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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课件，戏教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7—0060—03
最近，抱着学习的态度在www.sqzx.cn网站上，下载了某次评优课的几个课件。其中，有一《秦王扫六合》，构思新颖、语言前卫，颇有百家讲坛的风格。但仔细推敲，这种“戏教”在史实方面却不甚严谨，有些问题还值得商榷。
历史是一门求真求实的课程。尽管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也要求“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但教学方式的多样化绝不是以牺牲历史的真实性来实现的。因此，历史不容戏说，历史课更不能“戏教”，笔者试结合历史知识，来讨论《秦王扫六合》课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秦时的人名能这样戏取吗
课件中共设计了7个人物，其职业和姓名分别为大王嬴政、县令步步高、商人孔虚、儒生破万卷、小兵打天下、打江山(大概想设计为双胞胎)，还有农民秦白劳。真可如此命名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虽然今天我们把姓氏当成一个词组。然而在古代，“姓”和“氏”是有严格区别的。先秦时期“姓”和“氏”是分开的，当时的男子从不以姓而是以氏相称。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每个以母系血统为纽带的氏族都有一个自己的称呼以别血统、别氏族，这就是“姓”。甲骨文中的“姓”字从女从生，会意，表示同一个老祖母所生的后代，就是同姓。《说文解字》也指出：“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亦声。”正因为不同的姓就代表着不同的女祖先，所以最古老的一批姓都是从“女”的，如姬、姜、赢等。而当人类社会经由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由于父权的影响，“姓”的继承与区别也由母系转移到了父系一方，如秦便传承了赢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不断繁衍，同姓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在庞大的同姓人群中进行新的区分成为必要，而区分的依据则是地位与财富，即所谓“贵贱”。这种区分在进入父系氏族后更加明显，因此在同姓的每个人的姓之后，便又出现了不同的“氏”以“别贵贱”。最初的氏，大体是各父系氏族的称呼、标识或该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后来又有很多家族以被赐土地名称、谥号、官称、居邑等为自己的氏。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的姓和氏是不同的。并且“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姓氏之称，自太史下始混而为一”。也就是说先秦时期姓、氏分开，男子从不以姓而是以氏相称，姓氏合一，不会晚于司马迁所在的时期。
秦王赢政虽姓赢，但当时是不能这样称呼的。由于他生于赵，所以以赵为氏。《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中就写道：名为政，姓赵氏。《淮南子·人间训》也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至于他的称谓，秦统一后就不可能是“大王”了。
先秦时期，“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因此课件为一个农民定姓名为秦白劳显然不切实际，该是借用《白毛女》中杨白劳的名字吧。为县令取了个DVD品牌名和为儒生、士兵定的姓名就更荒唐了，“破”与“打”与中国命氏之法根本不合，纯属戏取。如此教学，一时会使学生感到有趣，但更易使他们错误地理解先秦的姓氏文化，实在是有误人子弟之虞。
二、秦时人们的梦想能如此戏说吗
课件还为各个人物拟定了各自的梦想，这些编排也是问题颇多。
儒生的梦想是：“著卷立说，到全国各大茶馆酒楼签名售卷，并且免费开讲座宣传自己的思想”，这几近呓语。西汉以前的文章主要是刻在竹木简上，非常笨重。西汉东方朔向汉武帝上一则奏章便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人才抬得动。想象一下，那儒生的著作得需多少竹简?他如何拿一大堆竹简去卖呢?
至于要在“全国各大茶馆酒楼”开展活动，更是无稽之谈。我国茶馆的出现“大抵在汉代至迟在西晋时”，“真正称兴称盛，还是在宋代及其以后”。虽说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酒楼是确信无疑的，但从汉代开始才越开越多。并且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就一直推行限酒的政策，这一政策后来甚至被写进了《秦律》。因此，那时一个儒生要想找茶馆是不可能的，而要找一个人气很旺的能“签名售卷”的酒楼也不现实，更何况“签名售书”和开讲座是极现代的时尚活动呢?
