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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介绍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的基本情况及近年工作，并从业界角度展望知识管理的应用前景和未来发展。[方法/过程]通过对国际图联2017-2019年知识管理专委会会议进行梳理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介绍知识管理专委会的具体工作以及未来知识管理的发展前景。[结果/结论] 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对扩大知识的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未来我们应该将知识管理大胆引入到图书馆，使之成为活跃理论，并通过更多的学科交叉和合作，不断壮大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 知识管理 未来思考
分类号：F270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19
引用格式：肖珑， 胡敏. 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近年工作与知识管理未来思考[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20， 5（4）： 210-218[引用日期]. http：//www.kmf.ac.cn/p/215/.
1 簡介：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
本文主要介绍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以下简称“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Knowledge Management Section）的基本情况、近年开展的主要工作以及笔者在该专委会工作中的见闻和一些思考。首先介绍一下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的基本情况。
1.1 基本概况
国际图联从成立至今已经走过80多个年头，它共有44个专业委员会，每个专委会都有一个代码，最前面的代码是02，知识管理专委会的代码是47，由此可见，于2003年才成立的知识管理专委会在IFLA专委会中是属于成立比较晚的。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的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目前有20位委员，由来自希腊、美国、法国、匈牙利、肯尼亚、加拿大、乌干达、德国、中国等国家的学者组成，其中主席E. Semertzaki女士是希腊人。美国委员占比最多，有8人;其次是中国委员，有4人，包括大陆地区3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澳门地区1人。知识管理专委会不仅在IFLA网站上有官网（https：//www.ifla.org/km，见图1）[]，在很多其他社交媒体上（如Facebook、Twitter、Google+）都有它的官方账号。
1.2 任务与使命
关于IFLA知识管理专委会的任务与使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促进图书馆和信息领域对知识管理及其相关知识的更深理解;②跟踪知识管理的最新发展，促进其在国际图联社群内的应用实施;③提供知识管理领域内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特别是类似知识共享、绩效评价以及价值导向框架;④探索知识管理实施的利弊;⑤为图书馆员及其机构提供国际平台，以开展专业交流、理解知识管理的意义;⑥支持知识管理文化在信息及图书馆领域中的实现;⑦通过开发活动项目，支持信息专业人员努力在其组织内实现知识管理，帮助图书馆应用知识管理;⑧提高图书馆员的知识管理技能。
从知识管理专委会的使命上可以看出，知识管理专委会既要推动知识管理在图书情报业界的应用，同时也要跟踪知识管理理论的最新发展。此外，知识管理专委会的人员组成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委员来自图书馆领域，也有很多来自学界的学者，还有一些企业知识管理人员等，非常具有国家和行业的代表性。
1.3 具体工作
笔者在知识管理专委会工作期间，具体工作很多，主要包括以下6项：
（1）组织年度专题会议。IFLA知识管理专委会每年都会组织一个专题会议，每次大约1-2天，为了能够节省参会人的各种差旅和时间支出，这个专题会议通常放在国际图联大会报到的前一天，属于国际图联大会的会前“卫星会议”（Satellite Meeting）系列，这样很多人可以一并参加知识管理专题会议和国际图联大会。
（2）组织开放主题论坛。在国际图联大会期间，知识管理专委会还会组织举办不止一个以演讲和提问讨论为主的开放主题论坛（Open Session），有时还与国际图联其他专业委员会合作，拓展以知识管理不同方面为主题的会议和项目，从而探讨共同兴趣。
（3）组织咖啡论坛。知识管理专委会还会组织以引导性发言和分组讨论为主的知识管理咖啡论坛（Knowledge Café），大家通常会提出一些论点观点，然后做一些讨论，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活动。
（4）调研专业学会在资讯和图书馆领域内如何影响和支持知识管理的实施，分享“最佳实践”实例和案例。
（5）支持“数字人文与数字学术特别兴趣小组”（Digital Humanities and Digital Scholarship Special Interest Group）成立，共同开展工作。
（6）宣传与传播知识管理。如在国际图联期刊IFLA Journal上出版“知识管理专号”（Knowledge Management Special Issue）[]，维护各种社交网络交流工具（Facebook、Twitter、Google+等），建设维护国际图联知识管理网站，协助制定战略规划及每年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每年出版两次“知识管理通讯”（KM Newsletter）等。
国际图联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非盈利性组织，在IFLA做志愿者是比较辛苦的，笔者一开始参会时没有这个意识，但在担任知识管理专委会委员之后，对此深有体会。国际图联除了专设秘书长和总部的少数工作人员，所有人都是志愿者。国际图联主席往往是某个图书馆学会的主席或某个图书馆馆长，其他人更是如此，知识管理专委会的20个人，从主席到工作人员、信息协调员、秘书、委员，都是对知识管理领域有兴趣的志愿者，每个人都要承担很多工作，但是没有任何的报酬。虽然如此，志愿者可以从工作中、从各国同行之间的联系沟通中学到很多新的东西，获取很多新的知识。 国际图联大会每年都会给最活跃的专委会颁奖，知识管理专委会连续两次在年度大会上被主席授予IFLA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奖（2019年获奖证书见图2）。虽然很遗憾两次都没有获得金奖（Winner）而是银奖（Special Mention），但是能够连续两年获得第二名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肯定，因为知识管理专委会为了能够扩大知识管理的影响，举办活动的次数要超过很多其他专委会，所以影响也越来越大。
