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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年除夕，苏轼因离奇的“乌台诗案”，在被关押了4个月零20天之后出狱。狱外微风习习，鸟雀叽喳，东坡提笔写下了“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又写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大年初一，苏轼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启程前往贫瘠荒凉之地黄州。
苏轼极有可能是在赴黄州途中向正在当涂的友人郭祥正（字功甫）写信作别，故有“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之语，这便是海内著名的《功甫帖》，仅仅9字，笔迹雄强朗润，尺寸为古代一封折页书信大小，文博界泰山北斗张珩（字葱玉）将之与米芾的《苏太简参政帖》并列，称为北宋书法“双壁”。此帖流传有序，见于安岐《墨缘汇观》、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赞扬它“神采飞扬”，称为“上品”。它也是苏东坡流传于民间的惟一书法作品。
时光走马千年，荒诞穿越古今。
2013年中秋月圆之夜，有“中国第一买家”之称的上海收藏家刘益谦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竞得《功甫帖》，在收藏界以及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并且惊动了政府。2013年12月，该帖抵达上海，通过浦东自贸区保税仓库入境，避开将近1200万元的应纳增值税额与进口关税，并计划于2014年3月在刘益谦创办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时展出。
平地起惊雷。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3位研究员通过《新民晚报》突然发难，公开质疑此件《功甫帖》是伪作，且还是非原作钩摹、从石刻拓本中钩摹的赝品，以“双钩廓填”手法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制作时间可定于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连帖上清初翁方纲的题跋也断定为假。
钟银兰，年逾八十，上海博物馆领军的专家；单国霖，20年前就是上博书画研究部主任，现已年过七十；凌利中，钟银兰的学生，现任上博书画研究部副主任。
一石激起千层浪。事件在疑点频出、难以解释、众人错愕、众说纷纭、人身攻击中发酵和推移，逐渐从意气之争、个人恩怨导致的“真假之争”演变为对上博文物流失的质问。在千呼万唤中上博抛出两份报告，力证此物乃伪作；但面对文物流失的质疑，上博迄今保持沉默。此次争论可以说是恢复文物艺术品拍卖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真假之争。
上海博物馆此次主动向《新民晚报》和《东方早报》曝料，大违“学术不干扰市场”这一准则，平时研究员们虽然个人私下里会帮人“掌眼”，但是绝无以上海博物馆官方名义公开对市场拍品品头论足之行为。
对此，上博3位研究员解释说：“中国收藏家耗费财力和精力，力促海外文物回流的决心值得嘉许，但有一个前提要成立，文物必须是货真价实的真品。如若伪品能披着真品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入境并享受到相关政策，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
3位研究员进而辩解：“私人收藏品鉴，以藏家满足为上；但进入公共视野，在美术馆里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但业内普遍认为，上博研究员的突然发难，起因是由于祝君波的一篇文章以及上海收藏家颜明与苏富比新任书画部主管张荣德之间的个人恩怨。
