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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4年前沙洲县还是个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的小县。到了1997年，沙洲县改名为张家港市，竟一举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一座城市。而张家港精神：“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1995年5月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亲笔题写后，也为亿万中国人民所熟知。美国、加拿大、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家报刊，对张家港市作了专题报道；国内评论和论述张家港市经济建设、城市文明、市民素质的著作有20部，记叙文章数以千计。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著作、一篇文章破解张家港市何以快速崛起之谜。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小说家庞瑞垠阅读了有关张家港市的数百万字文字资料，采访了104人，又重点访问了50个与张家港市崛起有关的人物，并和张家港市市委书记秦振华作了数日长时间交谈后，终于写成了28万言的《一个人和一座城市——记全国优秀市委书记秦振华》（江苏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月联合出版，以下简称《人和城市》）一书，以其高屋建瓴、逻辑严密的理性思维和生动、具体、感人的形象表现，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地破解了张家港市何以快速崛起之谜。
庞瑞垠对张家港市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他认为张家港市之所以能快速崛起，首先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作了南方讲话以后，鼓励全国人民改革开放，有了创造、创业、创新的大环境。我们从《人和城市》中看到，秦振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40岁。他1951年参加工作，做过小小的东莱供销合作社主任；县监委的一般干部；杨舍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沙洲县化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文革”后当过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副队长，直到1978年元旦，他也只是杨舍镇党委的副书记。尽管他尽心尽力尽职，做好本职范围内的工作，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连起码的人的安全感都没有。作为“走资派”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挨过斗，游过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机灵、能干、正派、想有所作为的秦振华，并没有创造出什么业绩。秦振华是如此，沙洲县的其他干部也都是这样。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秦振华才在1979年1月，“磨正”为杨舍镇党委书记。从此，秦振华依托杨舍镇这个平台，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范围的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大环境，就没有后来的秦振华，就没有张家港市的崛起。
其次，庞瑞垠又从对秦振华和沙洲县、张家港市的调查研究中认知：我国执政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正确，对张家港的崛起，更起着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放开了秦振华以及亿万干群的手脚，才有了秦振华在杨舍镇党委书记任上的非常作为和“杨舍精神”的形成，使杨舍镇从“边角料”上的一个落后小镇，变成苏州各乡镇的“排头兵”。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发展才是硬道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全新的指导思想，让当上张家港市委书记不久的秦振华，感到“像一股强大的‘能源’，从北京传递过来，给他撑腰，浑身是劲，决心大干一场，‘三超一争’（指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建超昆山，各项工作争第一），非干成不可。”因此才有张家港市的快速崛起，才有闻名全国的“张家港精神”的诞生。张家港市是在党的正確指导思想下快速崛起的，全国多数省市以至整个中国也是在党的正确指导思想下崛起的。
中国的快速崛起，说到底最主要的是中国人的崛起。其中，带领干部群众的领导人自身的崛起尤为重要。庞瑞垠的真知灼见在于，他以秦振华为典型，展示了秦振华作为优秀领导人的方方面面，形象地表现了秦振华如何领导，如何带动张家港市的崛起，又在张家港市的崛起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超越和崛起。
