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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浙江籍运动员不断创造和刷新中国竞技游泳的历史和奇迹，逐渐形成了“中国游泳看浙江”的现象；浙江籍运动员占据了中国游泳事业的绝对主力，“浙江模式”也成为中国游泳事业发展的风向标。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从逻辑辨识和推进策略两个维度分析“浙江模式”给中国游泳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启示，以期为国内其他省市借鉴“浙江模式”，为中国游泳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浙江游泳 浙江模式 改革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8）06（b）-0226-03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进行相关文献检索，主要对于中国竞技游泳、浙江游泳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了解中国竞技游泳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而确定研究方向和思路，并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2 逻辑分析法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体育学竞技训练的视角出发结合逻辑辨识和推进策略两个维度深入的探析“中国游泳看浙江”的现象，并运用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的逻辑分析法，研究浙江游泳在人才选材、竞技训练、赛事制度、管理机制、创新发展等方面的领先与优势。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游泳项目上共斩获5枚金牌，其中就有4枚是浙江选手贡献，由此掀起了一股“浙江现象”的热议。此后，2015年喀山游泳世界、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中浙江选手都贡献显著。
经过这几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实践证明，“中国游泳看浙江”的现象已经在国人中根深蒂固。“浙江游泳现象”的成功奥秘，也引起了国内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等权威媒体积极刊文[1-2]，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极大关注。
2.1 “浙江模式”的形成机制及原因
2.1.1 社会历史文化基因
浙江在地理位置上地处江南水乡，东临东海，北连长江三角洲，使得浙江人似乎天生就对水有浓厚的感情，“浙江”两字从字体结构来看，它是全国所有省份中三点水最多的省，它成为游泳大省和游泳强省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在浙江游泳被当作一项基本的生存技能，社会对于游泳也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2.2 “浙江模式”成功的主要因素
2.2.1 优秀而拼命的伯乐
明星运动员和与拔尖教练员往往是相伴相生的，浙江游泳之所以强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基层体校和俱乐部都拥有大批拔尖的教练员。据统计仅杭州陈经纶体校就拥有4位国家级教练、1位高级、4位中级，30多名的助教教练员，师资雄厚，这在全国业训单位是很少见的。正是因为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基础训练有扎实的“厚度”，才造就了后期专业训练的“高度”。20世纪90年代，朱志根、张亚东、李孟钟等加盟浙江游泳一线，在他们的带领下，浙江游泳的教练队伍又增加了徐国义、楼霞、李雪刚等一批优秀人才。他们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精神风貌，为浙江游泳贡献了智慧，发挥了能力，其中徐国义、朱志根、李学刚三位教练在身患重病依旧奋战在游泳教学与训练的一线，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培养了孙杨、徐嘉余、叶诗文、傅园慧等众多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从2010年起浙江就在中国游泳中率先实行了“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积极邀请外国知名教练、国外顶尖科研人员讲课指导，引进先进的训练理念和管理方法，并根据中国运动员自身的特点和训练方式制订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和方法。
