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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布拉辛顿（Pat Brassington，下称帕特）是澳大利亚最受推崇的摄影艺术家之一。她那精巧又让人困惑的影像中有让人迷惑的简单排列，这些排列之间建立起奇怪的联系，激发着人们想象力，又不必须归结成一个明确的想法。帕特利用超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探索出对其进行颠覆的方式—男性化的传统视角变换成了有明确女性和女权主义色彩的视角。她的作品中有一种忧郁的幽默，但也渗透着一种儿童般的任性。
可能是这些影像看似简单的形式决定了它们的效果。画面的原始素材—可能是老的编织图样，或是全家福照片—给最终的作品带来某种并不繁复的整体性，通过并置不规则的形状和污迹，使画面具有被污染的微妙感觉。最终的作品表达出某种被禁止的、不详的感觉，这些瞬间可以感知，但又无法完全掌握或充分理解。
帕特的这些作品可以用“诡异”（uncanny，一译恐惑）来形容，这个词曾被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用来形容心理上熟悉又陌生的混杂感，经常出现在对梦的描述里。她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态度让我意识到理性感知外的世界还很广阔，让我自然想到“1+1=3”的文题。
帕特的作品被澳大利亚各州级和国家级的一线公共机构收藏，同时也经常在世界范围内展出，为她赢得了巨大声誉。2004年，她作为著名国际策展人伊莎贝尔·卡洛斯（Isabel Carlos）在澳大利亚挑选的6位当地艺术家之一，作品在2004年悉尼双年展群展“理性与情感”（On Reason and Emotion）中展出。
与此同时，在她的家乡霍巴特（Hobart，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首府），帕特是最有声望的艺术家和权威人士。她擅长启发观点，拥护者众多，特别是刚出道的年轻艺术家。她受人尊敬，被人爱戴，还总是带有一丝神秘感……
阿拉斯戴尔对话帕特
虽然你一直在塔斯马尼亚生活，你的作品却看起来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甚至是“欧洲特征”，这是故意而为的吗？
我的艺术实践并没有刻意给人“地域感”的意图，包括“澳大利亚感”。如果我的作品中透露出了欧洲感，也许是因为我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理念、学说和历史很感兴趣。
这些学说之一就是超现实主义。是什么让身处21世纪的你对超现实主义感兴趣的？
教堂和政府建筑曾经是超现实主义创作的关注焦点，现在也是许多艺术家的观察对象。二者的区别可能是使用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我对超现实主义的追求，更恰当地说是“激情”，多围绕“欲望政治学”和“潜意识”。
你有没有陷入过黑暗、复杂、不安的想象之中？
据说我出生时就皱着眉头。记得1980年代时，有人问我能不能看到希望（原文直译为“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也许卡尔·马克思的话中有一定的真理：“所有死人的传统都是活人的噩梦。”
你觉得黑暗和不安会不会是人生噩梦的一种诠释和提炼？或者，它能否提供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有用的对比？
我们的生活与噩梦常伴。我觉得这要看我们对待它的方式，又是什么为噩梦提供了养料。我们如何消化它们；我们如何赶走它们；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每每回想梦中的画面，我都感到震惊。
我在台湾地区展出你的作品时，在展览博物馆工作的一个年轻女士告诉我，她觉得你应该是那些参展艺术家中最年轻的，因为她能从你的作品中读到一种戏谑又黑暗的表达方式，而这应该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
这个反馈让我很开心。我曾经在艺术学校的画廊中工作，我和那里的学生及艺术家们有过许多交谈，他们中大部分都比我小。这些谈话和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介意这样的气息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艺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重要意义吗？
我的父母不是艺术迷，但他们也不反对或诋毁艺术。我经常听他们说：“她这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我的曾祖父是一个技艺精湛的石匠，而我的一个堂兄弟，被认为会是个好画家”，也成了一位雕塑家。
我曾经被人们定义为做白日梦的人，直到有一天我醒了，突然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清晰。我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本质开始形成敏锐的认识，有时还对“家”产生疏离感—1950年代中后期动荡的国际政治风云和随之而来的对未来的各种疑虑，都是使我转变的因素。
高中时代我开始非常认真地考虑“艺术”—它是我最热爱的事物。也是在那时开始，我暗自想要成为一名艺术家。我想继续去读艺术学院，而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不得不去找份工作。
那应该很让人沮丧吧？
但同时我也很高兴我没有过早进入艺术学校学习。我过去的生活与普通女孩没什么分别：先工作几年，然后结婚，生下两个孩子。没有任何艺术活动登上我生活的主舞台。
直到1970年代，我接触了女性政治，它让我产生了重新学习的愿望。我利用业余时间取得高中文凭，申请进入艺术学校学习。入学考试后，我被推荐参加版画和摄影课程。我当时觉得有些失望，因为我觉得版画过于“严格”了。又一次，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我选了摄影。
