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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经济发展包含着两层含义: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前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后者是民族学意义上的发展。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如果单纯强调新疆地区经济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的特色经济就有可能衰退甚至消亡。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两层含义的该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区域经济学科研究的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 地区经济 民族特色经济 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疆，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地区）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多年来,该区经济研究关注的焦点均是“发展”问题，即如何加快经济发展的“发展”这个“硬道理”，似乎理所当然地也应当是该区经济问题中的“硬道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后，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问题更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重中之重。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人提出: 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新疆地区经济只能顺应潮流，才能缩小差距，加快发展，否则，永远封闭，永远落后。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的民族就有可能会消亡，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道理从根本上说也是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
民族经济问题并非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该区经济的发展也不是民族本身的发展在经济上的必然表现。与该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民族经济”和“地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前者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后者则是从地区的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但是从经济发展本身看、民族经济发展和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承的。
民族经济学就其研究范围来说，可以划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方面：从广义上来说，它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研究世界上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经济问题。从狭义上来说，它是研究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在我国则是研究除汉族以外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民族经济问题，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民族的经济问题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狭义层面的民族经济研究，就是研究由民族内生属性所定义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殊性，民族的行为、习惯、规则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作用，以及相应所呈现的规律、结构变迁的条件和状态等；广义层面的民族经济研究是就整个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殊性，满足的行为狭义层面的进一步扩展，民族的经济生活特殊性，民族的行为、习惯、规则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作用，以及相应所呈现的规律、结构变迁的条件和状态等问题，当然也包括民族自身的问题展开研究，简言之，广义层面的民族经济问题被研究的核心是，除汉族以外的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问题。
民族特色经济中的“经济”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这种强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由民族内生属性所定义的”民族的经济问题本身，并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或“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所指的发展问题，而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才存在着人们通常所说的发展问题。一个民族是否存在,并非仅仅指具有这个民族血统的人或人群是否存在，如果具有这个民族血统的人或人群仍然存在，但具有该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艺术、宗教、心理等均已失传，我们还能说这个民族依然存在吗？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已经被认为消亡的民族，具有这些民族血统的人至今仍然存在。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不存在了，这一民族在经济生活方面的表现，即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真正意义上的该民族的经济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问题与新疆地区的经济问题虽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具体的民族必然存在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地区，因而具有某一民族特色的经济也就必然与这一民族居住地区的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民族经济学作为民族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其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问题上的研究重点则应当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否则，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只不过是民族学问题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或经济学问题在民族地区的表现。
经济学意义上的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呢？或者说，只要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是否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呢？发展是民族繁荣必由之路，而民族繁荣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终目标。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民族繁荣”则是指民族学意义上的发展，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发展即民族繁荣的一种表现。
然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误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我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必然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长期以来，当我们谈及某个民族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民族经济的发展时，往往以该民族地区内国家兴建了多少工矿企业从而使该地区的工农业产值、劳动生产率、人均国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支等有哪些巨大的增长来举例说明问题。不能说这种论证没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兴建矿山、农场、林场、电站对当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民族自身的发展和该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毕竟不是同步的。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冲击下，如果单纯地强调以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为标志的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之间还很可能出现负相关关系，即该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经济生活方面的表现反而衰退或消亡了。出现这种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就更大。
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民族“族籍迷失现象”呢？其关键在于:现代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前工业化社会时期逐渐形成的；这些民族特征的形成,都与当时相对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因而其本身具有一种对特殊民族文化传统生存环境的破坏作用。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对外交往的增长，具有本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有可能逐渐丧失其自身的特色。是因为市场商潮对不久前尚处于原始村社的简朴的人们来说，具有一种无穷的魅力。市场商潮涌入的众多前所未有的商品既可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者首推电视，它天天向人们展示的音乐、歌舞、戏剧、服饰、建筑、科教等现代世界斑斓多彩的信息，为青少年所模仿,所追求，这原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中老年的传统价值观也在为此而潜移默化。
经济学意义上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呢?当然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推动下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本身是非民族化的或国际化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从逻辑上讲，这种发展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以后的民族消亡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不是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因为，第一，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最终消亡,是指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同时消亡，即整个人类社会中民族差别的消失，形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而不是指在这一最终结果到来之前某一个具体的民族的消亡。第二，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的顺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民族的消亡发生在国家消亡之后，目前就全世界而言还远远不是一个现实性问题。第三，我国现在还处于一个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更谈不上什么国内民族消亡的问题。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经济的发展，在一些民族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民族民间工艺品，以及民族歌舞、美术等的发展，从而也使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这一切充分说明尽管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这一状况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因为民族地区本身所具有优秀而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进程中，虽然经济学意义上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并非必然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从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看，如果只能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经济学意义上的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负相关关系恐怕就是不可避免的。从世界范围看，导致一些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消亡的原因,除了当年殖民主义者对土著民族的屠杀、驱赶和对其生存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一些国家自己对内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外，就是在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过程中政府在少数民族的存亡问题上有意或无意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要防止或改变这一状况的出现和发展,则必须依靠政府这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保护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促进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叔涛:论民族问题与经济发展——兼评《民族经济学》[J].民族研究,1995(5)
