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迷茫古蜀
　　世间万物，皆有三态。当下形态叫“现在”，过去形态名“历史”，未来状态为“梦幻”。一个朝代之消亡，并非真正逝去，而是以睡眠形态存在着。
　　浩瀚如烟的史籍记载，诸多考古遗址发掘文物，如同一根根引线，你扯动它们，那些时代就会从睡梦里醒来。
　　华夏五千年煌煌历史文化彪炳日月，冠耀世界民族之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创基业，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皆由历史古籍文献、诸多考古遗址文物为线，我们逐一牵线，就能将它们一一复原重生，展现于世。
　　然以史书记载，华夏文明之孕育升华，多以黄河流域为主，然后渐向淮河长江流域扩散。那么，除却中原文化，其他地方是否还有同样的文明存在？答案是肯定的。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左思《蜀都赋》曰：“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
　　古代诗人中，涉及古蜀的似乎不多。最著名的当属土生土长的李白，在其《蜀道难》诗中叹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然而李白之《蜀道难》，既是赏赞蚕丛、鱼凫的开蜀之功，描绘天险蜀道的奇崛难行，更是表达对古蜀何时成国、国都何处的一种茫然吧？
　　李白的茫然可以理解。只因关于古蜀国的传说，多是古籍记载与神话，考古界却长期缺乏有力佐证。司马迁就曾对《山海经》对于古蜀国的描绘予以否定：“书中所言，皆为荒谬，不足以引为证据。”因此他著《史记》，多采用《尚书》之记述。虽有史家学者，对司马迁妄断有异议，但缘于缺乏物证，长期无人敢下定论。
　　但烁金闪耀，积尘难掩。公元1929年春，一个名叫燕道诚的农民在挖水渠时，挖到四百余件熠熠生辉的玉器。消息不胫而走，1931年惊动居蜀英国传教士董宜笃，他立即请求驻军协助，将玉器收缴华西大学博物馆。1933年，该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与学者林名均，开始考察发现地，发掘大量珍贵文物。葛维汉将成果刊物发表，获得旅日的郭沫若盛赞。遗憾的是一年后抗战爆发，此次发掘被迫中断。
　　直至1986年，四川大学与四川考古所重启对三星堆的大规模考古，发现大片房屋遗迹、密度极大的陶、玉残片和青铜器、黄金权杖等贵重文物，尤其先后发现的两个祭祀坑，竟发掘出陶器、玉器、青铜、冶金制品等珍贵文物数千件。
　　值此，那个一直记载于相关古籍和流传于民间传说，并被尘封两千多年的古蜀国以及都城相貌，才得以露出端倪，重見天日，再现于世人面前。
　　2.三星伴月
　　带着和李白同样的茫然，经由《蜀道难》中的蜀道，辗转来到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有一个漂亮的名字：“三星伴月”。这个名字太有想象力和诗情画意了，猛一听，似是描绘宇宙天象的绚图妙景。查证方知，却是考古工作者和当地老百姓，给这座沉睡千年之久的古蜀国都城起的雅名。
　　进入博物馆演播厅，一面巨幅电视荧屏迎面横陈。演播厅灯光很暗，荧屏展现着三星堆发掘前的地貌图像。一位身着古蜀服饰的美女，正在口吐莲花，讲解着三星堆的往世今生。聆听着古蜀美女的婉转丽音，目光随荧屏鼠标移动，来回巡睃三星堆原貌画面，心内顿生无尽的感慨：勤劳聪慧的古蜀人，是如何找到这片风水宝地的？