朵云轩创始人、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10月19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说：“于博物馆而论，如今随着这些一言九鼎的宗师先后谢世，许多博物馆面对征集书画的挑战，已无权威敢拍板。为什么出现这些断层？究其原因，是我们建立的博物馆制度，鉴定人才由院校毕业，入馆培养，但很少放飞野外，往往纸上谈兵，研究来研究去，就是远离真伪二字，也难得做真刀真枪的决定。又逢1949年以后形势大好，一有老先生扛着，二有藏家捐献，三是‘文革’送货来。所以藏品不愁。”
“反观民间，或在行里做，或单打独斗，用自己的‘肉里分’（钱）买东西，弄不好就伤筋动骨，故学习愈加刻苦，专研愈加深入，倒也出了不少人才。马成名、张荣德就是我们知道的代表人物。他们天天要看图录，要查资料，好像天天要上战场打仗，自然武功高强，与日俱进。”此篇文章惹恼了上海博物馆。
在苏富比拍卖的预展上，上海收藏家颜明委托在纽约的朋友对《功甫帖》拍照，但苏富比公司规定禁止，被张荣德阻拦。此后颜明发短信对张荣德破口大骂，业内人尽皆知。
刘益谦先是平和地表示了自己的惊讶：“我此前没听说有一个人对这个有不同意见，新闻出现之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如果大家的意见都是赞成上博的意见，我把这个东西退了就完了。”“古代字画历来都有争议。”
几天后，刘益谦突然将自己调整到满格战斗状态，三发声明，名为感谢，实则讽刺挖苦冷嘲热讽兼而有之的“高端黑”，针锋相对，言辞犀利。
文物艺术品拍卖圈子窄小，极重人情，遇事口耳相传得再盛，事不关己也极少公开发表言论。此次《功甫帖》事件，不少市场派人士均站出来力挺刘益谦，比如朱绍良、易苏昊、马未都、李雪松、季涛、刘尚勇、刘双舟、尹光华、陆忠等人。
马未都做客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时说，感觉上博这次像是在闹事儿，不是学术讨论。
但刘益谦的困境在于，不管他个人拥有的藏品多么令人咋舌，因其一直保持着草根状态，体制内的力量，不管是博物馆还是媒体，对他采取行动时几乎可以说是毫无顾忌。
当上海博物馆首对《功甫帖》发难，刘益谦反驳道：“你们没有看过原帖，怎么就能下结论？”
紧接着单国霖在12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表示，他和钟银兰都曾见过《功甫帖》实物，另一位研究员凌利中也表示，他在苏富比的预展上研究过这件拍品。“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研究过一件‘文革’抄家得来的《功甫帖》，经过研究考证，发现是赝品，于是退回物主，后来听说此物被带出境外，可能流入美国，但目前也无法确认。” 随后微博上有人将徐邦达亲眼在上海博物馆看过此件东西并确认为真迹无疑的证据上传，公众因此转而质问上海博物馆是否致使文物流失。
在苏富比通过微博发表《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坚称为真迹之后，1月14日，单国霖再度接受《解放日报》采访，针对他此前曾向媒体透露上世纪80年代看过《功甫帖》，他表示：“记错了，是另外一张帖。《功甫帖》是摹本，可能是自己写的，没有双钩廓填。”对苏富比的回应，单国霖表示，“不会看，不理它。”
单国霖同时表示，他无法回答《功甫帖》是否作为“文革”抄家物资进入过上博，“这要问办公室。”
这就存在两个问题：如果两位老专家没有看过原作，那么他们如何得出结论、提交报告的？如果两位看过原作，又是在哪里看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富比的拍卖图录介绍：“据《书画鉴影》记载，在成亲王永瑆和李佐贤时，《功甫帖》与苏轼《刘锡勅帖》，米芾《章侯帖》、《道祖帖》原合裱一起，同为《苏米翰札合册》。现今，米芾《章侯帖》已归上海博物馆，列为一级藏品，米芾《道祖帖》和《刘锡勅帖》合裱为一卷，亦为某博物馆所收藏。”
业内普遍的说法是，这4张名帖均为“文革”时从天津大银行家许汉卿家抄来，其余3件现仍藏上海博物馆，但是许家后人要得厉害，所以苏富比隐晦地说，其中两件“亦为某博物馆所收藏”。
2014年1月14日《新民晚报》方翔透露：多家媒体今天上午从上海博物馆方面核实得知，这件《功甫帖》无论是收藏还是寄存，都未曾到过上海博物馆，许汉卿的抄家清单中，也未见这件《功甫帖》。上世纪50年代，此帖装裱成立轴后，一直深藏未现于世。
《新民晚报》发表文章说：“在文物艺术品鉴定水准上，博物馆的专家强还是民间的实战派行家强？这个问题好像成了国内收藏界这些年来争论的热点。……有人嘲笑博物馆专家缺乏实战经验，徒有书本理论。未必然。我有一比喻，有的博物馆专家就像是一直苦练绝世武功却从来没有和坏人打过架的人，初入江湖，碰上个出手无赖狠毒的小流氓，也可能会失手。但是，只要多来几个回合，他回过神来，小混混就不是他对手了。”