2 学术活动：2017-2019年知识管理专委会会议简述
下面将介绍知识管理专委会最近3年的学术活动。因为活动很多，重点讲两个会议： ①知识管理专委会的年度专题会议，也就是在国际图联大会之前召开的“卫星会议”;②一部分开放主题论坛，从这些会议的讨论内容中，可以看到知识管理的发展态势。
2.1 2017年IFLA大会的专题会议及开放主题论坛
2017年IFLA大会在波兰著名历史城市弗洛茨瓦夫（Wroclaw）举行[]。知识管理专委会在弗洛茨瓦夫经济管理大学图书馆召开了以“知识管理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为主题的专题会议，会议的两个分主题分别是理论方法和实践案例。主旨发言是从波兰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经济学院邀请的教授J. Paliszkiewicz博士主讲“知识管理的未来”，她认为知识管理的未来发展很可期，但会因为国家、文化、机构的不同有很大差异。言外之意就是知识管理没有一个统一强求的标准，要有一个适当的定性、定量方法来看待和评估知识管理。实际上笔者参加会议时，从各类发言和讨论中了解到，知识管理的发展已进入实施阶段，关键在于如何实现[]。
在IFLA大会期间，知识管理专委会组织了以“知识管理如何影响机构的变化”（How Does Knowledge Management Inform Change Agency？）為主题的开放论坛，论坛给予笔者最大的体会就是发言的同行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图书馆，例如政府图书馆、议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企业图书馆等，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类型的图书馆来尝试进行知识管理应用和实践，如德国代表的“未来知识管理：作为虚拟创客空间的图书馆”、芬兰代表的“Vantaa城市图书馆的精准知识管理”、比利时代表的“议会研究服务图书馆的比较无知学和知识管理”、瑞典代表的“Uppsala大学图书馆的组织变革”、科威特代表的“激发个人网络潜力以支持知识管理”，笔者则做了一个关于“知识管理在大学图书馆机构重组中的应用：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的发言，这是一个知识管理方面的绝佳案例，因为在2016年参加IFLA大会的咖啡论坛时，笔者在讨论组里简单介绍了201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机构调整，当时参会的几个馆员有很大兴趣，还有人询问细节，所以2017笔者专门投稿并做发言。
2.2 2018年IFLA大会的专题会议及开放主题论坛
2018年IFLA大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代表合影见图3）。知识管理专委会召开了以“知识管理是新的图书馆科学吗？”（Is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New Library Science？）为主题的专题会议，两个分主题则聚焦在发展趋势和案例研究上，分别是“知识管理在图书情报学界和大学图书馆的趋势”和“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成功与失败：案例研究”。因为这次会议是在亚洲召开的，笔者是那一年的组委会主席，经黄如花老师推荐，邀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周力虹博士做主旨报告。周博士的演讲主题是“知识管理作为图书馆学的新视角”，介绍了知识管理在中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教育中的发展、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这方面的概况，并探讨知识服务和知识管理的关系。周博士的报告不仅整体精彩，而且在之后的提问和讨论中回答也很出色。此外，在萧德洪馆长领导下，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图书馆作为承办馆，把此次会议会务组织得非常好。可以说，在2018年知识管理专题会议中，中国人大放光彩，让整个会议真的散发出亚洲的魅力，得到知识管理专委会委员们的热烈称赞。因为知识管理专题会议是不收会议费的，所以参会学生也比较多，大家在讨论中都觉得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学教育中应该或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但距离成为独立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该不断地推进[]。
同年的国际图联大会期间，知识管理专委会开放论坛把知识管理和数字学术相结合，主题是“数字学术与知识管理：在数字世界建立信心”（Digital scholarship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building confidence in the digital world）。此次会议，有很多来自新加坡、中国、日本、埃及、美国等国家代表发言，如新加坡代表的“信息超载时代以权威内容建立信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经验”、中国代表的“面向数字学术的数字学术技能和图书馆员培训：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案例”、日本代表的“数字学术的问题导向策略或扩展基础设施：日本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政策与项目回顾”、埃及代表的“在图书馆目录上实施开放数据连接建议”、美国代表的“跨学科学术的主题或元数据：对学术图书馆的挑战与机会”“信任国际数字内容：开放获取和对世界银行信息的存取”，笔者从各位代表的发言中感受到，虽然知识管理让位给了数字学术，不再是会议的热门话题，但在数字学术发展中发挥了实际作用。
2.3 2019年IFLA大会的专题会议及开放主题论坛