2.2.2 强大的少儿游泳基础和科学的制度保障
浙江制造游泳冠军有一条从县、市源源不断地向省队输送优秀的苗子的传送带，而且拥有众多的培训机构，有业余体校、社会集资举办的游泳俱乐部、学校代表队、专业队等；其中陈经纶体校游泳队、杭州游泳健身中心游泳队、大关游泳健身中心游泳队，可以被称为浙江（杭州）游泳事業的“三朵金花”，他们每支“战队”都配备高水平教练员团队、拥有“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完善的人才输送渠道以及后勤保障服务，能够满足社会、家长、学生对游泳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浙江又因地制宜，创造性地“造”出游泳场所：比如，在水库下游用橡皮坝拦截，兴建露天游泳场；在集镇街道，又大力引进、推广装拆式游泳池，极大地缓解广大农村地区池少人多的游泳难题，这些创新性的举措使得农村的孩子圆了游泳梦。
学校是各类人才培养的摇篮，游泳竞技人才培养也不例外。“我国长期依靠业余体校、游泳学校和体工队三级训练网培养游泳运动员，已经影响到了后备人才的培养”[3]。这些年浙江游泳的突出成绩离不开良好的群众基础与体教结合的培养模式以及教练员的科学施教。杭州市游泳队运动员主要集中在5～13周岁的少年儿童，主要采取的是“走训制”方式，即家长在征求孩子的同意后与体校签订协议，文化课学习在原来的学校，业余训练在体校；既保证每天文化学习的正规性，又以保证专业训练的系统性。这种“学校 体校”相结合的模式，使家长、学校、体校三者能够全程参与孩子的成长，既遵循教育规律又不耽误系统的运动训练，既保障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又带动了中小学校游泳项目开展的氛围。
2.2.3 无缝对接选材机制 国际化视野
每年，杭州市游泳队17个教练组将分别深入到全市200余所幼儿园、小学，对这10万适龄儿童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初选，初步筛选出3000人左右，这3000人还要进行分期（45d/期）初级选材培训，结合游泳训练的柔韧、速度、力量、灵敏、水感等因素再选择350人左右充实到杭州市游泳队，使市游泳队常年在训人数保持在1500人左右的规模，而且每年都有调整和补充，这种无缝对接的选材机制是浙江游泳保持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近些年浙江竞技游泳成绩较好，游泳培训品牌也逐渐深入人心，逐渐形成选材的良性循环，从此也打开了游泳招生面向社会和校园的大门，使更多的优秀苗子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北京奥运会后浙江游泳积极汲取国际上的优秀经验，从2010开始全面走出去，丹尼斯等外教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浙江游泳走向国际化的进程，每年浙江泳军都会赴澳大利亚、美国等游泳强国进行海外训练。其中澳大利亚著名教练丹尼斯在中长距离上的训练，以量为主，以强度为核心的训练理念以及体能训练、小肌肉群的训练模式，对浙江游泳来说都是一个借鉴。
2.2.4 科学合理的赛事制度保障
美国对于体育人才有着很好的制度保证，从教练的聘用机制到对于体育人才的升学保障、奖学金提供、训练制度、完善的大学联赛等[4]。浙江省拥有众多的游泳人口，其中包括青少年、中老年、竞技游泳后备人才、优秀游泳运动员等，为了能够满足不同阶层的赛事需求，浙江省积极通过“政府 民间”的形式，搭建了形式多样的锦标赛、冠军赛、选拔赛、积分赛等赛事平台。浙江省运会是浙江省内水平最高的比赛，按年龄段分组，最小年龄组9岁以下，最大年龄组是15～16岁组，省运会的比赛成绩堪比全国比赛水平。其次是“迎春杯”游泳赛事被公认为是浙江最成功的儿童青少年赛事，代表着全省青少年竞技游泳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科学设置了比赛项目，打破了唯成绩论的选拔惯例，避免拔苗助长，有利于选拔可造之材。最后，浙江省月月还有积分赛，分年龄段进行，其主要是给5～10岁的孩子提供比赛锻炼的机会，赛事要求每位运动员必选一个项目再加一个自选项目参赛，以每个项目的得分计算出每位运动员的综合能力，以一年为单位进行统计和比较，排名前3的运动员将得到200～800元不等的奖金，以作鼓励。竞赛是杠杆，通过竞赛，可以检验教练员、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可以反映出整个项目的发展趋势[5]。2013年浙江举办的浙江省首届幼儿游泳比赛，集趣味性、竞技性和技术性于一体，对开发幼儿的水感和技术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由体育局、各类协会、学校、俱乐部举办的比赛也无疑填补了浙江游泳的空白，使其选手们逐渐适应每月有比赛，每季度有比赛的赛事文化环境。
2.2.5“总局 浙江”的共建模式