　　三星堆北依沱江支流湔江，又称鸭子河，南邻古城广汉市。遗址没被发掘前，是一片庄稼地，唯有靠近江边，有一月牙形高台地。台地南面几百米，有三个大土堆遥遥相对。人们给那块月牙形台地，起了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月亮湾”;将南面三个大土堆，形象称作“三星堆”。两者隔牧马河呼应相望，故名“三星伴月”。清代《汉州志》记曰：“治西十五里，三星伴月堆”“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正于清韵丽音中陶醉，画面变幻为古蜀都城轮廓：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方圆达12平方公里。其中矩形都城面积，达4平方公里。大城里面，还分西北、西南和东南三个小城。分别是宫殿区、祭祀区与商业作坊区，其余概为居民区。月亮湾那个高台地，就居于西北小城宫殿区。此座高台，是否当年国王举行庆典或检阅军队的指挥台呢？至于三个大土堆，后来证明是挖掘两个祭祀坑时形成的大土丘……
　　心跟着蜀女清音转动，还没有缓过劲儿来，荧屏画面又变了，幻化为色彩炫目的动画界面。这是一幅经过艺术复原的古蜀国都城：整个都城北窄南宽，东西相对，城墙高矗，旌帜飞扬。北城墙外，鸭子河水面宽展，碧浪翻卷，几桅雪白帆影，影影绰绰，飘飞而过。古都城内，街路交互穿插，人群熙攘流动。一条牧马河纵横穿越，经由西南、西北两座小城，朝广汉古城方向逶迤而去。都城东西南三个方向，城外翠柳成排，绿植遍野，人耕牛哞，一幅农耕时代天地祥和的绝美图画……
　　然而，古蜀国缘何发展而来？何人何时在三星堆建立的都城？
　　讲解员的声音清丽婉转，给我们介绍着古蜀国之来龙去脉——
　　古蜀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中原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生发、扩展脉络，大致相近相通。中原地区上古有三皇五帝。古蜀历史上也出现过五世帝王。据汉代扬雄《蜀王本纪》记载：他们分别是蚕丛、柏灌、鱼凫、蒲泽与开明。五世之中，蚕丛、柏灌是原始氏族部落王，鱼凫、浦泽、开明为奴隶制君主国之王。每个朝代数百年不等。前四个朝代传世多少，尚无确论;最后一世国王开明帝，已查明传世十二代之多……
　　古籍记载，五世蜀王都有自己的都城：蚕丛都城在双流牧马山之瞿上城，柏灌都城尚无准确地点，鱼凫都城应在三星堆。《蜀工本纪》曰：“（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古蜀原始部落分有羌族与冉族，分由青康高原和岷江流域，逐渐向浅山、平原迁移繁衍，至鱼凫朝代，到达湔江流域之广汉平原。三星堆是目前发现的都广平原最大的古遗址。因此可以确定，此处即为鱼凫王朝的都城。 　　三星堆的发掘，尤其两个祭祀坑的文物，显示跨度为距今4800年至2600年之间，前后延续两千多年，并以三星堆为轴，辐射四川、鄂西及陕南地区。
　　至于鱼凫之后的浦泽、开明两朝，因后世王位下传甚多，内部以及与商、周战乱不断，都城可能多次迁移，史籍有郫县说、彭县说、金沙说等等。
　　三星堆的发掘，颠覆了历史。考古人将其由地下搬展于世，“三星伴月”的名字，又将其由地面捧升云端，让其日月般光芒，照彻古蜀，辉映天地。
　　3.五世壮歌
　　离开演播厅，进入展览厅。在琳琅满目的图文世界循序览行，犹如穿越数千年历史，潜入云遮雾罩的古蜀部落，窥见蜀人祖先于崇山峻岭茹毛饮血，苦辛求生，并向浅山、平原渐次转移，以难以想象之卓绝，汇成一曲荡人魂魄的悲壮长歌。
　　初世部落王蚕丛，传为黄帝后裔。《世本》载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华阳国志·蜀志》则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史记》亦说，蜀人出自黄帝后裔。此处蚕丛，非某人姓名，应是几代部落王之号。
　　站在蚕丛王像前久久凝视，恍然看见他从画像中飞腾而出，带领他的羌族部落，从青康高原辗转而来，初始于岷江流域狩猎为生。蚕丛王纵目双瞳，居石穴中。他发明并教会全族依山养蚕，缫丝织锦，得到族民拥戴，尊为蚕丛。该部落图腾为蚕，亦有说蛇。据查古蜀之“蜀”，甲骨文就是蚕之形状。后来蚕丛王率部族沿江而下，看中牧马山下浅山坡地，遂于此建都治蜀，取名“瞿上”。蚕丛王死，族民做石棺、石椁葬之，名曰“石棺椁”，亦即岩棺。此后族民殁亡，亦以岩棺殓葬，以此追念蠶丛。据悉今川西山区，仍有岩棺存在，恐与纪念蚕丛有绵厚渊源。都广平原周边不少古墓发掘文物，还有三星堆出土陶器，许多上面刻有蚕、蛇花纹;而且青铜器中，有纵目长耳人头造像。这些文物，皆是古蜀蚕丛部落存在之重要证据。