2019年IFLA大会在希腊雅典举行[]。知识管理专委会在爱奥尼亚大学召开了以“人工智能及其对图书馆的影响”（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Impact on Libraries）为主题的专题会议。当时已经很难把知识管理作为一个专门的话题，所以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还是用了一个最时髦的词——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请来做主旨发言的演讲者是Elsevier出版公司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M. DeKleijn女士，她发言的题目是“人工智能：知识如何创造、传递和利用”。AI是此次会议几个发言的热门话题，但AI和知识管理有什么关系大家还说不清楚[]。 2019年国际图联大会期间的开放论坛还是很成功的，尤其是知识管理专委会联合信息技术委员会一起主办的，以“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在图书馆和信息机构中转化知识管理和信息服务的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Data mi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mining to transform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为主题的主开放论坛是当年IFLA大会上极受欢迎的论坛，300 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见图4），很多人站着或者坐在过道上，讨论热烈。几个发言都得到很大反响，如美国代表的“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和信息服务：数据驱动变化”“Yewno平台：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芬兰代表的“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的Oodi虚拟信息助手在手机应用程序中为访问者提供服务”，新加坡代表的“文本挖掘、实体链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历程”，日本代表的“数字图书馆新功能：提高国家膳食图书馆的可发现性”，印度代表的“大英图书馆推文的实施情感分析”等，分享了大量数据方面的应用。此外，知识管理专委会支持的数字人文与数字学术特别兴趣小组（SIG）还另外举办了两个联合论坛，其中一个论坛分享了很多数字人文和数字学术的案例，另一个论坛主要是讲数字学术和馆藏发展。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数字人文虽然是热门话题，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沉下心来积累数据;特藏服务与保护修复要同时进行，绝不可忽略任何一方面。
3 思考：知识管理未来发展——业界角度
3.1 关于应用前景
首先从图书馆业界以及一个图书馆管理者的角度来谈一点想法。值得肯定的是，知识管理是图书馆领域从经济管理领域引进的先进理论，这是一个为实际应用准备的理论，所以要思考下其應用前景。
既然知识管理是从企业管理引进的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那么到底该如何去理解它的应用呢？其最基本的定义——在对的时间，把对的知识，传递给对的人[]。大家常常提到要通过把隐性的知识显性化、海量的知识组织化、个人的知识团体化从而使知识增值，通过知识管理提高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在图书馆管理中，究竟什么是知识管理呢？图书馆管理中哪些是隐性知识，哪些是显性知识？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是什么关系？知识管理如何应用？笔者在图书馆业界工作多年，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思考和总结清楚。所以在最近几年参加知识管理专委会的工作中，所了解到的是2017年大家还在讨论知识管理的新方向，到了2019年就只闷头讨论数字学术、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知识管理不再是热门话题了。所以我们需要仔细想一想，知识管理究竟是成熟了还是过气了？其中又到底什么成熟了，什么过气了呢？此外，我们也常说知识管理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它跟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大家就讨论人工智能;它跟数据挖掘结合在一起大家就讨论数据挖掘;它跟数字学术结合在一起大家就又讨论数字学术……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到底是见证了什么？是知识管理被各个领域真正广泛应用了，还是因为知识管理要发展不得不去蹭热点？这也确实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借鉴企业的经验，例如华为公司认为“知识管理的价值在于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是有设置知识管理部的，其目标就是要让知识管理能够为华为公司创造价值。所以像我们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应该大胆地引入知识管理到图书馆，让它成为一个活跃的、应用于实践的理论，而不是仅限于理论层面的一般性讨论。
笔者建议多收集图书馆的案例，很多案例其实有知识管理的属性，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应用知识管理的理论来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继而反过来再把这些理论引入到图书馆管理实践中，让图书馆管理者对知识管理和它的意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一种“江河入海，永不干涸”的做法，下面将通过两个例子进行阐述。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2015年曾经做过业务重组和机构调整[]，目的是为了图书馆今后的业务发展，因为当时的机构情况限制了很多工作的开展。为突破这个瓶颈，2015年6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机构重组与业务调整。打破了以往以“文献流”为基础的部门设置——如采访、编目、流通、咨询、古籍、特藏、系统、行政等，转而以用户为核心、以“知识流”（见图5）为基础，重新组织了业务部门，成立了七大中心：资源建设中心、学习支持中心、研究支持中心、信息化与数据中心、特色资源中心、古籍图书馆、综合管理与协作中心，岗位也做了很多调整。机构大幅度调整之后，业务创新、工作流程、岗位效率有了很大提升，图书馆的工作和业务发展堪称飞跃。