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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褶皱的地图、一本发黄的地名集、一部随时在线的电话，23年来，他用这3样“法宝”，帮助4260名长期滞留杭州的救助对象找到了回家的路。他叫李耀进，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一名普通员工，58岁的他一直默默奔走在救助一线。有网友感叹：“寻亲路漫漫，而老李却能把所有分离的泪水，最终化为相聚的欢笑。”
23年，做失散人群归途的“灯塔”
走失、离散，动辄数年乃至数十年，寻亲像是大海捞针，成功一次已实属不易，而李耀进一干就是23年。
2016年5月，广西人蒙琼接到一个来自杭州的陌生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她，她的女儿亮亮找到了。通完电话的那一刻，蒙琼放声痛哭，那时，距离她女儿失踪已经过去了1024天。给蒙琼打去电话的人，正是杭州救助管理站的李耀进。
“2013年9月，我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了一名走失女孩，后经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女孩患有精神分裂症。”李耀进回忆道，“每次跟她对话，她的神智都是糊涂的，但从口音可以听出是广西人。”
之后，李耀进便把寻人的范围锁定在广西，这一寻就是将近3年。3年来，李耀进没有一天放弃跟女孩的交流，他一下班就往福利院跑，女孩从最初的不愿开口，到慢慢地能说只言片语。李耀进每天都会把这些零散的信息记录下来，一点点拼凑。
转机出现在2016年的一天。“傍晚我照例去探望女孩，在交流中她回忆起了自己父亲的名字——蒙某。那一瞬间，我感觉希望来了！”回救助站后，李耀进立即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反馈的信息却让站里的同事有些失望：蒙某的户籍信息只是一个空挂户，而且该地址目前也已经拆迁，无法查到具体住所。
线索中断了，寻亲似乎回到了原点，但李耀进并不气馁。他拿出褶皱的地图和发黄的地名集，一边翻查，一边打电话联系广西某市的民政部门。李耀进想通过查阅老的户口本，寻求线索。通过当地民政部门，李耀进找到一位蒙某的邻居，才知道蒙某在户口簿上登记的名字为“唐某”。自2013年女儿走失后，蒙某一家人一直苦苦寻找她的下落，却始终没有结果。
于是，就有了那个打去广西的电话。像这样的案例，在李耀进的“寻亲生涯”中不胜枚举。
让寻亲线索在头脑中“扎下根来”
1995年，李耀进来到杭州市收容遣送站工作。2003年，收容遣送站更名为救助管理站，当时站里滞留了180多名身份不明人员。“为了查清他们的身份，我把曾在警校学习和在公安工作的经验都用上了，最后用了两个多月，我们就帮他们都找到了家。”李耀进说。
“救助不是简简单单的收容，更要帮助他们寻找依靠。”李耀进每天的服务对象，是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这一人群的许多人，或是患有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或是陷入昏迷的危重病人，基本无法正常沟通。在李耀进看来，他们需要的恰恰就是亲人陪伴。为了帮助他们寻找回家的路，李耀进坚持每天坐着公交在定点医院、福利机构和救助管理站来回跑，20多年来风雨无阻。
因为服务对象相对特殊，在和受助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李耀进经常会有一些“惊人之举”。“面对即将陷入昏迷的危重病人，他会将耳朵紧贴近病人嘴巴，倾听病人喃喃细语；为了让精神障碍患者放下戒备，他常会搂着对方的肩膀以兄弟相称；为了寻找线索，他会花一下午的时间在垃圾堆里翻捡。”熟悉李耀进的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务科沟通中心主任王思平说。
“线索不会自己找上门来，要想有新发现就得扑下身子去，多跑、多听、多看、多聊、多磨。”李耀进说，“救助对象进站的‘窗口期’尤为重要，稍不注意就可能错过重要信息，断了线索。”
每个服务对象的特征和收集的信息点，都会在李耀进的脑子里“扎下根来”，它们会产生联系、发生碰撞。“很多次，当我在家看电视或是躺在床上时，会突然有新的发现，我就立即起身记下来，一上班就去核实。”李耀进说。
记忆深刻的故事：一声“强子”，流浪40多年的母亲回家了
当李耀进被问到对哪个人的回家路印象最深刻时，他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个流浪在外的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23年4000多人，就有4000多个故事，而且版本各不相同。他还说，并不是所有的结局都是欢喜，悲伤与无奈也不在少数。“但有一声70多岁老妇人脱口而出的‘强子’，我至今难忘那个场景，说起来都15年了。”说起这个故事，李耀进至今记忆犹新。
2003年4月，杭州救助管理站來了一个浑身脏兮兮的老人，身上散发的气味很大，开始也不让人靠近，更别说交流。
在站里几天后，李耀进他们试着上前沟通，可这位老人一会说自己是南京人，一会又说是苏州的、江阴的……
