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在人民日报撰文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文化创新的能力不强，或者创造力低下，这个国家和社会也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北京有一座现代文学馆，馆内主要陈列现代文学史上的七位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除了鲁迅，其他六位都活到了解放后。据研究，这些大家解放后的作品没有一部能够超越自己解放前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陈毅副总理有个讲话（即1962年的广州讲话）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压抑以及长官意志对艺术创作的影响。陈毅副总理批评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喜欢对艺术家发号施令，让他们按照领导的意图进行创作。尤其是“极左”的时候，对作家、艺术家动辄进行批斗，搞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没有心灵的自由发挥，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
　　 “文革”结束后，小平同志针对“极左”路线对文艺工作的破坏，强调尊重作家和艺术家，尊重艺术规律，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温家宝总理在第八次文代会上与文艺家谈心，要求“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只有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全民的创造精神才能自由迸发，国家的创新能力才能不断提高。这同样也是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