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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实证研究忽视了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导致数据异质而估计偏误。为避免数据异质和其他计量问题，本文细分数据并采用系统GMM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存在阶段性差异，其表现为：外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的作用增强，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工资负效应、非市场化的阻碍作用减弱，税收优惠作用由正变负，交通基础设施正效应、非国有内资企业的集聚效应消失。最后，据此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阶段性差异；系统GMM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78-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注：国际直接投资即FDI，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7)的定义，FDI为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国家统计局对FDI的定义为外方(包括港澳台)股份占25%或以上的投资，又称外商直接投资。)(即FDI)，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6550亿美元(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7》，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gov.cn/pub/FDI/wzyj/yjbg/default.jsp.)，成为自1993年以来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外资流入我国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其成因的广泛研究，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我国渐进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过程考虑不足，在实证研究中未对样本进行阶段性区分，造成了数据异质而估计偏误问题。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试点、经验积累、调整推广的渐进过程，外资企业也在试探、成功中摸索投资的模式并逐步增加在华投资，形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特殊历程，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数量和区域分布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根据阶段性特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沿海试点、法规完善阶段(1979～1991年)。国家选择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在试点基础上完善法律法规，吸引了以港澳台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总额221.82亿美元(注：本段所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这一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主要分布于以广东、福建两省为主的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试点选择和华侨纽带特点。
第二阶段，经验推广、高速发展阶段(1992～1997年)。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消除了吸引外资的理论障碍，开放了更多国内市场，使外商对来华投资的安全感增强，投资热情高涨。仅199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就达到275.15亿美元，超过了第一阶段的总和。这一阶段的投资总额达到1967.92亿美元，较第一阶段增长了7.8倍，分布在所有省区和几乎所有行业。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王洛林的研究[1]表明这一阶段的微电子、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业、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业等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外资大量增加。
第三阶段，投资质量提高阶段(1998年至今)。外商直接投资由劳动密集型加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转变。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其相配套的高端服务业投资也大量跟进，设立了大量的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750家；我国逐步成为一些跨国公司先进产品的全球制造中心(注：根据《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4、2005、2006)的数据整理，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gov.cn/pub/FDI/wzyj/yjbg/default.jsp.)。由于入世开放市场承诺的兑现，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更多的行业。
折衷理论[2-5]认为，跨国公司根据其自身的技术、产品差异、管理、营销等所有权优势和交易成本节约、规避市场结构不完善等内部化优势，结合东道国的要素成本、投资环境、宏观环境、经济政策、生产集聚等区位因素，进行投资数量、行业和类型的选择。因此，我国三个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行业的不同，是在华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变化和我国区位因素变化的投资选择结果，说明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各个阶段的决定因素是变化的。因此，分阶段对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进行文献评述；第二部分选择变量、建立模型、介绍方法；第三部分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实证结果；第四部分总结实证结果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评述