一位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专家说：“很多人以为我们市场中人的立场不尽客观，其实市场的眼睛雪亮，我们无所凭借，再不客观就立不住脚；但是博物馆研究员自身牵扯的利益更大。”
中国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针对《功甫帖》之争撰文说：“文博单位的‘专家’半遮琵琶半遮脸，一方面基于专业伦理，一方面又受到斤斤利益的诱惑，而有些深度介入到具有经济利益的鉴定之中，使得公信力急剧降低，已经到达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2014年1月1日，上博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两篇学术报告，详解《功甫帖》为何并非真迹；1月2日中午，刘益谦针锋相对发表第三篇声明，名为“回归学术，回归理性”，认为《中国文物报》刊登的“研究成果”是以上博3位研究员个人名义发表的，且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互相矛盾。1月11日，《新民晚报》再次整版刊发上博研究报告《〈功甫帖〉一点补遗》。
自《功甫帖》卷入赝品漩涡以来，“双钩廓填”这一生僻的古代书画用词一时像“三聚氰胺”一样被普及。在大众感觉云山雾绕之际，博物馆系统研究员们三缄其口，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专家对此帖为伪作之说倍感荒谬。
3位研究员质疑《功甫帖》为假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1.此帖为侧锋入笔，不是苏轼笔法；2.此为从拓本摹来；3.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以及牵丝、飞白、散毫、枯笔等运笔与笔触，均属石刻拓本中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生痕迹；4.清初藏家翁方纲的题跋对不上；5.徐邦达没有见过此帖；6.此帖为“双钩廓填”；7.用笔偶成锯齿状。
宋元书画专家朱绍良对此一一反驳：
1.首先翁方纲题跋对不上是有先例的，故宫博物院所藏欧阳修的《灼艾帖》上，翁方纲的题跋也对不上；
2.现已找到徐邦达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02期上的文章：“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表明徐邦达确然亲眼见过此帖无疑，而且徐邦达先生将此帖编入《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录》；
3.“双钩廓填”，简单说就是先用细线描出两边边儿，因此叫“双钩”，然后用墨填满。因填墨时墨色不均，所以在阳光下非常易于辨认，但不上手实物看不出来，此作假方法极为简单幼稚；
4.从拓本刻摹而来，纯属无稽之谈，历来都是从墨迹转化为拓本，很少从拓本转化为墨迹，历史上只有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就是颜真卿的《裴将军帖》；
5.钟、凌两位研究员认为此帖笔画是侧锋出笔，一定为假，但是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上博顾问谢稚柳就认为，苏轼笔法一定是侧锋出笔。对比苏轼所有墨迹，左低右高、侧锋出笔、八面出锋、笔浓墨肥是苏轼书法的典型特征。这一点黄庭坚在《山谷集》中记载得很清楚，上博没有认真研究就放炮；
……
朱绍良说，“我们要保护毛毛。刘益谦已经花费几十亿收藏古代书画，如果把这么一个指标性的、风向标式的人物打垮，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民族的文化恐怕就没有一个薪火传递的人物。”
朱绍良公开发表声明称：如果刘益谦不堪其扰想放弃《功甫帖》，自己愿意收藏，并已经准备好资金。
中拍协的季涛也表达了几点疑问：“1.如果真迹在上海博物馆，专家们把它拿出来与刘益谦买到的那件进行对比不就可以说明问题了？！2.如果《功甫帖》因为某个原因不在博物馆了，作为曾经的国家馆藏文物，上博总应该公开说明它去哪儿了？3.即便这件东西是假的，上博怎么就有权给私下清理出博物馆了？”
宋徽宗《写生珍禽图》