“我们判断她应该已经流浪很多年了，肯定是江苏人，但这个范围太大，寻亲就成大海捞针了。我们至少得有个稍微具体点的地市方向。”李耀进想起，自己认识的一个裁缝是江苏人，他就找了过去，让那人介绍了江苏老乡聚集的地方。他模仿了老人说话的语调让多人辨听，大家认为应该是江阴一带的。
“这个范围也还是大的，但总比全省小，我们先试笨办法，照着黄页上江阴各乡镇的地址，给当地发信函，介绍了老人的相关情况。不想，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还真收到了一个地方的回复。”
那一天，是个晴天，来了两男两女。当其中一个大点的男子出现在老人面前时，平时不说话的老人竟脱口叫了一声“强子”。男子痛哭着喊了声“妈”，上前一把抱住老人。原来， 40多年前，这位老人在生完第二个孩子没多久，情绪不对劲，突然离家出走，这么多年家人一直在找她。
“我对那声‘强子’印象太深了，震惊于母爱的伟大！这么多年了，那位老人几乎忘记了一切，但却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孩子，那一刻，我认识到寻人的意义。”
把个人善举化为社会行动
在李耀进等一批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甄别寻亲已经成为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一块“金字招牌”。如今，已经58岁的李耀进，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过这块“招牌”。
在救助站，李耀进牵头成立了“疑难个案侦查处置”专项组，带着站里甄别查询的精英骨干们，不分昼夜“5+2”“白+黑”地突击“会诊”，及时无误地将求助人员护送返乡，减轻了各定点医院和站里的压力。
“师父总说，寻亲就像破案，绕不开‘认真’两字，很多时候线索就在那里，就看你找不找得到。”杭州市救助管理站业务科副科长黄丽军是李耀进的徒弟，他长年和师父奔波在杭州各大医院，“抠字眼、听口音、辨外形，师父总是一遍遍地锤炼着我的基本功。”
对于李耀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把个人善举化为一种社会行动。除了奔波在寻亲一线，他还常常造访各地的救助管理机构和医院，将自己多年寻亲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社会上的救助人员。
浙江台州黄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徐子文，每次李耀进来讲课，他从不落下。“李老师的身上有太多鲜活的案例，他从自身的经历讲起，由浅入深，一点点提炼出‘语言交流、语音分析、地图比对’的工作三步法。”运用李耀进传授的“窍门”，徐子文曾成功甄别出十多位特殊疑难滞留受助人的身份信息。
在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第二值班组长闻红良心中，李耀进是位“匠人”，他视受助对象为亲人，把受助对象的寻亲甄别工作作为自己的事业去奋斗、去拼搏，23年如一日，执着无悔。
23年，做失散人群归途的“灯塔”
走失、离散，动辄数年乃至数十年，寻亲像是大海捞针，成功一次已实属不易，而李耀进一干就是23年。
2016年5月，广西人蒙琼接到一个来自杭州的陌生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告诉她，她的女儿亮亮找到了。通完电话的那一刻，蒙琼放声痛哭，那时，距离她女儿失踪已经过去了1024天。给蒙琼打去电话的人，正是杭州救助管理站的李耀进。
“2013年9月，我在例行巡查时，发现了一名走失女孩，后经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断，女孩患有精神分裂症。”李耀进回忆道，“每次跟她对话，她的神智都是糊涂的，但从口音可以听出是广西人。”
之后，李耀进便把寻人的范围锁定在广西，这一寻就是将近3年。3年来，李耀进没有一天放弃跟女孩的交流，他一下班就往福利院跑，女孩从最初的不愿开口，到慢慢地能说只言片语。李耀进每天都会把这些零散的信息记录下来，一点点拼凑。
转机出现在2016年的一天。“傍晚我照例去探望女孩，在交流中她回忆起了自己父亲的名字——蒙某。那一瞬间，我感觉希望来了！”回救助站后，李耀进立即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反馈的信息却让站里的同事有些失望：蒙某的户籍信息只是一个空挂户，而且该地址目前也已经拆迁，无法查到具体住所。
线索中断了，寻亲似乎回到了原点，但李耀进并不气馁。他拿出褶皱的地图和发黄的地名集，一边翻查，一边打电话联系广西某市的民政部门。李耀进想通过查阅老的户口本，寻求线索。通过当地民政部门，李耀进找到一位蒙某的邻居，才知道蒙某在户口簿上登记的名字为“唐某”。自2013年女儿走失后，蒙某一家人一直苦苦寻找她的下落，却始终没有结果。
于是，就有了那个打去广西的电话。像这样的案例，在李耀进的“寻亲生涯”中不胜枚举。
让寻亲线索在头脑中“扎下根来”
1995年，李耀进来到杭州市收容遣送站工作。2003年，收容遣送站更名为救助管理站，当时站里滞留了180多名身份不明人员。“为了查清他们的身份，我把曾在警校学习和在公安工作的经验都用上了，最后用了两个多月，我们就帮他们都找到了家。”李耀进说。