随着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发表了大量关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各个时间段，也涉及主要的计量方法。为对现有研究的样本、方法、变量和结果有一个直观说明，本文以时间分布为主线、计量方法为辅线对代表性文献按六类因素进行列表总结，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现有实证研究的结果不统一，这主要是由于现有研究普遍存在计量问题，导致其结果随时间段、变量和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第一，存在数据异质性，导致偏误，时间段不同，偏误不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在行业、数量和区域上存在明显的阶段性，不同阶段的外资具有不同的特点，其数据存在异质性。在较长时间跨度内进行研究而不做阶段性区分，造成估计偏误，这种偏误随时间段的不同而不同。上述研究中有9篇的时间跨度较长且跨越了1992年，其研究存在严重的数据异质性问题。
第二，存在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导致偏误或不稳定，变量不同，结论不同。宏观经济中，要素间的相互影响非常普遍，重要变量的缺失会造成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有偏。选择的变量不同，估计偏误也不同。上述的研究中只有沈坤荣等[20]考虑了内生性的问题。此外，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会导致估计值不精确、不稳定和参数显著性下降，不同变量间的共线性程度不同，其实证结论也不同。上述研究尤其是面板数据的研究基本没有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
第三，违反回归前提，导致结果不可靠、不稳定，方法不同，结论不同。上述研究存在下述几类情形。①截面或时序OLS估计的样本过小，很难符合OLS回归的正态性假设。②在样本时间跨度较长的情况下，Cheng [22]证明面板数据存在不平稳问题，导致虚假回归，而上述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估计均未考虑这一问题。对于面板GMM估计，Bond[23]证明其估计的偏误随着时间长度的加长而加大，而Cheng等[10]的数据长达11年，其GMM估计的偏误较大。③离散选择模型CLM估计需要满足无关备择独立性(IIA)的重要假设，即选择的概率取决于双方区位的要素，与第三方区位特征无关，而Paulo[24]认为空间相依的普遍存在使得这个假设极易被违反，导致估计无效。
异质性、平稳性、内生性、共线性、违反假设等使得回归结果无效有偏、不稳健，回归结果随着时间段、变量和实证方法的不同而不同。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采取下述办法加以克服：
首先，细分数据，区分阶段，使数据具有同质性。根据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属于试验推广，不具有广泛性，缺乏研究的实际意义。因此，本文选择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进行回归，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的阶段性差异。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①和平稳性，第二阶段的样本时段确定为1992～1996年，第三阶段的样本时段确定为1998～2005年。
本文所用的FDI数据，2005年取自《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其他年份取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取自《广东工业统计年鉴2005》。汇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从中国交通电子地图(http：//www.sootu.com/daohang_new/guodao/mapindex.jsp)中读取。各省面积数据取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70-2002增长数据集》。1993、1995、1996年的人口教育数据取自相关各期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2年和1994年数据通过内插法获得，劳动力教育数据取自1999至2006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税收优惠指数根据www.fdi.gov.cn上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其他数据均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三、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在回归之前，分别对1992～1996年和1998～2005年的两个面板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对回归作一个初步判断。从表2、表3可以看出，数据的分布较合理。用检验多重共线性方法之一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判断本文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当vif大于10时，回归存在有害的多重共线性。从表4可以看出，1992～1996年变量的vif都在临界值之下，不存在有害的多重共线性，1998～2005年中的变量lnnonsoe的vif高于临界值，因此，在回归中先将其剔除。剔除后，如表4(2)所示，1998～2005年变量的vif都在临界值之下，不再存在有害的多重共线性。
(一)对1992～1996年的系统GMM估计
先进行全变量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1)，变量Open、lnHighedu和lnMp不显著，先后剔除不显著变量Open、lnHighedu进行回归，分别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2)、(3)，由于仍不显著均被剔除，剔除后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5(4)，全部显著，且系数表现稳健，Sargan统计量不显著，说明距条件有效，m1显著，m2不显著，说明水平残差自相关不存在，因此，估计有效，表5(4)可以作为1992～1996年的系统GMM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市场潜力显著为负，与预期相反，这可能与我国的市场分割有关。为检验市场分割的猜想，本文用周边市场潜力(PMp)替代市场潜力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5)，表明周边市场潜力显著为负，且系数大于市场潜力，这说明市场存在分割，这与Young[36]相符。市场分割使周边省区与本省区产生了相互的离心作用。
(二)对1998～2005年的系统GMM估计
