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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五点，南楼村的天色还没有完全绽亮，王永波和王小英夫妇俩便已经起床，简单洗漱、吃完早餐后，两人到离家不远的地里忙活起来。王永波推着小型除草机在150亩马铃薯地里来回穿梭，飞溅的青草末很快染绿了他的裤腿和运动鞋；马路对面的30亩地里，王小英正埋头摘菜，然后拿细绳一把把捆扎好，放进塑料筐再搬到电动三轮车上。南楼村逢农历4、7、10有集市，王小英赶着8点去卖菜。
这是中国乡村最常见的一幕，只是和大多数农民不一样的是，王永波和王小英夫妇俩都是大学毕业生。2003年，王永波从西南农大毕业后到山东寿光学习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一年后回村种地；2005年，毕业于湖南师大的王小英辞去了深圳的工作追随王永波来到南楼村。当年轻人争相离开村庄，他们却逆向选择在南楼村建蔬菜大棚，办农业合作社、农民夜校、阳光少年班、农家女书社及乡村春晚……南楼村曾经平静的生活随之泛起阵阵涟漪。
梦回南楼
从石家庄驱车向北一个多小时便可抵达正定县南楼乡南楼村，村口到行唐的省道上过往的大货车把南楼村三年前才修补好的水泥路碾得遍体鳞伤，当地村民说，大约有200辆运砂的大货车以日均5个来回的频率往返跑车，随之扬起的阵阵尘土肆意飘荡在村庄上空。因砂矿资源丰富，除了种植小麦、玉米，拉砂、跑运输及打工收入也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道路两旁灰头土脸的小商店间，一座有着三个门面，挂着“正定县绿色农资专营店”、“正定县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南楼服务点”、“正定县鑫农粮蔬种植合作社”、“正定县永波农机专业合作社”招牌的两层小楼甚是抢眼，店主正是返乡创业已长达9年的大学生王永波和他的爱人王小英。因忙于打点地里的活，王永波便请他的父母来管理农资店。
早上八九点，王永波忙着在150亩马铃薯地里分批次浇水，虽然地里铺着黑色的水管和喷灌装置，但王永波还是忙不过来，于是在村中雇了三个村民帮忙，每天每人80元。由于种植面积大，为了更好地控制灌溉状况，王永波还购置了对讲机。在另外的30亩地里，王永波和王小英种了油麦菜、韭菜、葱等，每天早上新收割的菜先由王永波开车运到附近的西关菜场卖掉，其余就由王小英在村中零售，逢着周末7岁的儿子奇奇也会来帮忙卖菜，最多的一个早上卖了50多块钱。
“大车一过，南楼村简直就是一个飞沙走石的世界。”在37岁的王小英看来，南楼村与她老家湖南邵阳洞口的环境差太多。恰逢南楼村集市，村中东西走向的主街道旁布满了各色小摊，有卖农具、日常用品的，也有卖草莓、凉皮的，王小英身旁的三轮车上堆着二十几把碗口那么粗的油麦菜、葱头、韭菜，有村民翻翻菜叶问“英子，你家的菜上怎么那么多斑点？”王小英马上解释：“这些菜不打农药。”翻完菜的人摇摇头又离开了。这些菜都卖一块钱一把，在南楼村，这样的菜价并不高，但因卖相不佳，多数村民并不买账，尤其有人在自家地里还种着同样的菜。站了三四个小时，王小英的手里只握着四张五块钱、四张一块钱，日头越升越高，筐里的菜渐渐打蔫了，王小英笑笑说：“卖不掉就拿回去扔给鸡吃。”
人群中，穿着深蓝色外套、扎着长辫、肤色略黑的王小英看起来跟旁人并无两样，只是，当她侃侃而谈“公民社会”、“梁漱溟乡建中心”时，眼神中闪烁着的亮光却传达着另一个信息：她并不是一个普通农妇。
1997年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专业毕业后，王小英来到深圳一家生产表带的企业工作，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三农的报道。王小英常浏览华中师范大学的三农论坛，因自小在农村长大，她尤其关心乡村教育问题，还主动成为一个三农论坛的版主。5年后，王小英进了深圳一家生产防盗门窗的企业，虽然工作一直在变，但她心中的愿望从未改变：找一个村庄，改变村民的生活，建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
2005年，在一篇名为《向下扎根》的文章中，王小英果断地写下了这个理想，并发到网络上。这一年的某天，在距离深圳2000公里开外的南楼村，一个叫王永波的年轻人看到了英子的这篇文章后，果断邀请她到南楼村尝试新农村建设。
