”后，赣西特委指派曾山担任中共吉水县委第一任书记。在吉水，曾山以“杂货店老板”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１９２９年春，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曾山被选为特委委员。同年１０月，赣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曾山被任命为主席。１１月，赣西苏区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
１９３０年２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赣西。２月７日，在吉安陂头召开了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讨论了政治、土改、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重大问题，史称“二七陂头会议”。曾山以赣西特委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在讨论土地分配办法时产生了分歧，曾山和赣西特委代理书记刘士奇等人极力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等多数人赞同。
“二七会议”还决定将原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军总前委，成为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赣西南、闽西、东江等苏区的指导机关。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曾山为五常委之一。会后召开了赣西县区苏维埃联席会议，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这时，国民党唐云山独立十五旅进犯苏区，曾山率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在水南、值夏一带，一举歼灭了来犯之敌，取得了首打吉安的胜利。不久，成立了相当于省级政权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为主席。
从１９２５年参加“觉群社”到１９３０年的５年间，曾山迅速地成长为一名赣西南地区农民运动的领袖，红色苏维埃运动的先锋。他后来回忆说：“在旧社会里，我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看到周围一带的农民遭受土豪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由于相同的遭遇，我就特别同情农民的痛苦”。
“曾山同志是能干的苏维埃主席。”
在党史和军史上，江西的苏维埃运动是彪炳史册的。由于朱、毛红军驰骋闽赣大地，所到之处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当时有闽赣苏维埃运动“两面旗”的美誉。福建苏维埃运动的旗帜是张鼎丞，江西则是曾山。
曾山担任赣西南苏维埃主席后，又由于他是总前委常委，按照总前委的规定，总前委常委必须随红军行动。为此，他日夜跟随红军行军打仗，辅佐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处理繁忙事务。当红军总前委随红四军打到广东南雄时，接到中共中央５月底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知，曾山被派往上海参加会议。这次会议贯彻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是，曾山从上海开会回到赣西南苏区后，抵制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积极发动群众，领导第八次攻打吉安城的战斗，取得了在吉安天华山歼敌邓英部一个主力团的胜利。
１９３０年上半年，革命形势正处于重大转折关头。全国红军已扩大到１０万人，红色根据地已发展为１５块，革命战争顺利发展，红军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而此时，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之间又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数月之内，江西、湖南一带除南昌、长沙等大中城市外，都无强敌，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然而，这年６月至９月，“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却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发动全国总暴动，命令红军进攻全国各主要城市，最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１９３０年６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休整，同时将红四军与红六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正当他们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时，“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党中央却派代表到达闽西，命令红一军团攻取南昌、九江，最后夺取武汉。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抵制了这一错误。他虽然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命令于７月２４日同朱德率军从长汀北上，攻克了位于南昌西南部赣江东侧的樟树，但根据实际敌情和局势，断定直接进攻南昌于我不利，即作出放弃攻打南昌的决定，同时也没有奉令北上打九江，而是将红一军团主力开到南昌西部安义、奉新一带进行短期休整。之后，于８月间继续率红一军团西向湖南进军，在浏阳一带与彭德怀所率红三军团会师，共同组成红一方面军。８月２９日，红一方面军执行中央命令进攻长沙，至９月１２日，长沙仍未攻克，伤亡甚多。毛泽东耐心说服红一方面军其他领导同志，主动撤退，回师南下，分兵进攻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