美国竞技游泳体制是以泳协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同时以“三营一体”为主的训练模式，而我国竞技游泳从建国以来一直是延续了“举国体制”的模式[6]。2017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与浙江省政府在杭州签署了共建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合作协议，将以浙江为基础发展培养国家游泳队，这是国家在顶层设计上给予的制度保障和制度的创新。此次建立“总局 省市”双建的模式，使浙江游泳将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得天独厚的条件，“浙江模式”也升级为国家游泳队培养模式，“三位一体”管理体制创新，成为当下最关键的体制机制改革方向。在此次共建改革中，三个方面的创新也极大的给浙江游泳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和资金环境，一是在人员选拔上以目前浙江省游泳队人员为基础之上面向全国招生；二是科研和教练员面向全世界招聘；三是该模式实行领导负责制，组建由若干教练（含外籍教练）负责、训科医结构完善、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训练团队，采取年度考核，实行动态调整，实现扁平化管理；四是出资由体育总局和浙江省共同承担。通过这些改革举措打通了国内各省市的人才输送渠道，使更多优秀的苗子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和程序，进行合法的人才流通；科研和教练员面向全世界招聘，可以吸引和招纳国外的优秀教练，使人才能够常年稳定的留在浙江，为中国泳军和浙江泳军贡献智慧；出资由体育总局和浙江省共同承担，使得原来单一的在资金渠道，被现在的双轨道资金输血模式所代替，增加了资金厚度，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障。
3 结论与建议
3.1 抓住机遇，充分利用顶层设计的“总局 省市”共建模式
抓住机遇，充分利用顶层设计的“总局 省市”共建模式。通过在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资金来源方面等给予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不断探索和研究适合中国游泳发展的道路，更加优化和升级“浙江模式”，使“浙江现象”在中国的其他省市形成“多点开花”而不是浙江“一家独大”的局面。
3.2 积极探索和挖掘“浙江现象”的内涵式文化
“中国游泳看浙江”说明浙江在近两届奥运会以来，在人才选材、人才培养、人才管理、竞赛训练、资金来源、体制机制创新等多方面不断完善和优化的突出成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以孙杨为主的“明星效应”，也是带动浙江游泳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品牌因素，应该在这次“总局 浙江省”共建机遇的浪潮上，积极探索和发现“浙江现象”新的特点，不断探索和挖掘“浙江现象”的内涵式历史文化因素，为未来中国游泳提供更成熟的“浙江样本”。
3.3 加强“教体合一”人才陪养模式与“三位一体”管理体制的有机结合
良好的苗子需要在高质量的土壤和环境才能茁壮成长。浙江省以“教体合一”的人才成长土壤和“三位一体”的成长环境，使得浙江游泳一枝独秀的引领中国游泳，并占据了中国游泳的半边天。浙江省教育厅、体育局在2003年联合出台1号文件《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大力开展游泳活动》[7]之后，又积极联合学校、体校等各部门出台各项政策，确保游泳在浙江各市（县）能够有序推进，其中“教体合一”的院校化人才陪养模式与“三位一体”管理体制，将极大规避了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失的风险，实现了人才培养结构集约、运作高效、管理有序、纵横到边的科学化、一体化服务模式。
3.4 科学化的赛事设计与安排
合理的运动竞赛体制，是保证竞赛活动多元功能充分发挥的前提，是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的重要条件。围绕着奥运会最高竞赛目标的使命，浙江省在原有的“迎春杯、育苗杯”等比赛基础之上加大基层青少年儿童对赛事的需求，不断满足更多孩子参与比赛的愿望。制定了有利于促进相应年龄组运动员竞技水平的衔接和梯队赛事制度，在比赛中加大基础水平段儿童的水感、游泳基本素质的项目考核，促进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培养高水平运动后备人才。
参考文献
[1] 金娅倩.中国泳军里约大放异彩浙江大地遍植游泳“基因 ”[EB/OL].（2016-08-10）.http：//news.xinhuanet.com/zjnews/20160810/3361527_c_html.
[2] 人民日報.白皓元教练的分量——评浙江泳坛的现象[EB/OL].（2014-05-21）. http：//sports.sina.com.cn/r/2014-05-21/09197174346.shtml.