王永波也是一个热爱乡村生活的人，“小时候，农田就是我的游乐场，我上大学选择农学专业，就是为了回乡建设生态农业园，带领村民共同致富。”2003年从西南农大毕业后，他先到山东寿光学习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一年后回村种地。尽管父母极力反对，一直敦促他到城市发展，但王永波依然留在乡村。选择伴侣时，王永波有两个条件，首先对方得热爱农村生活，其次从创业环境和压力上考虑，他坚决不娶本村的姑娘，英子完全符合。
得到王永波的邀请后，约有大半年时间，王小英在犹豫究竟去哪实践理想，在众多网友中，有一个江苏人、一个江西人在同时邀请英子进村创业。但王小英觉得王永波跟其他一心想通过在农村创业挣钱的人不同，“王永波看得比较长远，他更希望带动一方人致富”，当时江苏、江西的村庄发展速度比较快，但王小英更希望从零开始经历一个更全面的乡村建设过程。想清楚后，王小英辞去了深圳的企管工作，告别当时令众多打工妹艳羡的白领身份，来到南楼村嫁给了王永波，村里人都亲切地叫她“英子”。
“另类”农民
南楼村不完全复合英子的想象，但因为有王永波，她很快融入了这个北方村庄的生活；多了英子的支持，王永波的干劲也越来越足。
在英子到来之前，王永波已经忙活了一年。2004年，他东拼西凑借了5万元，租了5亩地，租期5年，建起了全乡第一个高标准冬暖式日光温室大棚，种植樱桃西红柿。因担心搭建大棚伤害土地肥力，王永波主动将租金升到500元每亩，远高于当时的市价200元每亩。
大棚改变了传统的种植模式，王永波的白色蔬菜大棚很快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每天，总有村民钻进大棚，在田埂上踱步、观望。让村民觉得稀奇的是，这位曾经学了四年农学专业的大学生要种“有味”的蔬菜。王永波告诉村民，“有味”蔬菜就是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既保证产量，又让蔬菜保持原汁原味。这种新观点，一度为南楼村村民热议。 只是，新鲜劲儿过了之后，村民前来观看得多，真正跟着做的没有。连续在日光温室大棚种植了3年后，虽说手里多了近15万元积蓄，但王永波原本期望村民们跟他一起建设大棚的景象并未出现。南楼村3300人9000亩耕地里，王永波的三座大棚显得特别孤独。
其实在实践中，王永波也发现，南楼村因为阴雨天较多，并不像山东寿光那般适合采用温室大棚，这里的大棚蔬菜反而容易溃烂。此时5年耕地租期已满，租地给王永波的农户想顺势将租金谈到800元每亩，这远高于2009年时300元每亩的价格，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村民的主观因素，都与王永波想靠自己带头，在村里大面积发展日光温室大棚的初衷不相符。于是王永波暂时放弃了大棚种植的理想。
期间，王永波发现，村民们虽然对日光温室大棚不感兴趣，却对传统的大田种植兴趣不减。为了不影响日常生活开支，2006年，王永波和王小英开办了一家集农业技术服务、农民培训、农资供应于一体的农资店，在经营农药、种子、化肥的同时，为村民提供免费技术培训、科技信息、田间诊断、现场指导等。夫妻俩还成立了南楼村农民夜校，每年至少举办六期讲座，邀请专家来村里为农民讲授农业技术、生活保健等各方面的知识。
2006年夏天，英子通过互联网让王永波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第二期“大学生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这次学习给了王永波新的启发。2007年8月，王永波回到南楼村联合22户农户成立了“正定县鑫农粮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采用股份制，每户村民缴纳500元就能加入合作社。这是南楼村乃至正定县的第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作为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的重点，当时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大多是“因为信任王永波才加入的”。
王永波笑着说，取名“鑫农”，正是希望借助三个“金”的好兆头，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提起当时的合作社，村民鲁荣依然兴奋：“那时特有劲儿，三两天几十个人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咋搞合作社，村里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