　　蚕丛王之后，是二世部落王柏灌。蚕丛后期，因反抗商朝侵控，与商发生战争，被商击败杀死。透过烟尘弥漫的历史，仿佛看见乱局之中，柏灌站了出来，纠集部落余众，流落彭州一带韬光养晦。彭州土质亦做陶土，并有丰富的金、铜、玉矿，柏灌不仅教会族民种植庄稼，还带领他们炼金冶铜，凿石剖玉，极大改善了部族生活。被族民拥戴为王，取名柏灌。部落图腾为祥鸟。其势力范围很快扩展，迅速涵盖今彭州、什邡、郫县一带。其都城亦应建在这些地方。广汉盆地发掘的古墓，以及三星堆的大量陶器、青铜器，上面所刻的飞鸟图腾花纹，都是柏灌王朝存在的有力证明。
　　第三世古蜀王为鱼凫。鱼凫部落冉族，祖先为汶川、茂县一带，后经岷江南下，进入都广平原，打败已现式微疲态的柏灌，成为古蜀新霸。鱼凫将羌族余众与冉族融聚一起，教会他们撒网打鱼，又多一种生活技能。族民感恩戴德，推其为王。王号鱼凫。图腾鱼鹰。《华阳国志·蜀志》曰：“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当时岷江下游之成都盆地旱涝不均，时有灾害。于是鱼凫越过此地，于水势较缓、灾害较少的湔江岸边建立都城，开始拓疆扩域。
　　透过三星堆遗址方圆12平方公里的规模，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鱼凫时期古蜀国的繁盛程度，完全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鱼凫国王，是怎样的踌躇满志，仪态万方，衣袂飘飘矗立于月亮湾巡检台之上，挥手叱咤风云，口出忽雷闪电，指挥士兵族民，夜以继日，夯土砌砖，建造都城。三星堆出土的陶、铜、玉器、象牙等考古文物，比比皆是鹰鸟雕饰、图案，无不炫耀着古蜀鱼凫王朝的强盛与繁荣。
　　鱼凫王殁亡，四世蒲卑王即位。浦卑本名杜宇。史籍有说杜宇是外地人，武力夺取了鱼凫的王位。扬雄《蜀王本纪》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从天坠，即空降之意;止朱提，即云南昭通人。杜宇取代鱼凫，成了新的古蜀国王，疆域迅猛扩展至郫县、彭州、犀浦、花园、德源一带。同时大力改善族民生活，族民拥其为王。王号蒲卑。将国都迁移至成都金沙。后来，杜宇带领蜀军加入周朝灭商战争。《华阳国志·蜀志》曰：“武王伐纣，蜀与焉。”“周武王伐纣时，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史记·周本纪》引《尚书·牧誓》之语，也提及周武王牧野之誓，有庸、蜀、羌劲旅参与。
　　时空苍茫，烟云弥盖。透过凌乱横生的历史云雾，我们看到古蜀四世国王杜宇，带领骁勇善战的蜀兵，在武王伐纣战争中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终于攻灭商纣，建立周朝。当然杜宇也得到丰厚回报：古蜀被封为诸侯国，本人被封为王。古蜀国疆域此时达到极致。《华阳国志·蜀志》记曰：“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夏书》亦曰：“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嵋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古蜀从此由氏族部落变为诸侯国。
　　古蜀最后一世国王名开明。开明本名杜灵。关于杜灵的身世，史籍有多种传说。公认的说法是：杜灵为楚人，因治水而亡，顺水漂至蜀，化为鳖精，变成人形。时值岷、沱、湔江水灾漫漶，成都盆地沦为汪洋。望帝杜宇闻之，便拜杜灵为相治水。《水经注·江水》引《本蜀论》曰：“荆人鳖灵死， 其尸随水上， 荆人求之不得也。灵至汶山下， 复生， 起见望帝……望帝立为相。”杜灵率民众通巫山，疏玉垒，终将水患消除。望帝杜宇感激杜灵功绩，遂将王位禅让与他。
