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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罗曼诺夫皇朝所在的世界充满了家庭内部的争斗、帝国野心、绚烂的魅力、淫荡放纵和堕落的施虐狂。统治俄国的挑战始终令人生畏，那么只有天才才能够真正扮演专制君主的角色。而在绝大多数家族里，天才都很罕见。失败的代价就是死亡。
俄国不是一个容易治理的國家。罗曼诺夫皇朝有20位君主，一共统治304年，从1613年一直到1917年革命爆发、沙皇体制被废除。他们的崛起从伊凡雷帝在位期间开始，到拉斯普京时期结束。记载末代沙皇的悲剧的浪漫主义编年史家喜欢暗示，罗曼诺夫家族受了诅咒，但其实罗曼诺夫皇朝是蒙古人之后最成功的帝国建设者。据估计，自罗曼诺夫家族于1613年登上皇位以来，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每天扩张55平方英里（142平方公里），也就是每年2万平方英里。到19世纪末，他们统治着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并且还在继续扩张。帝国霸业是罗曼诺夫血统的一部分。
从某些角度看，本书是对人性和绝对权力扭曲人性的研究。本书的一些部分是关于爱情、婚姻、通奸和儿童的家庭故事，但与其他家庭故事迥然不同。皇家总是不同寻常，因为权力对传统的家庭关系而言，既是蜜糖也是毒药。权力的诱惑和腐蚀作用往往会战胜血亲的忠诚与亲情。这是一部君王及其家庭与下属的历史，但也是俄国专制主义的写照。不管我们对俄国抱有怎样的信念，它的文化、它的灵魂和它的精髓始终非同寻常，而且有一个家族努力去体现这种独特的个性。罗曼诺夫皇朝已经不仅是皇朝与辉煌的象征，还成了专制暴政的代表，成了一部关于绝对权力的愚蠢与傲慢的寓言。除了恺撒家族之外，没有一个皇朝在大众的想象和文化中占据这样突出的地位。这两个家族都给出了个人权力（无论在此时还是彼时）如何运作的教训。“沙皇”（tsar）这个头衔源自恺撒（Caesar）绝非偶然，恰似俄语中的“皇帝”就是直接照搬拉丁语“imperator”一样。
罗曼诺夫皇朝所在的世界充满了家庭内部的争斗、帝国野心、绚烂的魅力、淫荡放纵和堕落的施虐狂。在这个世界里，默默无闻的陌生人突然自称是死去的君王复活了，新娘被毒死，父亲将儿子毒打致死，儿子弑父，妻子谋杀丈夫，圣人被毒杀和枪决之后死而复生，理发师和农民飞黄腾达，君主收集巨人和畸形人，侏儒被丢来抛去，被砍下的首级得到亲吻，舌头被挖掉，鞭子打掉人身上的肉，有的人肛门被插入尖钉，儿童惨遭屠戮。在这个世界里，有为时尚而疯癫的性欲超常的女皇，有女同性恋三人行，也有一位写下了出自国家元首笔端的最色情书信的皇帝。但同时，坚忍不拔的征服者和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建设这个帝国，征服了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攻占了柏林和巴黎。这个帝国还养育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段拥有最高水平文化和美感的辉煌文明。
1856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来到莫斯科城。
如果脱离具体的情境，罗曼诺夫家族的放纵不羁会显得非常夸张和怪诞，以至于盛行禁欲风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会羞涩地对真相轻描淡写。毕竟，罗曼诺夫皇朝的传奇（好莱坞电影和电视剧的材料来源）和真相一样强有力而受欢迎。所以，本书作者必须对耸人听闻的情节剧、神话和目的论（也就是以后见之明来揣摩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危险）保持警惕，并对方法论持审慎态度。我们必须有怀疑精神;学术研究要求我们不断地验证和分析。但叙述史的一大好处是，每一位君主的统治都自有其情境，能够展现俄国、俄国的独裁和灵魂的演化。在这些被独裁统治扭曲得显得夸张的人物当中，出现了一面哈哈镜，向我们反映出人性的全部特点。
既然统治俄国的挑战始终令人生畏，那么只有天才才能够真正扮演专制君主的角色。而在绝大多数家族里，天才都很罕见。失败的代价就是死亡。“在俄国，政府就是独裁专制的化身，但因为统治者常被扼死而稍稍温和。”这是法国才女斯塔埃尔夫人的俏皮话。沙皇是一项危险的职业。最后的十二位沙皇中有六位被谋杀，其中两位被掐死，一位被匕首刺死，一位被炸死，两位被子弹打死。在1918年的最后灾难中，罗曼诺夫家族的十八名成员被杀害。很少有像沙皇皇位这样丰美诱人却毒性极强的酒。皇权交接始终是对政权稳定性的最严峻考验，我会特别注意分析每一次皇位传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罗曼诺夫皇朝终于确立了继承法的两个世纪之后，今天的俄罗斯总统仍能有效地指定继承者，就像当年的彼得大帝那样。不管政权交接是和平过渡，还是借助极端暴力，这些高度紧张的时刻都要求人们发挥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运用每一种阴谋诡计，因此这种时刻能够揭示权力的一些根本特质。
