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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发展小额募款。因为数额很小，对于捐赠者来说是九牛一毛，但是如果人数众多，就是可观的收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在邀请市民参与社会运动，为社会的改变尽一份力。
2012年11月，几个大陆民间组织成员到台湾访问。行程结束后，访问者照例进行总结，一个来自北京的姑娘嘀咕说：“其实从规模上来看，北京的组织和台湾的组织差不了太多。”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惊。
自从四年前马英九上任，两岸关系转暖，民间交流越来越多。中国大陆各个领域的NGO工作者纷纷来到台湾访问。相对于大陆NGO，台湾社会运动起步较早，所以“访问”也常被视为“学习”，可是北京姑娘的那句话，突然让我意识到，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水涨船高，大陆组织在数字（预算、人员）上超越台湾组织，是早晚的事（北京姑娘还特别提到了，台湾NGO的办公室都又旧又破）。那么，两岸NGO内在的差别是什么？或者说，来台湾“学”什么？
台湾更常用到的词是“社会运动”（简称“社运”），这个词来自于西方“social movement”，即一群人组织起来，促进或抗拒社会的变迁，而不是局限于做好事的“慈善”。
举例来说，工会和农会是比较常见的组织，再比如这几年在台湾比较热烈的议题：反核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简称绿盟），是一些环保主义者联合成立的；而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是拆迁户的自发组织。
绿盟的目标，并不是把核电厂移走，迁到台湾其他地方，甚至也不只是停建核电厂，使台湾成为“无核家园”，而是希望公民行动起来，关注自己所处的环境，反对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政府和国际核工业联手决定了台湾的命运。而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也不只是帮助拆迁户保住自己的房子或拿到合适的补偿，他们质疑的是由房地产挂帅的城市规划与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我们已经不陌生了：房价上涨、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滑入无产……最终导致的是人们生活的痛苦。
这种广阔、指向社会改变的思路，得益于台湾知识分子和运动的结合。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何春蕤教授，1988年从美国回来观察和参与台湾社会的变化。当时台湾刚刚“解严”，各种社会运动大爆发。民众虽然刚刚获得了集会结社的权利，但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并无所知。长期的威权统治，也让大家失去了抗争的勇气。何春蕤说，在那个阶段，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当时声势最浩大的工人运动，郑春祺等知识分子下到工厂，带着新的理论，向工人们解释劳动的过程，培养他们的抗争意识。长期的教育培训了一批工会干部，也带动了许多学生投入工运。何春蕤在1990年代亲身参与性工作者运动，在街头抗争时，她和学生们手挽手站在第一排，性工作者站在她们后面，因为“警察不敢打我们”。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带领运动，为其他群体代言。“社会运动不是一两个人带着一群暴民盲目地往前冲，”何春蕤说，“社会运动最可贵的不是说我诉求、我抗争，社会运动最主要在于主体的转化，让原先默默的、没有力量的、不知道自己权利的、不懂社会结构的主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转化成为一个有力的自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的位置。”
虽然，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社会运动中也有很多谈判失败的案例，但是，正如何春蕤所说：“整个社会运动最可贵的地方，是它真正地改变了人，也就改变了社会。”
一波又一波的台湾社会运动中，总有学者、学生的参与，使得理论和实践真正有机地结合，实践充满力量，而理论提供方向和意义，两相作用之下，推动台湾社会运动一直往前走。
NGO的发展不可能自外于社会。大陆NGO，在组织结构上常常模仿两种，一种是一把手说了算的政府机关，一种是分工明确、效率至上的企业（尽管企业也常常在模仿政府）。但是NGO既然致力于“公平正义”，在内部事务的处理上更应贯彻这些理念。在比较进步的NGO内部，“民主”更是重要的原则，“不民主”则是严重的指责。为了让每个人的意见都可以充分表达，每个话题都可以进行充分辩论，很多NGO都会开漫长的会议。毫无疑问，这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式，也常常会让组织者头痛，但是他们相信，民主更重要地体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讨论，而非仅仅拥有投票权。重要的是，如何在效率和民主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
这些特点都体现了台湾社运和NGO发展的意义：这是公民社会形成的过程。公民不仅有权利，也有意识，去参与公共事务。这也体现在组织的募款方式上。