[3] 严蓓.建立我国青少年游泳训练营的可行性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4）：160-161.
[4] 丛宁丽，邓运来.美国竞技游泳长盛不衰的原因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33（5）：33-36.
[5] 温宇红.浙江省竞技游泳飞速发展原因初探[J].青少年体育，2013，29（3）：79-80.
[6] 孙通.中美竞技游泳体制比较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2.
[7] 浙江省教育厅，体育局.关于在学校大力开展游泳活动的通知（浙教体﹝2003﹞1号）[Z].2003.
关键词：浙江游泳 浙江模式 改革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8）06（b）-0226-03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进行相关文献检索，主要对于中国竞技游泳、浙江游泳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了解中国竞技游泳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而确定研究方向和思路，并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2 逻辑分析法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体育学竞技训练的视角出发结合逻辑辨识和推进策略两个维度深入的探析“中国游泳看浙江”的现象，并运用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的逻辑分析法，研究浙江游泳在人才选材、竞技训练、赛事制度、管理机制、创新发展等方面的领先与优势。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游泳项目上共斩获5枚金牌，其中就有4枚是浙江选手贡献，由此掀起了一股“浙江现象”的热议。此后，2015年喀山游泳世界、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中浙江选手都贡献显著。
经过这几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实践证明，“中国游泳看浙江”的现象已经在国人中根深蒂固。“浙江游泳现象”的成功奥秘，也引起了国内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等权威媒体积极刊文[1-2]，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极大关注。
2.1 “浙江模式”的形成机制及原因
2.1.1 社会历史文化基因
浙江在地理位置上地处江南水乡，东临东海，北连长江三角洲，使得浙江人似乎天生就对水有浓厚的感情，“浙江”两字从字体结构来看，它是全国所有省份中三点水最多的省，它成为游泳大省和游泳强省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在浙江游泳被当作一项基本的生存技能，社会对于游泳也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2.2 “浙江模式”成功的主要因素
2.2.1 优秀而拼命的伯乐
明星运动员和与拔尖教练员往往是相伴相生的，浙江游泳之所以强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基层体校和俱乐部都拥有大批拔尖的教练员。据统计仅杭州陈经纶体校就拥有4位国家级教练、1位高级、4位中级，30多名的助教教练员，师资雄厚，这在全国业训单位是很少见的。正是因为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基础训练有扎实的“厚度”，才造就了后期专业训练的“高度”。20世纪90年代，朱志根、张亚东、李孟钟等加盟浙江游泳一线，在他们的带领下，浙江游泳的教练队伍又增加了徐国义、楼霞、李雪刚等一批优秀人才。他们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精神风貌，为浙江游泳贡献了智慧，发挥了能力，其中徐国义、朱志根、李学刚三位教练在身患重病依旧奋战在游泳教学与训练的一线，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培养了孙杨、徐嘉余、叶诗文、傅园慧等众多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从2010年起浙江就在中国游泳中率先实行了“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积极邀请外国知名教练、国外顶尖科研人员讲课指导，引进先进的训练理念和管理方法，并根据中国运动员自身的特点和训练方式制订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和方法。
