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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个同学术和现实有着紧密关联的重大问题，并具有中国和世界的双重维度。在生态文明话语的交融和构建过程中，中国理应发挥重要的主体性推进作用，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出去”和“引进来”，从而凝聚更多国内外共识和建设性力量。2018年10月25—28日，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奥地利自然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厄瓜多尔玻利瓦尔安第斯大学、北京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余名国内外代表，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全球视野与国际语境”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学理研讨和话语交融。其中，国际视野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为实质性问题和焦点性话题。
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此次会议中具有总体性和前提性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以布兰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针对西方实际发生的理论和实践变革所提出的，该理论主张要对当前的绿色经济和生态现代化战略进行超越。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代表着以解放之维解决资本主义多重危机的路径选择。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同样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并且是以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为前提而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整体性变革的科学理论。同为超越和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想，二者有着进行对话交流的学理基础和现实需要。
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授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教授、奥地利自然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克里斯托夫·格尔克（Christoph G?rg）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在这一专题进行了交流。布兰德教授着重分析了社会生态转型的超越绿色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并强调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是实施全球性社会生态转型的根本性障碍。在此，布兰德教授集中对帝国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进行了批判，尤其关注到环境问题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所产生的不同后果及其在社会生态转型当中的重要作用。布兰德教授主要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社会转型的生物物理基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加速”直接导致了目前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严峻生态环境挑战，也构成了我们思考人类社会全面转型的基础与方向。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依靠技术手段，更需要人类社会的全面转型。郇庆治教授指出，尽管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有着自身的缺憾和不确定性，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却同时具有基础概念阐释与方法论层面上的启迪价值，因为“五位一体”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其实也是一种全面的、立体的社会转型。可见，“无论是就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程度而言，还是就我们所拥有的生态文化资源与思维传统来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将是一种综合性或立体性的‘绿色化’”①。对此，中国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具体化和创新化，并在开放性的学术空间中不断将其推进。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专题的交流，开拓了东西方学者进一步思考对话的空间。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来看，学者们需要对这一理论的整体分析框架、逻辑以及欧洲左翼学界对此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具体包括：作为一种批判性概念或理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未来社会构想是什么，如何实现其过渡？该理论所设定的变革主体或推动力量以及国家和其他角色（比如左翼政党、社会运动团体和智库）在社会生态转型进程中的作用有哪些？“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欧美国家现实中发生着的社会转型过程的现实关系如何？等等。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看，学者们需要对诸如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讨论的核心性概念（比如集体财产所有权、国家规划与监管、“五位一体”方法论、“两山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哪些，这些概念的讨论何以有助于向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不同于欧美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概念话语，以及中国学界和政界互动所形成的总体思路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创建。
二、超越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自二战以来，发展理论和发展话语持续升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突出主题和理论热点。这不仅源于战后世界重建的现实渴望，更来自重建之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困扰。尤其是西方发展模式展现给世人的建设性成绩和破坏性后果，使人们开始对西方主导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超越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都是对已有发展观进行批判性建构和推进性创新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此，试图解决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的矛盾，是二战以来发展观的核心问题。超越发展并非要否认和回避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内在一致性，而是在另一种发展的前提、模式和框架下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基于此，能否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发展是关键性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同样存在环境和发展问题，同样需要解决“绿色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问题。