再看小兵打天下、打江山的梦想，是“谁要是敢来欺负咱老百姓，谁要是敢不听咱英明神武的大王的话，就别怪咱们兄弟不客气!”且不说称“皇帝”为“大王”，小兵的梦想竟流露出“为人民服务”、为“大王”而战的意思，真令人跌破眼镜。封建国家的军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不可能为老百姓服务。战国时期，军队的来源主要是普遍征兵制、特选的特殊军人以及奴隶从军。这种成分的军队显然不会自愿为“大王”而战。因此，各国为保证军队战斗力都有自己的赏罚制度，而尤以秦国最为严格。“不勇敢作战，就没有出路，秦军的‘勇猛’真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所以这一设计太现代了，而表述又有“古惑仔”的口气，很容易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
而农民秦白劳的梦想则是：“农夫、山泉、有点田。”(请注意一字之差的广告语)秦时农民的梦想只是希望有点“田”吗?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等就已经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逐渐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私有土地合法化，私人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的土地所有权。”从此以后，“私有土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公元前216年，下令“使黔首(农民，百姓)自实田”，“土地个人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要自动陈报实有土地数，按规定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
由上述可知，战国时期和秦朝时已出现了自耕农，他们已经或多或少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土地，既然已经有了田，怎么还仅是梦想“有点田”呢?备受繁重的徭役和兵役负担的秦朝农民，更多的可能不仅仅只想“有点田”，而是因“天下苦秦久矣”，要“伐无道，诛暴秦”，陈胜、吴广起义时更是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他们已经有了更高的追求。所以，课件为了求得形式上的新颖，却再次违背了史实。
此外，课件的语言过于“时尚”，用字不规范，特别是借用广告语、乱改汉字等，都极易导致学生认识的扭曲，养成不良习惯。现在常见的社会上乱用成语、不规范使用汉字的现象，是对中华文明的亵渎。如果历史教学也这样，对青少年学生今后规范使用祖国语言文字显然是不利的。
三、秦初的货币能这样兑换吗
课件为了说明秦朝统一货币的必要性，还设计了一道思考题：“模拟秦朝初期不同货币间的兑换：假如，1个圆形钱换3个铲币，4个铲币换5个刀币，2个刀币换1个蚁鼻钱，问题：1个 圆形钱能换多少蚁鼻钱?”(答案：15／8个)
其实，战国时期各国货币是不可以如此设计“兑换率”的。在信用货币出现之前，用作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大都是以其本身的价值为价值的。如果是金属货币，无论是称量货币(如1976年陕西临潼县零口街西周遗址出土的铜饼)，还是铸币(如战国时的圜钱、铲币、刀币、蚁鼻钱等)，都是以其材质和重量为货币价值的基础的。同一材质的铸币相互间的兑换是按其相互间的重量关系来进行的，如一个一两重的铜刀币就应当换得两个半两的铜圜钱。不存在像现在不同国家的信用货币之间那样的兑换率问题。
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从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已大量流通。各国的货币形态不同，重量不等，面值不一，材质以铜为主，也有少量黄金币。由此可见，思考题的“假设”在当时是无法兑换的。同时，解答本题需要三元一次方程组的数学知识，这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恐怕不是短短的几分钟算得出的。教师给出答案很简单，但如何得出要费一番周折。历史课不是数学课，是否有必要进行换算值得商榷。
四、摈弃“戏教”历史，还历史的真实面貌
历史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历史课程则是一个教人求真求实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从学生发展的角度看，中学阶段是学生是非判别力成形的关键时期，课堂上的一切都会对学生的成长产生影响。由于“戏说”的“历史”显得十分“生动”，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因而也就尤其容易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摈弃“戏教”历史，还历史的真实面貌。
诚然，当前很多历史课堂教学都存在过于枯燥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不是由历史科学本身所引起的。历史本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多彩、逻辑推理缜密的科学，实在无需通过“戏说”来体现创新，增强趣味性。真正精彩的历史课在不借助或少借助多媒体的情况下照样可以让人回味无穷，更何况新课程提倡师生合作、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笔者认为要做到课堂教学的创新，历史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史学素养，以此来保证历史的真实、课堂的充实和学生的兴趣，而不是一味地在课件等外在条件上做文章。