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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伽，河北邢台清河人士，隋朝末年涉足官场，做了一名官职卑微的小吏，后几经升迁。孙伏伽以免官之身参加进士科考试，成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状元。孙伏伽为人正直，忠心耿耿，处世从容，宠辱不惊。
公元606年，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以“投牒自进”（自由报考）、“程文去留”（优劣取舍）、自下而上逐级淘汰的筛选办法，不仅给各阶层知识分子面前摆了个金灿灿的饭碗，而且里面盛满了吃不完的皇粮。
他是幸运的，他第一个捧走碗，连同里面的粮——
阳光终于累了，疲惫不堪地收拢起晒了一天的网，倚在一座山峰的肩膀上，望着山谷里一束黄昏的炊烟出神。大山深处的古刹，掩映在苍翠的山林之中，被一层淡淡的雾霭涂上了隐隐约约的金辉。
茶亭里的两个人，停下手中的棋子。僧人正视着儒生，幽幽地说：“君有析理明断之才，不妨入世以求志达！”语罢斜披斗笠，他孤单的背影在儒生牵挂的目光中，渐渐融入了青郁的深山。
时值公元7世纪初。此前的581年，北周静帝把江山“随”给了一个叫杨坚的国公，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新朝初诞，改革大刀阔斧，而其中一项便是人才选拔制度的完善。在这之前，历朝历代均以九品中正制选才，这项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门第观念”。如果一个人出身寒门却才华横溢，那么即便他努力终身，也难有作为。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对当时官场的最佳描摹。聪明的隋文帝，发现了自己想要利用的广大群体正在把不满转化为不安定，就下决心为这个群体谋一些福利和希望。于是在开皇八年（588）设立德、才两科选拔人才。隋炀帝即位后，又新设考试文辞的“进士科”取士。
深山古刹中，与僧人对弈的儒生走出大山之时，正是隋朝大业年间。他很幸运，因为他赶上了这个好时机。儒生把握了这次科举的机遇，一步蹿到历史的前台。他，就是中国科举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
正如僧人所料，孙伏伽出山之后初显身手，就将进士头衔收入囊中。但是对于当年众多的考碗族而言，考中进士并不等于就此当上了公务员。当时科举考试给获隽者发榜，就像现在举办高等学历考试给合格者颁发证书一样，只是认可了考生具有报考公务员的一种资格，至于这个人能不能捧上金饭碗，权力不在教育部而在人事部，也就是设置“四试三选”的吏部。这一类吏部举办的定期考试，才算是真正的公务员录用考试。
所以，孙伏伽只得默默走回书房，拨亮黝黑的油灯，继续备考。从斑斓的灯花里，他隐约看到了遥远的家、斑驳的墙壁、屋檐上破旧的草毡，心中顿时升腾起进取的渴望。他的目标是考进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
在隋代，科举士人、贵族子弟、军功人员、基层干部等都可以报考大理寺公务员。出身不一样，试卷亦有别，但都要测试“疑案”的处理能力。已有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自然占便宜，但孙伏伽依然凭借自己在“理刑断狱”方面的天赋杀出重围，竞争上岗。
在大理寺，孙伏伽发现公务员群体中龌龊循默者有之，得过且过者有之，墨守成规者有之……总之是捧着金饭碗，恣情度流年。目睹此情此景，孙伏伽内心对他们充满了鄙夷，因为他已敏锐地察觉到了隋炀帝昏庸无道、隋帝国大厦将倾的隐患；混迹官场、庸碌无为的最终下场，必然是在即将到来的新王朝中几无立锥之地。于是他决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反思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不断充实自我，提高自己的理政能力，提高自身的内在价值。因此即便是身处黑暗散乱的隋朝官场，孙伏伽也因为德才兼备而获得提拔，被派往京畿重地万年（今陕西西安）县任法官。孙伏伽在任上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审清了许多陈年大案，也赢得了赫赫政声。
公元618年，隋朝国戚李渊在晋阳易帜，起兵反隋，不日长安即克，唐政府定都于此。孙伏伽顺应时势，投奔到李渊麾下。刚开始，李渊并没有把这个县级法官放在眼里，只是考虑到他在万年县很有政绩，才顺水推舟，让他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才干。至于那些早就看不顺眼的官场混混，则全被新皇帝扫地出门。
为了汲取隋炀帝拒绝受谏而亡国的教训，李渊下旨，鼓励大小官员上书言事，可以指责君王过错，评议朝政得失。众大臣明白，这是开国皇帝常有的姿态，所以没人愿意当出头鸟。李渊正扬扬自得于一片赞美声中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区区一介县级法官，居然趁此机会，连上三折，把皇帝近期的失误兜了个底朝天。