沙皇统治的本质是投射出威严与力量，但同时也必须运用奥托·冯·俾斯麦（他既是罗曼诺夫皇朝的竞争对手，也是盟友）所说的“追逐可能性和务实目标的艺术，以及寻求妥协的艺术”。对罗曼诺夫皇朝来说，生存艺术的基础是将小小的宫廷和庞大帝国的各种集团、利益和人物加以平衡。皇帝需要军队、贵族和行政机关的支持。如果皇帝同时失去了这三个集团的支持，就可能被废黜。而在独裁统治下，被废通常意味着死亡。除了玩弄致命的政治游戏之外，君主还必须表露出本能的、几乎是野性的权威。有才干的沙皇可以表现得严酷，但必须始终如一地严酷。统治者丢掉性命的原因往往不是他们残暴，而是他们的路线前后不一致。沙皇必须激发廷臣的信任和尊重，但在农民（占沙皇臣民的90%）中则要激发他们的神圣崇拜。农民将沙皇视为“小父亲”。沙皇应当对官员严酷，而对沙皇的农民“孩子们”仁慈宽厚。农民常说的话是：“沙皇是好人，贵族是坏人。” 个人的决定往往会改变俄国的历史轨迹，不过很少是按照他们希望的那种方式。借用普鲁士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的话说，政治“计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刚刚与敌人发生接触，就破灭了”。意外、摩擦、个性和幸运，受到大炮与黄油的现实约束，才是真实的政治图景。正如罗曼诺夫皇朝最雄才大略的大臣波将金所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都不能仅仅对突发情况做出回应，而必须“改善局面”。或按照俾斯麦的说法，“政治家的任务是聆听上帝在历史中前进的脚步声，并在上帝从自己身边经过时努力抓住上帝的上衣后摆”。最后几位罗曼诺夫沙皇往往是在凄凉地、固执地努力违抗历史前进的脚步。
信仰俄国沙皇统治的人坚信，只有有一个权力至高无上、得到上帝保佑的人，才能彰显辉煌灿烂的威严，才能引导和震慑这个多民族帝国，并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那错综复杂的利益。与此同时，君主必须亲自代表东正教的神圣使命，并赋予俄罗斯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任何个人都无法独自承担这样的职责，所以必须运用权力下放的艺术。罗曼诺夫皇朝最残暴的一位沙皇彼得大帝特别擅长从全欧洲范围网罗英雄并委以重任，不管他们来自什么阶层或种族。叶卡捷琳娜大帝不仅提携了波将金，还提拔了苏沃洛夫（罗曼诺夫时代出类拔萃的军事家），这并非偶然。斯大林自己也非常精通选择下属的艺术。他曾说，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最卓越的才华。沙皇会选择有才干的大臣去治理国家，但沙皇本人也必须能够亲自执掌朝纲。罗曼诺夫沙皇绝不会任命一个凌驾于主子之上的黎塞留或俾斯麦。沙皇必须超脱于政治之上，但也必须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如果能够睿智地把权力委托给合适的人选，并从谏如流，那么即便是才干平庸的统治者也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不过，近代的沙皇统治和今天的民主政治一样，需要微妙而精细地操控复杂的事务。
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是原始俄国（由农民和贵族组成）所特有的，但与21世纪的克里姆林宫颇有些相似之处。统治者保证在国外取得荣耀，在国内维持安全稳定;人民同意统治者及其宫廷实施独裁，允许他们几乎无止境地中饱私囊。这种契约有四个元素：宗教、帝国、民族与军事。在20世纪，末代沙皇仍然自视为一个私人产业的世袭领主，得到神佑。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有个演化过程。在17世纪，牧首（东正教的领导人）有能力挑战沙皇的权威。彼得大帝废除牧首制度之后，皇朝几乎可以将自己展现为神权统治。在新沙皇于加冕礼受膏的那一刻，他的独裁统治就得到了圣化，沙皇被宣传为上帝与人之间的超验的链条。只有在俄国，由阴郁沉闷的小官僚组成的国家机器，才几乎获得了一种神圣性。但这也是逐渐发展出来的。虽然常有人大谈特谈俄国受到拜占庭皇帝和蒙古可汗的遗产的影响，但16世纪时沙皇的地位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就像其他欧洲君主一样，从中世纪王室基督学当中汲取领袖魅力。但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俄国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公民议会和民政机构，所以俄国的中世纪形态维持得比较久，一直到20世纪。到了那时，即便与德国皇帝的朝廷相比，俄国也显得非常落伍、灰头土脸了。沙皇的神秘使命，一直到1917年都能为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辩护，很能解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执迷不悟的信念。