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很多图书馆都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取经，并进一步根据本馆的情况做机构调整，但是没有人分析这与知识管理有什么关系。当笔者用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理论去做分析的时候，才发现有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可以应用，所以之后在2017年的IFLA大会发言时做了这个案例发言，分析这么做的效果确实很好[]。这也说明，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把应用案例重视起来，而实际上图书馆业界是有很多类似案例存在的。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大学按教育部要求援建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进而援建山西大学图书馆。在援建山西大学图书馆的过程中，笔者有这样一个深切的体会：知识是无形的、隐性的，要让它转化为显性的并真正转变为能力，才能彰显知识的力量。所以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让每个馆员的能力得以提升，在工作中发挥作用。
虽然北京大学图书馆对山西大学图书馆的援建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而且这中间新冠疫情还持续好几个月，但由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分享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山西大学图书馆在很短时间内就做了很多的事情，例如：对馆员进行系统培训，对图书馆空间逐步进行调整，在山西大学真正建立起包括讲座和课程等在内的信息素养体系，为学校提供学科竞争力分析服务，对借阅政策进行调整，山西大学图书馆因此得到学校各方面广泛的赞扬。此外，山西大学图书馆还开始了回溯编目建库，之前中层管理人员没有回溯编目经验，但不做回溯编目100多万册图书就无法流通，所以基础性工作就必须要做起来。因为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多年负责储存馆和分馆的回溯编目建库，就把这些经验全部用在山大图书馆，回溯编目很快就做了起来。 这种援建虽说是政府行为或者说是学校（北京大学）行为，但如果我们应用知识管理理论来分析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知识分享，就是我们说的“在对的时间，把对的知识，传递给对的人”。因为这样的分享，山西大学图书馆不用走很多弯路，就可以直接把工作做起来。好比华为公司“班长的战争”，要支撑班长的战争也就是中层的工作，能够让一线的班长快速找到工作所需要的知识，知识管理是必须的。这种中层干部的直接援建，可以在一个建设实施的层面直接分享和用到很多经验和知识，能够把工作尽快地做起来并且做好。
以上这两个案例不是为了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或笔者本人吹嘘什么，而是希望如果我们把像这样的案例搜集起来，用知识管理理论来做分析，其实对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3.2 关于理论发展的建议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谈知识管理未来发展的话，实际上还是建议尽可能扩大学科交叉。笔者在IFLA开会的时候感知到，尽管知识管理现在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很多人希望能够把它应用在各个方面。所以如果想要让知识管理能够有很大的发展，甚至扩大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理论和学科，那就要尽可能把它应用到更多的领域，比如图书馆管理、数字学术、数字人文、信息技术、数据挖掘服务、人工智能等，只有在更多领域进行更多的分享、更广泛的研究和更多的渗透、更多的交叉与合作，知识管理理论才会不断壮大。知识管理源于企业管理理论，但不限于企业管理理论，希望它能在图书情报档案学领域里落地生根，入乡随俗。
4 结语
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徐直军说：“各级主管一直在苦恼如何持续提升员工的作战能力，如何确保业务效率与质量不断得到提升，一直在寻找解决此苦恼的钥匙。我认为知识管理正是大家要寻找的钥匙。”笔者认为这一道理在图书情报业界也完全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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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 IFLA jour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special issu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library innov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EB/OL]. [2020-07-22]. https：//journals.sagepub.com/toc/iflb/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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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 2019年专题会议官网[EB/OL]. [2020-07-22]. https：//sites.google.com/view/ifla-2019-km/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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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XIAO L.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of academic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J/OL]. IFLA journal， 2020， 46（1）： 15-24 [2020-07-22]. https：//journals.sagepub.com/eprint/MKENT7NCYWUJKMEYECPK/full.