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既然如此，就绝对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否则怎么可能得出准确的规律呢?”历史教学虽然和历史研究有区别，但尊重史实、追求真实是一致的。在历史教学中，如果不严格按照历史事实，而是对历史事实作随心所欲的取舍和调侃，让学生学到的只能是“戏说”的甚至是伪造的历史，这是不负责任的教学。因此，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处于什么条件下，历史教学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离开了真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就不成为科学。”这乃是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工作者永恒的戒条。
【实习编辑 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7—0060—03
最近，抱着学习的态度在www.sqzx.cn网站上，下载了某次评优课的几个课件。其中，有一《秦王扫六合》，构思新颖、语言前卫，颇有百家讲坛的风格。但仔细推敲，这种“戏教”在史实方面却不甚严谨，有些问题还值得商榷。
历史是一门求真求实的课程。尽管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也要求“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但教学方式的多样化绝不是以牺牲历史的真实性来实现的。因此，历史不容戏说，历史课更不能“戏教”，笔者试结合历史知识，来讨论《秦王扫六合》课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秦时的人名能这样戏取吗
课件中共设计了7个人物，其职业和姓名分别为大王嬴政、县令步步高、商人孔虚、儒生破万卷、小兵打天下、打江山(大概想设计为双胞胎)，还有农民秦白劳。真可如此命名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虽然今天我们把姓氏当成一个词组。然而在古代，“姓”和“氏”是有严格区别的。先秦时期“姓”和“氏”是分开的，当时的男子从不以姓而是以氏相称。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每个以母系血统为纽带的氏族都有一个自己的称呼以别血统、别氏族，这就是“姓”。甲骨文中的“姓”字从女从生，会意，表示同一个老祖母所生的后代，就是同姓。《说文解字》也指出：“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亦声。”正因为不同的姓就代表着不同的女祖先，所以最古老的一批姓都是从“女”的，如姬、姜、赢等。而当人类社会经由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由于父权的影响，“姓”的继承与区别也由母系转移到了父系一方，如秦便传承了赢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不断繁衍，同姓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在庞大的同姓人群中进行新的区分成为必要，而区分的依据则是地位与财富，即所谓“贵贱”。这种区分在进入父系氏族后更加明显，因此在同姓的每个人的姓之后，便又出现了不同的“氏”以“别贵贱”。最初的氏，大体是各父系氏族的称呼、标识或该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后来又有很多家族以被赐土地名称、谥号、官称、居邑等为自己的氏。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的姓和氏是不同的。并且“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姓氏之称，自太史下始混而为一”。也就是说先秦时期姓、氏分开，男子从不以姓而是以氏相称，姓氏合一，不会晚于司马迁所在的时期。
秦王赢政虽姓赢，但当时是不能这样称呼的。由于他生于赵，所以以赵为氏。《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中就写道：名为政，姓赵氏。《淮南子·人间训》也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至于他的称谓，秦统一后就不可能是“大王”了。
先秦时期，“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因此课件为一个农民定姓名为秦白劳显然不切实际，该是借用《白毛女》中杨白劳的名字吧。为县令取了个DVD品牌名和为儒生、士兵定的姓名就更荒唐了，“破”与“打”与中国命氏之法根本不合，纯属戏取。如此教学，一时会使学生感到有趣，但更易使他们错误地理解先秦的姓氏文化，实在是有误人子弟之虞。
二、秦时人们的梦想能如此戏说吗
课件还为各个人物拟定了各自的梦想，这些编排也是问题颇多。
儒生的梦想是：“著卷立说，到全国各大茶馆酒楼签名售卷，并且免费开讲座宣传自己的思想”，这几近呓语。西汉以前的文章主要是刻在竹木简上，非常笨重。西汉东方朔向汉武帝上一则奏章便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人才抬得动。想象一下，那儒生的著作得需多少竹简?他如何拿一大堆竹简去卖呢?
至于要在“全国各大茶馆酒楼”开展活动，更是无稽之谈。我国茶馆的出现“大抵在汉代至迟在西晋时”，“真正称兴称盛，还是在宋代及其以后”。虽说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酒楼是确信无疑的，但从汉代开始才越开越多。并且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就一直推行限酒的政策，这一政策后来甚至被写进了《秦律》。因此，那时一个儒生要想找茶馆是不可能的，而要找一个人气很旺的能“签名售卷”的酒楼也不现实，更何况“签名售书”和开讲座是极现代的时尚活动呢?
