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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在2016年年中或稍后一段时间，随着房地产投资的触底，能够看到“需求底”；还有一个“效益底”，其中有两个重要指标，即PPI由负转正、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能不能出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经济转型双重底部能不能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去产能的进度和程度。
如果“需求底”已经出现，但效益的底迟迟不能出现，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经济的状况，将会处在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增长速度低了，相当多的企业还在亏损，接下来银行不良贷款率会大幅上升，某些地方财政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不完全排除局部性风险进一步暴露和激化。这将是一个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面对这个可能性，如果继续倚重需求侧刺激政策，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等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再扩大需求潜力已经不大。而对结构通缩、严重的产能过剩、低效和违规企业的退出，需求侧政策刺激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有可能贻误解决问题的时机，这样就显现出加快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近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消费基本是稳定的。
中国经济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要触底，就是高投资要触底，通俗地说，就是三只靴子要落地。第一只靴子是出口，现在已经落地了。第二只靴子是基础设施建设。这只靴子的高峰期是在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有所波动，是政府稳增长的得力抓手，峰值期也过去了。第三只靴子就是房地产。房地产从2014年开始出现回落，我们的观点很明确，这是一个历史性拐点，基本的理由是构成房地产投资70%左右的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有1200万至1300万套住房，大概相当于城镇居民户均1—1.1套住宅，这个峰值在前年就达到了，投资增长速度开始逐步回落。前几年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是20%以上，2014年降到了11%，2015年后几个月当月同比增速已经出现负增长。当房地产当月投资的增长速度由负转正时，这个底基本就出现了，这就是需求的底。估计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在2016年年中左右出现。
另一个底是从供给侧来看的，主要考虑供给与需求的适应程度，可以称之为“效益底”。这个底的出现关键是去产能要到位。当过去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的峰值出现以后，投资需求迅速回落，供给也在调整，但调整的速度相对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过剩幅度是在30%以上。这种严重过剩的产能会导致两个结果：PPI有40多个月负增长，最近已达到-5.9%；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从去年8月开始到现在连续负增长。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今后再要找到像过去房地产、汽车、钢铁那样能把经济带上大的台阶，保持10%左右高速增长的行业基本上没有了。一些新增长动力，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但对扩大经济总量规模作用不大。新旧增长动力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对称性，新动力主要体现在转方式，而非扩规模上，对这一点要有清醒认识。
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经济工作思路重大的调整和创新。其核心是促进要素流动、重组、优化组合，纠正要素资源的扭曲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特别是国企占比较大的重化工业领域，要解决人的问题、债的问题、资产重组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问题。这项改革不能再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不能只说不做，必须真刀真枪、落到实处，要有明确的时间任务的要求。供给侧改革一定意义上是被逼出来的，不能拖，也拖不起，这样才能避免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
最近汇率、股市波动较大，看衰中国的议论又多了起来。如果沿着倚重刺激性需求政策的方向往下走，其实是在推后、拖延或掩盖一些矛盾，甚至在激化矛盾。如果我们转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子上来，将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经济的效率和中长期增长动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高增长指标并不能提振信心，而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因为这种改革不是回避问题，而是面对和解决问题，从而真正有效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
供给侧改革也是一场“持久战”。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不同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不一样的，现在看来恢复较快的经济体，大都采取了有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单纯靠需求刺激的经济体还在“泥潭里面深陷着”。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有5年多时间了。这是一种增长阶段的结构性转换。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或中速增长，是由旧的结构转变成新的结构，而主要不是周期性变化和外部冲击。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的经验来看，这种结构转型一般会经历十年左右的时间。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形势，即使将来“需求底”和“效益底”都见到以后，也不会出现所谓的V型翻转，有很大的可能性是L型，而且在L型的底部时间会比较长，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小的W波动。
短期内要“三去、一降、一补”打一些歼灭战，同时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下一步在国企、土地、财税、金融、社保、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改革应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样才能为“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打下牢固基础。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如果“需求底”已经出现，但效益的底迟迟不能出现，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经济的状况，将会处在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增长速度低了，相当多的企业还在亏损，接下来银行不良贷款率会大幅上升，某些地方财政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不完全排除局部性风险进一步暴露和激化。这将是一个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面对这个可能性，如果继续倚重需求侧刺激政策，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等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再扩大需求潜力已经不大。而对结构通缩、严重的产能过剩、低效和违规企业的退出，需求侧政策刺激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有可能贻误解决问题的时机，这样就显现出加快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近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消费基本是稳定的。
中国经济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要触底，就是高投资要触底，通俗地说，就是三只靴子要落地。第一只靴子是出口，现在已经落地了。第二只靴子是基础设施建设。这只靴子的高峰期是在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有所波动，是政府稳增长的得力抓手，峰值期也过去了。第三只靴子就是房地产。房地产从2014年开始出现回落，我们的观点很明确，这是一个历史性拐点，基本的理由是构成房地产投资70%左右的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有1200万至1300万套住房，大概相当于城镇居民户均1—1.1套住宅，这个峰值在前年就达到了，投资增长速度开始逐步回落。前几年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是20%以上，2014年降到了11%，2015年后几个月当月同比增速已经出现负增长。当房地产当月投资的增长速度由负转正时，这个底基本就出现了，这就是需求的底。估计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在2016年年中左右出现。
另一个底是从供给侧来看的，主要考虑供给与需求的适应程度，可以称之为“效益底”。这个底的出现关键是去产能要到位。当过去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的峰值出现以后，投资需求迅速回落，供给也在调整，但调整的速度相对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过剩幅度是在30%以上。这种严重过剩的产能会导致两个结果：PPI有40多个月负增长，最近已达到-5.9%；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从去年8月开始到现在连续负增长。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今后再要找到像过去房地产、汽车、钢铁那样能把经济带上大的台阶，保持10%左右高速增长的行业基本上没有了。一些新增长动力，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但对扩大经济总量规模作用不大。新旧增长动力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对称性，新动力主要体现在转方式，而非扩规模上，对这一点要有清醒认识。
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经济工作思路重大的调整和创新。其核心是促进要素流动、重组、优化组合，纠正要素资源的扭曲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特别是国企占比较大的重化工业领域，要解决人的问题、债的问题、资产重组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问题。这项改革不能再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不能只说不做，必须真刀真枪、落到实处，要有明确的时间任务的要求。供给侧改革一定意义上是被逼出来的，不能拖，也拖不起，这样才能避免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
最近汇率、股市波动较大，看衰中国的议论又多了起来。如果沿着倚重刺激性需求政策的方向往下走，其实是在推后、拖延或掩盖一些矛盾，甚至在激化矛盾。如果我们转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子上来，将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经济的效率和中长期增长动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高增长指标并不能提振信心，而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因为这种改革不是回避问题，而是面对和解决问题，从而真正有效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
供给侧改革也是一场“持久战”。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不同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不一样的，现在看来恢复较快的经济体，大都采取了有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单纯靠需求刺激的经济体还在“泥潭里面深陷着”。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有5年多时间了。这是一种增长阶段的结构性转换。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或中速增长，是由旧的结构转变成新的结构，而主要不是周期性变化和外部冲击。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的经验来看，这种结构转型一般会经历十年左右的时间。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形势，即使将来“需求底”和“效益底”都见到以后，也不会出现所谓的V型翻转，有很大的可能性是L型，而且在L型的底部时间会比较长，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小的W波动。
短期内要“三去、一降、一补”打一些歼灭战，同时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下一步在国企、土地、财税、金融、社保、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改革应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样才能为“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打下牢固基础。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