作者貢献说明：
肖珑：负责论文设计与具体内容;
胡敏：负责论文成文与修改。
关键词：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 知识管理 未来思考
分类号：F270
DOI：10.13266/j.issn.2095-5472.2020.019
引用格式：肖珑， 胡敏. 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近年工作与知识管理未来思考[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20， 5（4）： 210-218[引用日期]. http：//www.kmf.ac.cn/p/215/.
1 簡介：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
本文主要介绍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以下简称“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Knowledge Management Section）的基本情况、近年开展的主要工作以及笔者在该专委会工作中的见闻和一些思考。首先介绍一下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的基本情况。
1.1 基本概况
国际图联从成立至今已经走过80多个年头，它共有44个专业委员会，每个专委会都有一个代码，最前面的代码是02，知识管理专委会的代码是47，由此可见，于2003年才成立的知识管理专委会在IFLA专委会中是属于成立比较晚的。国际图联知识管理专委会的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目前有20位委员，由来自希腊、美国、法国、匈牙利、肯尼亚、加拿大、乌干达、德国、中国等国家的学者组成，其中主席E. Semertzaki女士是希腊人。美国委员占比最多，有8人;其次是中国委员，有4人，包括大陆地区3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澳门地区1人。知识管理专委会不仅在IFLA网站上有官网（https：//www.ifla.org/km，见图1）[]，在很多其他社交媒体上（如Facebook、Twitter、Google+）都有它的官方账号。
1.2 任务与使命
关于IFLA知识管理专委会的任务与使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促进图书馆和信息领域对知识管理及其相关知识的更深理解;②跟踪知识管理的最新发展，促进其在国际图联社群内的应用实施;③提供知识管理领域内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特别是类似知识共享、绩效评价以及价值导向框架;④探索知识管理实施的利弊;⑤为图书馆员及其机构提供国际平台，以开展专业交流、理解知识管理的意义;⑥支持知识管理文化在信息及图书馆领域中的实现;⑦通过开发活动项目，支持信息专业人员努力在其组织内实现知识管理，帮助图书馆应用知识管理;⑧提高图书馆员的知识管理技能。
从知识管理专委会的使命上可以看出，知识管理专委会既要推动知识管理在图书情报业界的应用，同时也要跟踪知识管理理论的最新发展。此外，知识管理专委会的人员组成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委员来自图书馆领域，也有很多来自学界的学者，还有一些企业知识管理人员等，非常具有国家和行业的代表性。
1.3 具体工作
笔者在知识管理专委会工作期间，具体工作很多，主要包括以下6项：
（1）组织年度专题会议。IFLA知识管理专委会每年都会组织一个专题会议，每次大约1-2天，为了能够节省参会人的各种差旅和时间支出，这个专题会议通常放在国际图联大会报到的前一天，属于国际图联大会的会前“卫星会议”（Satellite Meeting）系列，这样很多人可以一并参加知识管理专题会议和国际图联大会。
（2）组织开放主题论坛。在国际图联大会期间，知识管理专委会还会组织举办不止一个以演讲和提问讨论为主的开放主题论坛（Open Session），有时还与国际图联其他专业委员会合作，拓展以知识管理不同方面为主题的会议和项目，从而探讨共同兴趣。
（3）组织咖啡论坛。知识管理专委会还会组织以引导性发言和分组讨论为主的知识管理咖啡论坛（Knowledge Café），大家通常会提出一些论点观点，然后做一些讨论，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活动。
（4）调研专业学会在资讯和图书馆领域内如何影响和支持知识管理的实施，分享“最佳实践”实例和案例。
（5）支持“数字人文与数字学术特别兴趣小组”（Digital Humanities and Digital Scholarship Special Interest Group）成立，共同开展工作。
（6）宣传与传播知识管理。如在国际图联期刊IFLA Journal上出版“知识管理专号”（Knowledge Management Special Issue）[]，维护各种社交网络交流工具（Facebook、Twitter、Google+等），建设维护国际图联知识管理网站，协助制定战略规划及每年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每年出版两次“知识管理通讯”（KM Newsletter）等。
国际图联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非盈利性组织，在IFLA做志愿者是比较辛苦的，笔者一开始参会时没有这个意识，但在担任知识管理专委会委员之后，对此深有体会。国际图联除了专设秘书长和总部的少数工作人员，所有人都是志愿者。国际图联主席往往是某个图书馆学会的主席或某个图书馆馆长，其他人更是如此，知识管理专委会的20个人，从主席到工作人员、信息协调员、秘书、委员，都是对知识管理领域有兴趣的志愿者，每个人都要承担很多工作，但是没有任何的报酬。虽然如此，志愿者可以从工作中、从各国同行之间的联系沟通中学到很多新的东西，获取很多新的知识。 国际图联大会每年都会给最活跃的专委会颁奖，知识管理专委会连续两次在年度大会上被主席授予IFLA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奖（2019年获奖证书见图2）。虽然很遗憾两次都没有获得金奖（Winner）而是银奖（Special Mention），但是能够连续两年获得第二名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肯定，因为知识管理专委会为了能够扩大知识管理的影响，举办活动的次数要超过很多其他专委会，所以影响也越来越大。