孙伏伽在奏折中义正词严地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一言一行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怎能不慎重？您起兵晋阳不久，就接受了下属献上的猎鹰、琵琶、良弓等物品，还予以重赏。您有没有想过，这就是前朝的弊风，隋炀帝就是因为‘恣其心’而亡国毁身的啊！”
李渊阅折大愧，赶紧放飞了猎鹰，封存了琵琶、良弓，下诏荡涤前朝弊习，同时表示自己要率先垂范。可没过几天，前线传来了捷报，李渊一高兴，决定在玄武门搞重大庆典，又下旨让太常寺全权办理相关事宜。太常寺卿极欲美化政绩，哄皇帝开心，就想出了“五百歌妓献舞玄武门”的馊点子，可眼下朝廷草创，连演出的服装都甚是匮乏。无奈之下，太常寺只得下达行政命令，在民间紧急借调妇女裙襦500套。这件事被孙伏伽知道了，又上一折：百戏散乐，是隋末淫风，献舞玄武实在有损陛下形象，陛下应当为子孙后代做榜样，做到《论语》中所说的“放郑声，远佞人”，那么天下兴甚！
李渊览折无语，不过稍后太常寺就接到皇上口谕：罢庆典。正当唐高祖致力于规范自身行为雅正社会风气之时，孙伏伽又上书提醒他，隋朝亡国的另一个原因是皇帝身边的人误国，因此皇储及诸王身边的人一定要慎重挑选。
李渊抚折大悦，下诏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曷贻利行之益！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并赏赐锦帛300匹。
从此，孙伏伽从一个基层小法官一跃而成为中央政府纪检干部，正式迈上了平步青云的仕途。
就在人们都认为孙伏伽一定会按皇帝的意愿诚言直谏、当好御史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众同僚大惑不解的举动——他竟以从六品官员的身份，请求参加唐王朝首次“进士试”。大家都认为这是自讨苦吃，孙伏伽却说：“我现在工作如鱼得水，全仰仗圣上的恩宠提携。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倘若自己他日不慎犯了错误，成为庶民，也依然可以凭借本朝进士的身份，投考吏部，东山再起。”闻者无不被他的远见折服。李渊听说之后，也十分感动，特旨恩准孙伏伽参加只有生徒和乡贡才能报考的“进士试”。接下来在唐朝政府举办的科举角逐中，孙伏伽再次脱颖而出，被主考官申世宁判为第一，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首位状元就这样诞生了。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知人善任，将孙伏伽从言官岗位上调回大理寺，升任少卿，发挥其“理狱”专长。孙伏伽在办案之余，发现唐太宗特别喜欢骑射打猎，又上书谏诤说：“陛下走马射帖，娱悦近臣，此乃少年诸王之所务。岂能既为天下，今日犹行之乎？陛下虽欲自轻，其奈天下社稷何！”唐太宗读后很是赞赏，说：“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谬乎？”
孙伏伽一听，胆气更足了，居然当面“逆龙鳞”起来。有一次，在与大臣聚会时，太宗问张玄素是什么出身？张玄素在隋朝时当过小吏，在唐朝人眼中，小吏是十分卑微的人，张玄素也为之惭愧，一时答不出话来。孙伏伽立即提醒太宗说：“陛下，您好像在羞辱别人。”太宗顿时意会到张玄素出身低微，就当众向张玄素道歉，并于贞观十二年（638）提拔孙伏伽担任大理寺正卿。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的话，只是一个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君使臣以礼的，只有非常少的例子。贞观年间，太宗对臣子们，真是待之以礼；当时的臣，事君也确实以忠。孙伏伽能够一展所长，建功立业，离不开这个良好而又宽松的政治氛围。
贞观二十年正月，太宗派遣自己倚重的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22位大员出使全国，整顿吏治，肃清政风，一年内清除不合格官员1000多人。太宗对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大力整顿，是在为高宗上台铺平道路，孙伏伽在此次行动中成绩显著，再次受到嘉奖。
孙伏伽的成功，让唐代众多考碗族看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反映了官员选拔的公平、公正。“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象，也激发了考生们的腾达梦想。
永徽五年（654），孙伏伽致仕。在贝州家中，孙伏伽曾教诲其孙：“我生于寒门，有幸鱼跃龙门，才有现在这番模样。你要是也金榜题名，千万不可得意忘形、好高骛远。子曰：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因此要安心于基层事务，历练才干，徐图进取。一要关注朝廷政治风向，修正进取目标，是为务实不失远见；二要勤勉好学，增广自身才干。子曰：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万不可如器皿一般，仅单一功用而已。士人贵求多才，多才则就业之途才宽啊！”
孙伏伽的孙子，后来也中了进士。然而几经奋斗，仍得不到武则天的青睐。勤勉、时运，在就业晋升之中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一生。
