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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把信仰作为人生的风标和旗帜，视科研为最大的理想和追求，以人格的自律和行为的慎独赢得尊严和宁静时，面对一生的坎坷和生命的重创，面对尘世间追慕的名声、地位、金钱、诱惑，他的内心世界该有着怎样的不变和坚守？他的精神空间该有着怎样的位次和排序？
初夏时节，我们有幸结识这样一位传奇的老人，循着他那不平凡的生活履迹，我们试着去探究一位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颠扑不破、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风骨。
他从热血青年渴望入燕园深造直至年过半百创办企业转化科研成果，他在当今植物化学领域享有赫赫声威的学术成就和他淡泊名利、低调做人的巨大反差，他创办企业坐拥亿万财富和晚年遭学生背叛盗取商业机密的双重际遇，令每一位在他生命轨迹中有过交集的亲人、同事、学生无不扼腕震惊。
而在年逾古稀之际，他捐赠百万为北大创设奖学金的事迹再次将他带入公众的视线。他，就是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现成都天源天然产物有限公司总裁、我国著名植物化学提取专家吕义长。
梦断燕园科研路
高中的时候，吕义长迷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奇妙的蛋白质结构，“我化学基础很好，又肯钻研，而且一点就通，生物老师兰源池认为我在生物化学上能够大有作为，特别乐意教我。”年轻时候的吕义长对生命科技充满了热爱，一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
当打听到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专业在全国是最强时，他便怀着满腔的情怀鼓起勇气给北京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写信，请求北京大学的老师对他进行指导。令吕义长兴奋不已的是，北京大学一位叫李德昌的老师给他回信了，信中热情地告诉吕义长关于北大生命科学系的具体情况，并鼓励他好好学习。
“吕义长的来信主要是围绕生物专业的一些问题，而我回答的内容也主要是一些生物系的简介、课程介绍以及一些关于考试的话题。当然也有一些激励的话。”多年以后，退休的北大教师李德昌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可是，由于当时轰轰隆隆的“反右派”运动，使吕义长未能进入北京大学深造，反而于1957年考入沈阳药科大学药学专业。
然而，吕义长虽然没有进入北大深造，但是多年前的那封来自北大的回信却影响了他此后几十年的科研生涯，更最终促成了他为北大捐赠百万创设奖学金。
扎根青海三十年
大学毕业填分配志愿的时候，北京、大连等城市成了大家的首要选择标准，但是吕义长没有任何概念，“只要能搞科研，我哪里都愿意去。”为响应国家“医务人员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他毅然决定到当时十分落后的青海工作。
到了青海省医药研究所，吕义长发现这里不仅没有基本的科研设备，所里五六个工作人员连任何专业背景都没有。那时正好所里和北京药物研究所合作，承接一个用于治疗小孩中毒性菌痢的“山莨菪碱”科研项目，吕义长被派为代表，出色完成了任务。
“我们对山莨菪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中分离出山莨菪碱，又称654，该项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历经三年日夜奋战，终于获得了治疗微循环障碍引起的各种疾病—小儿中毒性菌痢、呼吸衰竭及急性阑尾炎的良好药物。同年该项目经卫生部鉴定获得国家级二等发明奖，两单位的同志受到极大鼓舞。”
除了着手研究手中的课题外，吕义长平均每天还要花2/3的时间去物色设备、找领导批示，再把设备拉回研究所。“体力消耗特别大，别人一顿饭最多吃2碗青稞面，我起码要吃6碗。”
为了尽快出成果，实验室几乎成了吕义长的家，除了到饭堂打饭，他的时间全泡在里面，困了就拼3张板凳，把身上的白大褂一卷，躺在桌子上稍做休息，两三个小时之后，又爬起来继续奋战。
高原反应、走几公里的路爬山采原料、饥饿侵袭……甚至30多岁就患上冠心病，种种困难在磨练着吕义长的意志。“我把自己比做一棵长在沙漠中的大树，必须把根长得长长的，去深处吸取水分和营养，才能成长”。
最终，吕义长硬是凭着常人所不具备的毅力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在植物化学领域树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1966年至1969年，他对青海特有植物——苦豆子生物碱进行了系统研究，创立了从总生物碱中一步分离出主要有效成分——金雀花碱，该工艺十分简单，纯度也很高。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他又对我国四五十种杜鹃挥发油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黄花杜鹃油、青海杜鹃油和头花杜鹃油论文发表在化学学报和植物学报上。该论文获得青海省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退而不休“玩”银杏
1995年，单位提倡员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与企业生产挂钩，搞横向科研。将要退休的吕义长，率先到京考察，发现外国人每年从中国进口几百万吨银杏叶，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如果按照国家的标准把叶子提纯，一公斤的提纯物可以卖4200元，这是个不错的赢利手段。”