将独裁统治合法化的，是不断扩张且多宗教信仰、多民族的帝國，但晚期几位沙皇自认为首先是俄罗斯民族的领袖，然后是整个斯拉夫共同体的领袖。他们越是拥护俄罗斯民族主义，就越是排斥（并常常迫害）庞大的非俄罗斯族人群，如波兰人、格鲁吉亚人、芬兰人，尤其是犹太人。如《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乳牛场主犹太人特维所说的：“上帝保佑沙皇，让他……离我们远点。”帝国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许多困难的根源。罗曼诺夫皇朝的宫廷是家族产业管理办公室、东正教圣战组织和军事司令部的混合体。这个特点以各自不同的许多方式，解释了继承罗曼诺夫皇朝的政权——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的某些狂热和侵略性。
即便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沙皇的日程安排也塞满了宗教仪式、军队检阅，更不用说派系斗争、家庭争吵了，所以沙皇很少有时间去深入思考如何解决复杂的问题。对天生的政治家来说，承担这样的工作五年就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更不用说要辛劳一生了。而许多沙皇的在位时间超过了二十五年。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大多数民选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在任职满十年之前往往就会累得要发疯，那么一连统治几十年的沙皇会身心俱疲、满心幻灭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沙皇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也受制于他的亲信向他提供的信息。所有君主都声称自己身边的人在撒谎，但他们统治得越久，就越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马可·奥勒留曾发出这样的警示：“小心提防，不要当穿紫衣的恺撒。”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随着时间流逝，对君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一个拥有火车、电话和无畏舰的帝国的独裁者，要比主宰一个马匹、大炮和喇叭枪的国家困难得多。虽然本书是对个人权力的研究，但如果过于强调个人，就忽视了宏大的历史力量，思想的强大影响力，以及钢铁、炸药与蒸汽的力量。技术进步使中世纪独裁统治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读到17世纪末多位软弱沙皇昏聩的随波逐流和反复无常的颓废堕落，以及18世纪几位女皇的放纵享乐时，历史学家（以及本书的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这样的怪异畸人统治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恰恰是俄国繁荣昌盛时？为什么即便是孩童或白痴坐在皇位上，独裁统治仍然能运作？“上帝在天堂，沙皇在远方。”农民会这样说。只要大局不乱，在偏僻的小村庄里，农民对圣彼得堡发生的事情既不关心，也知之甚少。大局的确能够维持不乱，因为罗曼诺夫皇朝始终是一个由家庭与私人关系组成的政治体制的轴心与外立面，这种家庭与私人关系有时互相争斗，常常互相合作，作为沙皇的小伙计，共同统治国家。这个体制很灵活。沙皇大婚之后，新娘的家族就加入了权力核心。沙皇也会提携有才干的宠臣、得胜将军和能干的外国人，尤其是鞑靼王公贵族、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和苏格兰詹姆斯党人。这些人能给沙皇的关系网注入新鲜血液，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基础，帮助俄国成为一个成功的前现代帝国。
帝国的核心则是罗曼诺夫皇室与贵族的联盟，贵族需要皇室支持以控制自己的庄园。农奴制是这种联盟的基础。沙皇统治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是一笔交易，罗曼诺夫皇室得以独享绝对权力、获取帝国荣耀，而贵族得以不受挑战地统治自己的庄园。皇室是最大的地主，所以俄国君主不会像英国和法国君主那样，成为贵族的玩物。但由互相结亲和联系的各个氏族贵族组成的网络在政府中当官，在宫廷效力，最重要的是，在经典的皇朝-贵族军队中服役。军队极少挑战沙皇，而是帝国扩张和加强国家凝聚力的有效机器。贵族将士绅与农民也维系在强有力的“沙皇、上帝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罗曼诺夫皇朝在残酷的内战——“混乱时期”（1603～1613年）——中获取了权力，所以它的政权从一开始就高度军事化。俄国与波兰人、瑞典人、奥斯曼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意志人常年争斗不休，这意味着沙皇的独裁统治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发展起来的，它动员贵族，并经常借用西方技术。皇室和贵族榨取农奴的资源;农奴缴纳赋税、提供粮食、服兵役。俄国军队的人力成本比欧洲其他国家低得多。罗曼诺夫皇朝成功地统一了俄国，他们深深畏惧发生新的动乱，所以即便个别沙皇可能被清除，但一般来讲君主制很稳固，差不多始终能得到贵族的支持（只有三个罕见的例外，分别在1730年、1825年和1916/1917年）。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罗曼诺夫皇朝及其亲信可以合作开展一项神圣的、威望极高且利润丰厚的事业，即打退外国侵略和建设帝国。因此本书不仅仅讲述罗曼诺夫皇朝，还要记述其他一些家族的故事，如戈利岑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和奥尔洛夫家族。