在王永波的带领下，合作社首先引进了优质小麦，尝试规模经营，并与一家企业签订了“订单农业”。可惜，半年后，一场大雨让临近收获的小麦质量严重受损，订单企业拒收，首次出战就告败，部分农户退出了合作社。
但依然有人跟着王永波，合作社的第二次尝试是承包土地规模化种植蔬菜，合作社采取了集约化管理方式，实施成员上班制，以拿工资并分红的方式种植蔬菜。在王永波看来，这种模式更能激发成员的积极性，并保证大家在蔬菜收获之前的利益。
这确实新鲜，合作社中的村民当上了“上班农民”。只是，终究跟城里打工不同，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待蔬菜收获算账，收支基本平衡，王永波低着头说：“这种大规模种植，收支平衡就是失败。” 事实证明，赋权给社员似乎并不可行，英子认为村民缺乏合作意识和集体观念，合作社首先应该加强集约化管理。
2011年，王永波成立了“永波农机专业合作社”，希望将乡里知名的农机手组织起来，为村民代购农业机械，宣讲农业技术，并计划农机跨区作业。2011年4月，王永波被评为正定县“农村好青年”，同年6月，他的绿色大棚蔬菜生产基地被团县委命名为“农村好青年创业基地”。只是他一心想办的合作社总是不温不火，并未如期成功。
我的嫁妆就是书
南楼村有一家小有名气的农家书屋，每当孩子们放学，这里就成了他们的天地。书屋的负责人英子在这里指导孩子们读书，教他们用树叶贴画等。一直陪伴王永波办合作社的英子得出的结论是，在乡村搞建设，最好不碰经济实体，还是文化建设更容易展开。
“我的嫁妆就是书。”2005年，英子人未到，一箱书先被邮寄到了南楼村，共有200多册。到南楼村后，除了和爱人一起承包上百亩土地种植大棚蔬菜外，英子开始慢慢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她在村中招收了一批小学六年级和初一的孩子组建阳光少年队，共有十多人，利用周末她带领孩子们开办演讲比赛、辩论赛、科普知识竞赛，自制阳光少年队月报等，并带领、协助他们筹办各种体育竞赛，如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跳绳、象棋竞赛等。期间，英子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引导他们用选举方式组建团队，协商制定每月的活动计划，让孩子通过网络学习制定比赛规则，用废弃的纸箱做记分牌等。英子说：“那是最靠近我理想的一段时间。”
自2006年到2009年，在英子和王永波的联系下，中央财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的支农社团来南楼村下乡7次，为孩子们筹办暑假支教活动，与村民举办联谊晚会、教授太极拳等。英子强调说自己对支农社团只有一个要求：注重支教活动的持续性，每年至少来一次。“我们都知道挖井的故事，必须看准一个地方挖才有井水。”
其实刚到南楼村的时候，英子感受更多的是村民怀疑的眼光，“大家老是觉得你有问题，说不到第三句就问：像你们这种大学毕业生，为嘛回农村？农村嘛好，又苦又累！”
但是和英子接触久了，大家发现这个女大学生还真是有想法。和南楼村毗邻的一个村庄，三年之内换了四个村支书，有人跟英子抱怨村干部选举的问题，英子告诉大家：“给你烟、一点钱，你就把自己的权利出卖了？那你就没有抱怨的权利！”对于南楼村多数村民而言，这是一个他们从未考虑过的问题。
在南楼村一年后，英子发现村里的孩子很少阅读，便利用自己的藏书在自家农资店里为村里孩子们创办了一个小型图书室，免费供所有喜爱书籍的孩子们翻阅、借读，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孩子们都喜欢到她这里看书。
2007年，英子争取到广州中山大学一年四次的免费培训机会，系统地学习了参与式教学方法的理论和组建草根NGO组织的管理方法，同时认识了一批致力教育改革和农村发展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此时，英子才开始实践第二个理想——筹建村图书馆。很快，她从北京、广东等地募捐到一千多本图书，又筹措资金2000多元，向村委会申请到位于村文化广场的一间房子，组织孩子们捡砖头，用砖头靠墙垒了书架墩，再在上面铺上木板，做成简易书架，将就着创办了一个小型图书室，由村里的年轻妇女参与管理，每天定时开放。 在书社，英子组织妇女们举办胎教、幼儿教育、妇女保健、中老年生活保健、营养美食等方面的讲座，还组织文艺爱好者成立了文艺队、老年戏曲队、青年舞蹈队、秧歌队等，鼓励文艺骨干自编自演节目。现在，村里不少妇女都喜欢跟着英子一起看书、学跳舞、扭秧歌。如今，她的书社已经成为拥有两间图书室、一间阅览室、8个义务管理员，现存教育、经济、医药、农业等类图书7000余册的规范图书室。在正定县百名乡土实用人才表彰大会上，王小英被评为“农村文化带头人”。