2 学术活动：2017-2019年知识管理专委会会议简述
下面将介绍知识管理专委会最近3年的学术活动。因为活动很多，重点讲两个会议： ①知识管理专委会的年度专题会议，也就是在国际图联大会之前召开的“卫星会议”;②一部分开放主题论坛，从这些会议的讨论内容中，可以看到知识管理的发展态势。
2.1 2017年IFLA大会的专题会议及开放主题论坛
2017年IFLA大会在波兰著名历史城市弗洛茨瓦夫（Wroclaw）举行[]。知识管理专委会在弗洛茨瓦夫经济管理大学图书馆召开了以“知识管理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为主题的专题会议，会议的两个分主题分别是理论方法和实践案例。主旨发言是从波兰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经济学院邀请的教授J. Paliszkiewicz博士主讲“知识管理的未来”，她认为知识管理的未来发展很可期，但会因为国家、文化、机构的不同有很大差异。言外之意就是知识管理没有一个统一强求的标准，要有一个适当的定性、定量方法来看待和评估知识管理。实际上笔者参加会议时，从各类发言和讨论中了解到，知识管理的发展已进入实施阶段，关键在于如何实现[]。
在IFLA大会期间，知识管理专委会组织了以“知识管理如何影响机构的变化”（How Does Knowledge Management Inform Change Agency？）為主题的开放论坛，论坛给予笔者最大的体会就是发言的同行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图书馆，例如政府图书馆、议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企业图书馆等，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类型的图书馆来尝试进行知识管理应用和实践，如德国代表的“未来知识管理：作为虚拟创客空间的图书馆”、芬兰代表的“Vantaa城市图书馆的精准知识管理”、比利时代表的“议会研究服务图书馆的比较无知学和知识管理”、瑞典代表的“Uppsala大学图书馆的组织变革”、科威特代表的“激发个人网络潜力以支持知识管理”，笔者则做了一个关于“知识管理在大学图书馆机构重组中的应用：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的发言，这是一个知识管理方面的绝佳案例，因为在2016年参加IFLA大会的咖啡论坛时，笔者在讨论组里简单介绍了201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机构调整，当时参会的几个馆员有很大兴趣，还有人询问细节，所以2017笔者专门投稿并做发言。
2.2 2018年IFLA大会的专题会议及开放主题论坛
2018年IFLA大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代表合影见图3）。知识管理专委会召开了以“知识管理是新的图书馆科学吗？”（Is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New Library Science？）为主题的专题会议，两个分主题则聚焦在发展趋势和案例研究上，分别是“知识管理在图书情报学界和大学图书馆的趋势”和“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成功与失败：案例研究”。因为这次会议是在亚洲召开的，笔者是那一年的组委会主席，经黄如花老师推荐，邀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周力虹博士做主旨报告。周博士的演讲主题是“知识管理作为图书馆学的新视角”，介绍了知识管理在中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教育中的发展、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这方面的概况，并探讨知识服务和知识管理的关系。周博士的报告不仅整体精彩，而且在之后的提问和讨论中回答也很出色。此外，在萧德洪馆长领导下，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图书馆作为承办馆，把此次会议会务组织得非常好。可以说，在2018年知识管理专题会议中，中国人大放光彩，让整个会议真的散发出亚洲的魅力，得到知识管理专委会委员们的热烈称赞。因为知识管理专题会议是不收会议费的，所以参会学生也比较多，大家在讨论中都觉得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学教育中应该或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但距离成为独立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该不断地推进[]。
同年的国际图联大会期间，知识管理专委会开放论坛把知识管理和数字学术相结合，主题是“数字学术与知识管理：在数字世界建立信心”（Digital scholarship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building confidence in the digital world）。此次会议，有很多来自新加坡、中国、日本、埃及、美国等国家代表发言，如新加坡代表的“信息超载时代以权威内容建立信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经验”、中国代表的“面向数字学术的数字学术技能和图书馆员培训：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案例”、日本代表的“数字学术的问题导向策略或扩展基础设施：日本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政策与项目回顾”、埃及代表的“在图书馆目录上实施开放数据连接建议”、美国代表的“跨学科学术的主题或元数据：对学术图书馆的挑战与机会”“信任国际数字内容：开放获取和对世界银行信息的存取”，笔者从各位代表的发言中感受到，虽然知识管理让位给了数字学术，不再是会议的热门话题，但在数字学术发展中发挥了实际作用。