９月２９日，毛泽东、朱德在江西袁州发布了再次攻打吉安的命令。在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吉安前，曾山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接连发布了数十道“通告”、“通知”和“紧急通令”，布置地方武装和苏区群众，积极做好配合红军主力攻打吉安城的有关事宜。１０月４日，曾山率领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红一军团占领了赣西重镇吉安城。至此，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３０多个县、４００余万人口的红色区域。１０月７日，在吉安城内召开了由１０多万人参加的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宣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并选举曾山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首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的曾山，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并率领一批干部在吉安城内进行筹款工作。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他们筹集到６万块银元、２０多斤黄金和大量银子，并将这笔钱一分不留地交给朱、毛红军作军饷，解决了数月转战的红一方面军的后勤急需。毛泽东、朱德大加赞赏：“曾山同志是能干的苏维埃主席。”
临危受命留守苏区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接手李富春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的曾山，临危受命，到广昌去率领一个３００多人的独立团，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留守的首脑机关中央分局转告他们，只要坚持半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就可打回中央苏区。半年好过，这样他们就没有作隐蔽精干、积蓄力量、进行长期斗争的打算和部署，而是集中弱小的地方武装，跟深入苏区的庞大敌军作战，结果损失惨重。１２月，由于敌强我弱，无法冲出重围，他们只好暂留原地打游击。
１９３５年２月底，曾山率部在广昌一带与敌人周旋一段时间后，从宁都转到泰和、兴国边境。在兴国的崇贤地区与胡海率领的公（略）万（安）兴（国）特委和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不久，罗孟文率领杨（殷）赣（县）特委及独立第十三团来到兴国崇贤。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３支红军部队会合在一起。３月初，曾山在崇贤地区的齐汾主持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在敌人四面包围，又与中央分局、中央苏区办事处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如何突出重围的问题。
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积蓄有生力量，避免和敌人拼消耗，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突围到粤赣边区去，和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李乐天、杨尚奎部会合。由于队伍庞大，头尾难顾，行进迟缓，几次突围均告失败。为了缩小突围目标，分散敌人拦阻力量，曾山号召各团各自选择突围路线冲出重围。
血风腥雨的日子，生离死别的情景是家常便饭。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曾山和胡海默默地握着手，互相注视了许久。曾山拿出一面绣有“艰苦奋斗”字样的红旗，与胡海各执一边。他俩凝视着这４个字，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激励，坚信总有胜利会师的一天。
曾山坚定地说：“胡海同志，此一去天各一方，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今后我们胜利会师时，重新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
胡海听了很动情地回答：“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艰苦奋斗吧！”
他俩一人平展着红旗，一人持剪从中间剪开，曾山拿了左边“艰苦”的半面，胡海拿了右边“奋斗”的半面。他们心里怀着“艰苦奋斗”的完整信念，互道一声珍重，各自率部突围了。
敌人八面埋伏，突出一围又陷一围。１９３５年３月中旬，曾山率领红军独立第一、第二团及省级机关干部，由兴古线以北地区突破了敌人的重围。３月底，曾山率部在小口岭附近围攻王璋川靖卫团４个碉堡，俘敌１０余人，缴枪七八支；又袭击了丝茅坑、老营盘、高兴圩的敌人，并在兴国的后坊街歼灭敌军１个连，除了缴获步枪三四十支外，还缴获食盐、布匹、药材等许多战利品。但是，在强大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地主靖卫团、还乡团的处处阻击下，曾山率领的队伍历尽了千辛万苦，始终未能实现突过赣江到湘赣边区去的计划，而且部队又受到很大的损失。５月间，曾山率部回到了新淦游击区，再次遭到强敌的包围阻击，几百人的队伍被打散，留在曾山身边的只有２７人。
为了逮捕曾山，敌人到处张贴悬赏布告：“缉拿曾山者，赏洋８万元。”最后，全团只剩下曾山一个人。在险恶的环境里，曾山心系革命，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了早日与党组织联系上，他日夜兼程，以惊人的勇气和智慧，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闯过了敌人的层层关卡，潜行到了上海。后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继续为革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满门忠烈留独子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曾山一家经受了革命低潮时血与火的磨炼和生与死的考验，为苏维埃红色中国作出了巨大牺牲。
