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型隐私:大数据时代隐私的新类型

来源 :南京社会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oyovue060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传统媒体时代,人们对隐私内涵的认知大多与生物特征相关。进入新媒体时代,随着网络对人们生活的深度介入,"数字化生存"已成为现代公民的一种生活日常,用于区隔隐私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边界逐渐消失。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人们会留下海量的数字化痕迹,这些可以"追溯"和"回放"的痕迹构成了人们现代生活的重要方面,同时成为留存于网络进入公共空间的隐私信息。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整合型隐私作为一种新类型隐私快速形成并将对隐私保护带来深刻影响。
其他文献
20世纪后期以来,重新反思传统的艺术史书写成为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达弥施"云的理论"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意在从方法论和观念两个层面去寻找一种新的艺术史阐释范式。就方法论层面而言,它以福柯的新历史观为依据,对传统的形式分析与图像学研究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将艺术史的潜力归结为符号学。就观念层面而言,它重新强调了物质性对绘画的重要性,进而打通了形而上的绘画性与形而下的绘画史,为打破艺术史书写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供了契机。
康德的自由观认为,本体界行为的自由与现象界行为的必然性不矛盾,前一种行为可以构成后者的根据,这种诉诸本体的相容论为其实践哲学提供了重要前提,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学者们就他律行为的可能性、性格和准则改变的可能性、个体内自由选择之间的相容性、人与人之间自由的相容性、行为归因和道德评价等方面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笔者就康德相容论的这些国际学界所争论的焦点和深度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以说明渐趋成熟的康德思想很好地维持了自身的融贯性,可以有力应对以上的种种批评。
从新冠病毒肺炎事件可以反思我国未来空间规划理论体系的变革方向。规划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满足人民全面发展需要。规划编制体系中,应纳入公共卫生、安全、健康等专项规划内容,程序上重视规划方案影响评价,方法上强调规划弹性、定量手段运用和从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在规划的功能性理论构建中,应对城市的规模和结构、密度和紧凑、设施和布局方面加大科学研究力度,加强科学研究规范性,为规划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依据。
居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基础要件,而在党政主导下的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如何动员居民介入社区事务,则是一个理论兼实务难题。实际上,当代中国基层政策执行与社会治理结合日趋紧密,因而政府可通过政策动员让公民卷入其中的方式促进居民参与。案例研究表明:使居民直接受益并需要居民参与执行的公共政策、对非政府主体的赋权、嵌入或拓展社区社会网络、适当的动员策略是促进居民参与的核心要素。更细致地看,政府在政策动员中,可通过话语应用、意义宣示等策略性框定(framing)与社区居民在公共政策合法性上达成共识,为动员打下基础;在政策执
智能化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但企业在智能化改造中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实证研究表明,人力成本压力越大、行业竞争性越强、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动力摘取智能化这一新技术"低垂的果实"。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智能化改造使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8.5%,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解决"反事实"与内生性问题后,企业智能化改造的这一效应为3.9%。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智能化改造对非国有企业、大企业与东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揭示了新技术革命在微观层次上对企业的复杂性影响,在政策含义
面临领导较为粗鲁的对待,员工针对领导的情绪劳动会如何影响员工创造力?信任构建视角给出了两种不同预测:一方面,情绪劳动会让外显情绪发挥理想的社交功能,让领导更多看到员工的"好的一面",这能帮助提升领导信任从而促进员工创造力;另一方面,情绪劳动可能被解读为不真诚,反而降低领导对其信任,不利于员工向领导获得对其创新工作的支持。该研究基于情绪劳动的不同类型(深层调节与表层扮演),运用认知失调理论对上述分歧进行了研究与化解。通过历时三阶段,针对813位员工的实证研究发现:深层调节有利于增进领导信任以提高自身创造
PPP项目在实践中异化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表现为项目准入异化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许可、项目内容异化为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项目运行异化为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异化源于PPP立法对项目及政府角色的定位不够明确、政府在传统管理模式下形成路径依赖而社会资本尚未成为有效的博弈力量、地方政府正常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应通过法治建设纠正PPP的异化现象,完善财政部门对项目和咨询机构的监督、审计部门对项目的审计监督,完善项目退出机制、建立健全"出库"制度,明确公私投资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加强对项目的信息披露监管,在加
代表委员的角色定位,既受制于规范的制度设计,也跟公众的现实期望密切相关。在民主政治建设与传播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下,"两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透明的公共场域。在这个场域履职的代表委员,尽管在法理上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角色,但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期望,都将其凸显为社情民意的代言人。媒体在这中间发挥双向的放大作用,客观上促进代表委员不断强化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议政能力,同时通过议程设置不断加强对舆论的正向引导和引领。代表委员和媒体都朝着积极方向转变,"两会"才能真正成为民主参与、为民代言、共商国是的良好平台。
因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知情同意权应当由患者本人行使,患者近亲属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行使。然而,现实生活中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主体却出现了异化,大量的患者近亲属行使了知情同意权。这种异化现象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患者近亲属可以行使知情同意权的具体情形,二是医院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成本较低。因此,法律上应当明确患者近亲属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情形为患者无同意能力、保护性治疗、患者已授权,删去《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17条的规定从而增加医院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违法成本。
通过学校教育实现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一议题下,相关研究沿着以下脉络展开:以学校教育简单复制社会秩序的学校"符应式"再生产,到以学校教育作为中介力量参与其中的学校"中介式"再生产,再到体现学校教育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学校"竞逐式"再生产。受这一理论脉络发展的启示,本文提出教育不平等的研究需深入学校教育的过程,动态呈现学校教育中文化的张力及主体的行动,以期发现学校教育更为丰富和潜隐的再生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