寻找自己的发声方式可能以错误的开始而告终，而一旦你发现自己能做什么，能说什么，这也是一种自由。
你从哪为自己的摄影拼贴寻找素材？
从很多地方。我回收利用大量曾经的拍摄资料。随着工作的进展，我会按照新的想法寻找适合的物件或素材进行拍摄，我还经常使用自己身体的局部画面做素材。
你过去十年的拼贴创作似乎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图1～9、图12）模棱两可的拼贴和具有表演性的作品（图10、11）。你认为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还是同一创作的不同阶段？
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同一创作的不同方面。但具有表演性的部分的创作更多地基于原始底片以及期望中人物与背景的关系。然而，拼贴可以提供一个颠覆期望的机会，将原本的和谐关系打乱。
新作品的创作困难吗？
一开始都很缓慢，新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之前的创作，但都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基于多个影像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创作过程中，我一直画小张的“草图”并把它们钉在墙上。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我都与这些草图一起度过。最后我只吸取少部分灵感。
作品第一次公开展览时心情如何？
我试图创作出在人们看来与世隔绝的作品。我很少和人们讨论或向他们展示我的作品—也许是因为我在保护自己和这些影像。于是，当它们终于要公开展览时，我咬紧了牙关，因为我非常紧张。我知道我的作品不会博得每个人的喜爱，但我不会为此找寻借口，也不会妥协。当然，如果能得到积极反馈，我也会很高兴。
我喜欢你作品的地方是，一开始，你先用大家都熟悉的美引入，然后突然用想象力将画面转入黑暗甚至有些不自然的性问题上。在你最近的作品中，还有死亡和暴力的影子。我猜我是喜欢这种被打扰的感觉，它能把我拉离安乐窝。对我来说，这种熟悉又不自然的感觉就是弗洛伊德“诡异”理论的一个例证，但在你的作品中表现得更加个人化。这对你的艺术作品有影响吗？
之前我谈到，这些作品要利用许多现有的艺术品作为素材，并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创作。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和影像对话，有时还同时与多个影像对话。我对内容和含义的理解可以改变创作的过程。总的来讲，视觉影像的内涵见仁见智，创作艺术家的理解也许是渺小的、雏形的。但通过对创作过程的阐述，人们可以将作品内涵归结到某个具体问题上，同时更清晰地了解创作者的想法。
正如我说过的，我承认我对弗洛伊德著作的兴趣。它们曾影响我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我必须要说，我并没有刻意在作品中使用弗洛伊德的“诡异”理论。
另外，我喜欢利用各种影像的节奏感，使作品变得有生气，能抓住观者。所有新作品的意义都是在制作过程中逐渐明确的。对于新的可能性，开放、不排斥的态度很重要：随时准备迎接更多的不确定性。
不过，别再谈那么多理论了！
如果你不是一名艺术家，你觉得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摇滚乐队主唱！
那这个乐队会叫什么名字？
85折。
可能是这些影像看似简单的形式决定了它们的效果。画面的原始素材—可能是老的编织图样，或是全家福照片—给最终的作品带来某种并不繁复的整体性，通过并置不规则的形状和污迹，使画面具有被污染的微妙感觉。最终的作品表达出某种被禁止的、不详的感觉，这些瞬间可以感知，但又无法完全掌握或充分理解。
帕特的这些作品可以用“诡异”（uncanny，一译恐惑）来形容，这个词曾被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用来形容心理上熟悉又陌生的混杂感，经常出现在对梦的描述里。她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态度让我意识到理性感知外的世界还很广阔，让我自然想到“1+1=3”的文题。
帕特的作品被澳大利亚各州级和国家级的一线公共机构收藏，同时也经常在世界范围内展出，为她赢得了巨大声誉。2004年，她作为著名国际策展人伊莎贝尔·卡洛斯（Isabel Carlos）在澳大利亚挑选的6位当地艺术家之一，作品在2004年悉尼双年展群展“理性与情感”（On Reason and Emotion）中展出。
与此同时，在她的家乡霍巴特（Hobart，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首府），帕特是最有声望的艺术家和权威人士。她擅长启发观点，拥护者众多，特别是刚出道的年轻艺术家。她受人尊敬，被人爱戴，还总是带有一丝神秘感……
阿拉斯戴尔对话帕特
虽然你一直在塔斯马尼亚生活，你的作品却看起来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甚至是“欧洲特征”，这是故意而为的吗？
我的艺术实践并没有刻意给人“地域感”的意图，包括“澳大利亚感”。如果我的作品中透露出了欧洲感，也许是因为我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理念、学说和历史很感兴趣。
这些学说之一就是超现实主义。是什么让身处21世纪的你对超现实主义感兴趣的？
教堂和政府建筑曾经是超现实主义创作的关注焦点，现在也是许多艺术家的观察对象。二者的区别可能是使用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我对超现实主义的追求，更恰当地说是“激情”，多围绕“欲望政治学”和“潜意识”。
你有没有陷入过黑暗、复杂、不安的想象之中？
据说我出生时就皱着眉头。记得1980年代时，有人问我能不能看到希望（原文直译为“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也许卡尔·马克思的话中有一定的真理：“所有死人的传统都是活人的噩梦。”
你觉得黑暗和不安会不会是人生噩梦的一种诠释和提炼？或者，它能否提供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有用的对比？