来自厄瓜多尔玻利瓦尔安第斯大学的米里亚姆·朗（Miriam Lang）教授、北京邮电大学的李全喜博士、海南师范大学的郭根山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刘琦博士对此专题展开了论述。朗教授着重阐述了在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拉美国家所面临的独特经济社会环境，认为“超越发展”并回归“好生活”追求才应是社会生态转型的价值理念基础。李全喜博士对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局限进行了分析，认为绿色资本主义思潮在解决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时，寄希冀于市场机制与技术变革的结合，而非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进行彻底性变革;但在现实发展中，绿色资本主义无法改变资本主义框架中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的现实困境，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態文明建设是真正的希望所在。郭根山教授提出了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社会观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方略的鲜明观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建立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才是人类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人与自然的冲突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矛盾的宏观层面加以考察;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刘琦博士生提出，超越发展理论对主流发展话语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批判，主张寻求一种“发展替代”方案而不是各种“替代发展”方案;还对进步左翼政府所实施的“新榨取主义”模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传统“榨取主义”模式的继续，并没有超越背后线性发展意识形态的支配;进而提出基于“好生活”价值理念的未来社会构想与过渡战略，并对现实存在的具有变革潜能的实践举措进行了考察。 超越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专题的理论话题将研讨推向深入。从超越发展理论来看，学者们需要深入了解和思考如下问题：“超越发展”中的“发展”一词究竟应如何理解？是否存在着非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发展模式或路径？不以发展为基础的替代性经济体制是否可以确保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替代”（alternatives to development）的理论意涵及其付诸实践的政治基础与政策框架是什么？或者说，超越发展理论作为一种激进政治哲学如何促成现实政治实践变革？超越发展向何处去以及“好生活”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否可以为其提供理论构想和现实期盼？等等。而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看，学者们需要深入了解和思考的是：如何理解全球“转型左翼”或“绿色左翼”话语理论体系构建与政治联合的近期前景？如何认识当代拉美（以“超越发展”理论为代表）和中国（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为代表）在其中可能扮演的促进性角色？如何在现存的制度和政策框架之内得以推进或实现？基于此，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究竟得以在何种制度框架内实现，这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话题。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视野当中破解生态和发展难题的基础性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系统性关注是国内诸多学者的理论旨趣所在。在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时，同样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是确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政治哲学基础的理论前提。在此，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形态上找到了实现生态文明、保证人类永续发展的光明之路。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体系当中，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二者共存一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因此，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其政治哲学也成为这一专题学者们探讨的核心性话题。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郭剑仁博士以及南京工业大学的任铃教授对此专题展开了探讨。解保军教授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拨与超越”为主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其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汲取了中国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拨与超越，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追赶现代化开辟了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责任担当，因而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层面的创新意义。郭剑仁博士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创造社会与自然关系和谐、劳动与新型生产生活方式、个体感觉与需要的自由发展等经典论述出发，阐述了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的理解，尤其是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具体性话题，使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了可行性的政治哲学基础。作为一以贯之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必然涉及在理论上研究社会、个人和自然及其彼此之间关系的应然状态，以及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冲突问题即生态危机问题的方向和途径。任铃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在进行东西方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论这一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性理解。一方面，作为一种斗争的理论，“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社会理想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更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性规律。在此，“意识形态”是形式，“唯物史觀”是实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张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二者成为差别所在。在此，尚需在确定性和开放性之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把握。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前者是根本性的，后者是补充性的，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和方法的关注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需要从更为整体和全面的方式和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性，避免取其一而忽视其余。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极大程度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总体性框架提供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永续公平发展的更为全面和根本的方式方法。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话语体系构建
