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袁隆平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长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揭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有一种说法一度流传：两个“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
　　真实的袁隆平是怎样的？
　　他对记者说：“我日日下田，而已。”
　　他的神坛下，是无数人的拭目以待；他的眼睛里，却只有秧苗摇曳的一亩田。
　　“我就是个‘过路财神’”
　　近年来，袁隆平的身体其实不如从前了。他的听力下降越发明显，虽是老毛病，但也让他有所担忧。
　　80岁后，他越来越注重养生，从前是一天抽一包中华，如今已完全戒掉。他说：“保养身体，是为了每天下田。”只要在水稻生长期，他必定每天亲自下田观察。
　　他是亲切的，朴实的一面无人不知。年轻时就不爱打扮，回回相亲都被拒，理由皆是“太不打扮自己了”，他说：“在一起，看的是人又不是衣服。”
　　前几年单位给他配了奥迪车，但他却喜欢骑电动车上班，说这样环保。他也是“霸道”的，在研究中心事必躬亲，具体到3万元以上的开支都要由他签字。严以律己，也严以律人。
　　他身上有科学家的固执，也有历史亲历者的豁达。
　　2000年，隆平高科要上市，想要使用袁隆平的名字。他没同意，后来多位国家级领导劝说，加上他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国人投资，就同意了。
　　隆平高科许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由姓名使用权换算而来的5%股份。许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
　　隆平高科成立不久，袁隆平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埋首新一轮超级稻的研究，他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
　　“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1960年全国大饥荒，袁隆平曾在路边、桥底、田埂上看见饿死的尸体，走出校门就是狼藉一片。湖南农民对他说“施肥不如勤换种”，他就开始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研究育种，最后在茫茫稻田中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水稻，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杂交水稻研究。
　　整个60年代，他经历过“文革”的动荡、海南的烈日、云南的地震，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不断实验，寻找最佳的雄蕊败育野生稻。1970年，他的助手李必湖在沼泽里发现了一株完美的雄性不育野稻，40岁的袁隆平惊喜发现这就是他寻找10年之久的目标，并为它起名“野败”。
　　野生的败育稻子成了成功的先锋。“野败”成为杂交稻的第一个母本，从此杂交水稻登上了中国农业舞台的中心。
　　1973年，袁隆平成功培育了几万株“野败”；1976年，多事之秋的中国在粮食上却迎来了丰收——这一年全国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在20%以上。跨入80年代，杂交水稻迎来了最辉煌的10年，袁隆平在1981年菲律宾召开的国际水稻研究科研会议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2006年，在袁隆平提出超级稻后的第十年，联合国停止对华的粮食援助，标志着中国26年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
　　“失败那么多次，消耗那么多时间，究竟是什么支撑你？”记者问道。
　　他说：“讲大道理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我的好胜心，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这便是科学家的本心，他们天然对获得答案有着强烈渴望。为了这种渴望，袁隆平錯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儿子的成长，70年代里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的时候。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在中年时代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继续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
　　科学家、富豪，袁隆平对这些称呼都不太满意，他喜欢说自己是“种田人”。为了那亩田，他其实愿意放弃很多东西。
　　80年代他最盛名时，湖南省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他拒绝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
　　他说：“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