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98—1949年，上海文化进入兴盛期。上海不但具备了教育、新闻、出版、学术、文艺、文学蓬勃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也拥有了具备一定文化消费能力和文化消费欲望、比较成熟的市民阶层。自西方舶来的译著如戏剧、新小说、新诗歌，艺术如电影、交响乐、乃至西方的礼仪、习俗、食物、服饰、玩物，广告、游乐场、歌舞厅、酒吧，都无比吸引着上海市民大众的眼球，为他们接受、喜好和推广。判定这时的上海文化文化潮流是市民文化的潮流，并不为过。
8岁就要梳爱司头，10岁就要穿高跟鞋的张爱玲，沉迷于一切市民的物质享受和生活品味，她和笔下的人物一样，有着普通女人的通病：虚荣、俗气、张扬、不漂亮但爱美丽的衣饰，爱男子的爱情与夸赞，爱世人的赞美与羡慕，一起放肆地挥霍生命。她的创作里总是不禁镌刻下市民文化符号的印痕。
先说对服饰的热爱。在圣约翰读书期间，张爱玲就以奇装异服闻名全校。在广东土布上的玫瑰红上刺下粉红花朵，嫩绿的叶子，印在深蓝或碧绿底上，这种乡下婴儿才穿的衣服，她穿着走遍全上海。“仿佛穿着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的，飘飘欲仙”。参加朋友的婚礼，自己设计了前清样式的绣花裤袄去道喜。在家招待朋友，却郑重其事地穿上“柠檬黄袒胸露臂的晚礼服”。《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时，她穿“一袭拟古式奇袭的夹袄，超级的款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她还常穿着自己设计的奇装异服去印刷厂校对稿样，引来整个印刷厂的工人惊奇观看。张爱玲爱刺激的颜色：大红、水红、鹅黄、宝蓝、嫩黄、桃红、橙黄，衣服的颜色是这样，连房间的布置几乎都是这种刺激性的色调。“爱玲说的刺激是是像这样辣挞光辉的颜色。”衣服古旧奇异，却色彩绚烂，既蕴含对古老传统的依恋，又饱含对现在生命的浓郁情感。
但与她本人的大红大绿相反，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却鲜有颜色灿烂的时候，这也许是某种隐喻。《传奇》中，对主要女性服饰色彩的描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白色和黑色，而这恰好是张爱玲最不喜欢的颜色。“白布是最不罗曼蒂克的东西，至多只能做到一个干净，也还不过是病院的干净，有一点惨凄，”带着些医院里疾病和死亡的气息。《花凋》里“川娥可连一件像样的睡衣都没有，穿上她母亲的白布褂子，许久没洗澡，褥单也没换过。那病人的气味……”。还有黑色，象征着“杀人”或“被杀”，在张爱玲的笔下，总有点恐怖的意味。《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常穿着黑色系列的服饰。《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太太一出场就是一身黑。《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蜜秋儿太太“随便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似乎总是一身黑，”被蜜秋儿太太戕害一生的两个女儿：姐姐糜丽笙身着“象牙白”绸裙，带着“呼吸间一阵阵的白气，”妹妹愫细一身“黑纱便服”，“纯洁”又“天真”的将丈夫置于死地。旗袍、缎袍、皮袄、衫裤、云间背心、裙子、呢大衣、帽子、手帕，這些上海女人平常的穿着打扮，在张爱玲的笔下，有了画龙点睛的主题性。生命的艳丽和残酷本为一体，却用了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现实是追求生命的飞扬极致，作品里却多了些鬼气，每每将现实颠覆成一种梦魇般的存在。没有对服饰的热爱与偏执，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对服饰的强烈爱憎与极致表现，或许来自张爱玲多舛童年和肃杀家庭氛围的直接影响，或许潜藏着时兴的黑幕小说的影子，但总归是用现实生活作的底子。