我们的生活与噩梦常伴。我觉得这要看我们对待它的方式，又是什么为噩梦提供了养料。我们如何消化它们；我们如何赶走它们；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每每回想梦中的画面，我都感到震惊。
我在台湾地区展出你的作品时，在展览博物馆工作的一个年轻女士告诉我，她觉得你应该是那些参展艺术家中最年轻的，因为她能从你的作品中读到一种戏谑又黑暗的表达方式，而这应该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
这个反馈让我很开心。我曾经在艺术学校的画廊中工作，我和那里的学生及艺术家们有过许多交谈，他们中大部分都比我小。这些谈话和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介意这样的气息出现在我的作品中。
艺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重要意义吗？
我的父母不是艺术迷，但他们也不反对或诋毁艺术。我经常听他们说：“她这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我的曾祖父是一个技艺精湛的石匠，而我的一个堂兄弟，被认为会是个好画家”，也成了一位雕塑家。
我曾经被人们定义为做白日梦的人，直到有一天我醒了，突然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清晰。我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本质开始形成敏锐的认识，有时还对“家”产生疏离感—1950年代中后期动荡的国际政治风云和随之而来的对未来的各种疑虑，都是使我转变的因素。
高中时代我开始非常认真地考虑“艺术”—它是我最热爱的事物。也是在那时开始，我暗自想要成为一名艺术家。我想继续去读艺术学院，而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不得不去找份工作。
那应该很让人沮丧吧？
但同时我也很高兴我没有过早进入艺术学校学习。我过去的生活与普通女孩没什么分别：先工作几年，然后结婚，生下两个孩子。没有任何艺术活动登上我生活的主舞台。
直到1970年代，我接触了女性政治，它让我产生了重新学习的愿望。我利用业余时间取得高中文凭，申请进入艺术学校学习。入学考试后，我被推荐参加版画和摄影课程。我当时觉得有些失望，因为我觉得版画过于“严格”了。又一次，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我选了摄影。
寻找自己的发声方式可能以错误的开始而告终，而一旦你发现自己能做什么，能说什么，这也是一种自由。
你从哪为自己的摄影拼贴寻找素材？
从很多地方。我回收利用大量曾经的拍摄资料。随着工作的进展，我会按照新的想法寻找适合的物件或素材进行拍摄，我还经常使用自己身体的局部画面做素材。
你过去十年的拼贴创作似乎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图1～9、图12）模棱两可的拼贴和具有表演性的作品（图10、11）。你认为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还是同一创作的不同阶段？
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同一创作的不同方面。但具有表演性的部分的创作更多地基于原始底片以及期望中人物与背景的关系。然而，拼贴可以提供一个颠覆期望的机会，将原本的和谐关系打乱。
新作品的创作困难吗？
一开始都很缓慢，新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之前的创作，但都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基于多个影像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创作过程中，我一直画小张的“草图”并把它们钉在墙上。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我都与这些草图一起度过。最后我只吸取少部分灵感。
作品第一次公开展览时心情如何？
我试图创作出在人们看来与世隔绝的作品。我很少和人们讨论或向他们展示我的作品—也许是因为我在保护自己和这些影像。于是，当它们终于要公开展览时，我咬紧了牙关，因为我非常紧张。我知道我的作品不会博得每个人的喜爱，但我不会为此找寻借口，也不会妥协。当然，如果能得到积极反馈，我也会很高兴。
我喜欢你作品的地方是，一开始，你先用大家都熟悉的美引入，然后突然用想象力将画面转入黑暗甚至有些不自然的性问题上。在你最近的作品中，还有死亡和暴力的影子。我猜我是喜欢这种被打扰的感觉，它能把我拉离安乐窝。对我来说，这种熟悉又不自然的感觉就是弗洛伊德“诡异”理论的一个例证，但在你的作品中表现得更加个人化。这对你的艺术作品有影响吗？
之前我谈到，这些作品要利用许多现有的艺术品作为素材，并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创作。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和影像对话，有时还同时与多个影像对话。我对内容和含义的理解可以改变创作的过程。总的来讲，视觉影像的内涵见仁见智，创作艺术家的理解也许是渺小的、雏形的。但通过对创作过程的阐述，人们可以将作品内涵归结到某个具体问题上，同时更清晰地了解创作者的想法。
正如我说过的，我承认我对弗洛伊德著作的兴趣。它们曾影响我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我必须要说，我并没有刻意在作品中使用弗洛伊德的“诡异”理论。
另外，我喜欢利用各种影像的节奏感，使作品变得有生气，能抓住观者。所有新作品的意义都是在制作过程中逐渐明确的。对于新的可能性，开放、不排斥的态度很重要：随时准备迎接更多的不确定性。
不过，别再谈那么多理论了！
如果你不是一名艺术家，你觉得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摇滚乐队主唱！
那这个乐队会叫什么名字？
85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