话语范畴和体系是进行学术交流的基础性工程，事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未来愿景和总体构想。在此，中国和西方学界在话语体系方面有一个重要差别，即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相对连贯性的接续和探讨，而中国的话语体系是非连续性甚至是发生了较大转换。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学界围绕“资本、市场、政府、市民社会、民主、社会运动”等构建了其解决社会生态问题的基础性范畴。尽管在统一的问题框架下，不同流派的学术观点有所差别，甚至存在根本性分歧，比如以生态危机为例，可以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批判和超越，也可以是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修复和完善。但对于中国学界来讲，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的话语范畴的转换，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有传统文化的流变、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的李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博士、山东大学的李昕蕾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徐海红教授、山西财经大学的王素萍教授、东华理工大学的华启和博士就此专题展开了探讨。李强博士以“公司+村集体+农户”的新型经济模式为例，阐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与政策体系下资本引入可以使经济与环境获得双赢的现实可能性，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交叉性的学理思考。李昕蕾博士指出，在全球治理的共有知识构建过程中，知识演进应跳出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构性桎梏，转为关注基于关系性和过程性的“知识生产的演进性权力”研究，强调多元文化在其关系互动过程中从人类共同命运的包容性和协进性角度出发，通过共有知识的塑造来推动全球善治的实现。在这一背景下，智库联盟建设可以促进多领域、多学科智库间的协调、交叉与融合，形成中国特有的智库集群，在重大问题上开展多视角下的协同耦合研究并共同发声。王素萍教授探讨了环境保护合力集聚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机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涉及多维度、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环境保护要走“合力”之路，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杨志华博士注意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西方社会遭遇的现实问题，即由于其对西方资本利益集团的利益损害，使得可持续发展战略被“细枝末节”化，引向自然资源保护等角落，并由此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话语构建中利益主体之间的话语博弈问题。华启和博士从历时性维度指出，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70年的持续探索，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各具时代特征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实现了从谋求生存时代的“跟着讲”到谋求发展时代的“接着讲”再到谋求现代化新时代的“领着讲”的历史性飞跃，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全面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可见，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构建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自身需要更具连贯性的话语规范和范畴，二是东西方缺乏能够得到双方共同认可的话语体系和范畴。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话语范畴和体系的构建，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终实现中、西、马的融合创新。马克思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后，其理论体系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性立场、原则和方法，并不断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更好发挥在东西方生态文明话语交流当中的桥梁作用，成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命题。
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构架及其过渡
生态文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①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要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红线。围绕于此，与会专家从国家战略宏观和地方具体微观的双重层面展开了充分的学理分析和实践探寻。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李宏伟教授、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院所的鞠昌华博士、海南师范大学的杨英姿教授、董前程教授以及福建师范大学的蔡华杰教授等，主要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进行探讨。李宏伟教针对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看待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完善，并重点介绍了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路径探讨。鞠昌华博士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创新战略及其实践”进行论述，指出理论逻辑、执政逻辑和现实逻辑是共同引领和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逻辑。在对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特点及改革成效进行了深入剖析之后，提出关于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审视及思考以及如何避免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陷阱的学理判定。杨英姿教授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阐释与制度构建的关键并不是对资本本身的彻底摒弃，而是使之从一种价值追求重新回到工具的位置上。董前程教授从伦理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深入分析，提出了要大力推进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以生态平等为核心的生态和谐的伦理理念，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生态发展的伦理实践，以生态良知为核心的生态责任的伦理担当，以及以生态自由为核心的生态公正伦理保障。蔡华杰教授强调，具体的制度构建与切实的过渡战略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它们不能简单建立在抽象的价值理念正确和道德批判上，而是应该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上。
来自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先教授、中共青海省委党校的马洪波教授、山西大学的王继创博士、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的鲁长安博士以及兰州理工大学的刘海霞博士，主要从地方实践探索层面进行探讨。曹顺先教授于2018年7月底8月初对江苏和浙江部分市、村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进展、成就、特色、经验和教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难题及其破解思路、途径和方法。马洪波教授以三江源国家公园实践探索为例，对该地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社会主义政治取向与地方生态智慧尊重相结合是中国国家公园制度创建的根本基础。王继创博士分析了晋西北右玉县是如何在长期改善生态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用以指导生态实践的独特的生态文化，进而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生态实践文化和生态实践形式。鲁长安博士对习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进行了即时、精准、深入的领会和研究，并结合湖北省具体实际，以工程化和项目化为抓手推动湖北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推进。刘海霞博士提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内涵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体现在生命共同体观、生态民生观、“两山”观、美丽中国观和文明兴衰观五个方面。