再看小兵打天下、打江山的梦想，是“谁要是敢来欺负咱老百姓，谁要是敢不听咱英明神武的大王的话，就别怪咱们兄弟不客气!”且不说称“皇帝”为“大王”，小兵的梦想竟流露出“为人民服务”、为“大王”而战的意思，真令人跌破眼镜。封建国家的军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不可能为老百姓服务。战国时期，军队的来源主要是普遍征兵制、特选的特殊军人以及奴隶从军。这种成分的军队显然不会自愿为“大王”而战。因此，各国为保证军队战斗力都有自己的赏罚制度，而尤以秦国最为严格。“不勇敢作战，就没有出路，秦军的‘勇猛’真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所以这一设计太现代了，而表述又有“古惑仔”的口气，很容易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
而农民秦白劳的梦想则是：“农夫、山泉、有点田。”(请注意一字之差的广告语)秦时农民的梦想只是希望有点“田”吗?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等就已经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逐渐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私有土地合法化，私人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的土地所有权。”从此以后，“私有土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公元前216年，下令“使黔首(农民，百姓)自实田”，“土地个人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在这个法令下，地主和有田农民要自动陈报实有土地数，按规定缴纳赋税，取得土地所有权。
由上述可知，战国时期和秦朝时已出现了自耕农，他们已经或多或少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土地，既然已经有了田，怎么还仅是梦想“有点田”呢?备受繁重的徭役和兵役负担的秦朝农民，更多的可能不仅仅只想“有点田”，而是因“天下苦秦久矣”，要“伐无道，诛暴秦”，陈胜、吴广起义时更是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他们已经有了更高的追求。所以，课件为了求得形式上的新颖，却再次违背了史实。
此外，课件的语言过于“时尚”，用字不规范，特别是借用广告语、乱改汉字等，都极易导致学生认识的扭曲，养成不良习惯。现在常见的社会上乱用成语、不规范使用汉字的现象，是对中华文明的亵渎。如果历史教学也这样，对青少年学生今后规范使用祖国语言文字显然是不利的。
三、秦初的货币能这样兑换吗
课件为了说明秦朝统一货币的必要性，还设计了一道思考题：“模拟秦朝初期不同货币间的兑换：假如，1个圆形钱换3个铲币，4个铲币换5个刀币，2个刀币换1个蚁鼻钱，问题：1个 圆形钱能换多少蚁鼻钱?”(答案：15／8个)
其实，战国时期各国货币是不可以如此设计“兑换率”的。在信用货币出现之前，用作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大都是以其本身的价值为价值的。如果是金属货币，无论是称量货币(如1976年陕西临潼县零口街西周遗址出土的铜饼)，还是铸币(如战国时的圜钱、铲币、刀币、蚁鼻钱等)，都是以其材质和重量为货币价值的基础的。同一材质的铸币相互间的兑换是按其相互间的重量关系来进行的，如一个一两重的铜刀币就应当换得两个半两的铜圜钱。不存在像现在不同国家的信用货币之间那样的兑换率问题。
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从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已大量流通。各国的货币形态不同，重量不等，面值不一，材质以铜为主，也有少量黄金币。由此可见，思考题的“假设”在当时是无法兑换的。同时，解答本题需要三元一次方程组的数学知识，这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恐怕不是短短的几分钟算得出的。教师给出答案很简单，但如何得出要费一番周折。历史课不是数学课，是否有必要进行换算值得商榷。
四、摈弃“戏教”历史，还历史的真实面貌
历史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历史课程则是一个教人求真求实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从学生发展的角度看，中学阶段是学生是非判别力成形的关键时期，课堂上的一切都会对学生的成长产生影响。由于“戏说”的“历史”显得十分“生动”，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因而也就尤其容易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摈弃“戏教”历史，还历史的真实面貌。
诚然，当前很多历史课堂教学都存在过于枯燥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不是由历史科学本身所引起的。历史本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多彩、逻辑推理缜密的科学，实在无需通过“戏说”来体现创新，增强趣味性。真正精彩的历史课在不借助或少借助多媒体的情况下照样可以让人回味无穷，更何况新课程提倡师生合作、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笔者认为要做到课堂教学的创新，历史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史学素养，以此来保证历史的真实、课堂的充实和学生的兴趣，而不是一味地在课件等外在条件上做文章。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既然如此，就绝对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否则怎么可能得出准确的规律呢?”历史教学虽然和历史研究有区别，但尊重史实、追求真实是一致的。在历史教学中，如果不严格按照历史事实，而是对历史事实作随心所欲的取舍和调侃，让学生学到的只能是“戏说”的甚至是伪造的历史，这是不负责任的教学。因此，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处于什么条件下，历史教学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离开了真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就不成为科学。”这乃是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工作者永恒的戒条。
【实习编辑 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