沙皇与贵族之间联盟的纽带是宫廷，它是战利品的交换中心，也是流光溢彩和辉煌灿烂的俱乐部。那些据说影响力较小的女皇，如安娜和伊丽莎白，也能够娴熟地调节她们与趾高气扬的权贵的关系。沙皇与贵族的伙伴关系截止到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一直很亲密，而到了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旧政权必须被改造为一个有行动力的现代国家。与外国的斗争要求罗曼诺夫帝国在残酷无情的地缘政治权力竞赛中与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竞争。这些国家在财富和技术上远远胜过俄国。要释放出俄国的潜能，就只有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按照西方先进模式快速地工业化，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并拆解腐化、压迫民众的独裁统治。最后两位罗曼诺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在意识形态上就无法做到上述几点。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在保障漫漫边疆的同时，还能行使与他们那从落后社会中生发的帝国主义野心相匹配的权威？如果他们外战失败，也就在国内丧失了合法性。他们在国内失败越多，就越没有能力在国外扮演强国角色。如果他们虚张声势而被揭穿，要么就会丢人现眼地撤退，要么就会继续战斗，甘冒爆发革命的风险。
即便是彼得大帝或叶卡捷琳娜大帝，也不大可能解决尼古拉二世在20世纪初面对的前有革命后有世界大战的难题。但非常不幸的是，不得不面对最黑暗危机的那位罗曼诺夫家族沙皇，恰恰是能力最弱、头脑最狭隘的一位，同时也是运气最差的一位。尼古拉二世非常不擅识人，也不愿意把权力下放。他自己不能扮演独裁君主的角色，却运用权力确保其他人也做不到。
19世纪50年代之前旧体制的成功使得它更难接受变革。正如只有透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理解苏联的文化，我们也只能通过最后几位罗曼诺夫沙皇的意识形态（神圣的独裁统治）来理解他们那往往非常怪异、愚蠢和自我拆台的轨迹。神圣的独裁统治最终扭曲了君主制，独裁统治自身成为目的，对现代国家的运作构成障碍。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在不丧失已经落伍的支柱——贵族与教会（托洛茨基称其为“圣像和蟑螂”的世界）——的前提下，如何吸引有才干的政治家，并扩大民众在政府中的参与？
毕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独裁者及21世纪初的新型集权政权都表明，即便在拥有互联网和二十四小时新闻的今天，现代性和极权主义也并非互相排斥。使得现代性和极權主义在俄国无法共存的，是沙皇君主制和俄国社会的特点。今天我们借助后见之明，或许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西方人自鸣得意的优越感会放大这种感觉）。正如改革家亚历山大二世所了解到的，“国王的命运”，如马可·奥勒留所言，便是“行善，并被诅咒”。西方历史学家责怪最后两位沙皇没有推行直接民主制。这是个错觉，因为如此极端的外科手术很可能只会让病人死得更早。
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残酷得令人无法忍受，常常被描述为命中注定、不可避免，但我们要记住，君主制的力量非常顽强，尼古拉二世的统治长达二十二年，而且他的前十年还算比较成功，何况他还经受住了战败、革命动荡和三年的世界大战并生存下来。1917年的二月革命摧毁了君主制，但皇族生存了下来，一直到10月（也就是沙皇退位的七个月之后）他们落入布尔什维克党手中。即便在那时，新政权的领导人在主持那桩残暴行动（屠杀一对父母及其无辜的儿女）之前，也曾考虑过其他的选择。历史上没有不可避免的东西。
罗曼诺夫皇族被屠杀，标志着皇朝的灭亡、我们的叙述的结束，但故事还没有因此落幕。今天的俄国仍然深受历史上的动荡的影响。罗曼诺夫皇族的遗骨是激烈的政治和宗教争议的主题，而罗曼诺夫皇朝的帝国利益（从乌克兰到波罗的海，从高加索到克里米亚，从叙利亚和耶路撒冷到远东）仍然刻画着俄罗斯与我们所知的世界。罗曼诺夫皇族浑身沾满鲜血，用纯金餐具用膳，身上装点钻石，神气活现，威风凛凛，情欲高涨，同时命途多舛。他们的崛起和没落在今天依然令人为之神往，也非常有现实关照;既彰显人性，又具有战略意义。这是一部父亲与儿子、自大狂、怪物与圣人的编年史。