理想VS现实
在乡村创业，是一场漫长的挑战。对英子和王永波来说，除了创业本身的压力，他们还得同时承受来自双方父母以及整个村庄环境的压力。无论两人怎么努力，他们在村民眼里始终是一对“另类”的夫妻。王永波淡然地说：“这也是我当初不选择本村姑娘的理由。”
8年来，乡亲们、父母的不理解和农村实践中的坎坎坷坷，让两个返乡青年几次信念动摇，每到这个时候他们都相互打气：没有我们的实践，还有谁来建设新农村？偶尔，王永波也会“后悔”，但他后悔的不是自己返乡创业的选择，而是在想当初是否到其他村庄去实践自己的农夫梦想会比较容易？
在农资店里，王永波的父亲拿个本子记账，王永波的母亲年轻时也曾在村中卖菜，如今在帮忙看店。谈起儿子，63岁的母亲至今一脸失望，当着王永波的面，大声说道：“你说，辛辛苦苦供个大学生，都希望他留在城里，结果他跑回村了。别人家的孩子都想着法走出去，离开农村，种地辛苦，不容易啊！算了算了……”老人的指责中夹杂着些许心疼，在她心中依然希望孩子能够选择城市。
因为地里的活多，英子的父母也从湖南农村赶来南楼村，每天早上跟着他俩早起到地里帮着干活。到下午一点半，两个老人才能吃上午饭。餐桌上，英子的母亲还戴着干活时遮阳的帽子，大概因为累，她几乎是“坍陷”在硬凳子上，端着碗筷的双手搁在腿上，没有表情，也很少说话。
谈起父母，英子的眼眶有点红。英子说：“我们一直在坚持，最难的时候我也会闹情绪，想离开，但转过头又能平静下来。主要还是因为没钱，我们还没有度过最艰难的阶段。”
“文化发展还得以经济为基础吧，毕竟，在村里办一场晚会，借音响、布置背景等就需要四五百块钱。”面对经济压力，英子不得不放下文化统筹城乡的实践，从去年开始跟王永波学着种地，并帮忙打理大棚、卖菜，为找销路出谋划策。
因为坚持绿色种植，王永波的蔬菜卖相不好，始终卖不出好价钱。赶集时，王永波的姐夫在一旁卖番茄时，常对他俩苦口婆心地劝道：“不如打农药吧，你这么搞，既浪费钱，又卖不上价钱，没有意思。”
但王永波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还是得走现代化农业、生态农业的路子。“我理想中的家庭农场是一个生态农场，蔬菜、水果、粮食等农产品都是绿色产品，农田里配置喷、滴灌等节水设施，采取生物防止病虫害，建设农产品储藏基础设施……”最近，王永波正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引导更多村民采取新方法种地，而他，则要从土地中脱出身来，一心去跑销售。
2010年年末，正定县委推出了评选农村好青年的活动，王永波和英子都报名参加了评选，经过理论考试、村民联名推荐、素质演讲等环节，最后王永波当选为南楼村农村好青年。2011年12月26日，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王永波顺利当选为南楼村党支部副书记。
当了村干部后，王永波的责任更大了。踱步在村庄北方一片因为挖沙空出来的大场地上，原本平静的王永波激动起来：“南楼村有着国家一级地下水资源，未来完全可以办旅游农业。”据王永波回忆，他小时候的南楼村没有那么多沙坑，村庄到处都是树林，如今，村庄环境因挖沙遭到破坏，王永波不仅希望带领村民致富，还希望村庄恢复当年的生态环境。
采访当天，正巧，王永波一个在跑运输的初中同学准备在县城买房，首付17万，还差两万便来找王永波帮忙。被问及跑车跟种田哪个更容易赚钱时，王永波哈哈一笑，以一种不可置否地语气回答道：“什么是理想？理想是不能用是否赚钱来衡量的。”
王永波的多数大学同学留在了涉农企事业单位，其中有一个四川的同学向贵清在在北京中关村开了一家农资店，住在北京通州。有一回，王永波到北京看望向贵清，“每天早上6点起床赶车，又是公交又是地铁，一天花在车上的时间就有四个多小时。”相比之下，王永波觉得自己很幸福，他说：“农村有绿色的农田还有新鲜空气，走在田野上和坐在地铁里的感觉和心情不一样。”站在大片马铃薯地面前，王永波快乐地哼起了曾经流行过的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