1997年，他退休后在四川广汉建立生化制品有限公司，自产自销，银杏叶提取物主要销往美国、日本等国家。由于技术路线正确，产品价格合理，他一手创办的广汉生化制品有限公司在3年内就迅速发展成德阳市的重点企业，公司每年赢利1000万元以上。
2000年以后，吕义长的遭遇开始风云突变。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了，产品的价格由于恶性竞争而开始直线下降。另一方面，当时有人来和他谈公司上市事宜，出于公司上市的考虑，他不得不卖出了自己手中的部分股份。由于他后来未能控股，新来的股东不重视科研的投入，产品很快失去了竞争力，公司经营状况也就每况愈下。期间，吕义长还把自己出卖股份所得的1000多万元投入到了公司，试图通过技术改进让公司重树辉煌，但后来才发现自己势单力薄，公司已是无力回天了。
无奈之下，吕义长又于2002年在成都创办了成都天源天然产物有限公司，试图开发出新的产品而东山再起。新技术的研发是吕义长的优势，于是他又投入500万元，于2003年带领学生方荀等人成功研发了喜树碱一些衍生物的生产新工艺，短时间内便使成都天源天然产物有限公司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喜树碱是一种抗癌药的重要原料，产品90%用于出口，当时一些衍生物价格高达160万元/千克。由于吕义长研发了独特的新工艺，产品价格一下降到了69万元/千克，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后来，由于学生背叛，侵权者不计研发成本，价格猛降到了30万元/千克，致使吕义长的成都天源天然产物有限公司出现了严重亏损。
百万捐赠为学子
在经历了病痛的折磨和创业的挫折之后，吕义长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他认为，一切名利都是过往烟云。于是，他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我这一生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放不下北大情结，连做梦都在未名湖畔读书。”虽然自己没有在北京大学上过一天的学，但由于57年前的那封北大回信，促使吕义长结下了影响自己几十年的北大情结。2006年1月11日，吕义长以他个人名义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捐赠了100万元，建立了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吕义长优秀研究生科研奖励基金，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人士以个人名义专门设立奖励研究生的最高金额的基金。
“我不喜欢沽名钓誉。我一个七旬老人，能够看到这些年轻人依靠他们的努力和拼搏，取得成绩，提高科研水平，等于了却了我年轻时的夙愿。”吕义长说。
老牛自奋蹄，夕阳红正艳。如今的吕义长虽然步履艰难，但他仍然坚持搞科研，他说：“从我这十几年创业的经历再一次证明，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科技进步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进步。我要坚持搞科研，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
初夏时节，我们有幸结识这样一位传奇的老人，循着他那不平凡的生活履迹，我们试着去探究一位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颠扑不破、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风骨。
他从热血青年渴望入燕园深造直至年过半百创办企业转化科研成果，他在当今植物化学领域享有赫赫声威的学术成就和他淡泊名利、低调做人的巨大反差，他创办企业坐拥亿万财富和晚年遭学生背叛盗取商业机密的双重际遇，令每一位在他生命轨迹中有过交集的亲人、同事、学生无不扼腕震惊。
而在年逾古稀之际，他捐赠百万为北大创设奖学金的事迹再次将他带入公众的视线。他，就是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现成都天源天然产物有限公司总裁、我国著名植物化学提取专家吕义长。
梦断燕园科研路
高中的时候，吕义长迷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奇妙的蛋白质结构，“我化学基础很好，又肯钻研，而且一点就通，生物老师兰源池认为我在生物化学上能够大有作为，特别乐意教我。”年轻时候的吕义长对生命科技充满了热爱，一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
当打听到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专业在全国是最强时，他便怀着满腔的情怀鼓起勇气给北京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写信，请求北京大学的老师对他进行指导。令吕义长兴奋不已的是，北京大学一位叫李德昌的老师给他回信了，信中热情地告诉吕义长关于北大生命科学系的具体情况，并鼓励他好好学习。
“吕义长的来信主要是围绕生物专业的一些问题，而我回答的内容也主要是一些生物系的简介、课程介绍以及一些关于考试的话题。当然也有一些激励的话。”多年以后，退休的北大教师李德昌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可是，由于当时轰轰隆隆的“反右派”运动，使吕义长未能进入北京大学深造，反而于1957年考入沈阳药科大学药学专业。
然而，吕义长虽然没有进入北大深造，但是多年前的那封来自北大的回信却影响了他此后几十年的科研生涯，更最终促成了他为北大捐赠百万创设奖学金。
扎根青海三十年
大学毕业填分配志愿的时候，北京、大连等城市成了大家的首要选择标准，但是吕义长没有任何概念，“只要能搞科研，我哪里都愿意去。”为响应国家“医务人员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他毅然决定到当时十分落后的青海工作。