然后是电影。1925年前后，全国有175家电影公司，上海就有141家。电影的时尚风潮席卷了整个上海，时髦男女们学会了好莱坞影片中的洋派头和洋风尚，西方遥远国度的一切细节变得近在咫尺，并且渐渐熟悉和亲切。张爱玲的母亲在国外游学四年，对这种西式风尚更是早已习惯和了解，回国后就教女儿画画，时常带她去听音乐会和看电影，读杂志上的小说给她听，有次读周瘦鹃的小说，感动的流了泪。张爱玲在这种熏陶中长大，直到中学时代，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订了许多电影杂志，收集了很多电影明星的画报。1942年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她的职业生涯的开始就是为英文《泰晤士报》写影评和剧评，不久又开始为英文月刊《二十一世纪》写文章，其中写得最多的还是影评。影评轻轻拉开了张爱玲写作的大幕，在她以后的小说和散文里，还时常浮动着电影的细细的波纹。
一是作品中采用了诸多电影意象和场景。作品《公寓生活记趣》中，她提到一个女子用丝袜结成绳子从窗口吊下纸盒买汤面，这是电影《侬本多情》中的一幕。《谈跳舞》中，又论到刚看过的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舞城秘史》中的爱情场景，一部是《狸宫歌声》中的女仙——这部电影所取材的日本民间传说后来被铃木清顺改编成《狸御殿》，由章子怡和小田切让主演。
二是小说中的电影化手法。张爱玲小说的电影镜头运用俯仰皆是。《鸿鸾禧》中表现结婚场景用了俯拍镜头：“整个的花团锦簇的大房门是一个玻璃球，球心有五彩的碎花图案。客人们都是小心翼翼顺着球面爬行的苍蝇，无法爬进去。”张爱玲小说中的蒙太奇手法也运用得极其娴熟。《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眼前总是出现过去的情景，仿佛一张张老胶片：“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镜头迅速切回到现实：“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通过蒙太奇手法，将过去和现在映照，曹七巧心灵深处的隐秘，现实境遇的悲凉，都被观众体悟，正因为表现的特别，感受自然更加深刻。
结语
综上所述，张爱玲小说中市民文化视域的表现是富有市民生活情感气息的，为其小说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8）.
（作者简介：陈轶（1983-），男，汉族，重庆梁平人，现就读于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8岁就要梳爱司头，10岁就要穿高跟鞋的张爱玲，沉迷于一切市民的物质享受和生活品味，她和笔下的人物一样，有着普通女人的通病：虚荣、俗气、张扬、不漂亮但爱美丽的衣饰，爱男子的爱情与夸赞，爱世人的赞美与羡慕，一起放肆地挥霍生命。她的创作里总是不禁镌刻下市民文化符号的印痕。
先说对服饰的热爱。在圣约翰读书期间，张爱玲就以奇装异服闻名全校。在广东土布上的玫瑰红上刺下粉红花朵，嫩绿的叶子，印在深蓝或碧绿底上，这种乡下婴儿才穿的衣服，她穿着走遍全上海。“仿佛穿着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的，飘飘欲仙”。参加朋友的婚礼，自己设计了前清样式的绣花裤袄去道喜。在家招待朋友，却郑重其事地穿上“柠檬黄袒胸露臂的晚礼服”。《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时，她穿“一袭拟古式奇袭的夹袄，超级的款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她还常穿着自己设计的奇装异服去印刷厂校对稿样，引来整个印刷厂的工人惊奇观看。张爱玲爱刺激的颜色：大红、水红、鹅黄、宝蓝、嫩黄、桃红、橙黄，衣服的颜色是这样，连房间的布置几乎都是这种刺激性的色调。“爱玲说的刺激是是像这样辣挞光辉的颜色。”衣服古旧奇异，却色彩绚烂，既蕴含对古老传统的依恋，又饱含对现在生命的浓郁情感。