秦振华善于抓一个单位、一座城市突破和超越的关键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门，他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到如何把工作搞上去的要害所在。他担任沙洲县政府所在地杨舍镇党委书记后，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市容市貌是杨舍的脸面，像杨舍目前这样脏乱差，一副丑样，鬼都不来。要想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得把杨舍的脸洗干净，弄漂亮。于是，他带领群众以整治环境为突破口，填露天粪坑，建公共厕所，拆除违章建筑，很快让杨舍变了样。外地的工商企业家来到杨舍后，一看杨舍镇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像一颗明珠闪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便心甘情愿地在杨舍镇投资建厂盖房。杨舍镇的经济一下子上去了。1992年1月，秦振华任中共张家港市市委书记后，他还是先搞调查研究，弄清张家港市的实情，再次抓住了张家港市突破和超越的关键点。这就是围绕张家港港口建设，修张（家港）杨（舍）公路，抢建保税区，带动各级开发区的建立，形成机构大改革、大开放的城市格局，促进张家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经过努力，张杨公路建成了，保税区争来并抢建成功了，张家港市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02.79亿元，工农业总产值360.13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4.31亿元，外贸供货值 99.21亿元，自营出口总额2.01亿元，城镇职工年收入4424元，农民人均收入2338元。这是20年前的纪录，很了不起，张家港市开始有了名气。在取得上述成就后，秦振华再抓让张家港市更上一层楼的关键点：“城市现代化，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港口国际化。”到秦振华卸任市委书记时（1997年），这一目标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秦振华如此善于抓工作中的关键点，保证了张家港市的经济社会建设，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
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过硬，这是秦振华和某些领导者只抓经济建设而不顾或很少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迥异之处，也是张家港快速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秦振华任杨舍镇党委书记开始，他就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看得同样重要，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精神文明建设比物质文明建设更重要。党风正，民风顺，物质文明建设才搞得好。张家港人认可他，赞扬他，说秦振华身上有“六股精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公仆精神；“顾全大局，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扶正祛邪，敢于碰硬”的无畏精神；“雷厉风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表率精神；“自加压力，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这是符合秦振华的思想行动实际的。秦振华不只自身清正廉洁，他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狠下功夫。在他看来，教育关乎千家万户。从1992年至1995年，3年时间，全市投入教育的总经费高达3亿多元，年增长率达到34.2%。秦振华亲自抓的梁丰中学，管理水平一流，教育质量一流。1995年，教育部在梁丰中学召开了全国高中会议，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沙洲工学院这所国内首家县办大学倾注了心血。在市委市政府和他的关照下，到1997年下半年，沙洲工学院已拥有30多个专业，在校学生从最初的120人，增加到3800多人，增长了31倍。历届毕业生普遍就业，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服务社会。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秦振华深知这一客观真理，他提出16个字的“张家港精神”，成为动员张家港市干部和群众搞建设的精神文明资源，绝不是偶然的。 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干家，这是秦振华促使张家港市快速崛起的一个宝贵品质。秦振华就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后，经过对张家港市实情的系统了解，找到了和邻近县市的差距，大胆提出了“三超一争”。