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是一篇最能体现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思想高度的代表性作品。诗人在这里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这里生活是富裕、和乐而安宁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在这里人人都在参加劳动；“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在这里没有了封建的剥削。在这样一个用文字所构造的理想世界里，诗人给我们展现的是他丰富的精神世界。
　　然而，作者在《桃花源记》中所展现出的是介于动作和静止之间的、在尘世的徒然奔忙之后返璞归真的大彻大悟的和谐的心境，却往往被人武断地以消极的出世和积极的入世加以区分，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就这样被割裂开来，这对于我们真正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毫无裨益的。晚年的陶渊明悠哉游哉的生活于山水田园之间，所以有人自然会认为他是在消极地避世。
　　的确，在汉代之后，儒家思想开始盛行，到了晋代，道家思想也为人们所崇尚，中国一般的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把入世看得高于生命，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帶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了。从陶渊明的生活经历上看，正好与此相吻合。少年时，陶渊明受家庭和儒经的影响，有“济天下苍生”的宏伟壮志，但由于当时门阀制度的森严，朝政的混乱和腐败，直到二十九岁才得以出仕。早年的陶渊明虽也向往田园生活，但更多的是想施展自己的济世抱负，“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中的疾恶与除暴之心，“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中的虽死不屈的战斗精神，但现在看来，诗人在宦海的沉浮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读书人的责任，仕途绝不是诗人的所爱，诗人的所爱在山水田园之间，在广阔的自然之中，在他十年的济世生涯中，他也时刻有着“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诗人用“误落尘网中”来概括自己的仕途，这份豁达也只有崇尚山水田园的人才会拥有。
　　《桃花源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恬然自得、其乐融融的理想生活画卷，一个真正对生活不再热爱、逃逸于山水田园之间和完全脱离于尘世的人是不可能有如此的激情写出如此具有想象力和感染力的文字的。从《桃花源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大自然的一种本能的热爱，他在“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慨叹中毅然回归田园绝对是其本性的回归，他的归隐不是有意而为之，他的归隐不同于范蠡的逃避，不同于伯夷的有意隐退，他的生活并没有游离于尘世之上，他的出世并非是地地道道的消极避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诗人并没有刻意的隐逸，他依然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只不过是将早年“金刚怒目”漫化成了和谐的心境，“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他所回避的不是生活，而是混浊的政治现实，对生活诗人从未缺乏热情，尤其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山水田园生活，他所希求也正是这种生活。在《桃花源记》中，我们往往喜欢把五柳先生留给世人的理想家园说成是完全逃避时世的乌托邦世界，其实忽略了他并不回避现实的平和心态。《桃花源记》中有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渔人再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二是南阳刘子骥，“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桃花源最终的不可寻找岂不正好反映了诗人的态度：现实环境中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理想社会。可见，诗人在为我们娓娓道来中已融入了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他的出世又怎能武断的理解为逃避？
　　从《桃花源记》所展现的丰富精神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就是一个无忧无虑、心地坦白、谦逊简朴的乡间诗人，他不是逃避主义者，他所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他的人生是一种与自然浑然天成的和谐，在这种和谐的人格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人生的欢乐和爱好。对于这种和谐的人生，我们又怎能简单的以积极和消极来加以划分，否则，五柳先生纯乎自然的和谐人格的精髓就会荡然无存。我们既然如此的信奉“无为而治”，为什么就不能更人性化的对待五柳先生的“无为而活”呢？更何况，他的出世并不是超然于社会现实之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