在南楼这个踯躅于理想和传统之间的村庄中，王永波和王小英也像极了水里的两条鱼，能否带着村民跳过龙门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们也并不确定。抬头望着远方，述说自己的“乡村梦”时，王永波笑着说：“希望是个好梦。”
这是中国乡村最常见的一幕，只是和大多数农民不一样的是，王永波和王小英夫妇俩都是大学毕业生。2003年，王永波从西南农大毕业后到山东寿光学习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一年后回村种地；2005年，毕业于湖南师大的王小英辞去了深圳的工作追随王永波来到南楼村。当年轻人争相离开村庄，他们却逆向选择在南楼村建蔬菜大棚，办农业合作社、农民夜校、阳光少年班、农家女书社及乡村春晚……南楼村曾经平静的生活随之泛起阵阵涟漪。
梦回南楼
从石家庄驱车向北一个多小时便可抵达正定县南楼乡南楼村，村口到行唐的省道上过往的大货车把南楼村三年前才修补好的水泥路碾得遍体鳞伤，当地村民说，大约有200辆运砂的大货车以日均5个来回的频率往返跑车，随之扬起的阵阵尘土肆意飘荡在村庄上空。因砂矿资源丰富，除了种植小麦、玉米，拉砂、跑运输及打工收入也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道路两旁灰头土脸的小商店间，一座有着三个门面，挂着“正定县绿色农资专营店”、“正定县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南楼服务点”、“正定县鑫农粮蔬种植合作社”、“正定县永波农机专业合作社”招牌的两层小楼甚是抢眼，店主正是返乡创业已长达9年的大学生王永波和他的爱人王小英。因忙于打点地里的活，王永波便请他的父母来管理农资店。
早上八九点，王永波忙着在150亩马铃薯地里分批次浇水，虽然地里铺着黑色的水管和喷灌装置，但王永波还是忙不过来，于是在村中雇了三个村民帮忙，每天每人80元。由于种植面积大，为了更好地控制灌溉状况，王永波还购置了对讲机。在另外的30亩地里，王永波和王小英种了油麦菜、韭菜、葱等，每天早上新收割的菜先由王永波开车运到附近的西关菜场卖掉，其余就由王小英在村中零售，逢着周末7岁的儿子奇奇也会来帮忙卖菜，最多的一个早上卖了50多块钱。
“大车一过，南楼村简直就是一个飞沙走石的世界。”在37岁的王小英看来，南楼村与她老家湖南邵阳洞口的环境差太多。恰逢南楼村集市，村中东西走向的主街道旁布满了各色小摊，有卖农具、日常用品的，也有卖草莓、凉皮的，王小英身旁的三轮车上堆着二十几把碗口那么粗的油麦菜、葱头、韭菜，有村民翻翻菜叶问“英子，你家的菜上怎么那么多斑点？”王小英马上解释：“这些菜不打农药。”翻完菜的人摇摇头又离开了。这些菜都卖一块钱一把，在南楼村，这样的菜价并不高，但因卖相不佳，多数村民并不买账，尤其有人在自家地里还种着同样的菜。站了三四个小时，王小英的手里只握着四张五块钱、四张一块钱，日头越升越高，筐里的菜渐渐打蔫了，王小英笑笑说：“卖不掉就拿回去扔给鸡吃。”
人群中，穿着深蓝色外套、扎着长辫、肤色略黑的王小英看起来跟旁人并无两样，只是，当她侃侃而谈“公民社会”、“梁漱溟乡建中心”时，眼神中闪烁着的亮光却传达着另一个信息：她并不是一个普通农妇。
1997年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专业毕业后，王小英来到深圳一家生产表带的企业工作，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三农的报道。王小英常浏览华中师范大学的三农论坛，因自小在农村长大，她尤其关心乡村教育问题，还主动成为一个三农论坛的版主。5年后，王小英进了深圳一家生产防盗门窗的企业，虽然工作一直在变，但她心中的愿望从未改变：找一个村庄，改变村民的生活，建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
2005年，在一篇名为《向下扎根》的文章中，王小英果断地写下了这个理想，并发到网络上。这一年的某天，在距离深圳2000公里开外的南楼村，一个叫王永波的年轻人看到了英子的这篇文章后，果断邀请她到南楼村尝试新农村建设。
王永波也是一个热爱乡村生活的人，“小时候，农田就是我的游乐场，我上大学选择农学专业，就是为了回乡建设生态农业园，带领村民共同致富。”2003年从西南农大毕业后，他先到山东寿光学习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一年后回村种地。尽管父母极力反对，一直敦促他到城市发展，但王永波依然留在乡村。选择伴侣时，王永波有两个条件，首先对方得热爱农村生活，其次从创业环境和压力上考虑，他坚决不娶本村的姑娘，英子完全符合。