　　也有人认为：杜宇派杜灵治水，自己却在王宫占有了杜灵美貌的妻子。杜灵闻听大怒，遂昭告天下，夺了杜宇王位，并将其囚禁至死。大诗人杜甫《杜鹃行》，有“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之句。李商隐《锦瑟》有“望帝春心托杜鹃”之句。顾况《子规》全诗“杜宇冤亡积有时，年年啼血动人悲。若教恨魄皆能化，何树何山著子规？”。这些都涉有古蜀四世国王望帝杜宇退位身死，化为杜鹃泣血悲啼的故事。
　　还有人认为：杜宇就是大禹父亲鲧，杜灵就是大禹。鲧治水用“堵”，禹治水用“疏”。结果鲧失败了，而禹获得了成功。因而受民拥戴，当了国王。 　　然而不管怎样，是杜灵治理了大水，百姓安居乐业，疆域空前阔大。后世百姓为纪念开疆、治水有功的杜宇和杜灵，于郫县（今郫都区）修建“望丛祠”，以纪念他们的不朽功绩。
　　古蜀开明帝盛极一时，后因内部权争及周、巴、楚之攻扰，渐次衰弱下来。至十二代杜芦王，秦为抄楚后路，派张仪、司马错取道灭蜀。置蜀郡，任蜀侯。
　　幽远的古蜀国已经逝亡。然其是一枚璀璨的月亮，永挂于历史长空之中;是一颗璀璨耀眼的流星，虽划过天际，转瞬而逝，然其留存于天地之间的夺目光芒，将永世存留于蜀人以及整个华夏民族的记忆之中！
　　4.陶煌锦绣
　　三星堆是古蜀留给后人的一个魔盒。魔盒里装着距今4800至2600年间的古蜀苍茫历史。历经数十年的漫长发掘，考古人员终于将这魔盒打开，把古蜀四个时期文化变迁之历程，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填补了古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空白。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800—4000年，时间跨度约8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为蚕丛、柏灌时期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对应;二、三期距今4000—3200年，时间跨度亦为800年，为三星堆文化之鼎盛期，应为鱼凫时期文化，相当于中原夏商时代;四期文化3200—2600年，时间跨度600年，与春秋初期与战国时代相对应。此时，此地作为都城已经衰败，被杜宇王迁都至成都近旁之金沙。此有大量考古文物为证。
　　三星堆一期文化的主要证物是陶器。此与当时的氏族部落落后的生产方式有关。在琳琅满目的古陶展厅里蹀躞浏览，站台上摆满了类别繁多的平底陶缸、瓮、盆、罐、坛、碗、盘、杯、勺，以及尖底的陶锅、坩埚、三足火锅等陶器，它们大小不等，样式各异，许多上面还刻有各类花纹，显示出精良的制作工艺，与中原河洛二里头之夏朝宫殿文物十分相似。但有些特殊陶器，比如最早的油燈陶高柄豆，最初的火锅陶器三足锅，精巧剔透的双耳环陶杯，雕刻成鹰鸟头颈的陶鸟头勺把儿，尤其是那些小巧玲珑、惟妙惟肖的陶虎、陶猪、陶狗、陶羊、陶猴、陶鸟、陶蟾蜍、陶猫头鹰等动物陶件，更是风格独异，匠心独运，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中原龙山文化艺术范畴。
　　与三星堆陶器制作艺术相伴的，还有丝织与漆器。丝织艺术主要体现在古蜀人的服饰上。三星堆文物中，虽无发现像良渚文化那般的丝绸实物，但从青铜人造像群多彩多姿、风格各异的衣着服饰看，其一期文化时期已具备了相当高超的丝织丝绣艺术。这些青铜人像的服饰上，多处绣有龙纹、蚕纹、云雷图纹，帽冠、裙裾绣有各色各样的精美饰纹，足以证明当时古蜀丝织业之发达。
　　古蜀丝织源远流长，最早应起源蚕丛时期。丝织后来发展为丝绣，至汉代已成全国四大名绣之首。西汉文学家扬雄《蜀都赋》有“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挥肱织锦”“展帛刺绣”之句，另有《绣补》诗中，对蜀绣技艺表达了高度赞誉。《后汉书》有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之述。《华阳国志》更将蜀绣与金银珠玉并行同列。