徐邦达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鉴古书画闻名于江南。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当这批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抓住机会去库房观摩，在那里看到了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两幅画上都有乾隆御笔分别题说其真伪。然而，经徐邦达仔细考证，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无用师卷》却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子明卷》却是假的，这一说法推翻了清朝宫廷的定论。1937年徐邦达协助上海市博物馆办理“上海市文献展览”中的古书画征集、检选、陈列之工作，受叶恭绰之托撰写《古书画提要目录》。1950年经张葱玉调北京国家文物局，1953年以各地征集和收购到的3500幅珍贵书画作品为基础，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1978年起，奉派到各地收藏书画，历时8年。期间又曾去美国，写成了《访美所见书画录》。
朱绍良说：“这些人的眼力是现代人所不能比的，他们从出身、学识、阅历，目前我们当代人有哪一个比得上？现在有一种潮流，就是推翻前贤论断，虽说前贤们说的话也不是金科玉律，但是我们这代人要推翻他们的结论，实在要小心又小心。”
“从拍卖市场出现以来，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定要否定前贤，所采用的证据大多站不住脚。这些老先生的书、画我们肯定都不及，也不是一样的时代，他们所见过的东西，我们只见过千分之几万分之几。他们从小生存在古汉语环境中，使用毛笔。这和我们完全不同。否定前贤的势力很多都来源于文博界，真是奇怪。”
“2003年《写生珍禽图》在嘉德出现，这件东西徐邦达在他的《古书画伪讹考辨》、谢稚柳在他的《宋徽宗赵佶全集·序》以及傅熹年在他的《书画鉴定集》里面都提到过，这件东西是宋徽宗的亲笔真迹。但是社会上就出现了很多杂音，尤其是以博物馆系统的研究员居多。2003年我曾经问教于启功先生，‘这个东西如果要是没有款没有印，怎么来判断是不是宋徽宗的东西？’启功先生说：‘徽宗画的这个东西，非常明显的是‘以书入画’，徽宗书法的一撇一捺就代表了竹叶，竹尖以后再出尖，这是典型的瘦金体书法造成的。 “易元吉的《獐猿图》，张葱玉在他的日记和他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里都曾记录，徐邦达傅熹年先生都认为有道理，是不是易元吉不敢确定，但是至少是北宋。可是现在的人就把它往元朝以后说。易元吉这东西，各种笔法完全符合高古画法，它所用的绢，一定不是宋以后的东西。中国的生丝非常奇怪，北宋还稍微粗点儿，南宋以后非常细，入元以后画画所用的绢就粗糙了，到明代都不行，直到雍正年间才恢复了高水平的生产工艺和技术。马王堆出土的帛衣只有42克，后人再怎么做都超重，浙江杭州丝绸博物馆研究所用了数年时间研究，让蚕的生态环境仿远古时代，体型瘦小，吐的丝也变细了。尽管如此，做出来同等尺寸的衣服仍然超重6克。易元吉所用的丝绢，绝对不是宋以后的东西。
朱绍良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然后就是这件苏东坡，安仪周《墨缘汇观》、张葱玉日记、徐邦达《古书画过眼录》中都有提到，这么多前贤，能连续犯错误吗？那么还有人要问，为什么元、明对《功甫帖》没有著录？故宫所藏《听麟琴图》、马林的《层叠冰绡图》也无著录，因为入宫了。”
张葱玉、徐邦达、谢稚柳解放前活跃在市场上、解放后被博物馆收编的扛鼎人物谢世之后，目前这些“馆二代”研究员的水平，难以服众。
陈履生说：“《功甫帖》真伪争议反映出中国书画鉴定的当下窘境。随着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小组成员的年事已高或相继离世，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书画由谁来鉴定一直是一个疑问。”
业内一些人士说，要论证苏东坡此帖为真，需要强大的学术功底，但是要论证上博两篇报告荒谬，太容易了。