他的哥哥曾延生是１９２３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组织并参加过上海杨树浦地区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的“二月罢工”，担任过中共九江地委书记，领导九江工人和市民反抗英帝国主义和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和曾天宇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了万安暴动。１９２７年底，曾延生由党组织派往赣州任赣南特委书记，妻子蒋竟英（共产党员）也随同工作。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３日，在特委机关他们不幸被敌逮捕，４月４日一起被杀害于赣州城。曾山的弟弟曾炳生，１９２６年和曾山一起在家乡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被派到九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１９２７年８月惨遭敌人杀害，年仅２３岁。曾山的父亲曾采芹是清末秀才，为人忠厚正直，在本村及邻村设馆启蒙，但老先生走上革命道路却受了儿子的启蒙。他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吉安县委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员。在白色恐怖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为党传递情报，曾先后３次被捕，每次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１９６２年，曾山和妻子邓六金回到吉安白沙锦原探望父老乡亲。抚今追昔，他情不自禁思念起已故的亲人。他对自己的家庭忽发感慨，提起毛笔写了一副别具风骨的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曾山的“家慈”名叫康春玉，是一个勤劳贤慧的农村妇女，生育过５男２女，其中有２男２女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曾山）、炳生兄弟３人长大成人，最后只留“独子”曾山一人，其他两兄弟都为革命贡献了年轻的生命。
这副用血泪写成的对联，是曾山一家满门忠烈的真实写照。
“由于相同的遭遇，我就特别同情农民的痛苦。”
曾山原名曾如柏，乳名洛生，学名宪璞，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１２日出生于江西吉安县永和白沙锦原曾家村。曾山诞生的那个年代，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时期，清王朝正日益走向衰败、走向灭亡，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苦难中度过的。
曾山幼年随父断断续续念过二三年私塾，大部分时间帮助母亲在家种田，上山打柴，做家务劳动。１９１５年，家乡闹了一场大水灾，为了减轻荒年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他进赣州“裕丰泰”店铺学丝线手艺。在５年的学徒、帮工期间，曾山特别卖力，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辛苦不说，店主还不给工钱，只管吃饭，而且每餐只有一样粗菜。
１９２１年，年满２０岁的曾山又回到了家乡。为了维持生活，他一面种田，一面设案卖肉。由于损害了当地豪绅的屠宰专利，被罚牌照税２４块银元，把他的小本屠宰经营搞垮了。曾山万般悲愤。
正在他走投无路之时，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了。他的哥哥曾延生带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使命，从上海回到吉安发展党的组织，在家乡白沙创办了群众革命团体“觉群社”，并通过这个组织发动农民对土豪劣绅开展斗争。曾山在哥哥的帮助下，积极参加觉群社的革命活动。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随着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曾山开始秘密组建儒林区委，发动群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欢迎北伐大军进驻吉安城。１９２６年底，吉安三区农民协会成立，曾山积极领导农民清算公堂账目，焚烧契约，抗缴地租，开展禁烟禁赌，公审处决土豪劣绅等斗争，大长了农民的斗争勇气。
１９２７年秋，曾山根据党的指示前往广州，进入了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并于１２月参加广州起义，为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广州起义后，他回到吉安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建立起敖城、官田、八都等１６个地区的党支部，还秘密成立了中共永福区委会，并担任首任区委书记。
１９２８年农历四月初，曾山领导了声震吉安西部山区的“四九农民暴动”。他率领７００多名手持大刀、长矛的贫苦农民向驻守在官田天平山的匪军展开围攻，缴获４支枪，杀死土豪１人。暴动后，农民军路经横江镇，又将横江警察所烧毁。官田“四九暴动”，使曾山成为赣西地区农民运动的传奇人物，威名由此远震赣西南。
“四九暴动”后，赣西特委指派曾山担任中共吉水县委第一任书记。在吉水，曾山以“杂货店老板”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１９２９年春，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曾山被选为特委委员。同年１０月，赣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曾山被任命为主席。１１月，赣西苏区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
１９３０年２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赣西。２月７日，在吉安陂头召开了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讨论了政治、土改、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重大问题，史称“二七陂头会议”。曾山以赣西特委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在讨论土地分配办法时产生了分歧，曾山和赣西特委代理书记刘士奇等人极力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等多数人赞同。