　　除却丝织，还有漆器。漆器渊源概与古蜀丝织相近，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漆器顾名思义，就是从漆树上割取生漆，利用其中的漆酚、漆酶、树胶外加朱砂，调配出色彩鲜艳的色漆，在竹编及木器表面，勾画出绚丽多彩的图画，以防腐防湿。三星堆出土有雕花漆器，内胎镂空，外涂土漆，图案精美，色彩鲜亮。至于近代川蜀漆器之编织雕绘，更是技艺高超，不胜枚举。成都有多处漆器博物馆，可另外领略。
　　史载，古蜀国乃华夏西南陆上“丝绸之路”枢纽，西南方向经云南，可达缅甸、越南及整个东南亚;东南方向经贵州，可达海运埠口广州市。中原以及当地丰富的陶、丝、漆、茶等物品，正是经此地分发运至广州及东南亚，换回象牙、海产等珍贵物品及必需品。商贸拉动古蜀财帛积聚，丰富当地居民生活，为其后盛荣埋下伏笔。
　　5.玉镂灵韵
　　玉作为一种文化，早已深植华夏民族之心。“玉”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新华字典里有五百多个“玉字旁”汉字。以玉组成的汉语词组更是不胜枚举。所有用汉字标名的奇宝珍玩，和形容人之美德、美好事物的褒词，大都离不开一个“玉”字。
　　华夏古称“玉石之邦”。玉器制作已有七千多年历史。《说文解字》曰：“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荀子·劝学》亦曰“玉在山而草木润。”中国四大名玉：新疆和田玉、陕西蓝田玉、南阳独山玉、辽宁岫玉誉满天下。
　　古蜀作为西南盆地，亦有玉产和玉器制作悠久历史。《山海经·中山经》曰：“岷山，江水出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华阳国志·蜀志》则曰：“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其宝，则有璧玉……”与中原名玉各领风骚，相辅相成。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涵盖历史跨度很长，应为新旧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玉器作为珍玩瑰宝，与陶器、青铜器、金饰面具、国王金杖等珍贵文物分厅列展，竞相争辉。
　　在博物馆的玉器展台上摆放的器物种类繁多，风韵各异，让人眼花缭乱。计有串、管、珠、针、镯、环、锛、凿、斤、斧、铲、剑、矛、戈、壶、碗、杯、璧、琮、圭、璋、琥、璜等上百种，有的适于生产，有的制作兵器，有的用于生活，有的用作装饰，有的象征身份，有的用于礼仪。其中璧、琮、圭、璋、琥、璜六种，特用于宫廷礼仪与祭祀，因此选材制作非常严格，被称为古典玉器精髓。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礼·大宗伯》还有“六瑞”之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可见玉器作为宫廷礼仪信物，等级规定何其讲究。
　　出土玉器中，以“六器”的制作工艺最为精细，而“六器”之中，又以璧、璋最为讲究。玉璧多以圆形，柔软滑润，玲珑剔透，有的刻有各类花纹以及鱼、鸟图案，在玉器族中独显风骚。玉璋则更为精妙雅致，上面不仅刻有纹图，有的还在两边雕出鸟翅、鱼翅，有的甚至直接雕成鱼或鸟的形状。最精妙的一件，整体就是一条鱼的身子，但顶端的鱼嘴里，却立着一只鸟儿。设计精巧绝妙，雕工精细入毫，技法运用繁多，用巧夺天工来形容，觉得亦不为过。中国古有“弄璋”之说。《诗经·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意即寄望孩子，将来有玉璋一样的品质和品德。 　　出土玉器上雕刻的鱼、鸟图案，以及直接雕出的鸟翅、鱼翅和鱼嘴里立着一只鸟儿，无不印证着三星堆即是古蜀鱼凫时代王国之都城。
　　6.青铜魅影
　　青铜器是三星堆博物馆中最具独特风格并令人叹为观止的一类。这些青铜器主要发掘于一、二号祭祀坑中，在所有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艺术最为禀异独到。