陈履生说：“从艺术创作本身来看，笔法中的一勾一捺极有可能因为书法家的身体、情绪状况，毛笔等工具的顺手程度，风晴雨雪的气候影响，所带来的笔迹的差异性可能是判若两人，如果仅就此中些微的差异来判别真假，无疑会带来误判。因此，笔迹的比对难以完全还原它的历史真实。而像《功甫帖》中有关前辈徐邦达先生的论断，也有可能某人一句‘误记’而浑水再起，因为死无对证。显然，《功甫帖》事件的可悲之处是它出现在当下。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
苏轼极有可能是在赴黄州途中向正在当涂的友人郭祥正（字功甫）写信作别，故有“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之语，这便是海内著名的《功甫帖》，仅仅9字，笔迹雄强朗润，尺寸为古代一封折页书信大小，文博界泰山北斗张珩（字葱玉）将之与米芾的《苏太简参政帖》并列，称为北宋书法“双壁”。此帖流传有序，见于安岐《墨缘汇观》、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赞扬它“神采飞扬”，称为“上品”。它也是苏东坡流传于民间的惟一书法作品。
时光走马千年，荒诞穿越古今。
2013年中秋月圆之夜，有“中国第一买家”之称的上海收藏家刘益谦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竞得《功甫帖》，在收藏界以及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并且惊动了政府。2013年12月，该帖抵达上海，通过浦东自贸区保税仓库入境，避开将近1200万元的应纳增值税额与进口关税，并计划于2014年3月在刘益谦创办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时展出。
平地起惊雷。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3位研究员通过《新民晚报》突然发难，公开质疑此件《功甫帖》是伪作，且还是非原作钩摹、从石刻拓本中钩摹的赝品，以“双钩廓填”手法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制作时间可定于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连帖上清初翁方纲的题跋也断定为假。
钟银兰，年逾八十，上海博物馆领军的专家；单国霖，20年前就是上博书画研究部主任，现已年过七十；凌利中，钟银兰的学生，现任上博书画研究部副主任。
一石激起千层浪。事件在疑点频出、难以解释、众人错愕、众说纷纭、人身攻击中发酵和推移，逐渐从意气之争、个人恩怨导致的“真假之争”演变为对上博文物流失的质问。在千呼万唤中上博抛出两份报告，力证此物乃伪作；但面对文物流失的质疑，上博迄今保持沉默。此次争论可以说是恢复文物艺术品拍卖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真假之争。
刘益谦困境
上海博物馆此次主动向《新民晚报》和《东方早报》曝料，大违“学术不干扰市场”这一准则，平时研究员们虽然个人私下里会帮人“掌眼”，但是绝无以上海博物馆官方名义公开对市场拍品品头论足之行为。
对此，上博3位研究员解释说：“中国收藏家耗费财力和精力，力促海外文物回流的决心值得嘉许，但有一个前提要成立，文物必须是货真价实的真品。如若伪品能披着真品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入境并享受到相关政策，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
3位研究员进而辩解：“私人收藏品鉴，以藏家满足为上；但进入公共视野，在美术馆里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但业内普遍认为，上博研究员的突然发难，起因是由于祝君波的一篇文章以及上海收藏家颜明与苏富比新任书画部主管张荣德之间的个人恩怨。
朵云轩创始人、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10月19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说：“于博物馆而论，如今随着这些一言九鼎的宗师先后谢世，许多博物馆面对征集书画的挑战，已无权威敢拍板。为什么出现这些断层？究其原因，是我们建立的博物馆制度，鉴定人才由院校毕业，入馆培养，但很少放飞野外，往往纸上谈兵，研究来研究去，就是远离真伪二字，也难得做真刀真枪的决定。又逢1949年以后形势大好，一有老先生扛着，二有藏家捐献，三是‘文革’送货来。所以藏品不愁。”