得到王永波的邀请后，约有大半年时间，王小英在犹豫究竟去哪实践理想，在众多网友中，有一个江苏人、一个江西人在同时邀请英子进村创业。但王小英觉得王永波跟其他一心想通过在农村创业挣钱的人不同，“王永波看得比较长远，他更希望带动一方人致富”，当时江苏、江西的村庄发展速度比较快，但王小英更希望从零开始经历一个更全面的乡村建设过程。想清楚后，王小英辞去了深圳的企管工作，告别当时令众多打工妹艳羡的白领身份，来到南楼村嫁给了王永波，村里人都亲切地叫她“英子”。
“另类”农民
南楼村不完全复合英子的想象，但因为有王永波，她很快融入了这个北方村庄的生活；多了英子的支持，王永波的干劲也越来越足。
在英子到来之前，王永波已经忙活了一年。2004年，他东拼西凑借了5万元，租了5亩地，租期5年，建起了全乡第一个高标准冬暖式日光温室大棚，种植樱桃西红柿。因担心搭建大棚伤害土地肥力，王永波主动将租金升到500元每亩，远高于当时的市价200元每亩。
大棚改变了传统的种植模式，王永波的白色蔬菜大棚很快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每天，总有村民钻进大棚，在田埂上踱步、观望。让村民觉得稀奇的是，这位曾经学了四年农学专业的大学生要种“有味”的蔬菜。王永波告诉村民，“有味”蔬菜就是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既保证产量，又让蔬菜保持原汁原味。这种新观点，一度为南楼村村民热议。 只是，新鲜劲儿过了之后，村民前来观看得多，真正跟着做的没有。连续在日光温室大棚种植了3年后，虽说手里多了近15万元积蓄，但王永波原本期望村民们跟他一起建设大棚的景象并未出现。南楼村3300人9000亩耕地里，王永波的三座大棚显得特别孤独。
其实在实践中，王永波也发现，南楼村因为阴雨天较多，并不像山东寿光那般适合采用温室大棚，这里的大棚蔬菜反而容易溃烂。此时5年耕地租期已满，租地给王永波的农户想顺势将租金谈到800元每亩，这远高于2009年时300元每亩的价格，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村民的主观因素，都与王永波想靠自己带头，在村里大面积发展日光温室大棚的初衷不相符。于是王永波暂时放弃了大棚种植的理想。
期间，王永波发现，村民们虽然对日光温室大棚不感兴趣，却对传统的大田种植兴趣不减。为了不影响日常生活开支，2006年，王永波和王小英开办了一家集农业技术服务、农民培训、农资供应于一体的农资店，在经营农药、种子、化肥的同时，为村民提供免费技术培训、科技信息、田间诊断、现场指导等。夫妻俩还成立了南楼村农民夜校，每年至少举办六期讲座，邀请专家来村里为农民讲授农业技术、生活保健等各方面的知识。
2006年夏天，英子通过互联网让王永波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第二期“大学生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这次学习给了王永波新的启发。2007年8月，王永波回到南楼村联合22户农户成立了“正定县鑫农粮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采用股份制，每户村民缴纳500元就能加入合作社。这是南楼村乃至正定县的第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作为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的重点，当时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大多是“因为信任王永波才加入的”。
王永波笑着说，取名“鑫农”，正是希望借助三个“金”的好兆头，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提起当时的合作社，村民鲁荣依然兴奋：“那时特有劲儿，三两天几十个人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咋搞合作社，村里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
在王永波的带领下，合作社首先引进了优质小麦，尝试规模经营，并与一家企业签订了“订单农业”。可惜，半年后，一场大雨让临近收获的小麦质量严重受损，订单企业拒收，首次出战就告败，部分农户退出了合作社。