　　如果说三星堆出土的陶制器物，与中原文化的新石器晚期及夏朝相对应，那么种类繁多、风格禀异的青铜器，就应该与商周时期文化相对应，并且相辅相成。这些青铜器展品，计有编钟、方尊、立爵、鬲、罍、壶、璋、戈、剑、杖、盘、牌、瑗、璧、铃，以及人头像、立人像、祭祀坛等大型青铜器近千件。其中尊、鬲、爵、罍等大中型器，秉承中原商周青铜器制艺精细、雕刻繁绮之特点，但与其大吕洪钟、凝重沉郁的风格又有不同，彰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飘逸隽永、清癯凌拔之异态。而且小型器物之壶、璋、戈、牌、盘、铃，就更与偃师夏都的二里头文化与安阳殷墟文化风格迥异，甚至在制艺之精秀、雕镌之细微等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铜铃一类，就有圆形、方形、扁形、长形、箕形、管形、喇叭形、鸟首形、鱼头形、海贝形、龟背形等数十种，上面还布满花纹、回纹和鸟兽图案，有些还镶有鸟羽、鱼翅、凤尾、兽头，还有些直接做成鱼、鸟、禽、兽形状，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充满艺术夸张的想象力，充分体现出古蜀人对动物尤其祥鸟的图腾崇拜，令人惊讶叹服，过目难忘。
　　青铜器中，最让人吃惊的，还是铜面具、大立人与祭祀坛。
　　青铜人像展件种类繁杂，大小多样，神态各异，制作技艺与雕刻手法亦精妙绝伦。此在中原夏商文化青铜器中尚不多见。青铜人像中，最奇特者当属纵目面具和纵目戴冠面具。纵目面具宽138厘米，高66厘米，五官端肃，口抿鼻方，唯眼球极度夸张地突出数寸，耳朵横向扯长几倍，人称“千里眼”和“顺风耳”。此种形态，佐证了《华阳国志》中关于“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的记载。可以认为是蜀人对古蜀先王蚕丛顶礼膜拜之产物。另一纵目戴冠面具，高82.5厘米，宽78厘米，横断面呈U字形，眼、耳与前者同样前凸外扯，用镶嵌法铸于头冠之上，额间一个68厘米高的菱龙形冠饰直竖而起。设计风格雄奇华美，造型意象神秘莫测，具有难以想象的艺术震撼力。
　　大立人像则是三星堆所有青铜人像中最高最大者。青铜像底座高90厘米，身高175厘米，通高265厘米，总重180公斤，是全球现存最高、最完整的出土青铜立人像，被考古界誉为“世界铜像之王”。该青铜立人方面宽额，挺鼻抿嘴，深目巨耳，神情肃穆，头戴凤羽高冠，身穿内外三层衣装，身披长形格纹绶带，通身绣满龙、凤、蚕、蛇图案，前襟、衣袖、下摆缀有各类饰纹。其衣着之绮丽，绣饰之细微，在中国夏商周考古文物中独一无二。其双臂环状虚抱胸前，两手中空上下错对;脚戴足镯，赤足踏于方形怪兽之上。似乎端庄地握着重要器物，在煞有其事地进行某种仪式。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基于古蜀时代生产力落后，氏族图腾崇拜及神巫祭祀普遍存在之现象，可否将其视为国王、神汉、巫师一类人物，即神权与王权的化身呢？
　　想到图腾崇拜与神巫祭祀，就来到展示古蜀神巫祭祀的青铜祭坛。这座神巫祭坛造型奇特神异，祭祀内涵高深莫测。整个祭坛共分三层：底层是一对首尾相向，浑身雕纹，头部高昂，尾巴撑地，羽翅冲天，极具夸张的神兽;中层是一圆坛，上站四个头戴人面高冠的立人，手持祭祀礼器与动物牺牲，正在进行祭祀活动。立人头顶一个圆盘，圆盘周围四面山峰;上层为一方形镂空神殿。神殿四面各有一人面鸟身巨型造像。殿内对外四个方向，各有五个使者手持礼器，躬身而立，似在举行受祭仪式。神殿顶部四角，还有四只造型夸张的神鸟，在围绕神殿盘旋飞翔。整个祭坛竖向垂直，展现三个时空间隔，给人以极其神秘的感觉。此坛在中国夏商时期文物中可谓唯一。
　　立于祭坛前注目凝视，恍惚透过茫茫时空，似乎窥见数千年前，古蜀人正在舉行盛大隆重神祭仪式。阔大的祭祀广场上人山人海，旌幡飘扬，香雾缭绕，礼乐回鸣。场中央一座三层祭祀坛巍立高矗。一层排满陶鼓、陶埙、陶管、骨笛、编钟、编磬、铜镛、铜铃、大铙、小锸、古琴、古笙等乐队，鼓声铿铿，铙锸锵锵，笛管呜咽，钟磬和鸣，交替共奏着天地人神之乐;二层四角香案齐燃，烟雾缭绕，四面四排身穿祭服的祭司，面前摆满牛羊猪禽等动物牺牲;三层之上旌幡四立，数位祭司手持祭器，分排朝外躬立。随着一声号炮响亮，一位身着长长祭服的巫师手持祭器，逶迤拾级而上，登临高台后敬天拜地。然后背诵祭文，宣布祭祀仪式开始。祭坛之上，祭司分割牺牲。整个广场顿时人声鼎沸，歌呼震天，钟鼓齐鸣，凤鸟飞旋……
