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陶军先生出生于1917年，逝世于1987年，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师范学院副院长，哲学家、教育家。他1938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后经燕京大学地下党介绍，于1941年奔赴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任《晋察冀日报》编辑。1945年后任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编辑科长和电台英语播音员、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教员、秘书，华北野战军四纵队十一旅宣传科副科长。1948年5月南下中原解放区，先后任中原大学辅导员，政治系、俄文系系主任。1951年以后在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工作。历任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统战部长、教务长、副院长、顾问等职。1985年兼任华中师大出版社总编辑。2018年5月22日，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桂子山召开了学习陶军精神暨《永远的怀念——忆陶军》座谈会。王先霈教授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怀念陶军老师》的发言。下面是发言内容。
　　刚刚杨宏禹老师讲的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前面的几位谈得都非常好，对陶军老师有多方面的介绍。他是革命家，是学者，是有鼓动力的演讲家，但是，我认为，陶军老师最主要的价值还是教育家，而且是一个特殊的教育家。特殊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学校的老领导，比如刘介愚书记，他是教育家，韦卓民先生、章开沅先生，都是教育家。陶军老师的特殊之处在于，首先，他是受到共产党的指派来改造过去的教会大学，把中原大学合并进来；同时，他与别的被指派的多数的接收原有大学的领导不同，他毕业于燕京大学，他带着在燕京大学形成的若干教育理念来参与接收华中大学，将之改造成新大学，他的思路和风格就有很多不同。为什么刚刚杨宏禹老师讲的非常有意义呢？我们对比一下当时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学，但是解放以后，受到过很大的打击，建国之初代表共产党去改造、接收武汉大学的是徐懋庸，徐懋庸在武汉大学不仅粗暴而且粗野。他是一个名作家，文章写得很漂亮，五七年前后化名写的杂文也不错，有水平，而且他在左翼文学中有资历。他在做报告时，面对那么多的男女学生、男女老师，说很粗暴的话，爆粗口，对教师感情伤害得很深。刚刚杨老师说在当时我们的外语系，他去请示陶军老师，陶军老师怎么指示他：首先，接收者自己也要改造，不是单单改造别人。同时，要尊重人家的人格，不能损害人家的人格。知识分子很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一旦受到损害，是很难挽回的。所以，综合起来，陶军老师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吸收了燕京大学所体现的现代大学的有用的有价值的那些理念，吸收了其中的精华。二是继承了我们共产党办学中的优良传统。几十年中，哪怕中间受到阻力、压力，他一直都坚持这两点。他懂现代大学的教育，又懂共产党的教育理念；懂高等教育，又懂基础教育，这样的教育家，在全国也不多。
　　作为学者的陶老师，在华中师范大学不是最突出的，因为领导没有提供条件让他在这方面去充分发展。如果让陶军老师专心去做教授，他肯定是个杰出的教授。而让他当学校的领导，他最大的价值就是教育家这个方面。建议再搜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进行总结，比如对杨宏禹老师做访谈。前些时间，校出版社出韦卓民文集等几个文集，很注意对本校前辈学者生平成就的发掘介绍，但对学校管理者挖掘不够，可以从教育史的角度进行深层的发掘和研究。这样，就不仅仅是怀念，而且是有高度现实价值的研究。
　　文革中，陶军老师受到了很大的迫害，他的精神并不低沉。陶军老师虽然是个高级干部，又是一个学问家，但他城府不深，他的心思可以让人了解，与他在一起，如沫春风。1970年到1972年，我们下放在大冶分院农场劳动，朝夕相处。我当时年轻，受到一点挫折就容易心灰意懒，但看到杨宏禹老师、章开沅老师，王宏吉老师，看到陶军老师，他们很乐观，两年中我跟他们在一起相处很愉快，有问题就向他们请教。
　　总而言之，陶军老师教育家的价值，不仅对于华师有意义，而且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现在，人们对于大学的现状有若干不满，有人甚至怀疑，有的大学领导者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明确的教育理念。像陶军老师，不论经历什么风吹浪打，始终有一套自己的办学思想和方法，在那种不正常的气氛中，能够这样对待老中青教師，在全国也是并不多见的。范军同志和出版社出《永远的怀念——忆陶军》这样一本书，很有意义，非常感谢他们做这样一件事。
　　（作者介绍：王先霈，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