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印度洋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飞力普（作者的小儿子——编者注）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飞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飞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想想看，飞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5年他7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失去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飞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全球75％的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飞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你一定知道一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驮着重物的挑夫。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他说，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4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如果感冒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挑的东西有多重？90公斤。他笑笑。一天挣多少钱？30元。安德烈，你知道30元钱是3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3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的价格是20元。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7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蝈蝈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飞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上，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飞力普的也要释放。3岁的飞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7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选择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MM
　　2005.01.08
　　
　　【路子与你聊】
　　你如何理解文中所说的消极的道德和积极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