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晚，吉尔伯特·卡普兰（Gilbert Kaplan）在上海大剧院领衔演绎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这位超级票友、曾经“打不准拍子的冒牌货”，目前已成为“最专业的业余指挥家”。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畅销的马勒唱片。
　　
　　一百多年前，马勒的音乐在维也纳首演时，外界回应的是一幅讽刺漫画—指挥侧过头，对空荡荡的台下发问，“观众都上哪儿去了？”一个声音答，“都站在舞台上了。”马勒交响乐的铺张、繁复，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夹在晚期浪漫派和现代音乐之间的人物，历来被认为是一个“过渡者”。马勒作为德奥系的古典继承人，光芒远被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所遮蔽；尽管他被十二音体系的开拓者勋伯格供奉在私人的神龛，却仍有演奏家将他斥为“魔鬼”。抛开批评界的冷遇不谈，甚至连他的妻子阿尔玛也曾挖苦，“马勒的交响曲难以卒听，他的作曲远不及指挥才华。”
　　马勒在世时的名望，更多建立在指挥上。他有“彪罗（瓦格纳的御用指挥）之后最伟大的指挥”之称，而作曲家马勒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要到他谢世60年之后。“马勒第五”的“柔版”，被意大利导演威斯康蒂选作《威尼斯之死》的电影配乐，竖琴拨动下弦乐营造的声潮，成了马勒被公众记取的缩影。一个比较老套的段子，说是一位好莱坞制片人惊闻此曲后，问“这是谁作的曲，我要找他订份合约”。
　　斯人已逝百年，除了电影配乐演奏会上的“柔版”，马勒的作品仍鲜有在国内公演。今年四月，为纪念马勒逝世100周年，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别称《复活》）。而被请来担纲这次演出指挥的，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最专业的业余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
　　一曲定终身
　　上海爱乐乐团的乐手们在排演前一周拿到的《复活》曲谱，是由马勒基金会出版的最新校勘版。而马勒基金会的创始人，正是卡普兰。他于1984年以重金从荷兰基金会拍得“马勒第二”曲谱手稿，精心比对马勒的日记和信函后复原的这个版本，号称高保真地“再现了马勒的音乐意图”，这也是超级“票友”卡普兰向马勒百年纪念日的献礼。
　　曲谱上用铅笔标满了记号，从节奏到音乐色彩，精确到每个小节。在上海的排演中，卡普兰逐页翻过粘满了黄色便签条的谱子，口中喃喃着具体到小节编号的指令“第316小节，Crescendo”。乐手面对他略显僵挺的身子，夹着两臂小幅挥舞，犹如被马勒的音乐拉回远处。“马勒是需要拉开距离听的，就像长城这样的宏幅巨制，非从一个远视距的俯拍角度，你不能领略到它的气象。”上海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黄国真如是说。
　　以指挥为业的马勒，作为一个作曲家，常被时人谑为“半吊子”。而卡普兰拿起指挥棒，则完全是半道出家。他24岁第一次听到马勒时，已经是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但在此之前，他所接受的所有音乐教育，加起来是不到三年的业余钢琴课。1960年代，他创办的金融杂志《机构投资者》在华尔街搅得风生水起，甚至到了1998年，他还顶着美国商贸代表团的头衔访华。
　　马勒击中了他的哪根神经？让他在1960年代决然放下回报优渥的金融出版工作，辍业18个月突击学习指挥，以执棒马勒的交响曲为毕生追求。卡普兰曾对古典乐评人布莱希特说，“你肯定知道，我熟识的那些人每天早晨起来就会问自己，今天我能赚多少？那是他们唯一的动力。而我的动力变成了赚钱之外的其他东西。”