俄国不是一个容易治理的國家。罗曼诺夫皇朝有20位君主，一共统治304年，从1613年一直到1917年革命爆发、沙皇体制被废除。他们的崛起从伊凡雷帝在位期间开始，到拉斯普京时期结束。记载末代沙皇的悲剧的浪漫主义编年史家喜欢暗示，罗曼诺夫家族受了诅咒，但其实罗曼诺夫皇朝是蒙古人之后最成功的帝国建设者。据估计，自罗曼诺夫家族于1613年登上皇位以来，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每天扩张55平方英里（142平方公里），也就是每年2万平方英里。到19世纪末，他们统治着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并且还在继续扩张。帝国霸业是罗曼诺夫血统的一部分。
从某些角度看，本书是对人性和绝对权力扭曲人性的研究。本书的一些部分是关于爱情、婚姻、通奸和儿童的家庭故事，但与其他家庭故事迥然不同。皇家总是不同寻常，因为权力对传统的家庭关系而言，既是蜜糖也是毒药。权力的诱惑和腐蚀作用往往会战胜血亲的忠诚与亲情。这是一部君王及其家庭与下属的历史，但也是俄国专制主义的写照。不管我们对俄国抱有怎样的信念，它的文化、它的灵魂和它的精髓始终非同寻常，而且有一个家族努力去体现这种独特的个性。罗曼诺夫皇朝已经不仅是皇朝与辉煌的象征，还成了专制暴政的代表，成了一部关于绝对权力的愚蠢与傲慢的寓言。除了恺撒家族之外，没有一个皇朝在大众的想象和文化中占据这样突出的地位。这两个家族都给出了个人权力（无论在此时还是彼时）如何运作的教训。“沙皇”（tsar）这个头衔源自恺撒（Caesar）绝非偶然，恰似俄语中的“皇帝”就是直接照搬拉丁语“imperator”一样。
只有天才能够扮演专制君主的角色
罗曼诺夫皇朝所在的世界充满了家庭内部的争斗、帝国野心、绚烂的魅力、淫荡放纵和堕落的施虐狂。在这个世界里，默默无闻的陌生人突然自称是死去的君王复活了，新娘被毒死，父亲将儿子毒打致死，儿子弑父，妻子谋杀丈夫，圣人被毒杀和枪决之后死而复生，理发师和农民飞黄腾达，君主收集巨人和畸形人，侏儒被丢来抛去，被砍下的首级得到亲吻，舌头被挖掉，鞭子打掉人身上的肉，有的人肛门被插入尖钉，儿童惨遭屠戮。在这个世界里，有为时尚而疯癫的性欲超常的女皇，有女同性恋三人行，也有一位写下了出自国家元首笔端的最色情书信的皇帝。但同时，坚忍不拔的征服者和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建设这个帝国，征服了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攻占了柏林和巴黎。这个帝国还养育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段拥有最高水平文化和美感的辉煌文明。
如果脱离具体的情境，罗曼诺夫家族的放纵不羁会显得非常夸张和怪诞，以至于盛行禁欲风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会羞涩地对真相轻描淡写。毕竟，罗曼诺夫皇朝的传奇（好莱坞电影和电视剧的材料来源）和真相一样强有力而受欢迎。所以，本书作者必须对耸人听闻的情节剧、神话和目的论（也就是以后见之明来揣摩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危险）保持警惕，并对方法论持审慎态度。我们必须有怀疑精神;学术研究要求我们不断地验证和分析。但叙述史的一大好处是，每一位君主的统治都自有其情境，能够展现俄国、俄国的独裁和灵魂的演化。在这些被独裁统治扭曲得显得夸张的人物当中，出现了一面哈哈镜，向我们反映出人性的全部特点。
既然统治俄国的挑战始终令人生畏，那么只有天才才能够真正扮演专制君主的角色。而在绝大多数家族里，天才都很罕见。失败的代价就是死亡。“在俄国，政府就是独裁专制的化身，但因为统治者常被扼死而稍稍温和。”这是法国才女斯塔埃尔夫人的俏皮话。沙皇是一项危险的职业。最后的十二位沙皇中有六位被谋杀，其中两位被掐死，一位被匕首刺死，一位被炸死，两位被子弹打死。在1918年的最后灾难中，罗曼诺夫家族的十八名成员被杀害。很少有像沙皇皇位这样丰美诱人却毒性极强的酒。皇权交接始终是对政权稳定性的最严峻考验，我会特别注意分析每一次皇位传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罗曼诺夫皇朝终于确立了继承法的两个世纪之后，今天的俄罗斯总统仍能有效地指定继承者，就像当年的彼得大帝那样。不管政权交接是和平过渡，还是借助极端暴力，这些高度紧张的时刻都要求人们发挥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运用每一种阴谋诡计，因此这种时刻能够揭示权力的一些根本特质。