“救助不是简简单单的收容，更要帮助他们寻找依靠。”李耀进每天的服务对象，是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这一人群的许多人，或是患有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或是陷入昏迷的危重病人，基本无法正常沟通。在李耀进看来，他们需要的恰恰就是亲人陪伴。为了帮助他们寻找回家的路，李耀进坚持每天坐着公交在定点医院、福利机构和救助管理站来回跑，20多年来风雨无阻。
因为服务对象相对特殊，在和受助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李耀进经常会有一些“惊人之举”。“面对即将陷入昏迷的危重病人，他会将耳朵紧贴近病人嘴巴，倾听病人喃喃细语；为了让精神障碍患者放下戒备，他常会搂着对方的肩膀以兄弟相称；为了寻找线索，他会花一下午的时间在垃圾堆里翻捡。”熟悉李耀进的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务科沟通中心主任王思平说。
“线索不会自己找上门来，要想有新发现就得扑下身子去，多跑、多听、多看、多聊、多磨。”李耀进说，“救助对象进站的‘窗口期’尤为重要，稍不注意就可能错过重要信息，断了线索。”
每个服务对象的特征和收集的信息点，都会在李耀进的脑子里“扎下根来”，它们会产生联系、发生碰撞。“很多次，当我在家看电视或是躺在床上时，会突然有新的发现，我就立即起身记下来，一上班就去核实。”李耀进说。
记忆深刻的故事：一声“强子”，流浪40多年的母亲回家了
当李耀进被问到对哪个人的回家路印象最深刻时，他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个流浪在外的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23年4000多人，就有4000多个故事，而且版本各不相同。他还说，并不是所有的结局都是欢喜，悲伤与无奈也不在少数。“但有一声70多岁老妇人脱口而出的‘强子’，我至今难忘那个场景，说起来都15年了。”说起这个故事，李耀进至今记忆犹新。
2003年4月，杭州救助管理站來了一个浑身脏兮兮的老人，身上散发的气味很大，开始也不让人靠近，更别说交流。
在站里几天后，李耀进他们试着上前沟通，可这位老人一会说自己是南京人，一会又说是苏州的、江阴的……
“我们判断她应该已经流浪很多年了，肯定是江苏人，但这个范围太大，寻亲就成大海捞针了。我们至少得有个稍微具体点的地市方向。”李耀进想起，自己认识的一个裁缝是江苏人，他就找了过去，让那人介绍了江苏老乡聚集的地方。他模仿了老人说话的语调让多人辨听，大家认为应该是江阴一带的。
“这个范围也还是大的，但总比全省小，我们先试笨办法，照着黄页上江阴各乡镇的地址，给当地发信函，介绍了老人的相关情况。不想，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还真收到了一个地方的回复。”
那一天，是个晴天，来了两男两女。当其中一个大点的男子出现在老人面前时，平时不说话的老人竟脱口叫了一声“强子”。男子痛哭着喊了声“妈”，上前一把抱住老人。原来， 40多年前，这位老人在生完第二个孩子没多久，情绪不对劲，突然离家出走，这么多年家人一直在找她。
“我对那声‘强子’印象太深了，震惊于母爱的伟大！这么多年了，那位老人几乎忘记了一切，但却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孩子，那一刻，我认识到寻人的意义。”
把个人善举化为社会行动
在李耀进等一批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甄别寻亲已经成为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一块“金字招牌”。如今，已经58岁的李耀进，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过这块“招牌”。
在救助站，李耀进牵头成立了“疑难个案侦查处置”专项组，带着站里甄别查询的精英骨干们，不分昼夜“5+2”“白+黑”地突击“会诊”，及时无误地将求助人员护送返乡，减轻了各定点医院和站里的压力。
“师父总说，寻亲就像破案，绕不开‘认真’两字，很多时候线索就在那里，就看你找不找得到。”杭州市救助管理站业务科副科长黄丽军是李耀进的徒弟，他长年和师父奔波在杭州各大医院，“抠字眼、听口音、辨外形，师父总是一遍遍地锤炼着我的基本功。”
对于李耀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把个人善举化为一种社会行动。除了奔波在寻亲一线，他还常常造访各地的救助管理机构和医院，将自己多年寻亲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社会上的救助人员。
浙江台州黄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徐子文，每次李耀进来讲课，他从不落下。“李老师的身上有太多鲜活的案例，他从自身的经历讲起，由浅入深，一点点提炼出‘语言交流、语音分析、地图比对’的工作三步法。”运用李耀进传授的“窍门”，徐子文曾成功甄别出十多位特殊疑难滞留受助人的身份信息。
在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第二值班组长闻红良心中，李耀进是位“匠人”，他视受助对象为亲人，把受助对象的寻亲甄别工作作为自己的事业去奋斗、去拼搏，23年如一日，执着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