“二七会议”还决定将原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军总前委，成为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赣西南、闽西、东江等苏区的指导机关。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曾山为五常委之一。会后召开了赣西县区苏维埃联席会议，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这时，国民党唐云山独立十五旅进犯苏区，曾山率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在水南、值夏一带，一举歼灭了来犯之敌，取得了首打吉安的胜利。不久，成立了相当于省级政权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为主席。
从１９２５年参加“觉群社”到１９３０年的５年间，曾山迅速地成长为一名赣西南地区农民运动的领袖，红色苏维埃运动的先锋。他后来回忆说：“在旧社会里，我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看到周围一带的农民遭受土豪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由于相同的遭遇，我就特别同情农民的痛苦”。
“曾山同志是能干的苏维埃主席。”
在党史和军史上，江西的苏维埃运动是彪炳史册的。由于朱、毛红军驰骋闽赣大地，所到之处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当时有闽赣苏维埃运动“两面旗”的美誉。福建苏维埃运动的旗帜是张鼎丞，江西则是曾山。
曾山担任赣西南苏维埃主席后，又由于他是总前委常委，按照总前委的规定，总前委常委必须随红军行动。为此，他日夜跟随红军行军打仗，辅佐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处理繁忙事务。当红军总前委随红四军打到广东南雄时，接到中共中央５月底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知，曾山被派往上海参加会议。这次会议贯彻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是，曾山从上海开会回到赣西南苏区后，抵制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积极发动群众，领导第八次攻打吉安城的战斗，取得了在吉安天华山歼敌邓英部一个主力团的胜利。
１９３０年上半年，革命形势正处于重大转折关头。全国红军已扩大到１０万人，红色根据地已发展为１５块，革命战争顺利发展，红军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而此时，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之间又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数月之内，江西、湖南一带除南昌、长沙等大中城市外，都无强敌，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然而，这年６月至９月，“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却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发动全国总暴动，命令红军进攻全国各主要城市，最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１９３０年６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休整，同时将红四军与红六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正当他们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时，“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党中央却派代表到达闽西，命令红一军团攻取南昌、九江，最后夺取武汉。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抵制了这一错误。他虽然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命令于７月２４日同朱德率军从长汀北上，攻克了位于南昌西南部赣江东侧的樟树，但根据实际敌情和局势，断定直接进攻南昌于我不利，即作出放弃攻打南昌的决定，同时也没有奉令北上打九江，而是将红一军团主力开到南昌西部安义、奉新一带进行短期休整。之后，于８月间继续率红一军团西向湖南进军，在浏阳一带与彭德怀所率红三军团会师，共同组成红一方面军。８月２９日，红一方面军执行中央命令进攻长沙，至９月１２日，长沙仍未攻克，伤亡甚多。毛泽东耐心说服红一方面军其他领导同志，主动撤退，回师南下，分兵进攻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
９月２９日，毛泽东、朱德在江西袁州发布了再次攻打吉安的命令。在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吉安前，曾山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接连发布了数十道“通告”、“通知”和“紧急通令”，布置地方武装和苏区群众，积极做好配合红军主力攻打吉安城的有关事宜。１０月４日，曾山率领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红一军团占领了赣西重镇吉安城。至此，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３０多个县、４００余万人口的红色区域。１０月７日，在吉安城内召开了由１０多万人参加的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宣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并选举曾山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首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的曾山，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并率领一批干部在吉安城内进行筹款工作。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他们筹集到６万块银元、２０多斤黄金和大量银子，并将这笔钱一分不留地交给朱、毛红军作军饷，解决了数月转战的红一方面军的后勤急需。毛泽东、朱德大加赞赏：“曾山同志是能干的苏维埃主席。”
临危受命留守苏区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接手李富春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的曾山，临危受命，到广昌去率领一个３００多人的独立团，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留守的首脑机关中央分局转告他们，只要坚持半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就可打回中央苏区。半年好过，这样他们就没有作隐蔽精干、积蓄力量、进行长期斗争的打算和部署，而是集中弱小的地方武装，跟深入苏区的庞大敌军作战，结果损失惨重。１２月，由于敌强我弱，无法冲出重围，他们只好暂留原地打游击。