台湾NGO募款来源大致有：向政府申请项目、向基金会申请以及小额募款。前二者是大部分NGO的主要来源，但是通常这些资助方对于资金的使用都有要求，也需要大量的行政工作：申请时要写计划书，结案要写报告，这些行政工作日渐繁重，通常都占去许多精力。于是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发展小额募款。因为数额很小，对于捐赠者来说是九牛一毛，但是如果人数众多，就是可观的收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在邀请市民参与社会运动，为社会的改变尽一份力。
这里有一个技术问题，台湾的银行建立了一套捐款机制。人们只要签订一份合同，信用卡就会按月扣款给相应的机构。基于这个机制，小额募款更加方便。各组织通常会拟定不同的金额，由捐款人选择每月捐赠的金额。比如，绿盟发出公开招募：“征求300环境壮士”，作为“绿盟的认养人”，每月可以选择不同金额的固定捐款，少至300、多至2000。
在这其中，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一个网站“苦劳网”。这家网站创办于1997年，一开始只是剪贴、编选关于社会运动的新闻和评论，工作人员全部是志愿者，为了应付日常开支，必须接一些搭建网站的工作。孙穷理说：“苦劳网是依靠许多人无偿的劳动力维生……‘志愿工作者’的两个倾向，一个是‘只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另一个是‘人员流动幅度大而且快’。”
2007年，这家网站转型为进行深度报道的网络媒体。创办人孙穷理当时写了一封公开信：《苦劳十年，请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向读者征集募款，养活网站的采编人员。当时网站已经停止了搭建网站的零工，也决定不向政府申请资金，以避免政府的种种限制，他们决定：读者的捐款将成为网站的唯一收入。两年后，捐款终于足够养活一名专职工作人员。
2012年，苦劳网设计了一套工作与薪酬制度。由五位工作人员轮流担任网站主编，由每位工作人员报告自己的工作内容、所需时间，大家共同评议薪酬的分配，每个月薪酬上限为81000台币。这笔钱对于五个人的团队来说，非常微薄，平均到每个人，甚至低于台湾最低工资。这个制度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辩论，规划成型后对外公告，寻求社会的支持。捐款稳步上升，他们在网站上定期公布捐款数目、捐款者姓名以及支出明细。捐款者中包括许多学者、民众、NGO工作者，最为众人熟悉的名字是朱天心。他们最近公布的，是2012年9月的捐款：194150元（新台币）。
苦劳网实践的，正是一种看似太过理想，因而很难实现的组织方式。它脱离了“雇佣关系”，脱离了资本对媒体的束缚，试图成为被人民雇佣的公共媒体，是“小媒体”，也是“独立的媒体”。今天的台湾，反媒体垄断吵得不可开交，又似乎无解，因为媒体已经变成了大资本的游戏。普通民众再愤怒，也很难改变。但是苦劳网这样的媒体却正在开辟新的可能性。小、灵活、充满理想性，也真正在实践公民社会的意义。
2012年11月，几个大陆民间组织成员到台湾访问。行程结束后，访问者照例进行总结，一个来自北京的姑娘嘀咕说：“其实从规模上来看，北京的组织和台湾的组织差不了太多。”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惊。
自从四年前马英九上任，两岸关系转暖，民间交流越来越多。中国大陆各个领域的NGO工作者纷纷来到台湾访问。相对于大陆NGO，台湾社会运动起步较早，所以“访问”也常被视为“学习”，可是北京姑娘的那句话，突然让我意识到，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水涨船高，大陆组织在数字（预算、人员）上超越台湾组织，是早晚的事（北京姑娘还特别提到了，台湾NGO的办公室都又旧又破）。那么，两岸NGO内在的差别是什么？或者说，来台湾“学”什么？
台湾更常用到的词是“社会运动”（简称“社运”），这个词来自于西方“social movement”，即一群人组织起来，促进或抗拒社会的变迁，而不是局限于做好事的“慈善”。
举例来说，工会和农会是比较常见的组织，再比如这几年在台湾比较热烈的议题：反核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简称绿盟），是一些环保主义者联合成立的；而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是拆迁户的自发组织。
绿盟的目标，并不是把核电厂移走，迁到台湾其他地方，甚至也不只是停建核电厂，使台湾成为“无核家园”，而是希望公民行动起来，关注自己所处的环境，反对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政府和国际核工业联手决定了台湾的命运。而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也不只是帮助拆迁户保住自己的房子或拿到合适的补偿，他们质疑的是由房地产挂帅的城市规划与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我们已经不陌生了：房价上涨、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滑入无产……最终导致的是人们生活的痛苦。