“反观民间，或在行里做，或单打独斗，用自己的‘肉里分’（钱）买东西，弄不好就伤筋动骨，故学习愈加刻苦，专研愈加深入，倒也出了不少人才。马成名、张荣德就是我们知道的代表人物。他们天天要看图录，要查资料，好像天天要上战场打仗，自然武功高强，与日俱进。”此篇文章惹恼了上海博物馆。
在苏富比拍卖的预展上，上海收藏家颜明委托在纽约的朋友对《功甫帖》拍照，但苏富比公司规定禁止，被张荣德阻拦。此后颜明发短信对张荣德破口大骂，业内人尽皆知。
刘益谦先是平和地表示了自己的惊讶：“我此前没听说有一个人对这个有不同意见，新闻出现之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如果大家的意见都是赞成上博的意见，我把这个东西退了就完了。”“古代字画历来都有争议。”
几天后，刘益谦突然将自己调整到满格战斗状态，三发声明，名为感谢，实则讽刺挖苦冷嘲热讽兼而有之的“高端黑”，针锋相对，言辞犀利。
文物艺术品拍卖圈子窄小，极重人情，遇事口耳相传得再盛，事不关己也极少公开发表言论。此次《功甫帖》事件，不少市场派人士均站出来力挺刘益谦，比如朱绍良、易苏昊、马未都、李雪松、季涛、刘尚勇、刘双舟、尹光华、陆忠等人。
马未都做客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时说，感觉上博这次像是在闹事儿，不是学术讨论。
但刘益谦的困境在于，不管他个人拥有的藏品多么令人咋舌，因其一直保持着草根状态，体制内的力量，不管是博物馆还是媒体，对他采取行动时几乎可以说是毫无顾忌。
上博研究员看没看过原件？
当上海博物馆首对《功甫帖》发难，刘益谦反驳道：“你们没有看过原帖，怎么就能下结论？”
紧接着单国霖在12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表示，他和钟银兰都曾见过《功甫帖》实物，另一位研究员凌利中也表示，他在苏富比的预展上研究过这件拍品。“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研究过一件‘文革’抄家得来的《功甫帖》，经过研究考证，发现是赝品，于是退回物主，后来听说此物被带出境外，可能流入美国，但目前也无法确认。” 随后微博上有人将徐邦达亲眼在上海博物馆看过此件东西并确认为真迹无疑的证据上传，公众因此转而质问上海博物馆是否致使文物流失。
在苏富比通过微博发表《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坚称为真迹之后，1月14日，单国霖再度接受《解放日报》采访，针对他此前曾向媒体透露上世纪80年代看过《功甫帖》，他表示：“记错了，是另外一张帖。《功甫帖》是摹本，可能是自己写的，没有双钩廓填。”对苏富比的回应，单国霖表示，“不会看，不理它。”
单国霖同时表示，他无法回答《功甫帖》是否作为“文革”抄家物资进入过上博，“这要问办公室。”
这就存在两个问题：如果两位老专家没有看过原作，那么他们如何得出结论、提交报告的？如果两位看过原作，又是在哪里看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富比的拍卖图录介绍：“据《书画鉴影》记载，在成亲王永瑆和李佐贤时，《功甫帖》与苏轼《刘锡勅帖》，米芾《章侯帖》、《道祖帖》原合裱一起，同为《苏米翰札合册》。现今，米芾《章侯帖》已归上海博物馆，列为一级藏品，米芾《道祖帖》和《刘锡勅帖》合裱为一卷，亦为某博物馆所收藏。”
业内普遍的说法是，这4张名帖均为“文革”时从天津大银行家许汉卿家抄来，其余3件现仍藏上海博物馆，但是许家后人要得厉害，所以苏富比隐晦地说，其中两件“亦为某博物馆所收藏”。
2014年1月14日《新民晚报》方翔透露：多家媒体今天上午从上海博物馆方面核实得知，这件《功甫帖》无论是收藏还是寄存，都未曾到过上海博物馆，许汉卿的抄家清单中，也未见这件《功甫帖》。上世纪50年代，此帖装裱成立轴后，一直深藏未现于世。
《新民晚报》发表文章说：“在文物艺术品鉴定水准上，博物馆的专家强还是民间的实战派行家强？这个问题好像成了国内收藏界这些年来争论的热点。……有人嘲笑博物馆专家缺乏实战经验，徒有书本理论。未必然。我有一比喻，有的博物馆专家就像是一直苦练绝世武功却从来没有和坏人打过架的人，初入江湖，碰上个出手无赖狠毒的小流氓，也可能会失手。但是，只要多来几个回合，他回过神来，小混混就不是他对手了。”
一位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专家说：“很多人以为我们市场中人的立场不尽客观，其实市场的眼睛雪亮，我们无所凭借，再不客观就立不住脚；但是博物馆研究员自身牵扯的利益更大。”