沙皇统治的本质是投射出威严与力量，但同时也必须运用奥托·冯·俾斯麦（他既是罗曼诺夫皇朝的竞争对手，也是盟友）所说的“追逐可能性和务实目标的艺术，以及寻求妥协的艺术”。对罗曼诺夫皇朝来说，生存艺术的基础是将小小的宫廷和庞大帝国的各种集团、利益和人物加以平衡。皇帝需要军队、贵族和行政机关的支持。如果皇帝同时失去了这三个集团的支持，就可能被废黜。而在独裁统治下，被废通常意味着死亡。除了玩弄致命的政治游戏之外，君主还必须表露出本能的、几乎是野性的权威。有才干的沙皇可以表现得严酷，但必须始终如一地严酷。统治者丢掉性命的原因往往不是他们残暴，而是他们的路线前后不一致。沙皇必须激发廷臣的信任和尊重，但在农民（占沙皇臣民的90%）中则要激发他们的神圣崇拜。农民将沙皇视为“小父亲”。沙皇应当对官员严酷，而对沙皇的农民“孩子们”仁慈宽厚。农民常说的话是：“沙皇是好人，贵族是坏人。” 个人的决定往往会改变俄国的历史轨迹，不过很少是按照他们希望的那种方式。借用普鲁士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的话说，政治“计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刚刚与敌人发生接触，就破灭了”。意外、摩擦、个性和幸运，受到大炮与黄油的现实约束，才是真实的政治图景。正如罗曼诺夫皇朝最雄才大略的大臣波将金所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都不能仅仅对突发情况做出回应，而必须“改善局面”。或按照俾斯麦的说法，“政治家的任务是聆听上帝在历史中前进的脚步声，并在上帝从自己身边经过时努力抓住上帝的上衣后摆”。最后几位罗曼诺夫沙皇往往是在凄凉地、固执地努力违抗历史前进的脚步。
信仰俄国沙皇统治的人坚信，只有有一个权力至高无上、得到上帝保佑的人，才能彰显辉煌灿烂的威严，才能引导和震慑这个多民族帝国，并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那错综复杂的利益。与此同时，君主必须亲自代表东正教的神圣使命，并赋予俄罗斯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任何个人都无法独自承担这样的职责，所以必须运用权力下放的艺术。罗曼诺夫皇朝最残暴的一位沙皇彼得大帝特别擅长从全欧洲范围网罗英雄并委以重任，不管他们来自什么阶层或种族。叶卡捷琳娜大帝不仅提携了波将金，还提拔了苏沃洛夫（罗曼诺夫时代出类拔萃的军事家），这并非偶然。斯大林自己也非常精通选择下属的艺术。他曾说，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最卓越的才华。沙皇会选择有才干的大臣去治理国家，但沙皇本人也必须能够亲自执掌朝纲。罗曼诺夫沙皇绝不会任命一个凌驾于主子之上的黎塞留或俾斯麦。沙皇必须超脱于政治之上，但也必须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如果能够睿智地把权力委托给合适的人选，并从谏如流，那么即便是才干平庸的统治者也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不过，近代的沙皇统治和今天的民主政治一样，需要微妙而精细地操控复杂的事务。
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是俄国所特有的
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是原始俄国（由农民和贵族组成）所特有的，但与21世纪的克里姆林宫颇有些相似之处。统治者保证在国外取得荣耀，在国内维持安全稳定;人民同意统治者及其宫廷实施独裁，允许他们几乎无止境地中饱私囊。这种契约有四个元素：宗教、帝国、民族与军事。在20世纪，末代沙皇仍然自视为一个私人产业的世袭领主，得到神佑。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有个演化过程。在17世纪，牧首（东正教的领导人）有能力挑战沙皇的权威。彼得大帝废除牧首制度之后，皇朝几乎可以将自己展现为神权统治。在新沙皇于加冕礼受膏的那一刻，他的独裁统治就得到了圣化，沙皇被宣传为上帝与人之间的超验的链条。只有在俄国，由阴郁沉闷的小官僚组成的国家机器，才几乎获得了一种神圣性。但这也是逐渐发展出来的。虽然常有人大谈特谈俄国受到拜占庭皇帝和蒙古可汗的遗产的影响，但16世纪时沙皇的地位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就像其他欧洲君主一样，从中世纪王室基督学当中汲取领袖魅力。但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俄国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公民议会和民政机构，所以俄国的中世纪形态维持得比较久，一直到20世纪。到了那时，即便与德国皇帝的朝廷相比，俄国也显得非常落伍、灰头土脸了。沙皇的神秘使命，一直到1917年都能为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辩护，很能解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执迷不悟的信念。