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口号，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秦振华深知，理想必须和实干相结合。他带领张家港市100多名领导干部、企业家，南下广东“借东风”，学习并活用了广东经验。带领和协助沙洲钢铁厂、塘市纺织业、乘航锦纶帘子布厂等一大批企业，打造成企业航母：沙钢集团、精纺城、骏马集团、华尔润、国泰、长江润发等集团。其中，沙钢进入世界500强。在打造一艘艘企业航母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日子里，秦振华参与其中，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庞瑞垠采访一个个企业家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叮嘱庞瑞垠：务必要把秦振華为企业所做的实事，真抓实干的业绩写出来。过去，有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说过，把俄国人的理想主义和美国人的实干精神结合起来，事业无往而不胜。秦振华就是这样一个将理想主义和实干精神相结合的改革家。
优秀的领导人不只是在顺境中带领干群夺取胜利，而且要在逆境和困境中知难而上，砥柱中流，乱云飞渡仍从容，方显英雄本色，秦振华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1993年3月起，中央着手解决乱集资、乱拆建和经济过热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许多城市乱了阵脚，不少人慌了神，以为中央急刹车，银根收紧，要整顿了。这时，匿名诬告秦振华的信到了上级党委：“顶风盖楼堂馆所”，“要债的人挤满宾馆”等谣言四起。调查组来到张家港市，“钦差大臣”们一个个拉长了面孔，像进入敌占区似的，挺神秘，找个别人谈话，索要有关资料。但秦振华“我自岿然不动”，自己做的事心中有数，没有违反国家政策，要查就查吧。结果，“查来查去，查出个先进。”经过一场场逆境和困境的考验，秦振华作为一个市的领导人，更成熟、更老练、更豁达了。他说：“我们走在大路上，困难再多不言难，压力再重不低头，挑战再大不服输，争分夺秒去抢，千方百计去拼，有胆有识去闯。”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张家港市，这一年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一幅更加瑰丽的画卷。张家港市之所以快速崛起，和秦振华的这一优秀品质分不开。
自然，张家港能够这么快崛起，也和上下左右的各方面支持分不开。上至党中央、国务院、江苏省委、苏州市委，下至各个镇、村的干部和群众，对秦振华的敢闯、敢拼、敢改革、敢冒风险，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和做法，都给予极大的支持。秦振华的左右，即他的同事，与他同舟共济，共同奋进，自不必说；就是邻市的竞争对手，既把秦振华视为挑战的对象，在工作中与之竞赛，另一方面，当需要协调时又给予他帮助。秦振华还把外国的企业家和有关部门，也视为自己的左右手。他和韩国浦项公司总裁金钟正交上了朋友，此人是国际钢铁协会会长，曾任韩国副总理。金钟正当面对秦振华说：“你很实在可靠，我愿意跟你这样的人合作，要在你这个文明城市，搞一个模范厂子。”法国的霞日总裁莫加杰克，德国的南方企业公司老板瓦夫格·施蒂格，来张家港都是秦振华亲自接待，甚至参与了洽谈为，见证了合资创办有限公司合同的签字场面，欧洲精纺城就是这样在塘市诞生的。
秦振华有自知之明，当他在杨舍镇党委工作时，人们把他的“六股精神”概括为“振华精神”，秦振华坚决不同意，说“若不是全镇干群共同奋斗，我个人能有啥作为？”张家港市快速崛起后，张家港人说：“没有秦振华就没有张家港的今天。”秦振华的反应很直接，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没有张家港就没有秦振华的今天。”上下左右对他工作的支持，秦振华心存感激，铭记不忘。
此外，《人和城市》对秦振华的“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用人方略”等，也都作了动人的叙写和表现。就这样，庞瑞垠出色地谱写了一支多声部的《人和城市》的协奏曲，让读者聆听了一场激昂慷慨、热情四射的大合唱，领悟了张家港市快速崛起之道。
当然，《人和城市》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是学术论文。庞瑞垠对张家港市崛起之谜的破解，是围绕着塑造优秀市委书记秦振华“这一个”人物展开的。他不只叙写秦振华“做什么”，着重描写秦振华“怎么做”。特别是对秦振华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做了探微烛幽的显现。他一身正气，敢作敢为，软硬不怕，恩威并举，改革力度很大，常有惊人之举。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和城市》也勾勒了秦振华并非“完人”的另一面：他也有牢骚、有郁闷、有冲动、有失误，冲动时还骂人，是个有棱有角个性鲜明的人。作品如此表现秦振华，更加真实，更加可信，更加感人，真正把秦振华写成了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全书17章，章章有动人的故事，节节有准确的细节描写，就在这些场景场面和细节描写中，自然地流露了《人和城市》的思想倾向：张家港市是这样炼成的，这样崛起的；秦振华是这样炼成的，这样崛起的！