中国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针对《功甫帖》之争撰文说：“文博单位的‘专家’半遮琵琶半遮脸，一方面基于专业伦理，一方面又受到斤斤利益的诱惑，而有些深度介入到具有经济利益的鉴定之中，使得公信力急剧降低，已经到达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半路杀出个朱绍良
2014年1月1日，上博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两篇学术报告，详解《功甫帖》为何并非真迹；1月2日中午，刘益谦针锋相对发表第三篇声明，名为“回归学术，回归理性”，认为《中国文物报》刊登的“研究成果”是以上博3位研究员个人名义发表的，且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互相矛盾。1月11日，《新民晚报》再次整版刊发上博研究报告《〈功甫帖〉一点补遗》。
自《功甫帖》卷入赝品漩涡以来，“双钩廓填”这一生僻的古代书画用词一时像“三聚氰胺”一样被普及。在大众感觉云山雾绕之际，博物馆系统研究员们三缄其口，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专家对此帖为伪作之说倍感荒谬。
3位研究员质疑《功甫帖》为假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1.此帖为侧锋入笔，不是苏轼笔法；2.此为从拓本摹来；3.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以及牵丝、飞白、散毫、枯笔等运笔与笔触，均属石刻拓本中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生痕迹；4.清初藏家翁方纲的题跋对不上；5.徐邦达没有见过此帖；6.此帖为“双钩廓填”；7.用笔偶成锯齿状。
宋元书画专家朱绍良对此一一反驳：
1.首先翁方纲题跋对不上是有先例的，故宫博物院所藏欧阳修的《灼艾帖》上，翁方纲的题跋也对不上；
2.现已找到徐邦达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02期上的文章：“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表明徐邦达确然亲眼见过此帖无疑，而且徐邦达先生将此帖编入《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录》；
3.“双钩廓填”，简单说就是先用细线描出两边边儿，因此叫“双钩”，然后用墨填满。因填墨时墨色不均，所以在阳光下非常易于辨认，但不上手实物看不出来，此作假方法极为简单幼稚；
4.从拓本刻摹而来，纯属无稽之谈，历来都是从墨迹转化为拓本，很少从拓本转化为墨迹，历史上只有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就是颜真卿的《裴将军帖》；
5.钟、凌两位研究员认为此帖笔画是侧锋出笔，一定为假，但是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上博顾问谢稚柳就认为，苏轼笔法一定是侧锋出笔。对比苏轼所有墨迹，左低右高、侧锋出笔、八面出锋、笔浓墨肥是苏轼书法的典型特征。这一点黄庭坚在《山谷集》中记载得很清楚，上博没有认真研究就放炮；
……
朱绍良说，“我们要保护毛毛。刘益谦已经花费几十亿收藏古代书画，如果把这么一个指标性的、风向标式的人物打垮，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民族的文化恐怕就没有一个薪火传递的人物。”
朱绍良公开发表声明称：如果刘益谦不堪其扰想放弃《功甫帖》，自己愿意收藏，并已经准备好资金。
真的是真假之争吗？
中拍协的季涛也表达了几点疑问：“1.如果真迹在上海博物馆，专家们把它拿出来与刘益谦买到的那件进行对比不就可以说明问题了？！2.如果《功甫帖》因为某个原因不在博物馆了，作为曾经的国家馆藏文物，上博总应该公开说明它去哪儿了？3.即便这件东西是假的，上博怎么就有权给私下清理出博物馆了？”