但依然有人跟着王永波，合作社的第二次尝试是承包土地规模化种植蔬菜，合作社采取了集约化管理方式，实施成员上班制，以拿工资并分红的方式种植蔬菜。在王永波看来，这种模式更能激发成员的积极性，并保证大家在蔬菜收获之前的利益。
这确实新鲜，合作社中的村民当上了“上班农民”。只是，终究跟城里打工不同，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待蔬菜收获算账，收支基本平衡，王永波低着头说：“这种大规模种植，收支平衡就是失败。” 事实证明，赋权给社员似乎并不可行，英子认为村民缺乏合作意识和集体观念，合作社首先应该加强集约化管理。
2011年，王永波成立了“永波农机专业合作社”，希望将乡里知名的农机手组织起来，为村民代购农业机械，宣讲农业技术，并计划农机跨区作业。2011年4月，王永波被评为正定县“农村好青年”，同年6月，他的绿色大棚蔬菜生产基地被团县委命名为“农村好青年创业基地”。只是他一心想办的合作社总是不温不火，并未如期成功。
我的嫁妆就是书
南楼村有一家小有名气的农家书屋，每当孩子们放学，这里就成了他们的天地。书屋的负责人英子在这里指导孩子们读书，教他们用树叶贴画等。一直陪伴王永波办合作社的英子得出的结论是，在乡村搞建设，最好不碰经济实体，还是文化建设更容易展开。
“我的嫁妆就是书。”2005年，英子人未到，一箱书先被邮寄到了南楼村，共有200多册。到南楼村后，除了和爱人一起承包上百亩土地种植大棚蔬菜外，英子开始慢慢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她在村中招收了一批小学六年级和初一的孩子组建阳光少年队，共有十多人，利用周末她带领孩子们开办演讲比赛、辩论赛、科普知识竞赛，自制阳光少年队月报等，并带领、协助他们筹办各种体育竞赛，如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跳绳、象棋竞赛等。期间，英子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引导他们用选举方式组建团队，协商制定每月的活动计划，让孩子通过网络学习制定比赛规则，用废弃的纸箱做记分牌等。英子说：“那是最靠近我理想的一段时间。”
自2006年到2009年，在英子和王永波的联系下，中央财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的支农社团来南楼村下乡7次，为孩子们筹办暑假支教活动，与村民举办联谊晚会、教授太极拳等。英子强调说自己对支农社团只有一个要求：注重支教活动的持续性，每年至少来一次。“我们都知道挖井的故事，必须看准一个地方挖才有井水。”
其实刚到南楼村的时候，英子感受更多的是村民怀疑的眼光，“大家老是觉得你有问题，说不到第三句就问：像你们这种大学毕业生，为嘛回农村？农村嘛好，又苦又累！”
但是和英子接触久了，大家发现这个女大学生还真是有想法。和南楼村毗邻的一个村庄，三年之内换了四个村支书，有人跟英子抱怨村干部选举的问题，英子告诉大家：“给你烟、一点钱，你就把自己的权利出卖了？那你就没有抱怨的权利！”对于南楼村多数村民而言，这是一个他们从未考虑过的问题。
在南楼村一年后，英子发现村里的孩子很少阅读，便利用自己的藏书在自家农资店里为村里孩子们创办了一个小型图书室，免费供所有喜爱书籍的孩子们翻阅、借读，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孩子们都喜欢到她这里看书。
2007年，英子争取到广州中山大学一年四次的免费培训机会，系统地学习了参与式教学方法的理论和组建草根NGO组织的管理方法，同时认识了一批致力教育改革和农村发展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此时，英子才开始实践第二个理想——筹建村图书馆。很快，她从北京、广东等地募捐到一千多本图书，又筹措资金2000多元，向村委会申请到位于村文化广场的一间房子，组织孩子们捡砖头，用砖头靠墙垒了书架墩，再在上面铺上木板，做成简易书架，将就着创办了一个小型图书室，由村里的年轻妇女参与管理，每天定时开放。 在书社，英子组织妇女们举办胎教、幼儿教育、妇女保健、中老年生活保健、营养美食等方面的讲座，还组织文艺爱好者成立了文艺队、老年戏曲队、青年舞蹈队、秧歌队等，鼓励文艺骨干自编自演节目。现在，村里不少妇女都喜欢跟着英子一起看书、学跳舞、扭秧歌。如今，她的书社已经成为拥有两间图书室、一间阅览室、8个义务管理员，现存教育、经济、医药、农业等类图书7000余册的规范图书室。在正定县百名乡土实用人才表彰大会上，王小英被评为“农村文化带头人”。