这种广阔、指向社会改变的思路，得益于台湾知识分子和运动的结合。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何春蕤教授，1988年从美国回来观察和参与台湾社会的变化。当时台湾刚刚“解严”，各种社会运动大爆发。民众虽然刚刚获得了集会结社的权利，但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并无所知。长期的威权统治，也让大家失去了抗争的勇气。何春蕤说，在那个阶段，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当时声势最浩大的工人运动，郑春祺等知识分子下到工厂，带着新的理论，向工人们解释劳动的过程，培养他们的抗争意识。长期的教育培训了一批工会干部，也带动了许多学生投入工运。何春蕤在1990年代亲身参与性工作者运动，在街头抗争时，她和学生们手挽手站在第一排，性工作者站在她们后面，因为“警察不敢打我们”。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带领运动，为其他群体代言。“社会运动不是一两个人带着一群暴民盲目地往前冲，”何春蕤说，“社会运动最可贵的不是说我诉求、我抗争，社会运动最主要在于主体的转化，让原先默默的、没有力量的、不知道自己权利的、不懂社会结构的主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转化成为一个有力的自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的位置。”
虽然，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社会运动中也有很多谈判失败的案例，但是，正如何春蕤所说：“整个社会运动最可贵的地方，是它真正地改变了人，也就改变了社会。”
一波又一波的台湾社会运动中，总有学者、学生的参与，使得理论和实践真正有机地结合，实践充满力量，而理论提供方向和意义，两相作用之下，推动台湾社会运动一直往前走。
NGO的发展不可能自外于社会。大陆NGO，在组织结构上常常模仿两种，一种是一把手说了算的政府机关，一种是分工明确、效率至上的企业（尽管企业也常常在模仿政府）。但是NGO既然致力于“公平正义”，在内部事务的处理上更应贯彻这些理念。在比较进步的NGO内部，“民主”更是重要的原则，“不民主”则是严重的指责。为了让每个人的意见都可以充分表达，每个话题都可以进行充分辩论，很多NGO都会开漫长的会议。毫无疑问，这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式，也常常会让组织者头痛，但是他们相信，民主更重要地体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讨论，而非仅仅拥有投票权。重要的是，如何在效率和民主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
这些特点都体现了台湾社运和NGO发展的意义：这是公民社会形成的过程。公民不仅有权利，也有意识，去参与公共事务。这也体现在组织的募款方式上。
台湾NGO募款来源大致有：向政府申请项目、向基金会申请以及小额募款。前二者是大部分NGO的主要来源，但是通常这些资助方对于资金的使用都有要求，也需要大量的行政工作：申请时要写计划书，结案要写报告，这些行政工作日渐繁重，通常都占去许多精力。于是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发展小额募款。因为数额很小，对于捐赠者来说是九牛一毛，但是如果人数众多，就是可观的收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在邀请市民参与社会运动，为社会的改变尽一份力。
这里有一个技术问题，台湾的银行建立了一套捐款机制。人们只要签订一份合同，信用卡就会按月扣款给相应的机构。基于这个机制，小额募款更加方便。各组织通常会拟定不同的金额，由捐款人选择每月捐赠的金额。比如，绿盟发出公开招募：“征求300环境壮士”，作为“绿盟的认养人”，每月可以选择不同金额的固定捐款，少至300、多至2000。
在这其中，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一个网站“苦劳网”。这家网站创办于1997年，一开始只是剪贴、编选关于社会运动的新闻和评论，工作人员全部是志愿者，为了应付日常开支，必须接一些搭建网站的工作。孙穷理说：“苦劳网是依靠许多人无偿的劳动力维生……‘志愿工作者’的两个倾向，一个是‘只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另一个是‘人员流动幅度大而且快’。”
2007年，这家网站转型为进行深度报道的网络媒体。创办人孙穷理当时写了一封公开信：《苦劳十年，请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向读者征集募款，养活网站的采编人员。当时网站已经停止了搭建网站的零工，也决定不向政府申请资金，以避免政府的种种限制，他们决定：读者的捐款将成为网站的唯一收入。两年后，捐款终于足够养活一名专职工作人员。
2012年，苦劳网设计了一套工作与薪酬制度。由五位工作人员轮流担任网站主编，由每位工作人员报告自己的工作内容、所需时间，大家共同评议薪酬的分配，每个月薪酬上限为81000台币。这笔钱对于五个人的团队来说，非常微薄，平均到每个人，甚至低于台湾最低工资。这个制度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辩论，规划成型后对外公告，寻求社会的支持。捐款稳步上升，他们在网站上定期公布捐款数目、捐款者姓名以及支出明细。捐款者中包括许多学者、民众、NGO工作者，最为众人熟悉的名字是朱天心。他们最近公布的，是2012年9月的捐款：194150元（新台币）。
苦劳网实践的，正是一种看似太过理想，因而很难实现的组织方式。它脱离了“雇佣关系”，脱离了资本对媒体的束缚，试图成为被人民雇佣的公共媒体，是“小媒体”，也是“独立的媒体”。今天的台湾，反媒体垄断吵得不可开交，又似乎无解，因为媒体已经变成了大资本的游戏。普通民众再愤怒，也很难改变。但是苦劳网这样的媒体却正在开辟新的可能性。小、灵活、充满理想性，也真正在实践公民社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