先进行全变量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6)，变量Open、lnHighedu不显著，先后剔除不显著变量Open、lnHighedu进行回归，分别得到回归的结果如表5(7)、(8)，由于仍不显著均被剔除，剔除后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5(9)，全部显著，且系数表现稳健，Sargan统计量不显著，这说明距条件有效，m1弱显著，m2不显著，这说明水平残差自相关很弱，因此，估计有效。
为了考查变量lnNonsoe的作用，本文在表5(9)的基础上将lnNonsoe引入回归。在回归前，进行多重共线性经验，结果见表4(3)，表明不存在有害的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见表5(10)，变量lnNonsoe不显著。因此，表5(9)可以作为1998～2005年的系统GMM估计结果。
(三)实证结果讨论
从回归的结果看，变量在两个阶段(下文称1992～1996年为一阶段、1998～2005年为二阶段)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在不同阶段出现了四种情况的变化，说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
第一种情况，变量在两个阶段的符号一致并显著，但系数和显著性有变化，如lnFDI(-1)、lnwage、Soe。变量lnFDI(-1)均表现出了高度的显著性，但二阶段的系数、显著性均高于一阶段，说明FDI的自我强化集聚作用越来越大，正在逐渐形成“锁定”效应。变量lnwage的二阶段系数远低于一阶段，说明随着外商投资的多元化，工资提高对外资产生的消极作用正在减弱。从变量Soe看，两个阶段均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产出的比重越大越不有利于FDI的进入，但二阶段的系数小于一阶段，说明随着市场化进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产出对FDI进入的不利影响正在减弱。
第二种情况，变量在两个阶段的符号发生变化并显著，如LnMp、Tax。由于一阶段的市场分割较严重，周边省区的市场潜力对本省区产生离心作用，市场潜力变量LnMp显著为负，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市场潜力的作用正在显现，二阶段显著为正。变量Tax在一阶段显著为正，意外的是，二阶段显著为负。这个结果与两个阶段的政策差异有关，一阶段的税收优惠政策仅适用于外资企业，而2001年推出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于所有企业，使得2001年后的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优势体现不足。贾康，等[37]认为，在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8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都未实行税收饶让，我国因给予外资税收优惠政策而放弃的经济利益，绝大多数并未使跨国投资者直接受益。这说明外资在中国利用的不是直接的税收减免激励，而是利用了超国民待遇对内资企业构成的成本优势激励，因此，适用范围扩大到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第三种情况，变量在两个阶段的符号一致但只有一个阶段显著，如Open、Road、lnNonsoe。变量Open一阶段不显著，二阶段显著为正，这表明一阶段的开放度水平较低，未对外资进入形成促进作用，在二阶段，随着开放度的提高，促进了外资的进入，跨过了开放度促进外资进入的“门槛”，开放度与外资进入之间的互补关系逐渐加强，进入上升期。变量Road在一阶段显著为正，二阶段不显著，这跟公路密度的边际效应下降有关，公路密度的提高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其对外资进入的促进作用显著减弱。变量lnNonsoe一阶段显著为正，二阶段不显著，这说明我国非国有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一阶段，我国非国有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互补的关系，而二阶段，随着非国有内资企业的发展，部分企业已经与外资企业形成竞争关系，削弱了互补关系。此外，我国加入WTO组织后，地方含量等限制性条款的取消，也使得本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减少。因而，二阶段的两者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使得变量lnNonsoe不显著。
第四种情况，变量在两个阶段的符号一致但都不显著，如lnHighedu。这表明一直以来大专学历以上人数表示的人力资本对外资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与大部分实证研究是一致的，说明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技术含量仍不高。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阶段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外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的作用增强，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工资负效应、交通基础设施正效应、非市场化的阻碍作用减弱，税收优惠作用由正变负，非国有内资企业的集聚效应消失。此外，研究还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总体上仍不高。
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应当根据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阶段性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首先，积极发挥集聚效应，扩展外资集聚区域，促进外资集聚。引导外资向集聚区周边延伸，形成更大的集聚区，促进外资的进一步集聚。其次，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化规则和制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等，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再次，减少区域性的税收政策，增加行业性税收政策，促进外资质量提高。第四，促进市场一体化。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潜力作用。第五，加大开发开放力度，进一步提高开放度，充分利用上升期的开放度和外资进入的互补关系。第六，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合作。在WTO框架内，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积极引导内外资企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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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贾康，等.