　　眼前这个年过七十的老头，戴着一副基辛格式眼镜，自顾茫然地说，“要知道，我爱上马勒时，他刚从人们的遗忘中苏醒，‘马勒第二’更是一支生僻的演出曲目。”卡普兰乐于把他与马勒音乐的相遇比作“一见钟情”。但现在他相信，自己历久弥坚的婚姻就是对马勒音乐“一见钟情”的旁证。
　　在24岁那年，他满世界兜转着听“马勒第二”的时候，就在伦敦王家音乐大厅“一曲定终身”，当年那个邻座的女孩日后成了他的妻子；而当日演出的伦敦爱乐乐团，在三十多年后完成了他执棒下最成功的版本，创下了18万张的销量。
　　“马勒第二”是卡普兰四十年的“业余指挥”生涯中唯一一部交响乐全曲，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畅销的马勒唱片”。让老头颇为自得的是，“伯恩斯坦说过，要是在欧洲寻找接替他的“马勒第二”指挥，我是他能想到的第一人。”
　　
　　“打不准拍子的冒牌货”
　　卡普兰在欧洲先后执棒了伦敦爱乐、维也纳爱乐等名团后，重返美国，他的第一站是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让他没有料想到的是，在这座城市，他遭遇意想不到的敌意。
　　纽约爱乐乐团作为全球马勒演出的重镇，有过马勒亲自执棒的辉煌历史。要这帮眼界极高的演奏家听命于一个“票友”，自然难买账，卡普兰甚至被讥为“一个连拍子都打不准的冒牌货”。
　　在那次罢演风波中，提琴手Peter Kenote不留情面地说，“卡普兰的指挥，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不出错，最糟的情况下简直就是可笑，纽约爱乐不该迁就某位‘票友’。”另一名乐手Finlayson甚至在博客上公开质疑，卡普兰是通过向乐团捐钱而换取了执棒的机会。
　　旧事重提，卡普兰在那副基辛格式的眼镜背后，掠过一丝疲倦。他更愿意拿马勒当年初到美国的遭遇来说事：马勒的首演曲目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在大都会歌剧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托斯卡尼尼的到来，迫使他出让一部分自己的保留曲目。即便如此，后者还是对马勒所推崇的“指挥上的灵活性”嗤之以鼻，并且终身拒演马勒的作品。
　　“灵活性是马勒所要求的，从字面上说它意味着一定的自由度。乐手拿到最初的乐谱后，就必须做自己的工作。”当卡普兰听说上海爱乐乐团的部分乐手在排演当日才刚拿到曲谱时，整个身子蹭地从沙发上坐直，“这可不行，马勒是极其复杂的。”
　　对于像纽约爱乐这样的顶尖乐团，指挥的这种“放任”让演奏归于音乐自身的逻辑，卡普兰也承认“好的乐团几乎是不需要指挥而能让音乐流淌”。但对于上海爱乐这样初演马勒的“新手”，卡普兰式的“放任”，就容易流于平庸的照“谱”宣科。上海爱乐的多位乐手也有此体会，“卡普兰对乐谱抠得很细，但演出时气场不足。”
　　好在纽约爱乐的不愉快经历，丝毫没有影响到卡普兰四处为马勒布道的热情。他喜欢引马勒的话来自嘲，“我确实是拿头去撞墙，但是会砸出一个洞的将是墙而不是我。”年过七十的他，每年仍保持三到四场与不同乐队合作的马勒音乐会，并把自己的曲目库小心翼翼地拓展到了“马勒第五”的“柔版”乐章。
　　古典音乐诠释的“曲无定版”，和对一支曲子理解的差异，在这短短的8-15分钟里，达到了极致。这是一支缠绵的爱欲之歌，但也经常作为葬礼音乐演奏。“柔版”乐章的手稿，是当年马勒赠送给未婚妻阿尔玛的定情物。写作第五交响曲的马勒，在卡普兰看来，马勒正处在人生得意的顶峰。“但他写下的不是现实的生活境遇，而是对宿命的预感。”作曲家此后经历了丧女之痛、爱妻阿尔玛和包豪斯的创始人罗格庇乌斯的婚外情。如此人性化的音乐诠释，被《纽约时报》的乐评人Steve Smith认定为是卡普兰版本的马勒受到大众追捧的原因。
　　只是当卡普兰站在上海大剧院的指挥席上，面对那些对马勒所知甚少的中国听众，他那拘谨而摆幅微小的挥棒中所隐藏的对马勒大半辈子的一往情深，已经没有多少人能窥得到了。当号角动机奏出的时候，他一挥臂，好像依然要凌空逮住那个信号，这声从四十年前就在他的命运上方响起的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