张家港市的快速崛起，是中国快速崛起的一个缩影。破解了张家港市的崛起之谜，在某种意义上，也破解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之谜。一些理论家把中国的崛起，概括为“北京共识”；某些政治家把中国的崛起，总结成“十条经验”，这些说法都有真理的内核所在。如今庞瑞垠通过对张家港市崛起的解剖，对张家港市市委书记秦振华典型形象的塑造，作出了他独到的颇有说服力的回答：中国崛起，必须要有一个宽松、宽容、充满活力的大环境；有一个符合中国实情的正确指导思想；有一大批以秦振华为代表的带领干群真抓实干的改革家和优秀领导人。这样的认识，其中可能还有疏漏，需要补充，但它们至少丰富了“北京共识”和“十大经验”，有助于世界人士对中国崛起问题的解读。仅凭这一点，《人和城市》已经成了改革开放35年“现实主义历史”的一部分；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我为《人和城市》贺，为庞瑞垠贺。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和我国的改革现实结合，和人民结合，创作出能够更多长留后世、长留人们心间的优秀作品！
庞瑞垠对张家港市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他认为张家港市之所以能快速崛起，首先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作了南方讲话以后，鼓励全国人民改革开放，有了创造、创业、创新的大环境。我们从《人和城市》中看到，秦振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40岁。他1951年参加工作，做过小小的东莱供销合作社主任；县监委的一般干部；杨舍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沙洲县化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文革”后当过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副队长，直到1978年元旦，他也只是杨舍镇党委的副书记。尽管他尽心尽力尽职，做好本职范围内的工作，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连起码的人的安全感都没有。作为“走资派”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挨过斗，游过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机灵、能干、正派、想有所作为的秦振华，并没有创造出什么业绩。秦振华是如此，沙洲县的其他干部也都是这样。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秦振华才在1979年1月，“磨正”为杨舍镇党委书记。从此，秦振华依托杨舍镇这个平台，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范围的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大环境，就没有后来的秦振华，就没有张家港市的崛起。
其次，庞瑞垠又从对秦振华和沙洲县、张家港市的调查研究中认知：我国执政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正确，对张家港的崛起，更起着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放开了秦振华以及亿万干群的手脚，才有了秦振华在杨舍镇党委书记任上的非常作为和“杨舍精神”的形成，使杨舍镇从“边角料”上的一个落后小镇，变成苏州各乡镇的“排头兵”。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发展才是硬道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全新的指导思想，让当上张家港市委书记不久的秦振华，感到“像一股强大的‘能源’，从北京传递过来，给他撑腰，浑身是劲，决心大干一场，‘三超一争’（指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建超昆山，各项工作争第一），非干成不可。”因此才有张家港市的快速崛起，才有闻名全国的“张家港精神”的诞生。张家港市是在党的正確指导思想下快速崛起的，全国多数省市以至整个中国也是在党的正确指导思想下崛起的。
中国的快速崛起，说到底最主要的是中国人的崛起。其中，带领干部群众的领导人自身的崛起尤为重要。庞瑞垠的真知灼见在于，他以秦振华为典型，展示了秦振华作为优秀领导人的方方面面，形象地表现了秦振华如何领导，如何带动张家港市的崛起，又在张家港市的崛起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超越和崛起。
秦振华善于抓一个单位、一座城市突破和超越的关键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门，他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到如何把工作搞上去的要害所在。他担任沙洲县政府所在地杨舍镇党委书记后，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市容市貌是杨舍的脸面，像杨舍目前这样脏乱差，一副丑样，鬼都不来。要想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得把杨舍的脸洗干净，弄漂亮。于是，他带领群众以整治环境为突破口，填露天粪坑，建公共厕所，拆除违章建筑，很快让杨舍变了样。外地的工商企业家来到杨舍后，一看杨舍镇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像一颗明珠闪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便心甘情愿地在杨舍镇投资建厂盖房。