但与她本人的大红大绿相反，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却鲜有颜色灿烂的时候，这也许是某种隐喻。《传奇》中，对主要女性服饰色彩的描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白色和黑色，而这恰好是张爱玲最不喜欢的颜色。“白布是最不罗曼蒂克的东西，至多只能做到一个干净，也还不过是病院的干净，有一点惨凄，”带着些医院里疾病和死亡的气息。《花凋》里“川娥可连一件像样的睡衣都没有，穿上她母亲的白布褂子，许久没洗澡，褥单也没换过。那病人的气味……”。还有黑色，象征着“杀人”或“被杀”，在张爱玲的笔下，总有点恐怖的意味。《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常穿着黑色系列的服饰。《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太太一出场就是一身黑。《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蜜秋儿太太“随便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似乎总是一身黑，”被蜜秋儿太太戕害一生的两个女儿：姐姐糜丽笙身着“象牙白”绸裙，带着“呼吸间一阵阵的白气，”妹妹愫细一身“黑纱便服”，“纯洁”又“天真”的将丈夫置于死地。旗袍、缎袍、皮袄、衫裤、云间背心、裙子、呢大衣、帽子、手帕，這些上海女人平常的穿着打扮，在张爱玲的笔下，有了画龙点睛的主题性。生命的艳丽和残酷本为一体，却用了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现实是追求生命的飞扬极致，作品里却多了些鬼气，每每将现实颠覆成一种梦魇般的存在。没有对服饰的热爱与偏执，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对服饰的强烈爱憎与极致表现，或许来自张爱玲多舛童年和肃杀家庭氛围的直接影响，或许潜藏着时兴的黑幕小说的影子，但总归是用现实生活作的底子。
然后是电影。1925年前后，全国有175家电影公司，上海就有141家。电影的时尚风潮席卷了整个上海，时髦男女们学会了好莱坞影片中的洋派头和洋风尚，西方遥远国度的一切细节变得近在咫尺，并且渐渐熟悉和亲切。张爱玲的母亲在国外游学四年，对这种西式风尚更是早已习惯和了解，回国后就教女儿画画，时常带她去听音乐会和看电影，读杂志上的小说给她听，有次读周瘦鹃的小说，感动的流了泪。张爱玲在这种熏陶中长大，直到中学时代，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订了许多电影杂志，收集了很多电影明星的画报。1942年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她的职业生涯的开始就是为英文《泰晤士报》写影评和剧评，不久又开始为英文月刊《二十一世纪》写文章，其中写得最多的还是影评。影评轻轻拉开了张爱玲写作的大幕，在她以后的小说和散文里，还时常浮动着电影的细细的波纹。
一是作品中采用了诸多电影意象和场景。作品《公寓生活记趣》中，她提到一个女子用丝袜结成绳子从窗口吊下纸盒买汤面，这是电影《侬本多情》中的一幕。《谈跳舞》中，又论到刚看过的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舞城秘史》中的爱情场景，一部是《狸宫歌声》中的女仙——这部电影所取材的日本民间传说后来被铃木清顺改编成《狸御殿》，由章子怡和小田切让主演。
二是小说中的电影化手法。张爱玲小说的电影镜头运用俯仰皆是。《鸿鸾禧》中表现结婚场景用了俯拍镜头：“整个的花团锦簇的大房门是一个玻璃球，球心有五彩的碎花图案。客人们都是小心翼翼顺着球面爬行的苍蝇，无法爬进去。”张爱玲小说中的蒙太奇手法也运用得极其娴熟。《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眼前总是出现过去的情景，仿佛一张张老胶片：“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镜头迅速切回到现实：“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通过蒙太奇手法，将过去和现在映照，曹七巧心灵深处的隐秘，现实境遇的悲凉，都被观众体悟，正因为表现的特别，感受自然更加深刻。
结语
综上所述，张爱玲小说中市民文化视域的表现是富有市民生活情感气息的，为其小说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8）.
（作者简介：陈轶（1983-），男，汉族，重庆梁平人，现就读于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