　　7.金饰镌烁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还有一类不得不提，此为箔金器物。此类器物的内核，是青铜或木质，但却裹贴一层镌烁的金衣，让其产生质的升华，衍变为璀璨的神圣之物。
　　中国很早就有黄金冶制之记载。最古老的金矿在丽水周边、云南横断山脉和西藏地区。《山海经》中已有关于黄金与赤金之不同表述。中原文明的黄金冶炼，始于何代时间不详，但汉代之前金器十分少见，至唐宋才逐渐兴盛起来。古蜀的金器制作始于春秋时代，因为丽水当时属于古蜀，再加岷江流域亦有金矿，三星堆出土的金饰器物，应与两地丰富的金矿资源有关。
　　三星堆出土的金饰器物，主要有金面罩、金权杖、金虎饰、金璋饰及“竹叶”金箔等。金虎饰、金璋饰及“竹叶”金箔不再细说，在此仅介绍金饰面罩和金衣权杖。
　　博物馆展出的人像金面罩共有四尊，另外还有两个残损折卷的面罩。四尊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天庭饱满，五官端正，鼻挺嘴抿，神情庄严，高40—55厘米，宽20—25厘米;面罩纵径14—18厘米，横径12—16厘米。整个面罩，除却眼眉两处镂空，露于罩外，其余口、鼻、面颊、额头及两耳，俱用金箔严实包贴。远近观之，皆镌烁灿亮，熠熠生辉，给人以神秘、尊贵与威严的感觉，让人不由望而生畏。
　　查阅史料，中原夏商周出土文物中，似乎没有出现过金面罩，这种金面罩唯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独有，没有之二。 　　三星堆馆藏的金衣权杖，目前唯有一只。所谓金衣权杖，其实就是一个圆形空洞金皮，金皮内的木质早已碳化腐朽。该杖金衣总长142厘米，直径2.4厘米，净重达500克。整个金衣上面，紧挨着镌有三组清晰的图纹：上端部分为两个戴冠的笑面人像，中、下部分俱为两只羽箭，每只羽箭穿着两只飞鸟和一条大鱼。
　　那么，这只金杖谁人所有？这个问题似乎较好解答。因为金皮上端镌刻的戴冠头像，可以理解为国王的象征;而中、下部分羽箭穿插鸟、鱼的图案，则充分说明此乃鱼凫王朝时期的器物，意即鱼凫国王的权杖。中原夏商周文化，以厚重铜鼎为尊，代表王侯之权力。而习俗飘逸峻拔的古蜀文物少见铜鼎，他们则是弃大取小，避重就轻，选择较轻的贵重器物，作为权力象征。
　　8.通天神树
　　通天神树亦属青铜器物一族，然与其他青铜文物的不同之处，是将其艺术触须伸得更远，穿越“天地人三界”，达到了人神共通的境界。博物馆展台上的通天神树，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神树共有六棵，其中五棵已经残缺不全，仅剩底座或者树干、枝丫。但有一棵保存相对完整的神树，高约四米，由底座、树干和马头龙三部分组成。底座由刻有日纹云纹、代表地界的三座山峰组成。另一棵较小的神树，底座三个山峰下面，还各有一跪姿人像，双手捧着一近似蜡烛样的祭具;神树主干连接于山峰正中。树身有上、中、下三层树枝，每层三枝，用圆盘连接。全树共九个树枝。每个树枝结出三枚带叶的仙果，其中两枚朝下，一枚朝上。朝上的那枚仙果上，还立着一只神鸟。全树总计二十七枚仙果，九只神鸟。树身一面没有树枝，却有一条马面龙，自上而下倒挂于树。其头生一对曲弯犄角，身长两根刀状翅翼，前爪紧抓底座山峰，后爪蜷立，贴附于树干之上。可惜的是，神树的顶端断折，不知上面还有多长，顶端还有什么？那条马面龙亦非全部，没有尾巴，只占了树的下半部分。
　　如梦如痴站于神树之下，犹如潜入三千多年前的古蜀时代。仰望高大神树和树枝上的九只神鸟，还有那条蜿蜒而下的马面苍龙，心内潮水般翻滚涌动：它们都象征什么？怎么去加以诠释呢？