杨舍镇的经济一下子上去了。1992年1月，秦振华任中共张家港市市委书记后，他还是先搞调查研究，弄清张家港市的实情，再次抓住了张家港市突破和超越的关键点。这就是围绕张家港港口建设，修张（家港）杨（舍）公路，抢建保税区，带动各级开发区的建立，形成机构大改革、大开放的城市格局，促进张家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经过努力，张杨公路建成了，保税区争来并抢建成功了，张家港市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02.79亿元，工农业总产值360.13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4.31亿元，外贸供货值 99.21亿元，自营出口总额2.01亿元，城镇职工年收入4424元，农民人均收入2338元。这是20年前的纪录，很了不起，张家港市开始有了名气。在取得上述成就后，秦振华再抓让张家港市更上一层楼的关键点：“城市现代化，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港口国际化。”到秦振华卸任市委书记时（1997年），这一目标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秦振华如此善于抓工作中的关键点，保证了张家港市的经济社会建设，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
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过硬，这是秦振华和某些领导者只抓经济建设而不顾或很少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迥异之处，也是张家港快速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秦振华任杨舍镇党委书记开始，他就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看得同样重要，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精神文明建设比物质文明建设更重要。党风正，民风顺，物质文明建设才搞得好。张家港人认可他，赞扬他，说秦振华身上有“六股精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公仆精神；“顾全大局，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扶正祛邪，敢于碰硬”的无畏精神；“雷厉风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表率精神；“自加压力，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这是符合秦振华的思想行动实际的。秦振华不只自身清正廉洁，他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狠下功夫。在他看来，教育关乎千家万户。从1992年至1995年，3年时间，全市投入教育的总经费高达3亿多元，年增长率达到34.2%。秦振华亲自抓的梁丰中学，管理水平一流，教育质量一流。1995年，教育部在梁丰中学召开了全国高中会议，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沙洲工学院这所国内首家县办大学倾注了心血。在市委市政府和他的关照下，到1997年下半年，沙洲工学院已拥有30多个专业，在校学生从最初的120人，增加到3800多人，增长了31倍。历届毕业生普遍就业，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服务社会。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秦振华深知这一客观真理，他提出16个字的“张家港精神”，成为动员张家港市干部和群众搞建设的精神文明资源，绝不是偶然的。 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干家，这是秦振华促使张家港市快速崛起的一个宝贵品质。秦振华就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后，经过对张家港市实情的系统了解，找到了和邻近县市的差距，大胆提出了“三超一争”。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口号，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秦振华深知，理想必须和实干相结合。他带领张家港市100多名领导干部、企业家，南下广东“借东风”，学习并活用了广东经验。带领和协助沙洲钢铁厂、塘市纺织业、乘航锦纶帘子布厂等一大批企业，打造成企业航母：沙钢集团、精纺城、骏马集团、华尔润、国泰、长江润发等集团。其中，沙钢进入世界500强。在打造一艘艘企业航母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日子里，秦振华参与其中，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庞瑞垠采访一个个企业家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叮嘱庞瑞垠：务必要把秦振華为企业所做的实事，真抓实干的业绩写出来。过去，有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说过，把俄国人的理想主义和美国人的实干精神结合起来，事业无往而不胜。秦振华就是这样一个将理想主义和实干精神相结合的改革家。