这一专题的专家从历史、理论、现实等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论述，将学理研究和现实进展，理论辨析和思想引领有机结合，在全球视野和国际语境中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有意义、有价值、有思考、有创见的探讨，并从何以出场、逻辑层次和过渡途径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构架，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根本性追问、逻辑性框架和实践性路径等方面的有价值的探讨。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构架及其过渡”展开的研讨，既是此次论坛的重要落脚点，又为后续研究展开了想象空间。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提供的社会制度前提和框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创建性空间等问题。
六、结语：未来展望
郇庆治教授在总结中对以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和超越发展理论这些西方在解决生态和发展问题时的代表性理论进行了辩证分析，提出尽管上述理论依然有着自身的发展空间和探讨空间，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同时，与欧美国家绿色左翼学者倡导的“社会生态转型”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和文化观念体系基本得以确立的宏观背景和语境下进行的，因而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发展中的题中之义，又拥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在此，需要中国学者不断努力，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通过国家的政策话语进入国际舞台，而且成为学术话语被更多国家所接受，从而内嵌到西方学术话语结构当中，最终策动实现全球社会主义文明的美好愿景。
在研讨过程中可以发现，西方学者频繁使用生态文明（Eco-civilization）的概念。可见，作为中国学界和政界创新的重大理论成果的概念性展现，已经纳入西方学者的话语当中。但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更多是中国学界的认可度和使用度较高的一个概念。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地方实践是中西方学者共同的兴趣点所在，并在研讨会上分为两场专题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和交流。当然，中国学者以“解剖麻雀”的方式进行了有距离的学理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展留有充分的探讨空间。尽管东西双方达成深入共识尚需一段时间，但国外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以及中国学者为此积极搭建的对话平台和合作框架，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当然，关于生态文明的具体性分析尚需从东西方学界交流的一般性基础、原则和进程进一步探讨，真正形成包容性的理论格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成立于2015年6月，它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构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网络平台并参与促进全球性的绿色左翼国际对话。2015—2017年，在以“社会生态转型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北大—罗莎·卢森堡对话”合作框架下，该小组已举办了“多学科视野下的环境挑战再阐释”中德研讨会，“绿色增长、绿色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态转型”系列研讨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中国绿色左翼研究”研讨会，“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学术年会，第一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社会生态转型”博士生论坛等活动。2018—2020年，在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社会生态转型”为主题的“北大—罗莎·卢森堡中心”合作框架下，小组将着力研究“作为一种转型政治（话语）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学术议题，而学术年会是研究小组（第二期）进行学术讨论与交流的主要形式。此次研讨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小组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并将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国际话语构建。
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此次会议中具有总体性和前提性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以布兰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针对西方实际发生的理论和实践变革所提出的，该理论主张要对当前的绿色经济和生态现代化战略进行超越。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代表着以解放之维解决资本主义多重危机的路径选择。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同样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并且是以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为前提而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整体性变革的科学理论。同为超越和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想，二者有着进行对话交流的学理基础和现实需要。
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授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教授、奥地利自然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克里斯托夫·格尔克（Christoph G?rg）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郇庆治教授在这一专题进行了交流。布兰德教授着重分析了社会生态转型的超越绿色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并强调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是实施全球性社会生态转型的根本性障碍。在此，布兰德教授集中对帝国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进行了批判，尤其关注到环境问题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所产生的不同后果及其在社会生态转型当中的重要作用。布兰德教授主要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社会转型的生物物理基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加速”直接导致了目前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严峻生态环境挑战，也构成了我们思考人类社会全面转型的基础与方向。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依靠技术手段，更需要人类社会的全面转型。郇庆治教授指出，尽管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有着自身的缺憾和不确定性，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却同时具有基础概念阐释与方法论层面上的启迪价值，因为“五位一体”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其实也是一种全面的、立体的社会转型。可见，“无论是就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程度而言，还是就我们所拥有的生态文化资源与思维传统来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将是一种综合性或立体性的‘绿色化’”①。对此，中国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具体化和创新化，并在开放性的学术空间中不断将其推进。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专题的交流，开拓了东西方学者进一步思考对话的空间。