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应该有一个基本思路，由三个要点构成：第一，存在就是合理的。当下社会矛盾的突出，案件多，需要法官处理如此多的案件，这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应该说其中也有他内在的合理性，司法改革不能盲目跟随西方，所有推倒重来，这是不正确的，存在就是合理，要找到存在合理性的地方。第二，我们要找到目前影响司法公信力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要找到最为突出的问题，从突出问题改起，这样才能稳步推进，从而有效推进司法改革的稳步进程。第三，司法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场运动，不能以为今天在进行司法改革，整个司法体制就能够实现公正了，这是不可能的。司法改革一定是需要通过不断发现最突出的问题，不断改进这样一个良性的过程之后，从而使得社会结构达到合理的治理。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提升我们的司法公信力，司法公信力的具体路径是什么？针对我们具体的司法活动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司法改革不能用科学理性代替价值理性
　　不能用科学理性代替价值理性。换句话说，即我们的审判管理活动应当彰显价值理性。近些年来，法院领导的主要注意力是审判管理数据，这是一个主要的手段。每个法院都紧盯着这些数据，生怕自己落后，要让每一个数据达到最好最高的质量。这样，不仅法院主要的注意力在审判管理数据上，而且到具体的审判活动中，如今年我们全国开始的量刑规范化。也是说，主要的刑事案件都得通过数字指标来计算，最后得出一个量刑的结论，认为这个结论就是最公正的裁判。这种审判管理数据，以及量刑规范化的数学计算方式，是基于什么考虑呢？这就是基于科学理性，认为数字运算是根据科学验证的方法，运用到审判管理活动当中来时，一定能够实现科学的管理及其最好的效果，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退一步，从哲学角度来看，社会或者我们这个世界至少有两个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物质，另外一部分是精神。物质和精神是我们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能够用物质代替精神吗？或者反过来说能够用精神代替物质吗？
　　说物质部分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分析解剖，把物质部分解剖得越透彻，验证方法研究得越透彻，越能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性。但是精神部分呢？按照康德的说法，人有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人的肉体受自然利益的支配，另外人还有精神受道德利益的支配，在自然利益这一部分，我们现代科学技术可以解剖到人体的DNA，解剖到人体最小的细胞，所以我们把大脑打开以后，可以看到人的脑干，但是也能看得到人的精神吗？能够看得到这个人的文化涵养吗？看不见。所以说科学手段，能够解剖分析物质的世界，但是我们对精神世界认识的手段，到目前为止都是及其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精神究竟由什么所构成？我们有没有好的办法马上建立起来，找到这样的方法，让精神状态马上活跃起来，有这样科学技术手段和产品吗？没有。所以，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是两个部分。
　　究竟我们不能够用物质世界的管理手段来对付精神世界的问题，那么精神世界究竟有怎样的规律性呢？
　　首先，人的精神世界以整体存在为基础。什么时候人有精神呢？是当人被解剖到几块的时候能看得见精神吗？看不见。人一定是作为一个整体，是作为一个身体才能活灵活现，因此，精神世界必须是以整体认识为前提。
　　其次，对精神世界的个案判断的司法活动就是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因为司法活动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公正性，所谓公正性就是价值，是属于精神判断层面的问题。对于公正性来讲，也是一样应该以整体判断为基础。我做刑事这一块的，我有很深的体会，对于一个案件，应该判多少年？首先是对这个案件有一个总体的印象，这个案件其危害行为判多少年？然后有没有自首情节，有没有具有赔偿的情节等，再对案件做微调。所以在判案时，一定是以整体判断为基础，然后再来进行个别微调，这样对案件所下的结论才是合适的，绝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多少分，再将具体的加起来合成一个整体，这种合成的结果往往和我们整体判断再微调的结果差异巨大。所以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我强调第一个观点，就是整体判断为前提。
