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镛《易》注中的政治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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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考察茶山丁若镛《易》注关于社会政治的思考,突出论述其对君臣之道、为民教民的看法。茶山将儒家"仁政"思想和卦象的爻位联系起来,使个人身份和完满德性结合成就出理想的君臣、君民关系,儒家本体论式的价值观念为实践性的存在论所取代,形成一种独特的交互性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茶山《易》注的政治思想可被视作茶山实学思想的一个早期型态,他以儒学资源为本,将先验性的价值观念转化为经验性的现实行为和制度措施,注重将儒家伦理政治向制度落实,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试图避免性理学所造成的空疏之弊病。茶山易学在朱子易学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了易理方法,丰富了《周易》的实用价值,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朝鲜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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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余敦康先生,于2019年7月14日晨仙逝,享年90岁。余敦康先生1930年生于湖北汉阳,大学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后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7年调入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1989年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
以治礼学和易学为务的清代学者张惠言,受启于郑玄以礼解《易》思想,确立礼象解《易》的治易视阈。这一视阈体现着张氏易学研究上的一定创新。其一,视阈确立本身同其以礼治进路创新清代实学形态的课题分不开;其二,礼象解《易》本身是对义理解《易》所注重的对形上之理进行玄解之治学方法的一种'解放';其三,礼象解《易》本身也是对郑玄易学的创新。总之,经过综合创新的张氏易学以虞翻消息说取代了郑氏爻辰说,以阴阳二气的消息归正实现宇宙社会秩序,并把体现为宇宙秩序的'天地之序'作为礼治的天道基础和治理典范,以这个基础和典范
通常认为,唐代儒玄合流,王弼《周易注》通行天下。在这种背景下,杜甫的易学接受面向应该是王弼义理之学,但考察过杜甫引《易》诗之后,却发现其中少有王弼义理,而多用汉儒易学。这种貌似不合拍的现象,并非是说杜甫不通王弼义理,而是反映了杜甫引《易》之诗蕴含着儒家道德旨归,秉持了汉儒易学的政治思维。同时,杜诗中王弼义理的缺失,也反映出中唐以前象数易学的接受、传播态势未曾寂寥;而汉易学不绝如缕地传播,为杜甫引《易》诗采用汉儒易学思维提供了可能性。
王肃的易学渊源,仅仅见于《三国志》的简要记载,而且语焉不详。文章通过传世的王肃《周易注》与郑玄《周易注》的"同字同义""同字异义""异字同义""异字异义"等四方面的比较与考证,指出王肃的易学虽然可以追溯到家学和荆州学者宋衷,但事实上渊源于郑玄易学,这是板上钉钉的。
本文首先澄清了十二辟卦到六十四卦相生的二元卦变理论结构,其次揭示了朱震在解释经传文字中基于相生图的两种卦变模式,一是"自某卦来"和"某卦之变"的二元结构,二是一爻变动原则,同时基于这些理论结构和原则重新理解了朱震对虞翻卦变理论的批判的意义,最后分析了朱震卦变图的理论困难。
"神"是易学哲学论域的重要概念之一,神论是中国传统儒学天人之学内核的一部分。对易学哲学史中"神"之诠释的系统研究,一方面可以呈现易学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天人之学中关于本体的思想。分疏而言,关于"神"的关键解释包括九种类型:一是《易传》以神为本体的思想,二是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基于"贵无论"的神论思想,三是邵雍先天本体之神的思想,四是张载气本论视域中本体之神和圣人之神的思想,五是程朱理本论视域中以"用"为主的神论思想,六是罗钦顺理学强调神为气之神、属于形下之"用"的神论
作为孔门的哲学方法,正名具有校定语义与效法类推的逻辑功能。胡适将正名的两种功能渗透于以"易""象""辞"为基本观念的孔子易学建构中:(一)生生变化之"易"包含由简至繁的发展秩序,为易学中的效法、类推提供逻辑基础;(二)效法自然之"象"的卦爻"象",是圣人效法、类推从而创造种种器物制度、伦理道德的根据;(三)揭示卦爻象吉凶善恶以指引人类行动的"辞",作为逻辑判断命题,其效用的发挥有赖于语义的校定。然而,胡适以正名方法进行的逻辑建构并不局限于易学,他进一步将易学推扩到人生与政治领域
《易传灯》一书,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当时已不知撰者名号,惟据书中徐子东识语,简称徐总干,则撰者当做过总领所干办公事一职。考此时任总领所干办公事一职徐姓者,且与吕祖谦、唐仲友从游者,只有婺州东阳人徐翦。《易传灯》一书撰者,应为徐翦。
民国时期学者缪篆平生精于易学,他以"德"这一哲学范畴作为解读《周易》的核心理念,认为《易》之"元亨利贞"即相应于道德论上的"仁义礼智",系中国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所在,可统御三教九流众家学说。并从《周易》中演绎出一套庞大严整的囊括"主德目""从德目"之道德哲学体系,兼与西方伦理学思想进行比较,寄托以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念。
朝鲜时期士人赵斗淳认为北宋司马光于人君三德"仁明武"中尤重"武",这与北宋以降士人以《中庸》"知仁勇"之说解读"仁明武"的观念颇为异致。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引《易》论"刚",与司马光《易说》的重武倾向相呼应,对赵斗淳颇有影响;除此之外,赵斗淳还吸收了朝鲜儒学界对朱熹"刚果"说的继承和发展。通过上述途径,赵斗淳间接地接受并强化了司马光《易说》的尚武倾向,形成了宋臣"惓惓于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