将独裁统治合法化的，是不断扩张且多宗教信仰、多民族的帝國，但晚期几位沙皇自认为首先是俄罗斯民族的领袖，然后是整个斯拉夫共同体的领袖。他们越是拥护俄罗斯民族主义，就越是排斥（并常常迫害）庞大的非俄罗斯族人群，如波兰人、格鲁吉亚人、芬兰人，尤其是犹太人。如《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乳牛场主犹太人特维所说的：“上帝保佑沙皇，让他……离我们远点。”帝国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许多困难的根源。罗曼诺夫皇朝的宫廷是家族产业管理办公室、东正教圣战组织和军事司令部的混合体。这个特点以各自不同的许多方式，解释了继承罗曼诺夫皇朝的政权——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的某些狂热和侵略性。
即便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沙皇的日程安排也塞满了宗教仪式、军队检阅，更不用说派系斗争、家庭争吵了，所以沙皇很少有时间去深入思考如何解决复杂的问题。对天生的政治家来说，承担这样的工作五年就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更不用说要辛劳一生了。而许多沙皇的在位时间超过了二十五年。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大多数民选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在任职满十年之前往往就会累得要发疯，那么一连统治几十年的沙皇会身心俱疲、满心幻灭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沙皇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也受制于他的亲信向他提供的信息。所有君主都声称自己身边的人在撒谎，但他们统治得越久，就越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马可·奥勒留曾发出这样的警示：“小心提防，不要当穿紫衣的恺撒。”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随着时间流逝，对君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一个拥有火车、电话和无畏舰的帝国的独裁者，要比主宰一个马匹、大炮和喇叭枪的国家困难得多。虽然本书是对个人权力的研究，但如果过于强调个人，就忽视了宏大的历史力量，思想的强大影响力，以及钢铁、炸药与蒸汽的力量。技术进步使中世纪独裁统治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读到17世纪末多位软弱沙皇昏聩的随波逐流和反复无常的颓废堕落，以及18世纪几位女皇的放纵享乐时，历史学家（以及本书的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这样的怪异畸人统治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恰恰是俄国繁荣昌盛时？为什么即便是孩童或白痴坐在皇位上，独裁统治仍然能运作？“上帝在天堂，沙皇在远方。”农民会这样说。只要大局不乱，在偏僻的小村庄里，农民对圣彼得堡发生的事情既不关心，也知之甚少。大局的确能够维持不乱，因为罗曼诺夫皇朝始终是一个由家庭与私人关系组成的政治体制的轴心与外立面，这种家庭与私人关系有时互相争斗，常常互相合作，作为沙皇的小伙计，共同统治国家。这个体制很灵活。沙皇大婚之后，新娘的家族就加入了权力核心。沙皇也会提携有才干的宠臣、得胜将军和能干的外国人，尤其是鞑靼王公贵族、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和苏格兰詹姆斯党人。这些人能给沙皇的关系网注入新鲜血液，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基础，帮助俄国成为一个成功的前现代帝国。
帝国的核心是罗曼诺夫皇室与贵族联盟
帝国的核心则是罗曼诺夫皇室与贵族的联盟，贵族需要皇室支持以控制自己的庄园。农奴制是这种联盟的基础。沙皇统治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是一笔交易，罗曼诺夫皇室得以独享绝对权力、获取帝国荣耀，而贵族得以不受挑战地统治自己的庄园。皇室是最大的地主，所以俄国君主不会像英国和法国君主那样，成为贵族的玩物。但由互相结亲和联系的各个氏族贵族组成的网络在政府中当官，在宫廷效力，最重要的是，在经典的皇朝-贵族军队中服役。军队极少挑战沙皇，而是帝国扩张和加强国家凝聚力的有效机器。贵族将士绅与农民也维系在强有力的“沙皇、上帝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罗曼诺夫皇朝在残酷的内战——“混乱时期”（1603～1613年）——中获取了权力，所以它的政权从一开始就高度军事化。俄国与波兰人、瑞典人、奥斯曼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意志人常年争斗不休，这意味着沙皇的独裁统治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发展起来的，它动员贵族，并经常借用西方技术。皇室和贵族榨取农奴的资源;农奴缴纳赋税、提供粮食、服兵役。俄国军队的人力成本比欧洲其他国家低得多。罗曼诺夫皇朝成功地统一了俄国，他们深深畏惧发生新的动乱，所以即便个别沙皇可能被清除，但一般来讲君主制很稳固，差不多始终能得到贵族的支持（只有三个罕见的例外，分别在1730年、1825年和1916/1917年）。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罗曼诺夫皇朝及其亲信可以合作开展一项神圣的、威望极高且利润丰厚的事业，即打退外国侵略和建设帝国。因此本书不仅仅讲述罗曼诺夫皇朝，还要记述其他一些家族的故事，如戈利岑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和奥尔洛夫家族。