2.2.2 强大的少儿游泳基础和科学的制度保障
浙江制造游泳冠军有一条从县、市源源不断地向省队输送优秀的苗子的传送带，而且拥有众多的培训机构，有业余体校、社会集资举办的游泳俱乐部、学校代表队、专业队等；其中陈经纶体校游泳队、杭州游泳健身中心游泳队、大关游泳健身中心游泳队，可以被称为浙江（杭州）游泳事業的“三朵金花”，他们每支“战队”都配备高水平教练员团队、拥有“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完善的人才输送渠道以及后勤保障服务，能够满足社会、家长、学生对游泳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浙江又因地制宜，创造性地“造”出游泳场所：比如，在水库下游用橡皮坝拦截，兴建露天游泳场；在集镇街道，又大力引进、推广装拆式游泳池，极大地缓解广大农村地区池少人多的游泳难题，这些创新性的举措使得农村的孩子圆了游泳梦。
学校是各类人才培养的摇篮，游泳竞技人才培养也不例外。“我国长期依靠业余体校、游泳学校和体工队三级训练网培养游泳运动员，已经影响到了后备人才的培养”[3]。这些年浙江游泳的突出成绩离不开良好的群众基础与体教结合的培养模式以及教练员的科学施教。杭州市游泳队运动员主要集中在5～13周岁的少年儿童，主要采取的是“走训制”方式，即家长在征求孩子的同意后与体校签订协议，文化课学习在原来的学校，业余训练在体校；既保证每天文化学习的正规性，又以保证专业训练的系统性。这种“学校 体校”相结合的模式，使家长、学校、体校三者能够全程参与孩子的成长，既遵循教育规律又不耽误系统的运动训练，既保障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又带动了中小学校游泳项目开展的氛围。
2.2.3 无缝对接选材机制 国际化视野
每年，杭州市游泳队17个教练组将分别深入到全市200余所幼儿园、小学，对这10万适龄儿童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初选，初步筛选出3000人左右，这3000人还要进行分期（45d/期）初级选材培训，结合游泳训练的柔韧、速度、力量、灵敏、水感等因素再选择350人左右充实到杭州市游泳队，使市游泳队常年在训人数保持在1500人左右的规模，而且每年都有调整和补充，这种无缝对接的选材机制是浙江游泳保持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近些年浙江竞技游泳成绩较好，游泳培训品牌也逐渐深入人心，逐渐形成选材的良性循环，从此也打开了游泳招生面向社会和校园的大门，使更多的优秀苗子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北京奥运会后浙江游泳积极汲取国际上的优秀经验，从2010开始全面走出去，丹尼斯等外教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浙江游泳走向国际化的进程，每年浙江泳军都会赴澳大利亚、美国等游泳强国进行海外训练。其中澳大利亚著名教练丹尼斯在中长距离上的训练，以量为主，以强度为核心的训练理念以及体能训练、小肌肉群的训练模式，对浙江游泳来说都是一个借鉴。
2.2.4 科学合理的赛事制度保障
美国对于体育人才有着很好的制度保证，从教练的聘用机制到对于体育人才的升学保障、奖学金提供、训练制度、完善的大学联赛等[4]。浙江省拥有众多的游泳人口，其中包括青少年、中老年、竞技游泳后备人才、优秀游泳运动员等，为了能够满足不同阶层的赛事需求，浙江省积极通过“政府 民间”的形式，搭建了形式多样的锦标赛、冠军赛、选拔赛、积分赛等赛事平台。浙江省运会是浙江省内水平最高的比赛，按年龄段分组，最小年龄组9岁以下，最大年龄组是15～16岁组，省运会的比赛成绩堪比全国比赛水平。其次是“迎春杯”游泳赛事被公认为是浙江最成功的儿童青少年赛事，代表着全省青少年竞技游泳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科学设置了比赛项目，打破了唯成绩论的选拔惯例，避免拔苗助长，有利于选拔可造之材。最后，浙江省月月还有积分赛，分年龄段进行，其主要是给5～10岁的孩子提供比赛锻炼的机会，赛事要求每位运动员必选一个项目再加一个自选项目参赛，以每个项目的得分计算出每位运动员的综合能力，以一年为单位进行统计和比较，排名前3的运动员将得到200～800元不等的奖金，以作鼓励。竞赛是杠杆，通过竞赛，可以检验教练员、运动员的训练水平，可以反映出整个项目的发展趋势[5]。2013年浙江举办的浙江省首届幼儿游泳比赛，集趣味性、竞技性和技术性于一体，对开发幼儿的水感和技术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由体育局、各类协会、学校、俱乐部举办的比赛也无疑填补了浙江游泳的空白，使其选手们逐渐适应每月有比赛，每季度有比赛的赛事文化环境。