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将有利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http：//www.mof.gov.cn/news/20050301_1825_4414.htm，2005-03-01.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阶段性差异；系统GMM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78-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注：国际直接投资即FDI，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7)的定义，FDI为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国家统计局对FDI的定义为外方(包括港澳台)股份占25%或以上的投资，又称外商直接投资。)(即FDI)，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6550亿美元(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7》，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gov.cn/pub/FDI/wzyj/yjbg/default.jsp.)，成为自1993年以来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外资流入我国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其成因的广泛研究，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我国渐进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过程考虑不足，在实证研究中未对样本进行阶段性区分，造成了数据异质而估计偏误问题。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试点、经验积累、调整推广的渐进过程，外资企业也在试探、成功中摸索投资的模式并逐步增加在华投资，形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特殊历程，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数量和区域分布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根据阶段性特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沿海试点、法规完善阶段(1979～1991年)。国家选择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在试点基础上完善法律法规，吸引了以港澳台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总额221.82亿美元(注：本段所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这一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主要分布于以广东、福建两省为主的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试点选择和华侨纽带特点。
第二阶段，经验推广、高速发展阶段(1992～1997年)。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消除了吸引外资的理论障碍，开放了更多国内市场，使外商对来华投资的安全感增强，投资热情高涨。仅199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就达到275.15亿美元，超过了第一阶段的总和。这一阶段的投资总额达到1967.92亿美元，较第一阶段增长了7.8倍，分布在所有省区和几乎所有行业。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王洛林的研究[1]表明这一阶段的微电子、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业、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业等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外资大量增加。
第三阶段，投资质量提高阶段(1998年至今)。外商直接投资由劳动密集型加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转变。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其相配套的高端服务业投资也大量跟进，设立了大量的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750家；我国逐步成为一些跨国公司先进产品的全球制造中心(注：根据《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4、2005、2006)的数据整理，中国投资指南网，http：//www.fdi.gov.cn/pub/FDI/wzyj/yjbg/default.jsp.)。由于入世开放市场承诺的兑现，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更多的行业。
折衷理论[2-5]认为，跨国公司根据其自身的技术、产品差异、管理、营销等所有权优势和交易成本节约、规避市场结构不完善等内部化优势，结合东道国的要素成本、投资环境、宏观环境、经济政策、生产集聚等区位因素，进行投资数量、行业和类型的选择。因此，我国三个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行业的不同，是在华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变化和我国区位因素变化的投资选择结果，说明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各个阶段的决定因素是变化的。因此，分阶段对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进行文献评述；第二部分选择变量、建立模型、介绍方法；第三部分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实证结果；第四部分总结实证结果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评述