2.3 2019年IFLA大会的专题会议及开放主题论坛
2019年IFLA大会在希腊雅典举行[]。知识管理专委会在爱奥尼亚大学召开了以“人工智能及其对图书馆的影响”（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Impact on Libraries）为主题的专题会议。当时已经很难把知识管理作为一个专门的话题，所以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还是用了一个最时髦的词——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请来做主旨发言的演讲者是Elsevier出版公司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M. DeKleijn女士，她发言的题目是“人工智能：知识如何创造、传递和利用”。AI是此次会议几个发言的热门话题，但AI和知识管理有什么关系大家还说不清楚[]。 2019年国际图联大会期间的开放论坛还是很成功的，尤其是知识管理专委会联合信息技术委员会一起主办的，以“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在图书馆和信息机构中转化知识管理和信息服务的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Data mi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mining to transform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为主题的主开放论坛是当年IFLA大会上极受欢迎的论坛，300 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见图4），很多人站着或者坐在过道上，讨论热烈。几个发言都得到很大反响，如美国代表的“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和信息服务：数据驱动变化”“Yewno平台：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芬兰代表的“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的Oodi虚拟信息助手在手机应用程序中为访问者提供服务”，新加坡代表的“文本挖掘、实体链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历程”，日本代表的“数字图书馆新功能：提高国家膳食图书馆的可发现性”，印度代表的“大英图书馆推文的实施情感分析”等，分享了大量数据方面的应用。此外，知识管理专委会支持的数字人文与数字学术特别兴趣小组（SIG）还另外举办了两个联合论坛，其中一个论坛分享了很多数字人文和数字学术的案例，另一个论坛主要是讲数字学术和馆藏发展。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数字人文虽然是热门话题，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沉下心来积累数据;特藏服务与保护修复要同时进行，绝不可忽略任何一方面。
3 思考：知识管理未来发展——业界角度
3.1 关于应用前景
首先从图书馆业界以及一个图书馆管理者的角度来谈一点想法。值得肯定的是，知识管理是图书馆领域从经济管理领域引进的先进理论，这是一个为实际应用准备的理论，所以要思考下其應用前景。
既然知识管理是从企业管理引进的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那么到底该如何去理解它的应用呢？其最基本的定义——在对的时间，把对的知识，传递给对的人[]。大家常常提到要通过把隐性的知识显性化、海量的知识组织化、个人的知识团体化从而使知识增值，通过知识管理提高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在图书馆管理中，究竟什么是知识管理呢？图书馆管理中哪些是隐性知识，哪些是显性知识？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是什么关系？知识管理如何应用？笔者在图书馆业界工作多年，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思考和总结清楚。所以在最近几年参加知识管理专委会的工作中，所了解到的是2017年大家还在讨论知识管理的新方向，到了2019年就只闷头讨论数字学术、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知识管理不再是热门话题了。所以我们需要仔细想一想，知识管理究竟是成熟了还是过气了？其中又到底什么成熟了，什么过气了呢？此外，我们也常说知识管理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它跟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大家就讨论人工智能;它跟数据挖掘结合在一起大家就讨论数据挖掘;它跟数字学术结合在一起大家就又讨论数字学术……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到底是见证了什么？是知识管理被各个领域真正广泛应用了，还是因为知识管理要发展不得不去蹭热点？这也确实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借鉴企业的经验，例如华为公司认为“知识管理的价值在于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是有设置知识管理部的，其目标就是要让知识管理能够为华为公司创造价值。所以像我们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应该大胆地引入知识管理到图书馆，让它成为一个活跃的、应用于实践的理论，而不是仅限于理论层面的一般性讨论。