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来看，学者们需要对这一理论的整体分析框架、逻辑以及欧洲左翼学界对此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具体包括：作为一种批判性概念或理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未来社会构想是什么，如何实现其过渡？该理论所设定的变革主体或推动力量以及国家和其他角色（比如左翼政党、社会运动团体和智库）在社会生态转型进程中的作用有哪些？“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欧美国家现实中发生着的社会转型过程的现实关系如何？等等。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看，学者们需要对诸如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讨论的核心性概念（比如集体财产所有权、国家规划与监管、“五位一体”方法论、“两山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哪些，这些概念的讨论何以有助于向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不同于欧美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概念话语，以及中国学界和政界互动所形成的总体思路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创建。
二、超越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自二战以来，发展理论和发展话语持续升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突出主题和理论热点。这不仅源于战后世界重建的现实渴望，更来自重建之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困扰。尤其是西方发展模式展现给世人的建设性成绩和破坏性后果，使人们开始对西方主导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超越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都是对已有发展观进行批判性建构和推进性创新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此，试图解决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的矛盾，是二战以来发展观的核心问题。超越发展并非要否认和回避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内在一致性，而是在另一种发展的前提、模式和框架下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基于此，能否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发展是关键性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同样存在环境和发展问题，同样需要解决“绿色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问题。
来自厄瓜多尔玻利瓦尔安第斯大学的米里亚姆·朗（Miriam Lang）教授、北京邮电大学的李全喜博士、海南师范大学的郭根山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刘琦博士对此专题展开了论述。朗教授着重阐述了在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拉美国家所面临的独特经济社会环境，认为“超越发展”并回归“好生活”追求才应是社会生态转型的价值理念基础。李全喜博士对绿色资本主义思潮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局限进行了分析，认为绿色资本主义思潮在解决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时，寄希冀于市场机制与技术变革的结合，而非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进行彻底性变革;但在现实发展中，绿色资本主义无法改变资本主义框架中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的现实困境，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態文明建设是真正的希望所在。郭根山教授提出了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社会观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方略的鲜明观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建立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才是人类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人与自然的冲突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矛盾的宏观层面加以考察;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刘琦博士生提出，超越发展理论对主流发展话语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批判，主张寻求一种“发展替代”方案而不是各种“替代发展”方案;还对进步左翼政府所实施的“新榨取主义”模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传统“榨取主义”模式的继续，并没有超越背后线性发展意识形态的支配;进而提出基于“好生活”价值理念的未来社会构想与过渡战略，并对现实存在的具有变革潜能的实践举措进行了考察。 超越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专题的理论话题将研讨推向深入。从超越发展理论来看，学者们需要深入了解和思考如下问题：“超越发展”中的“发展”一词究竟应如何理解？是否存在着非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发展模式或路径？不以发展为基础的替代性经济体制是否可以确保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替代”（alternatives to development）的理论意涵及其付诸实践的政治基础与政策框架是什么？或者说，超越发展理论作为一种激进政治哲学如何促成现实政治实践变革？超越发展向何处去以及“好生活”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否可以为其提供理论构想和现实期盼？等等。而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看，学者们需要深入了解和思考的是：如何理解全球“转型左翼”或“绿色左翼”话语理论体系构建与政治联合的近期前景？如何认识当代拉美（以“超越发展”理论为代表）和中国（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为代表）在其中可能扮演的促进性角色？如何在现存的制度和政策框架之内得以推进或实现？基于此，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究竟得以在何种制度框架内实现，这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话题。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视野当中破解生态和发展难题的基础性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系统性关注是国内诸多学者的理论旨趣所在。在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时，同样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是确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政治哲学基础的理论前提。在此，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形态上找到了实现生态文明、保证人类永续发展的光明之路。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体系当中，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二者共存一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因此，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其政治哲学也成为这一专题学者们探讨的核心性话题。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解保军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郭剑仁博士以及南京工业大学的任铃教授对此专题展开了探讨。