到了青海省医药研究所，吕义长发现这里不仅没有基本的科研设备，所里五六个工作人员连任何专业背景都没有。那时正好所里和北京药物研究所合作，承接一个用于治疗小孩中毒性菌痢的“山莨菪碱”科研项目，吕义长被派为代表，出色完成了任务。
“我们对山莨菪进行了系统研究，从中分离出山莨菪碱，又称654，该项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历经三年日夜奋战，终于获得了治疗微循环障碍引起的各种疾病—小儿中毒性菌痢、呼吸衰竭及急性阑尾炎的良好药物。同年该项目经卫生部鉴定获得国家级二等发明奖，两单位的同志受到极大鼓舞。”
除了着手研究手中的课题外，吕义长平均每天还要花2/3的时间去物色设备、找领导批示，再把设备拉回研究所。“体力消耗特别大，别人一顿饭最多吃2碗青稞面，我起码要吃6碗。”
为了尽快出成果，实验室几乎成了吕义长的家，除了到饭堂打饭，他的时间全泡在里面，困了就拼3张板凳，把身上的白大褂一卷，躺在桌子上稍做休息，两三个小时之后，又爬起来继续奋战。
高原反应、走几公里的路爬山采原料、饥饿侵袭……甚至30多岁就患上冠心病，种种困难在磨练着吕义长的意志。“我把自己比做一棵长在沙漠中的大树，必须把根长得长长的，去深处吸取水分和营养，才能成长”。
最终，吕义长硬是凭着常人所不具备的毅力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在植物化学领域树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1966年至1969年，他对青海特有植物——苦豆子生物碱进行了系统研究，创立了从总生物碱中一步分离出主要有效成分——金雀花碱，该工艺十分简单，纯度也很高。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他又对我国四五十种杜鹃挥发油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黄花杜鹃油、青海杜鹃油和头花杜鹃油论文发表在化学学报和植物学报上。该论文获得青海省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退而不休“玩”银杏
1995年，单位提倡员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与企业生产挂钩，搞横向科研。将要退休的吕义长，率先到京考察，发现外国人每年从中国进口几百万吨银杏叶，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如果按照国家的标准把叶子提纯，一公斤的提纯物可以卖4200元，这是个不错的赢利手段。”
1997年，他退休后在四川广汉建立生化制品有限公司，自产自销，银杏叶提取物主要销往美国、日本等国家。由于技术路线正确，产品价格合理，他一手创办的广汉生化制品有限公司在3年内就迅速发展成德阳市的重点企业，公司每年赢利1000万元以上。
2000年以后，吕义长的遭遇开始风云突变。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了，产品的价格由于恶性竞争而开始直线下降。另一方面，当时有人来和他谈公司上市事宜，出于公司上市的考虑，他不得不卖出了自己手中的部分股份。由于他后来未能控股，新来的股东不重视科研的投入，产品很快失去了竞争力，公司经营状况也就每况愈下。期间，吕义长还把自己出卖股份所得的1000多万元投入到了公司，试图通过技术改进让公司重树辉煌，但后来才发现自己势单力薄，公司已是无力回天了。
无奈之下，吕义长又于2002年在成都创办了成都天源天然产物有限公司，试图开发出新的产品而东山再起。新技术的研发是吕义长的优势，于是他又投入500万元，于2003年带领学生方荀等人成功研发了喜树碱一些衍生物的生产新工艺，短时间内便使成都天源天然产物有限公司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喜树碱是一种抗癌药的重要原料，产品90%用于出口，当时一些衍生物价格高达160万元/千克。由于吕义长研发了独特的新工艺，产品价格一下降到了69万元/千克，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后来，由于学生背叛，侵权者不计研发成本，价格猛降到了30万元/千克，致使吕义长的成都天源天然产物有限公司出现了严重亏损。
百万捐赠为学子
在经历了病痛的折磨和创业的挫折之后，吕义长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他认为，一切名利都是过往烟云。于是，他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我这一生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放不下北大情结，连做梦都在未名湖畔读书。”虽然自己没有在北京大学上过一天的学，但由于57年前的那封北大回信，促使吕义长结下了影响自己几十年的北大情结。2006年1月11日，吕义长以他个人名义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捐赠了100万元，建立了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吕义长优秀研究生科研奖励基金，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人士以个人名义专门设立奖励研究生的最高金额的基金。
“我不喜欢沽名钓誉。我一个七旬老人，能够看到这些年轻人依靠他们的努力和拼搏，取得成绩，提高科研水平，等于了却了我年轻时的夙愿。”吕义长说。
老牛自奋蹄，夕阳红正艳。如今的吕义长虽然步履艰难，但他仍然坚持搞科研，他说：“从我这十几年创业的经历再一次证明，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科技进步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进步。我要坚持搞科研，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