随着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发表了大量关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各个时间段，也涉及主要的计量方法。为对现有研究的样本、方法、变量和结果有一个直观说明，本文以时间分布为主线、计量方法为辅线对代表性文献按六类因素进行列表总结，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现有实证研究的结果不统一，这主要是由于现有研究普遍存在计量问题，导致其结果随时间段、变量和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第一，存在数据异质性，导致偏误，时间段不同，偏误不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在行业、数量和区域上存在明显的阶段性，不同阶段的外资具有不同的特点，其数据存在异质性。在较长时间跨度内进行研究而不做阶段性区分，造成估计偏误，这种偏误随时间段的不同而不同。上述研究中有9篇的时间跨度较长且跨越了1992年，其研究存在严重的数据异质性问题。
第二，存在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导致偏误或不稳定，变量不同，结论不同。宏观经济中，要素间的相互影响非常普遍，重要变量的缺失会造成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有偏。选择的变量不同，估计偏误也不同。上述的研究中只有沈坤荣等[20]考虑了内生性的问题。此外，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会导致估计值不精确、不稳定和参数显著性下降，不同变量间的共线性程度不同，其实证结论也不同。上述研究尤其是面板数据的研究基本没有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
第三，违反回归前提，导致结果不可靠、不稳定，方法不同，结论不同。上述研究存在下述几类情形。①截面或时序OLS估计的样本过小，很难符合OLS回归的正态性假设。②在样本时间跨度较长的情况下，Cheng [22]证明面板数据存在不平稳问题，导致虚假回归，而上述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估计均未考虑这一问题。对于面板GMM估计，Bond[23]证明其估计的偏误随着时间长度的加长而加大，而Cheng等[10]的数据长达11年，其GMM估计的偏误较大。③离散选择模型CLM估计需要满足无关备择独立性(IIA)的重要假设，即选择的概率取决于双方区位的要素，与第三方区位特征无关，而Paulo[24]认为空间相依的普遍存在使得这个假设极易被违反，导致估计无效。
异质性、平稳性、内生性、共线性、违反假设等使得回归结果无效有偏、不稳健，回归结果随着时间段、变量和实证方法的不同而不同。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采取下述办法加以克服：
首先，细分数据，区分阶段，使数据具有同质性。根据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属于试验推广，不具有广泛性，缺乏研究的实际意义。因此，本文选择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进行回归，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的阶段性差异。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①和平稳性，第二阶段的样本时段确定为1992～1996年，第三阶段的样本时段确定为1998～2005年。
本文所用的FDI数据，2005年取自《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其他年份取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取自《广东工业统计年鉴2005》。汇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从中国交通电子地图(http：//www.sootu.com/daohang_new/guodao/mapindex.jsp)中读取。各省面积数据取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70-2002增长数据集》。1993、1995、1996年的人口教育数据取自相关各期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2年和1994年数据通过内插法获得，劳动力教育数据取自1999至2006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税收优惠指数根据www.fdi.gov.cn上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其他数据均取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三、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在回归之前，分别对1992～1996年和1998～2005年的两个面板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对回归作一个初步判断。从表2、表3可以看出，数据的分布较合理。用检验多重共线性方法之一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判断本文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当vif大于10时，回归存在有害的多重共线性。从表4可以看出，1992～1996年变量的vif都在临界值之下，不存在有害的多重共线性，1998～2005年中的变量lnnonsoe的vif高于临界值，因此，在回归中先将其剔除。剔除后，如表4(2)所示，1998～2005年变量的vif都在临界值之下，不再存在有害的多重共线性。
(一)对1992～1996年的系统GMM估计
先进行全变量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1)，变量Open、lnHighedu和lnMp不显著，先后剔除不显著变量Open、lnHighedu进行回归，分别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2)、(3)，由于仍不显著均被剔除，剔除后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5(4)，全部显著，且系数表现稳健，Sargan统计量不显著，说明距条件有效，m1显著，m2不显著，说明水平残差自相关不存在，因此，估计有效，表5(4)可以作为1992～1996年的系统GMM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市场潜力显著为负，与预期相反，这可能与我国的市场分割有关。为检验市场分割的猜想，本文用周边市场潜力(PMp)替代市场潜力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5)，表明周边市场潜力显著为负，且系数大于市场潜力，这说明市场存在分割，这与Young[36]相符。市场分割使周边省区与本省区产生了相互的离心作用。
(二)对1998～2005年的系统GMM估计
先进行全变量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6)，变量Open、lnHighedu不显著，先后剔除不显著变量Open、lnHighedu进行回归，分别得到回归的结果如表5(7)、(8)，由于仍不显著均被剔除，剔除后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5(9)，全部显著，且系数表现稳健，Sargan统计量不显著，这说明距条件有效，m1弱显著，m2不显著，这说明水平残差自相关很弱，因此，估计有效。