沙皇与贵族之间联盟的纽带是宫廷，它是战利品的交换中心，也是流光溢彩和辉煌灿烂的俱乐部。那些据说影响力较小的女皇，如安娜和伊丽莎白，也能够娴熟地调节她们与趾高气扬的权贵的关系。沙皇与贵族的伙伴关系截止到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一直很亲密，而到了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旧政权必须被改造为一个有行动力的现代国家。与外国的斗争要求罗曼诺夫帝国在残酷无情的地缘政治权力竞赛中与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竞争。这些国家在财富和技术上远远胜过俄国。要释放出俄国的潜能，就只有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制，按照西方先进模式快速地工业化，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并拆解腐化、压迫民众的独裁统治。最后两位罗曼诺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在意识形态上就无法做到上述几点。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在保障漫漫边疆的同时，还能行使与他们那从落后社会中生发的帝国主义野心相匹配的权威？如果他们外战失败，也就在国内丧失了合法性。他们在国内失败越多，就越没有能力在国外扮演强国角色。如果他们虚张声势而被揭穿，要么就会丢人现眼地撤退，要么就会继续战斗，甘冒爆发革命的风险。
今天的俄国仍然深受历史动荡的影响
即便是彼得大帝或叶卡捷琳娜大帝，也不大可能解决尼古拉二世在20世纪初面对的前有革命后有世界大战的难题。但非常不幸的是，不得不面对最黑暗危机的那位罗曼诺夫家族沙皇，恰恰是能力最弱、头脑最狭隘的一位，同时也是运气最差的一位。尼古拉二世非常不擅识人，也不愿意把权力下放。他自己不能扮演独裁君主的角色，却运用权力确保其他人也做不到。
19世纪50年代之前旧体制的成功使得它更难接受变革。正如只有透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理解苏联的文化，我们也只能通过最后几位罗曼诺夫沙皇的意识形态（神圣的独裁统治）来理解他们那往往非常怪异、愚蠢和自我拆台的轨迹。神圣的独裁统治最终扭曲了君主制，独裁统治自身成为目的，对现代国家的运作构成障碍。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在不丧失已经落伍的支柱——贵族与教会（托洛茨基称其为“圣像和蟑螂”的世界）——的前提下，如何吸引有才干的政治家，并扩大民众在政府中的参与？
毕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独裁者及21世纪初的新型集权政权都表明，即便在拥有互联网和二十四小时新闻的今天，现代性和极权主义也并非互相排斥。使得现代性和极權主义在俄国无法共存的，是沙皇君主制和俄国社会的特点。今天我们借助后见之明，或许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西方人自鸣得意的优越感会放大这种感觉）。正如改革家亚历山大二世所了解到的，“国王的命运”，如马可·奥勒留所言，便是“行善，并被诅咒”。西方历史学家责怪最后两位沙皇没有推行直接民主制。这是个错觉，因为如此极端的外科手术很可能只会让病人死得更早。
罗曼诺夫家族的命运残酷得令人无法忍受，常常被描述为命中注定、不可避免，但我们要记住，君主制的力量非常顽强，尼古拉二世的统治长达二十二年，而且他的前十年还算比较成功，何况他还经受住了战败、革命动荡和三年的世界大战并生存下来。1917年的二月革命摧毁了君主制，但皇族生存了下来，一直到10月（也就是沙皇退位的七个月之后）他们落入布尔什维克党手中。即便在那时，新政权的领导人在主持那桩残暴行动（屠杀一对父母及其无辜的儿女）之前，也曾考虑过其他的选择。历史上没有不可避免的东西。
罗曼诺夫皇族被屠杀，标志着皇朝的灭亡、我们的叙述的结束，但故事还没有因此落幕。今天的俄国仍然深受历史上的动荡的影响。罗曼诺夫皇族的遗骨是激烈的政治和宗教争议的主题，而罗曼诺夫皇朝的帝国利益（从乌克兰到波罗的海，从高加索到克里米亚，从叙利亚和耶路撒冷到远东）仍然刻画着俄罗斯与我们所知的世界。罗曼诺夫皇族浑身沾满鲜血，用纯金餐具用膳，身上装点钻石，神气活现，威风凛凛，情欲高涨，同时命途多舛。他们的崛起和没落在今天依然令人为之神往，也非常有现实关照;既彰显人性，又具有战略意义。这是一部父亲与儿子、自大狂、怪物与圣人的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