　　猛然想到中国神话关于“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故事，还有古籍中有关“扶桑”“建木”“若木”等记载，不由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
　　《山海经》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名曰建木。”《淮南子·坠地训》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吕氏春秋·有始》曰：“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另有《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名曰若木。”
　　以上引证，充分说明：古蜀人很早就认识到，大地宇宙是一很大空间。他们所居的都广平原，是大地中心。此地有大树名叫建木，树上有皇帝与妻子羲和所生十个太阳。十个太阳乘着凤鸟飞升降落。他们之中的九个，平时隐居于树枝下面，只有一个飞升天空，照射大地。每天进行互相轮换。在大地最东边，亦有一棵扶桑树;在大地最西边，还有一棵若木树。它们也和地中心的建木一样，树上住着十个太阳，每天九只个休息，一个升起……古蜀人正是以远古神话为依据，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于神灵日月，借以通天神树，体现心中的美好愿景吧！
　　如此推论下来，“通天神树”上的三层树枝，就可以理解为“天地人三界”;九个向上树枝上的九只神鸟，就理解为九个乘鸟飞行的太陽。还有神话中的“夸父追日”“后羿射日”，那是因为十个太阳不循规矩，都跑到天上去了，结果烤得大地庄稼焦枯，民不聊生。夸父和后羿两位神氏，才勇而追日射日，射落九颗，剩下一颗，才保护部族百姓，最终过上风调雨顺的正常生活。
　　至于神树上那条马面龙，也可以理解为：受了中原夏商周文化将龙作为祥瑞之物之影响，故将其附载于神树之上，达到一种龙凤呈祥的效果。
　　写到这里，觉得有必要提一下“太阳神鸟”。其为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金沙位居成都近旁，是古蜀望帝杜宇推翻鱼凫王朝后，迁都新建之都城。
　　这只“太阳神鸟”是一金饰圆盘。圆盘图案分内外两层，上面镌刻精巧绝妙的镂空图案。内层为等距分布十二条旋转的齿状阳光图形，象征每年的十二月份;外层由四只逆时针飞行的祥鸟组成，代表乘骑祥鸟飞行的太阳，一年经历四个季节。四鸟首足前后相接，同向飞行，却与内层旋状阳光逆向而行。这里面有什么深奥的玄机？
　　该“太阳神鸟”圆盘，设计简洁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动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色彩和想象空间。此继三星堆“通天神树”之后，再现了远古人类“金鸟负日”之神话传说，体现了人们对于太阳神鸟的无比崇拜。四只神鸟围绕旋转的太阳循序飞翔，周而复始，是古蜀人哲学思想，以及非凡艺术想象力与精湛工艺之完美结合。
　　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应该是三星堆“通天神树”的传承之物。如果假想，将两者合二为一，即把“太阳神鸟”放在“通天神树”顶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三星堆亦有象征太阳的青铜圆轮。它们是否原本就长在通天神树的顶端上呢？
　　三星堆的“通天神树”，不但传承了金沙的“太阳神鸟”，而且还对此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汉代及唐宋明清古墓发掘出的铜摇钱树，其实就是三星堆“通天神树”之变种，亦是古蜀人“神树崇拜”情结之延续。
　　三星堆“通天神树”的横空出世，不仅凝聚了古蜀人的生命理念，对后世朝代也产生出无法估量的影响，具有石破天惊、震动寰宇的巨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