而晚年的孙伏伽，则恬然归隐山中，优游自在。寂寥的松下小径深处，等待的岩门，被一双熟悉的手再次开启。从此，青山隐隐、绿水悠悠之中，又多了一位白发隐者自来自去的身影。那夜，是谁又在述说着月光的天籁……
公元606年，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以“投牒自进”（自由报考）、“程文去留”（优劣取舍）、自下而上逐级淘汰的筛选办法，不仅给各阶层知识分子面前摆了个金灿灿的饭碗，而且里面盛满了吃不完的皇粮。
他是幸运的，他第一个捧走碗，连同里面的粮——
阳光终于累了，疲惫不堪地收拢起晒了一天的网，倚在一座山峰的肩膀上，望着山谷里一束黄昏的炊烟出神。大山深处的古刹，掩映在苍翠的山林之中，被一层淡淡的雾霭涂上了隐隐约约的金辉。
茶亭里的两个人，停下手中的棋子。僧人正视着儒生，幽幽地说：“君有析理明断之才，不妨入世以求志达！”语罢斜披斗笠，他孤单的背影在儒生牵挂的目光中，渐渐融入了青郁的深山。
时值公元7世纪初。此前的581年，北周静帝把江山“随”给了一个叫杨坚的国公，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新朝初诞，改革大刀阔斧，而其中一项便是人才选拔制度的完善。在这之前，历朝历代均以九品中正制选才，这项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门第观念”。如果一个人出身寒门却才华横溢，那么即便他努力终身，也难有作为。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对当时官场的最佳描摹。聪明的隋文帝，发现了自己想要利用的广大群体正在把不满转化为不安定，就下决心为这个群体谋一些福利和希望。于是在开皇八年（588）设立德、才两科选拔人才。隋炀帝即位后，又新设考试文辞的“进士科”取士。
深山古刹中，与僧人对弈的儒生走出大山之时，正是隋朝大业年间。他很幸运，因为他赶上了这个好时机。儒生把握了这次科举的机遇，一步蹿到历史的前台。他，就是中国科举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
正如僧人所料，孙伏伽出山之后初显身手，就将进士头衔收入囊中。但是对于当年众多的考碗族而言，考中进士并不等于就此当上了公务员。当时科举考试给获隽者发榜，就像现在举办高等学历考试给合格者颁发证书一样，只是认可了考生具有报考公务员的一种资格，至于这个人能不能捧上金饭碗，权力不在教育部而在人事部，也就是设置“四试三选”的吏部。这一类吏部举办的定期考试，才算是真正的公务员录用考试。
所以，孙伏伽只得默默走回书房，拨亮黝黑的油灯，继续备考。从斑斓的灯花里，他隐约看到了遥远的家、斑驳的墙壁、屋檐上破旧的草毡，心中顿时升腾起进取的渴望。他的目标是考进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
在隋代，科举士人、贵族子弟、军功人员、基层干部等都可以报考大理寺公务员。出身不一样，试卷亦有别，但都要测试“疑案”的处理能力。已有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自然占便宜，但孙伏伽依然凭借自己在“理刑断狱”方面的天赋杀出重围，竞争上岗。
在大理寺，孙伏伽发现公务员群体中龌龊循默者有之，得过且过者有之，墨守成规者有之……总之是捧着金饭碗，恣情度流年。目睹此情此景，孙伏伽内心对他们充满了鄙夷，因为他已敏锐地察觉到了隋炀帝昏庸无道、隋帝国大厦将倾的隐患；混迹官场、庸碌无为的最终下场，必然是在即将到来的新王朝中几无立锥之地。于是他决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反思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不断充实自我，提高自己的理政能力，提高自身的内在价值。因此即便是身处黑暗散乱的隋朝官场，孙伏伽也因为德才兼备而获得提拔，被派往京畿重地万年（今陕西西安）县任法官。孙伏伽在任上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审清了许多陈年大案，也赢得了赫赫政声。
公元618年，隋朝国戚李渊在晋阳易帜，起兵反隋，不日长安即克，唐政府定都于此。孙伏伽顺应时势，投奔到李渊麾下。刚开始，李渊并没有把这个县级法官放在眼里，只是考虑到他在万年县很有政绩，才顺水推舟，让他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才干。至于那些早就看不顺眼的官场混混，则全被新皇帝扫地出门。
为了汲取隋炀帝拒绝受谏而亡国的教训，李渊下旨，鼓励大小官员上书言事，可以指责君王过错，评议朝政得失。众大臣明白，这是开国皇帝常有的姿态，所以没人愿意当出头鸟。李渊正扬扬自得于一片赞美声中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区区一介县级法官，居然趁此机会，连上三折，把皇帝近期的失误兜了个底朝天。
孙伏伽在奏折中义正词严地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一言一行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怎能不慎重？您起兵晋阳不久，就接受了下属献上的猎鹰、琵琶、良弓等物品，还予以重赏。您有没有想过，这就是前朝的弊风，隋炀帝就是因为‘恣其心’而亡国毁身的啊！”