笔者建议多收集图书馆的案例，很多案例其实有知识管理的属性，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应用知识管理的理论来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继而反过来再把这些理论引入到图书馆管理实践中，让图书馆管理者对知识管理和它的意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一种“江河入海，永不干涸”的做法，下面将通过两个例子进行阐述。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2015年曾经做过业务重组和机构调整[]，目的是为了图书馆今后的业务发展，因为当时的机构情况限制了很多工作的开展。为突破这个瓶颈，2015年6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机构重组与业务调整。打破了以往以“文献流”为基础的部门设置——如采访、编目、流通、咨询、古籍、特藏、系统、行政等，转而以用户为核心、以“知识流”（见图5）为基础，重新组织了业务部门，成立了七大中心：资源建设中心、学习支持中心、研究支持中心、信息化与数据中心、特色资源中心、古籍图书馆、综合管理与协作中心，岗位也做了很多调整。机构大幅度调整之后，业务创新、工作流程、岗位效率有了很大提升，图书馆的工作和业务发展堪称飞跃。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很多图书馆都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取经，并进一步根据本馆的情况做机构调整，但是没有人分析这与知识管理有什么关系。当笔者用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理论去做分析的时候，才发现有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可以应用，所以之后在2017年的IFLA大会发言时做了这个案例发言，分析这么做的效果确实很好[]。这也说明，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把应用案例重视起来，而实际上图书馆业界是有很多类似案例存在的。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大学按教育部要求援建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进而援建山西大学图书馆。在援建山西大学图书馆的过程中，笔者有这样一个深切的体会：知识是无形的、隐性的，要让它转化为显性的并真正转变为能力，才能彰显知识的力量。所以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让每个馆员的能力得以提升，在工作中发挥作用。
虽然北京大学图书馆对山西大学图书馆的援建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而且这中间新冠疫情还持续好几个月，但由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分享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山西大学图书馆在很短时间内就做了很多的事情，例如：对馆员进行系统培训，对图书馆空间逐步进行调整，在山西大学真正建立起包括讲座和课程等在内的信息素养体系，为学校提供学科竞争力分析服务，对借阅政策进行调整，山西大学图书馆因此得到学校各方面广泛的赞扬。此外，山西大学图书馆还开始了回溯编目建库，之前中层管理人员没有回溯编目经验，但不做回溯编目100多万册图书就无法流通，所以基础性工作就必须要做起来。因为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多年负责储存馆和分馆的回溯编目建库，就把这些经验全部用在山大图书馆，回溯编目很快就做了起来。 这种援建虽说是政府行为或者说是学校（北京大学）行为，但如果我们应用知识管理理论来分析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知识分享，就是我们说的“在对的时间，把对的知识，传递给对的人”。因为这样的分享，山西大学图书馆不用走很多弯路，就可以直接把工作做起来。好比华为公司“班长的战争”，要支撑班长的战争也就是中层的工作，能够让一线的班长快速找到工作所需要的知识，知识管理是必须的。这种中层干部的直接援建，可以在一个建设实施的层面直接分享和用到很多经验和知识，能够把工作尽快地做起来并且做好。
以上这两个案例不是为了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或笔者本人吹嘘什么，而是希望如果我们把像这样的案例搜集起来，用知识管理理论来做分析，其实对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3.2 关于理论发展的建议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谈知识管理未来发展的话，实际上还是建议尽可能扩大学科交叉。笔者在IFLA开会的时候感知到，尽管知识管理现在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很多人希望能够把它应用在各个方面。所以如果想要让知识管理能够有很大的发展，甚至扩大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理论和学科，那就要尽可能把它应用到更多的领域，比如图书馆管理、数字学术、数字人文、信息技术、数据挖掘服务、人工智能等，只有在更多领域进行更多的分享、更广泛的研究和更多的渗透、更多的交叉与合作，知识管理理论才会不断壮大。知识管理源于企业管理理论，但不限于企业管理理论，希望它能在图书情报档案学领域里落地生根，入乡随俗。
4 结语
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徐直军说：“各级主管一直在苦恼如何持续提升员工的作战能力，如何确保业务效率与质量不断得到提升，一直在寻找解决此苦恼的钥匙。我认为知识管理正是大家要寻找的钥匙。”笔者认为这一道理在图书情报业界也完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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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貢献说明：
肖珑：负责论文设计与具体内容;
胡敏：负责论文成文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