理想VS现实
在乡村创业，是一场漫长的挑战。对英子和王永波来说，除了创业本身的压力，他们还得同时承受来自双方父母以及整个村庄环境的压力。无论两人怎么努力，他们在村民眼里始终是一对“另类”的夫妻。王永波淡然地说：“这也是我当初不选择本村姑娘的理由。”
8年来，乡亲们、父母的不理解和农村实践中的坎坎坷坷，让两个返乡青年几次信念动摇，每到这个时候他们都相互打气：没有我们的实践，还有谁来建设新农村？偶尔，王永波也会“后悔”，但他后悔的不是自己返乡创业的选择，而是在想当初是否到其他村庄去实践自己的农夫梦想会比较容易？
在农资店里，王永波的父亲拿个本子记账，王永波的母亲年轻时也曾在村中卖菜，如今在帮忙看店。谈起儿子，63岁的母亲至今一脸失望，当着王永波的面，大声说道：“你说，辛辛苦苦供个大学生，都希望他留在城里，结果他跑回村了。别人家的孩子都想着法走出去，离开农村，种地辛苦，不容易啊！算了算了……”老人的指责中夹杂着些许心疼，在她心中依然希望孩子能够选择城市。
因为地里的活多，英子的父母也从湖南农村赶来南楼村，每天早上跟着他俩早起到地里帮着干活。到下午一点半，两个老人才能吃上午饭。餐桌上，英子的母亲还戴着干活时遮阳的帽子，大概因为累，她几乎是“坍陷”在硬凳子上，端着碗筷的双手搁在腿上，没有表情，也很少说话。
谈起父母，英子的眼眶有点红。英子说：“我们一直在坚持，最难的时候我也会闹情绪，想离开，但转过头又能平静下来。主要还是因为没钱，我们还没有度过最艰难的阶段。”
“文化发展还得以经济为基础吧，毕竟，在村里办一场晚会，借音响、布置背景等就需要四五百块钱。”面对经济压力，英子不得不放下文化统筹城乡的实践，从去年开始跟王永波学着种地，并帮忙打理大棚、卖菜，为找销路出谋划策。
因为坚持绿色种植，王永波的蔬菜卖相不好，始终卖不出好价钱。赶集时，王永波的姐夫在一旁卖番茄时，常对他俩苦口婆心地劝道：“不如打农药吧，你这么搞，既浪费钱，又卖不上价钱，没有意思。”
但王永波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还是得走现代化农业、生态农业的路子。“我理想中的家庭农场是一个生态农场，蔬菜、水果、粮食等农产品都是绿色产品，农田里配置喷、滴灌等节水设施，采取生物防止病虫害，建设农产品储藏基础设施……”最近，王永波正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引导更多村民采取新方法种地，而他，则要从土地中脱出身来，一心去跑销售。
2010年年末，正定县委推出了评选农村好青年的活动，王永波和英子都报名参加了评选，经过理论考试、村民联名推荐、素质演讲等环节，最后王永波当选为南楼村农村好青年。2011年12月26日，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王永波顺利当选为南楼村党支部副书记。
当了村干部后，王永波的责任更大了。踱步在村庄北方一片因为挖沙空出来的大场地上，原本平静的王永波激动起来：“南楼村有着国家一级地下水资源，未来完全可以办旅游农业。”据王永波回忆，他小时候的南楼村没有那么多沙坑，村庄到处都是树林，如今，村庄环境因挖沙遭到破坏，王永波不仅希望带领村民致富，还希望村庄恢复当年的生态环境。
采访当天，正巧，王永波一个在跑运输的初中同学准备在县城买房，首付17万，还差两万便来找王永波帮忙。被问及跑车跟种田哪个更容易赚钱时，王永波哈哈一笑，以一种不可置否地语气回答道：“什么是理想？理想是不能用是否赚钱来衡量的。”
王永波的多数大学同学留在了涉农企事业单位，其中有一个四川的同学向贵清在在北京中关村开了一家农资店，住在北京通州。有一回，王永波到北京看望向贵清，“每天早上6点起床赶车，又是公交又是地铁，一天花在车上的时间就有四个多小时。”相比之下，王永波觉得自己很幸福，他说：“农村有绿色的农田还有新鲜空气，走在田野上和坐在地铁里的感觉和心情不一样。”站在大片马铃薯地面前，王永波快乐地哼起了曾经流行过的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
在南楼这个踯躅于理想和传统之间的村庄中，王永波和王小英也像极了水里的两条鱼，能否带着村民跳过龙门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们也并不确定。抬头望着远方，述说自己的“乡村梦”时，王永波笑着说：“希望是个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