徐邦达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鉴古书画闻名于江南。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当这批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抓住机会去库房观摩，在那里看到了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两幅画上都有乾隆御笔分别题说其真伪。然而，经徐邦达仔细考证，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无用师卷》却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子明卷》却是假的，这一说法推翻了清朝宫廷的定论。1937年徐邦达协助上海市博物馆办理“上海市文献展览”中的古书画征集、检选、陈列之工作，受叶恭绰之托撰写《古书画提要目录》。1950年经张葱玉调北京国家文物局，1953年以各地征集和收购到的3500幅珍贵书画作品为基础，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1978年起，奉派到各地收藏书画，历时8年。期间又曾去美国，写成了《访美所见书画录》。
朱绍良说：“这些人的眼力是现代人所不能比的，他们从出身、学识、阅历，目前我们当代人有哪一个比得上？现在有一种潮流，就是推翻前贤论断，虽说前贤们说的话也不是金科玉律，但是我们这代人要推翻他们的结论，实在要小心又小心。”
“从拍卖市场出现以来，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定要否定前贤，所采用的证据大多站不住脚。这些老先生的书、画我们肯定都不及，也不是一样的时代，他们所见过的东西，我们只见过千分之几万分之几。他们从小生存在古汉语环境中，使用毛笔。这和我们完全不同。否定前贤的势力很多都来源于文博界，真是奇怪。”
“2003年《写生珍禽图》在嘉德出现，这件东西徐邦达在他的《古书画伪讹考辨》、谢稚柳在他的《宋徽宗赵佶全集·序》以及傅熹年在他的《书画鉴定集》里面都提到过，这件东西是宋徽宗的亲笔真迹。但是社会上就出现了很多杂音，尤其是以博物馆系统的研究员居多。2003年我曾经问教于启功先生，‘这个东西如果要是没有款没有印，怎么来判断是不是宋徽宗的东西？’启功先生说：‘徽宗画的这个东西，非常明显的是‘以书入画’，徽宗书法的一撇一捺就代表了竹叶，竹尖以后再出尖，这是典型的瘦金体书法造成的。 “易元吉的《獐猿图》，张葱玉在他的日记和他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里都曾记录，徐邦达傅熹年先生都认为有道理，是不是易元吉不敢确定，但是至少是北宋。可是现在的人就把它往元朝以后说。易元吉这东西，各种笔法完全符合高古画法，它所用的绢，一定不是宋以后的东西。中国的生丝非常奇怪，北宋还稍微粗点儿，南宋以后非常细，入元以后画画所用的绢就粗糙了，到明代都不行，直到雍正年间才恢复了高水平的生产工艺和技术。马王堆出土的帛衣只有42克，后人再怎么做都超重，浙江杭州丝绸博物馆研究所用了数年时间研究，让蚕的生态环境仿远古时代，体型瘦小，吐的丝也变细了。尽管如此，做出来同等尺寸的衣服仍然超重6克。易元吉所用的丝绢，绝对不是宋以后的东西。
“然后就是这件苏东坡，安仪周《墨缘汇观》、张葱玉日记、徐邦达《古书画过眼录》中都有提到，这么多前贤，能连续犯错误吗？那么还有人要问，为什么元、明对《功甫帖》没有著录？故宫所藏《听麟琴图》、马林的《层叠冰绡图》也无著录，因为入宫了。”
张葱玉、徐邦达、谢稚柳解放前活跃在市场上、解放后被博物馆收编的扛鼎人物谢世之后，目前这些“馆二代”研究员的水平，难以服众。
陈履生说：“《功甫帖》真伪争议反映出中国书画鉴定的当下窘境。随着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小组成员的年事已高或相继离世，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书画由谁来鉴定一直是一个疑问。”
业内一些人士说，要论证苏东坡此帖为真，需要强大的学术功底，但是要论证上博两篇报告荒谬，太容易了。
陈履生说：“从艺术创作本身来看，笔法中的一勾一捺极有可能因为书法家的身体、情绪状况，毛笔等工具的顺手程度，风晴雨雪的气候影响，所带来的笔迹的差异性可能是判若两人，如果仅就此中些微的差异来判别真假，无疑会带来误判。因此，笔迹的比对难以完全还原它的历史真实。而像《功甫帖》中有关前辈徐邦达先生的论断，也有可能某人一句‘误记’而浑水再起，因为死无对证。显然，《功甫帖》事件的可悲之处是它出现在当下。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