　　另外，精神层面价值判断的公正与不公正，在标准上的第二特性是相对性的。简单地说，一个人偷2000元，是判半年好还是判一年好呢？有没有决定的真理标准？“没有”。但是我们又能够说，他偷2000元判半年应该是合适的，因为多数案件都这样判。所谓多数案件都这样判，就是一致性。一致性是公正的。因为如果这个人判半年，另外一个人判两年，那就是过于严苛了。所以说他是相对标准而不是绝对的界限。但是，科学计算的方法，如果你进行计算2+2一定等于4，有没有第三种结果，没有，因为第三种结果一定是错的，所以说科学的方法和价值的判断，在标准上是有显著差异性的。
　　那么，相对的标准如何来实现呢？我认为，应是以类型化的手段来实现的。有的同志说没有一个相同的案件谈什么司法统一，世界上没有一个案件是绝对相同的。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没有相同案件，但有没有同类案件呢？毫无疑问，答案是有的，我们任何一个人应该不会否认某些案件是存在属于一类的。像之前说的例子，凡是2000元的到某一个幅度的，大致对应在某一个幅度内，这样应该是比较公正的。所以类型化，往往是实现价值判断的一个基本途径。
　　相反，如果我们背离了整体性、相对性，类型化的话，而用现行用科学方法解决价值问题，就会出现一些情形，而且很明显。比如开庭率的问题。用科学方法，就会出现，一旦我们强调开庭的时候，本来是要实现价值的，就是直接延时原则，要把话讲得透彻清楚而直接延时。但是每个案件都要开庭的时候，必然要压缩每个案件开庭的时间，这就导致本来应该说的说不完，话都没说完怎么公正裁判？所以很多老百姓反映开庭的时间太短，这是开庭率的问题。还有陪审率，我们打开电视经常看到陪审员打瞌睡的现象，一了解，这事出有因。因为每一个案件都要陪审，一个一个案件都需要陪审员坐在法庭上陪审，但是评议的时间没有，陪审员坐的时间太长了，每天如此反复，不打瞌睡干什么？其实，一个好的制度是加入陪审员，体现民主性，但是，由于我们过多地强调某一个指标，一定使这个指标走向目标反面，也就是异化了。 　　所以，用科学的手段来管理价值的问题，往往都走向事物的反面起到不好的效果。我们司法审判以实现公正效率价值为目标，应当用合适的方法实现我们的价值追求，而不能够冒昧地一味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价值的问题，这是方法论上的失误。
　　法官应当坚定不移地走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
　　首先，对于法律理解、法官理解和普通百姓的理解，大众判断和一般判断是有不同界限的。一般老百姓看这个法律，是字面理解，而法官看这个法律的时候起码有犯罪构成，起码有多个构成要件，而不是单单是字面意义。字面意义描述信息往往是最主要的信息，但不是全部的信息，法律的完整性是需要法官去诠释的。
　　其次，法律是规则体系，它不是一个规则。当多规则出现的时候，不同规则之间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法条没有写清楚，但是法官必须要明白，要不然不同规则之间就会产生混淆。
　　第三，不同的多个规则之间很可能由于立法规则的问题出现冲突，法律是客观存在的，适用法律的时候，一定要使冲突法律得到协调适用。
　　第四，由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法律规则一定有空白，一定有漏洞，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只要受理了就要下结论。由于不能拒绝裁判，所以法官必须对空白法律进行发挥。但是这样的发挥是法官能够任由自己发挥吗？不行！所以对法律执行遵循很多专业技术上的规则，才能对一条简单法律文书进行合情合理的解释进行适用。因此要强调专业化，才能对法律有精准的理解和准确的适用。
　　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对于职业化、专业化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就是法学教育。大学的教育，从本科到博士不断培养法学素养。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过，怎么把那么大一个案件浓缩成一个判决书，如何裁减事实在法学教育当中也没有讲过。一是裁减事实。二是解释法律。解释法律技巧也讲得不多。三是适用法律技巧也很少谈到。如何制作法律文书是我们法律教育的主办课程吗？也不是。但是无论裁减事实、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制作裁判文书，都是实现司法产品的必要环节。但是这个当中的规则，这个当中的技术要领现在有吗？没有。法律教育过程中没有人讲，我们到法院以后没有人教，我们是跟着师傅学的，这个师傅怎么办案子的我们跟着他学，那个师傅怎么办案子我们又跟着他学。也就是说，法官办案主要是靠师傅引带和自己本人的悟性。师傅的引带和本人的悟性肯定有差距的，所以最后裁判结论和认识结果有较大差异性，你经常把不同法院，不同法官裁判进行对比的时候，就发现差异性很明显。司法公正性，相对性在一定意义上，应该以整体一致性基础上的个别差异才是公正性。但是这个问题，今天的共识很少，培训力度也很不够。针对这个情形，我们法院的管理手段和法官培养的路径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环节，如果我们不抓，司法职业化和专业化就是一个问题，司法公信力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提升。所以，我认为，总的来说，司法改革应当内外兼修，且应重在提升内在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