解保军教授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拨与超越”为主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其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汲取了中国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拨与超越，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追赶现代化开辟了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责任担当，因而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层面的创新意义。郭剑仁博士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创造社会与自然关系和谐、劳动与新型生产生活方式、个体感觉与需要的自由发展等经典论述出发，阐述了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的理解，尤其是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具体性话题，使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了可行性的政治哲学基础。作为一以贯之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必然涉及在理论上研究社会、个人和自然及其彼此之间关系的应然状态，以及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冲突问题即生态危机问题的方向和途径。任铃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在进行东西方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论这一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性理解。一方面，作为一种斗争的理论，“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社会理想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更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性规律。在此，“意识形态”是形式，“唯物史觀”是实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张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二者成为差别所在。在此，尚需在确定性和开放性之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把握。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前者是根本性的，后者是补充性的，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和方法的关注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需要从更为整体和全面的方式和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性，避免取其一而忽视其余。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极大程度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总体性框架提供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永续公平发展的更为全面和根本的方式方法。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话语体系构建
话语范畴和体系是进行学术交流的基础性工程，事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未来愿景和总体构想。在此，中国和西方学界在话语体系方面有一个重要差别，即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相对连贯性的接续和探讨，而中国的话语体系是非连续性甚至是发生了较大转换。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学界围绕“资本、市场、政府、市民社会、民主、社会运动”等构建了其解决社会生态问题的基础性范畴。尽管在统一的问题框架下，不同流派的学术观点有所差别，甚至存在根本性分歧，比如以生态危机为例，可以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批判和超越，也可以是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修复和完善。但对于中国学界来讲，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的话语范畴的转换，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有传统文化的流变、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的李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博士、山东大学的李昕蕾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徐海红教授、山西财经大学的王素萍教授、东华理工大学的华启和博士就此专题展开了探讨。李强博士以“公司+村集体+农户”的新型经济模式为例，阐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与政策体系下资本引入可以使经济与环境获得双赢的现实可能性，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交叉性的学理思考。李昕蕾博士指出，在全球治理的共有知识构建过程中，知识演进应跳出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构性桎梏，转为关注基于关系性和过程性的“知识生产的演进性权力”研究，强调多元文化在其关系互动过程中从人类共同命运的包容性和协进性角度出发，通过共有知识的塑造来推动全球善治的实现。在这一背景下，智库联盟建设可以促进多领域、多学科智库间的协调、交叉与融合，形成中国特有的智库集群，在重大问题上开展多视角下的协同耦合研究并共同发声。王素萍教授探讨了环境保护合力集聚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机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涉及多维度、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环境保护要走“合力”之路，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杨志华博士注意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西方社会遭遇的现实问题，即由于其对西方资本利益集团的利益损害，使得可持续发展战略被“细枝末节”化，引向自然资源保护等角落，并由此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话语构建中利益主体之间的话语博弈问题。华启和博士从历时性维度指出，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70年的持续探索，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各具时代特征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实现了从谋求生存时代的“跟着讲”到谋求发展时代的“接着讲”再到谋求现代化新时代的“领着讲”的历史性飞跃，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全面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可见，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构建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自身需要更具连贯性的话语规范和范畴，二是东西方缺乏能够得到双方共同认可的话语体系和范畴。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话语范畴和体系的构建，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终实现中、西、马的融合创新。马克思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后，其理论体系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性立场、原则和方法，并不断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更好发挥在东西方生态文明话语交流当中的桥梁作用，成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命题。
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构架及其过渡
