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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崔嵬迈入新中国之后的银幕表演历程为主线，侧重探讨其社会表演，包括其演员身份之外的其他身份对其银幕内外表演的影响。崔嵬的表演彰显了“十七年”表演的男权化特征不仅是男性气质的重塑，还是政治上的一种自我重塑。崔嵬的“十七年”表演生动体现了男性与政治、银幕表演与政治表演的交织，也凸显了“十七年”表演场域的意识形态功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