为了考查变量lnNonsoe的作用，本文在表5(9)的基础上将lnNonsoe引入回归。在回归前，进行多重共线性经验，结果见表4(3)，表明不存在有害的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见表5(10)，变量lnNonsoe不显著。因此，表5(9)可以作为1998～2005年的系统GMM估计结果。
(三)实证结果讨论
从回归的结果看，变量在两个阶段(下文称1992～1996年为一阶段、1998～2005年为二阶段)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在不同阶段出现了四种情况的变化，说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
第一种情况，变量在两个阶段的符号一致并显著，但系数和显著性有变化，如lnFDI(-1)、lnwage、Soe。变量lnFDI(-1)均表现出了高度的显著性，但二阶段的系数、显著性均高于一阶段，说明FDI的自我强化集聚作用越来越大，正在逐渐形成“锁定”效应。变量lnwage的二阶段系数远低于一阶段，说明随着外商投资的多元化，工资提高对外资产生的消极作用正在减弱。从变量Soe看，两个阶段均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产出的比重越大越不有利于FDI的进入，但二阶段的系数小于一阶段，说明随着市场化进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产出对FDI进入的不利影响正在减弱。
第二种情况，变量在两个阶段的符号发生变化并显著，如LnMp、Tax。由于一阶段的市场分割较严重，周边省区的市场潜力对本省区产生离心作用，市场潜力变量LnMp显著为负，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市场潜力的作用正在显现，二阶段显著为正。变量Tax在一阶段显著为正，意外的是，二阶段显著为负。这个结果与两个阶段的政策差异有关，一阶段的税收优惠政策仅适用于外资企业，而2001年推出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于所有企业，使得2001年后的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优势体现不足。贾康，等[37]认为，在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80多个国家中，大多数都未实行税收饶让，我国因给予外资税收优惠政策而放弃的经济利益，绝大多数并未使跨国投资者直接受益。这说明外资在中国利用的不是直接的税收减免激励，而是利用了超国民待遇对内资企业构成的成本优势激励，因此，适用范围扩大到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第三种情况，变量在两个阶段的符号一致但只有一个阶段显著，如Open、Road、lnNonsoe。变量Open一阶段不显著，二阶段显著为正，这表明一阶段的开放度水平较低，未对外资进入形成促进作用，在二阶段，随着开放度的提高，促进了外资的进入，跨过了开放度促进外资进入的“门槛”，开放度与外资进入之间的互补关系逐渐加强，进入上升期。变量Road在一阶段显著为正，二阶段不显著，这跟公路密度的边际效应下降有关，公路密度的提高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其对外资进入的促进作用显著减弱。变量lnNonsoe一阶段显著为正，二阶段不显著，这说明我国非国有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一阶段，我国非国有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互补的关系，而二阶段，随着非国有内资企业的发展，部分企业已经与外资企业形成竞争关系，削弱了互补关系。此外，我国加入WTO组织后，地方含量等限制性条款的取消，也使得本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减少。因而，二阶段的两者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使得变量lnNonsoe不显著。
第四种情况，变量在两个阶段的符号一致但都不显著，如lnHighedu。这表明一直以来大专学历以上人数表示的人力资本对外资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与大部分实证研究是一致的，说明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技术含量仍不高。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阶段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外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的作用增强，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工资负效应、交通基础设施正效应、非市场化的阻碍作用减弱，税收优惠作用由正变负，非国有内资企业的集聚效应消失。此外，研究还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总体上仍不高。
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应当根据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阶段性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首先，积极发挥集聚效应，扩展外资集聚区域，促进外资集聚。引导外资向集聚区周边延伸，形成更大的集聚区，促进外资的进一步集聚。其次，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化规则和制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等，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再次，减少区域性的税收政策，增加行业性税收政策，促进外资质量提高。第四，促进市场一体化。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潜力作用。第五，加大开发开放力度，进一步提高开放度，充分利用上升期的开放度和外资进入的互补关系。第六，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合作。在WTO框架内，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积极引导内外资企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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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贾康，等.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将有利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http：//www.mof.gov.cn/news/20050301_1825_4414.htm，2005-03-01.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