李渊阅折大愧，赶紧放飞了猎鹰，封存了琵琶、良弓，下诏荡涤前朝弊习，同时表示自己要率先垂范。可没过几天，前线传来了捷报，李渊一高兴，决定在玄武门搞重大庆典，又下旨让太常寺全权办理相关事宜。太常寺卿极欲美化政绩，哄皇帝开心，就想出了“五百歌妓献舞玄武门”的馊点子，可眼下朝廷草创，连演出的服装都甚是匮乏。无奈之下，太常寺只得下达行政命令，在民间紧急借调妇女裙襦500套。这件事被孙伏伽知道了，又上一折：百戏散乐，是隋末淫风，献舞玄武实在有损陛下形象，陛下应当为子孙后代做榜样，做到《论语》中所说的“放郑声，远佞人”，那么天下兴甚！
李渊览折无语，不过稍后太常寺就接到皇上口谕：罢庆典。正当唐高祖致力于规范自身行为雅正社会风气之时，孙伏伽又上书提醒他，隋朝亡国的另一个原因是皇帝身边的人误国，因此皇储及诸王身边的人一定要慎重挑选。
李渊抚折大悦，下诏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曷贻利行之益！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并赏赐锦帛300匹。
从此，孙伏伽从一个基层小法官一跃而成为中央政府纪检干部，正式迈上了平步青云的仕途。
就在人们都认为孙伏伽一定会按皇帝的意愿诚言直谏、当好御史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众同僚大惑不解的举动——他竟以从六品官员的身份，请求参加唐王朝首次“进士试”。大家都认为这是自讨苦吃，孙伏伽却说：“我现在工作如鱼得水，全仰仗圣上的恩宠提携。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倘若自己他日不慎犯了错误，成为庶民，也依然可以凭借本朝进士的身份，投考吏部，东山再起。”闻者无不被他的远见折服。李渊听说之后，也十分感动，特旨恩准孙伏伽参加只有生徒和乡贡才能报考的“进士试”。接下来在唐朝政府举办的科举角逐中，孙伏伽再次脱颖而出，被主考官申世宁判为第一，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首位状元就这样诞生了。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知人善任，将孙伏伽从言官岗位上调回大理寺，升任少卿，发挥其“理狱”专长。孙伏伽在办案之余，发现唐太宗特别喜欢骑射打猎，又上书谏诤说：“陛下走马射帖，娱悦近臣，此乃少年诸王之所务。岂能既为天下，今日犹行之乎？陛下虽欲自轻，其奈天下社稷何！”唐太宗读后很是赞赏，说：“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谬乎？”
孙伏伽一听，胆气更足了，居然当面“逆龙鳞”起来。有一次，在与大臣聚会时，太宗问张玄素是什么出身？张玄素在隋朝时当过小吏，在唐朝人眼中，小吏是十分卑微的人，张玄素也为之惭愧，一时答不出话来。孙伏伽立即提醒太宗说：“陛下，您好像在羞辱别人。”太宗顿时意会到张玄素出身低微，就当众向张玄素道歉，并于贞观十二年（638）提拔孙伏伽担任大理寺正卿。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的话，只是一个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君使臣以礼的，只有非常少的例子。贞观年间，太宗对臣子们，真是待之以礼；当时的臣，事君也确实以忠。孙伏伽能够一展所长，建功立业，离不开这个良好而又宽松的政治氛围。
贞观二十年正月，太宗派遣自己倚重的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22位大员出使全国，整顿吏治，肃清政风，一年内清除不合格官员1000多人。太宗对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大力整顿，是在为高宗上台铺平道路，孙伏伽在此次行动中成绩显著，再次受到嘉奖。
孙伏伽的成功，让唐代众多考碗族看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反映了官员选拔的公平、公正。“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象，也激发了考生们的腾达梦想。
永徽五年（654），孙伏伽致仕。在贝州家中，孙伏伽曾教诲其孙：“我生于寒门，有幸鱼跃龙门，才有现在这番模样。你要是也金榜题名，千万不可得意忘形、好高骛远。子曰：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因此要安心于基层事务，历练才干，徐图进取。一要关注朝廷政治风向，修正进取目标，是为务实不失远见；二要勤勉好学，增广自身才干。子曰：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万不可如器皿一般，仅单一功用而已。士人贵求多才，多才则就业之途才宽啊！”
孙伏伽的孙子，后来也中了进士。然而几经奋斗，仍得不到武则天的青睐。勤勉、时运，在就业晋升之中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一生。
而晚年的孙伏伽，则恬然归隐山中，优游自在。寂寥的松下小径深处，等待的岩门，被一双熟悉的手再次开启。从此，青山隐隐、绿水悠悠之中，又多了一位白发隐者自来自去的身影。那夜，是谁又在述说着月光的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