１９３５年２月底，曾山率部在广昌一带与敌人周旋一段时间后，从宁都转到泰和、兴国边境。在兴国的崇贤地区与胡海率领的公（略）万（安）兴（国）特委和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不久，罗孟文率领杨（殷）赣（县）特委及独立第十三团来到兴国崇贤。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３支红军部队会合在一起。３月初，曾山在崇贤地区的齐汾主持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在敌人四面包围，又与中央分局、中央苏区办事处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如何突出重围的问题。
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积蓄有生力量，避免和敌人拼消耗，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突围到粤赣边区去，和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李乐天、杨尚奎部会合。由于队伍庞大，头尾难顾，行进迟缓，几次突围均告失败。为了缩小突围目标，分散敌人拦阻力量，曾山号召各团各自选择突围路线冲出重围。
血风腥雨的日子，生离死别的情景是家常便饭。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曾山和胡海默默地握着手，互相注视了许久。曾山拿出一面绣有“艰苦奋斗”字样的红旗，与胡海各执一边。他俩凝视着这４个字，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激励，坚信总有胜利会师的一天。
曾山坚定地说：“胡海同志，此一去天各一方，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今后我们胜利会师时，重新把它缝合起来作为纪念。”
胡海听了很动情地回答：“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艰苦奋斗吧！”
他俩一人平展着红旗，一人持剪从中间剪开，曾山拿了左边“艰苦”的半面，胡海拿了右边“奋斗”的半面。他们心里怀着“艰苦奋斗”的完整信念，互道一声珍重，各自率部突围了。
敌人八面埋伏，突出一围又陷一围。１９３５年３月中旬，曾山率领红军独立第一、第二团及省级机关干部，由兴古线以北地区突破了敌人的重围。３月底，曾山率部在小口岭附近围攻王璋川靖卫团４个碉堡，俘敌１０余人，缴枪七八支；又袭击了丝茅坑、老营盘、高兴圩的敌人，并在兴国的后坊街歼灭敌军１个连，除了缴获步枪三四十支外，还缴获食盐、布匹、药材等许多战利品。但是，在强大敌人的重重包围和地主靖卫团、还乡团的处处阻击下，曾山率领的队伍历尽了千辛万苦，始终未能实现突过赣江到湘赣边区去的计划，而且部队又受到很大的损失。５月间，曾山率部回到了新淦游击区，再次遭到强敌的包围阻击，几百人的队伍被打散，留在曾山身边的只有２７人。
为了逮捕曾山，敌人到处张贴悬赏布告：“缉拿曾山者，赏洋８万元。”最后，全团只剩下曾山一个人。在险恶的环境里，曾山心系革命，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了早日与党组织联系上，他日夜兼程，以惊人的勇气和智慧，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闯过了敌人的层层关卡，潜行到了上海。后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继续为革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满门忠烈留独子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曾山一家经受了革命低潮时血与火的磨炼和生与死的考验，为苏维埃红色中国作出了巨大牺牲。
他的哥哥曾延生是１９２３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组织并参加过上海杨树浦地区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的“二月罢工”，担任过中共九江地委书记，领导九江工人和市民反抗英帝国主义和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和曾天宇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了万安暴动。１９２７年底，曾延生由党组织派往赣州任赣南特委书记，妻子蒋竟英（共产党员）也随同工作。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３日，在特委机关他们不幸被敌逮捕，４月４日一起被杀害于赣州城。曾山的弟弟曾炳生，１９２６年和曾山一起在家乡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被派到九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１９２７年８月惨遭敌人杀害，年仅２３岁。曾山的父亲曾采芹是清末秀才，为人忠厚正直，在本村及邻村设馆启蒙，但老先生走上革命道路却受了儿子的启蒙。他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吉安县委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员。在白色恐怖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为党传递情报，曾先后３次被捕，每次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１９６２年，曾山和妻子邓六金回到吉安白沙锦原探望父老乡亲。抚今追昔，他情不自禁思念起已故的亲人。他对自己的家庭忽发感慨，提起毛笔写了一副别具风骨的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曾山的“家慈”名叫康春玉，是一个勤劳贤慧的农村妇女，生育过５男２女，其中有２男２女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曾山）、炳生兄弟３人长大成人，最后只留“独子”曾山一人，其他两兄弟都为革命贡献了年轻的生命。
这副用血泪写成的对联，是曾山一家满门忠烈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