生态文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①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要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红线。围绕于此，与会专家从国家战略宏观和地方具体微观的双重层面展开了充分的学理分析和实践探寻。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李宏伟教授、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院所的鞠昌华博士、海南师范大学的杨英姿教授、董前程教授以及福建师范大学的蔡华杰教授等，主要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进行探讨。李宏伟教针对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看待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完善，并重点介绍了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路径探讨。鞠昌华博士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创新战略及其实践”进行论述，指出理论逻辑、执政逻辑和现实逻辑是共同引领和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逻辑。在对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特点及改革成效进行了深入剖析之后，提出关于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审视及思考以及如何避免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陷阱的学理判定。杨英姿教授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阐释与制度构建的关键并不是对资本本身的彻底摒弃，而是使之从一种价值追求重新回到工具的位置上。董前程教授从伦理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深入分析，提出了要大力推进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以生态平等为核心的生态和谐的伦理理念，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生态发展的伦理实践，以生态良知为核心的生态责任的伦理担当，以及以生态自由为核心的生态公正伦理保障。蔡华杰教授强调，具体的制度构建与切实的过渡战略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它们不能简单建立在抽象的价值理念正确和道德批判上，而是应该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上。
来自南京林业大学的曹顺先教授、中共青海省委党校的马洪波教授、山西大学的王继创博士、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的鲁长安博士以及兰州理工大学的刘海霞博士，主要从地方实践探索层面进行探讨。曹顺先教授于2018年7月底8月初对江苏和浙江部分市、村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进展、成就、特色、经验和教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难题及其破解思路、途径和方法。马洪波教授以三江源国家公园实践探索为例，对该地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社会主义政治取向与地方生态智慧尊重相结合是中国国家公园制度创建的根本基础。王继创博士分析了晋西北右玉县是如何在长期改善生态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用以指导生态实践的独特的生态文化，进而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生态实践文化和生态实践形式。鲁长安博士对习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进行了即时、精准、深入的领会和研究，并结合湖北省具体实际，以工程化和项目化为抓手推动湖北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推进。刘海霞博士提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内涵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体现在生命共同体观、生态民生观、“两山”观、美丽中国观和文明兴衰观五个方面。
这一专题的专家从历史、理论、现实等多维视角展开了深入论述，将学理研究和现实进展，理论辨析和思想引领有机结合，在全球视野和国际语境中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有意义、有价值、有思考、有创见的探讨，并从何以出场、逻辑层次和过渡途径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构架，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根本性追问、逻辑性框架和实践性路径等方面的有价值的探讨。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构架及其过渡”展开的研讨，既是此次论坛的重要落脚点，又为后续研究展开了想象空间。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提供的社会制度前提和框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创建性空间等问题。
六、结语：未来展望
郇庆治教授在总结中对以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和超越发展理论这些西方在解决生态和发展问题时的代表性理论进行了辩证分析，提出尽管上述理论依然有着自身的发展空间和探讨空间，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同时，与欧美国家绿色左翼学者倡导的“社会生态转型”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和文化观念体系基本得以确立的宏观背景和语境下进行的，因而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发展中的题中之义，又拥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在此，需要中国学者不断努力，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通过国家的政策话语进入国际舞台，而且成为学术话语被更多国家所接受，从而内嵌到西方学术话语结构当中，最终策动实现全球社会主义文明的美好愿景。
在研讨过程中可以发现，西方学者频繁使用生态文明（Eco-civilization）的概念。可见，作为中国学界和政界创新的重大理论成果的概念性展现，已经纳入西方学者的话语当中。但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更多是中国学界的认可度和使用度较高的一个概念。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地方实践是中西方学者共同的兴趣点所在，并在研讨会上分为两场专题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和交流。当然，中国学者以“解剖麻雀”的方式进行了有距离的学理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展留有充分的探讨空间。尽管东西双方达成深入共识尚需一段时间，但国外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以及中国学者为此积极搭建的对话平台和合作框架，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当然，关于生态文明的具体性分析尚需从东西方学界交流的一般性基础、原则和进程进一步探讨，真正形成包容性的理论格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成立于2015年6月，它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构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网络平台并参与促进全球性的绿色左翼国际对话。2015—2017年，在以“社会生态转型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北大—罗莎·卢森堡对话”合作框架下，该小组已举办了“多学科视野下的环境挑战再阐释”中德研讨会，“绿色增长、绿色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态转型”系列研讨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中国绿色左翼研究”研讨会，“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学术年会，第一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社会生态转型”博士生论坛等活动。2018—2020年，在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社会生态转型”为主题的“北大—罗莎·卢森堡中心”合作框架下，小组将着力研究“作为一种转型政治（话语）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学术议题，而学术年会是研究小组（第二期）进行学术讨论与交流的主要形式。此次研讨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小组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并将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国际话语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