[2]杜玉亭: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论略[J].民族研究,1997(2)
[3]龙远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民族研究,1998(5)
[关键词] 地区经济 民族特色经济 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疆，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地区）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多年来,该区经济研究关注的焦点均是“发展”问题，即如何加快经济发展的“发展”这个“硬道理”，似乎理所当然地也应当是该区经济问题中的“硬道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后，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问题更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重中之重。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人提出: 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新疆地区经济只能顺应潮流，才能缩小差距，加快发展，否则，永远封闭，永远落后。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的民族就有可能会消亡，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道理从根本上说也是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
民族经济问题并非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该区经济的发展也不是民族本身的发展在经济上的必然表现。与该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民族经济”和“地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前者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后者则是从地区的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但是从经济发展本身看、民族经济发展和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承的。
民族经济学就其研究范围来说，可以划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方面：从广义上来说，它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研究世界上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经济问题。从狭义上来说，它是研究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在我国则是研究除汉族以外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民族经济问题，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民族的经济问题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狭义层面的民族经济研究，就是研究由民族内生属性所定义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殊性，民族的行为、习惯、规则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作用，以及相应所呈现的规律、结构变迁的条件和状态等；广义层面的民族经济研究是就整个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殊性，满足的行为狭义层面的进一步扩展，民族的经济生活特殊性，民族的行为、习惯、规则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作用，以及相应所呈现的规律、结构变迁的条件和状态等问题，当然也包括民族自身的问题展开研究，简言之，广义层面的民族经济问题被研究的核心是，除汉族以外的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问题。
民族特色经济中的“经济”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这种强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由民族内生属性所定义的”民族的经济问题本身，并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或“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所指的发展问题，而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才存在着人们通常所说的发展问题。一个民族是否存在,并非仅仅指具有这个民族血统的人或人群是否存在，如果具有这个民族血统的人或人群仍然存在，但具有该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艺术、宗教、心理等均已失传，我们还能说这个民族依然存在吗？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已经被认为消亡的民族，具有这些民族血统的人至今仍然存在。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不存在了，这一民族在经济生活方面的表现，即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真正意义上的该民族的经济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问题与新疆地区的经济问题虽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具体的民族必然存在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地区，因而具有某一民族特色的经济也就必然与这一民族居住地区的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民族经济学作为民族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其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问题上的研究重点则应当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否则，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只不过是民族学问题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或经济学问题在民族地区的表现。
经济学意义上的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呢？或者说，只要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是否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呢？发展是民族繁荣必由之路，而民族繁荣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终目标。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民族繁荣”则是指民族学意义上的发展，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发展即民族繁荣的一种表现。
然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误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我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必然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长期以来，当我们谈及某个民族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民族经济的发展时，往往以该民族地区内国家兴建了多少工矿企业从而使该地区的工农业产值、劳动生产率、人均国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支等有哪些巨大的增长来举例说明问题。不能说这种论证没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兴建矿山、农场、林场、电站对当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民族自身的发展和该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毕竟不是同步的。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冲击下，如果单纯地强调以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为标志的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之间还很可能出现负相关关系，即该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经济生活方面的表现反而衰退或消亡了。出现这种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就更大。
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民族“族籍迷失现象”呢？其关键在于:现代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前工业化社会时期逐渐形成的；这些民族特征的形成,都与当时相对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因而其本身具有一种对特殊民族文化传统生存环境的破坏作用。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对外交往的增长，具有本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有可能逐渐丧失其自身的特色。是因为市场商潮对不久前尚处于原始村社的简朴的人们来说，具有一种无穷的魅力。市场商潮涌入的众多前所未有的商品既可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者首推电视，它天天向人们展示的音乐、歌舞、戏剧、服饰、建筑、科教等现代世界斑斓多彩的信息，为青少年所模仿,所追求，这原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中老年的传统价值观也在为此而潜移默化。
经济学意义上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呢?当然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推动下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本身是非民族化的或国际化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从逻辑上讲，这种发展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以后的民族消亡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不是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因为，第一，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最终消亡,是指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同时消亡，即整个人类社会中民族差别的消失，形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而不是指在这一最终结果到来之前某一个具体的民族的消亡。第二，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的顺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民族的消亡发生在国家消亡之后，目前就全世界而言还远远不是一个现实性问题。第三，我国现在还处于一个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更谈不上什么国内民族消亡的问题。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经济的发展，在一些民族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民族民间工艺品，以及民族歌舞、美术等的发展，从而也使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这一切充分说明尽管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这一状况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因为民族地区本身所具有优秀而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进程中，虽然经济学意义上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并非必然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从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看，如果只能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经济学意义上的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负相关关系恐怕就是不可避免的。从世界范围看，导致一些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消亡的原因,除了当年殖民主义者对土著民族的屠杀、驱赶和对其生存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一些国家自己对内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外，就是在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过程中政府在少数民族的存亡问题上有意或无意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要防止或改变这一状况的出现和发展,则必须依靠政府这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保护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促进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叔涛:论民族问题与经济发展——兼评《民族经济学》[J].民族研究,1995(5)
[2]杜玉亭: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论略[J].民族研究,1997(2)
[3]龙远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民族研究,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