优秀的领导人不只是在顺境中带领干群夺取胜利，而且要在逆境和困境中知难而上，砥柱中流，乱云飞渡仍从容，方显英雄本色，秦振华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1993年3月起，中央着手解决乱集资、乱拆建和经济过热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许多城市乱了阵脚，不少人慌了神，以为中央急刹车，银根收紧，要整顿了。这时，匿名诬告秦振华的信到了上级党委：“顶风盖楼堂馆所”，“要债的人挤满宾馆”等谣言四起。调查组来到张家港市，“钦差大臣”们一个个拉长了面孔，像进入敌占区似的，挺神秘，找个别人谈话，索要有关资料。但秦振华“我自岿然不动”，自己做的事心中有数，没有违反国家政策，要查就查吧。结果，“查来查去，查出个先进。”经过一场场逆境和困境的考验，秦振华作为一个市的领导人，更成熟、更老练、更豁达了。他说：“我们走在大路上，困难再多不言难，压力再重不低头，挑战再大不服输，争分夺秒去抢，千方百计去拼，有胆有识去闯。”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张家港市，这一年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一幅更加瑰丽的画卷。张家港市之所以快速崛起，和秦振华的这一优秀品质分不开。
自然，张家港能够这么快崛起，也和上下左右的各方面支持分不开。上至党中央、国务院、江苏省委、苏州市委，下至各个镇、村的干部和群众，对秦振华的敢闯、敢拼、敢改革、敢冒风险，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和做法，都给予极大的支持。秦振华的左右，即他的同事，与他同舟共济，共同奋进，自不必说；就是邻市的竞争对手，既把秦振华视为挑战的对象，在工作中与之竞赛，另一方面，当需要协调时又给予他帮助。秦振华还把外国的企业家和有关部门，也视为自己的左右手。他和韩国浦项公司总裁金钟正交上了朋友，此人是国际钢铁协会会长，曾任韩国副总理。金钟正当面对秦振华说：“你很实在可靠，我愿意跟你这样的人合作，要在你这个文明城市，搞一个模范厂子。”法国的霞日总裁莫加杰克，德国的南方企业公司老板瓦夫格·施蒂格，来张家港都是秦振华亲自接待，甚至参与了洽谈为，见证了合资创办有限公司合同的签字场面，欧洲精纺城就是这样在塘市诞生的。
秦振华有自知之明，当他在杨舍镇党委工作时，人们把他的“六股精神”概括为“振华精神”，秦振华坚决不同意，说“若不是全镇干群共同奋斗，我个人能有啥作为？”张家港市快速崛起后，张家港人说：“没有秦振华就没有张家港的今天。”秦振华的反应很直接，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没有张家港就没有秦振华的今天。”上下左右对他工作的支持，秦振华心存感激，铭记不忘。
此外，《人和城市》对秦振华的“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用人方略”等，也都作了动人的叙写和表现。就这样，庞瑞垠出色地谱写了一支多声部的《人和城市》的协奏曲，让读者聆听了一场激昂慷慨、热情四射的大合唱，领悟了张家港市快速崛起之道。
当然，《人和城市》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是学术论文。庞瑞垠对张家港市崛起之谜的破解，是围绕着塑造优秀市委书记秦振华“这一个”人物展开的。他不只叙写秦振华“做什么”，着重描写秦振华“怎么做”。特别是对秦振华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做了探微烛幽的显现。他一身正气，敢作敢为，软硬不怕，恩威并举，改革力度很大，常有惊人之举。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和城市》也勾勒了秦振华并非“完人”的另一面：他也有牢骚、有郁闷、有冲动、有失误，冲动时还骂人，是个有棱有角个性鲜明的人。作品如此表现秦振华，更加真实，更加可信，更加感人，真正把秦振华写成了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全书17章，章章有动人的故事，节节有准确的细节描写，就在这些场景场面和细节描写中，自然地流露了《人和城市》的思想倾向：张家港市是这样炼成的，这样崛起的；秦振华是这样炼成的，这样崛起的！
张家港市的快速崛起，是中国快速崛起的一个缩影。破解了张家港市的崛起之谜，在某种意义上，也破解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之谜。一些理论家把中国的崛起，概括为“北京共识”；某些政治家把中国的崛起，总结成“十条经验”，这些说法都有真理的内核所在。如今庞瑞垠通过对张家港市崛起的解剖，对张家港市市委书记秦振华典型形象的塑造，作出了他独到的颇有说服力的回答：中国崛起，必须要有一个宽松、宽容、充满活力的大环境；有一个符合中国实情的正确指导思想；有一大批以秦振华为代表的带领干群真抓实干的改革家和优秀领导人。这样的认识，其中可能还有疏漏，需要补充，但它们至少丰富了“北京共识”和“十大经验”，有助于世界人士对中国崛起问题的解读。仅凭这一点，《人和城市》已经成了改革开放35年“现实主义历史”的一部分；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我为《人和城市》贺，为庞瑞垠贺。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和我国的改革现实结合，和人民结合，创作出能够更多长留后世、长留人们心间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