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沿途发表了很多富有冲击性的谈话，史称“南巡讲话”。与20年前那个特殊的春节有些相似的是，进入21世纪12年之后的这个中国龙年春节，呼唤改革、强调继续改革的声音再起。今年秋天又将迎来中共政治代际交替的“十八大”，中国改革又一次走到了重要时刻。
　　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继续改革的呼声虽然同样强烈，但内容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说当年邓小平登高一呼乃意在为市场经济合法性保驾护航的话，那么，市场经济运行20多年后的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市场经济的合法与否，而是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基础进行仔细厘清，以便确立共识，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配套的政治改革走向更深入、更丰富和更完整。
　　20年前，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针对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的思潮，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基础，“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种判断以及“主要是防止左”的一系列言论，主要意图是放弃意识形态的纠缠和争论，把市场经济的蛋糕做大再说。“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在当时左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的条件下，用市场经济增量来破除意识形态的坚冰，来解决生产力发展不足、综合国力提升过慢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不快的问题。这种政治决断，凝结着高度的政治勇气和宝贵的政治经验。
　　邓小平南巡讲话产生了改变中国走向的巨大效果。此后20年，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大步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并在全球产生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欧债危机深化和美国金融危机阴影未除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如何，甚至对全球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根据世界银行计算，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十年之后的2002到2010年，中国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2003年是4.6%，2009年增长到14.5%。而根据高盛公司的研究，2000-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超过20%，高于美国。这所有一切的成就，无不来自于邓小平当年南巡讲话对中国的巨大推动力。或者可以这么说，如无当年邓小平的南巡与其后持续进行的改革，中国和世界都将为之失色。
　　南巡还产生了如今在市场经济中风生水起的“92一代人”。这代人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摸爬滚打，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全方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这一代人正处于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领域最有权力的巅峰时期，不断探索改革的勇气与实践智慧，这也是我们今天深化改革的现实基础。
　　但南巡讲话时代的背景已然斗转星移，改革一代面临不同的使命。用市场经济闯关的改革逻辑，已经不再是如今的改革任务。完善的市场经济并非在一个虚拟的基础上运行。政治民主化的决策程序，私人产权保护的法律秩序和公平允当的执法环境，以及人们的伦理和道德基础，都是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说当年邓小平南巡因为亟须启动市场改革而无暇顾及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话，今时今日，这个问题就已经成为了市场经济能否继续改革下去，以及改革到什么程度的最大考验。
　　在这些运行规则的重新厘清中，权利应当成为一个核心词汇。私人产权事关市场经济的最大基础，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创设，多因私人产权的保护、调停而来。权利保护和调停需要公正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执法环境，以及对权力的制约。而在过去的20年中，因为亟须做大市场经济的蛋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也渐渐凸显出规则基础不牢的后果：贫富分化，特权横行，财富被不公平地瓜分。蛋糕做大后，怎么分，如何分，如何在分配时既尊重做大蛋糕的主体，又不能失之公平，已确确实实成为今天改革的当务之急。
　　邓小平南巡开启的改革之路没有回头路。而南巡讲话鼓舞下产生的“92一代”，和今日自觉背负改革使命的改革者，面临几乎与邓小平当年南巡重启改革一样的复杂局面。改革者很多已经是既得利益者，而深化改革则需尊重权利，确立规则，取消特权，这也就意味着改革者必须具备超越于个人利益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政治勇气。从这一意义上讲，接下来可能需要通过改革“改革者”，来进一步释放改革空间，让更广泛的民众获得改革红利，从而焕发更持续的改革动力。
　　如此，中国才能与未来翩翩起舞，正像过去20年所发生的那样。相信市场经济20年的历练，不但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会为中国的未来改革准备好了最优秀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