2.2.5“总局 浙江”的共建模式
美国竞技游泳体制是以泳协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同时以“三营一体”为主的训练模式，而我国竞技游泳从建国以来一直是延续了“举国体制”的模式[6]。2017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与浙江省政府在杭州签署了共建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合作协议，将以浙江为基础发展培养国家游泳队，这是国家在顶层设计上给予的制度保障和制度的创新。此次建立“总局 省市”双建的模式，使浙江游泳将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得天独厚的条件，“浙江模式”也升级为国家游泳队培养模式，“三位一体”管理体制创新，成为当下最关键的体制机制改革方向。在此次共建改革中，三个方面的创新也极大的给浙江游泳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和资金环境，一是在人员选拔上以目前浙江省游泳队人员为基础之上面向全国招生；二是科研和教练员面向全世界招聘；三是该模式实行领导负责制，组建由若干教练（含外籍教练）负责、训科医结构完善、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训练团队，采取年度考核，实行动态调整，实现扁平化管理；四是出资由体育总局和浙江省共同承担。通过这些改革举措打通了国内各省市的人才输送渠道，使更多优秀的苗子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和程序，进行合法的人才流通；科研和教练员面向全世界招聘，可以吸引和招纳国外的优秀教练，使人才能够常年稳定的留在浙江，为中国泳军和浙江泳军贡献智慧；出资由体育总局和浙江省共同承担，使得原来单一的在资金渠道，被现在的双轨道资金输血模式所代替，增加了资金厚度，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障。
3 结论与建议
3.1 抓住机遇，充分利用顶层设计的“总局 省市”共建模式
抓住机遇，充分利用顶层设计的“总局 省市”共建模式。通过在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资金来源方面等给予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不断探索和研究适合中国游泳发展的道路，更加优化和升级“浙江模式”，使“浙江现象”在中国的其他省市形成“多点开花”而不是浙江“一家独大”的局面。
3.2 积极探索和挖掘“浙江现象”的内涵式文化
“中国游泳看浙江”说明浙江在近两届奥运会以来，在人才选材、人才培养、人才管理、竞赛训练、资金来源、体制机制创新等多方面不断完善和优化的突出成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以孙杨为主的“明星效应”，也是带动浙江游泳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品牌因素，应该在这次“总局 浙江省”共建机遇的浪潮上，积极探索和发现“浙江现象”新的特点，不断探索和挖掘“浙江现象”的内涵式历史文化因素，为未来中国游泳提供更成熟的“浙江样本”。
3.3 加强“教体合一”人才陪养模式与“三位一体”管理体制的有机结合
良好的苗子需要在高质量的土壤和环境才能茁壮成长。浙江省以“教体合一”的人才成长土壤和“三位一体”的成长环境，使得浙江游泳一枝独秀的引领中国游泳，并占据了中国游泳的半边天。浙江省教育厅、体育局在2003年联合出台1号文件《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大力开展游泳活动》[7]之后，又积极联合学校、体校等各部门出台各项政策，确保游泳在浙江各市（县）能够有序推进，其中“教体合一”的院校化人才陪养模式与“三位一体”管理体制，将极大规避了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失的风险，实现了人才培养结构集约、运作高效、管理有序、纵横到边的科学化、一体化服务模式。
3.4 科学化的赛事设计与安排
合理的运动竞赛体制，是保证竞赛活动多元功能充分发挥的前提，是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的重要条件。围绕着奥运会最高竞赛目标的使命，浙江省在原有的“迎春杯、育苗杯”等比赛基础之上加大基层青少年儿童对赛事的需求，不断满足更多孩子参与比赛的愿望。制定了有利于促进相应年龄组运动员竞技水平的衔接和梯队赛事制度，在比赛中加大基础水平段儿童的水感、游泳基本素质的项目考核，促进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培养高水平运动后备人才。
参考文献
[1] 金娅倩.中国泳军里约大放异彩浙江大地遍植游泳“基因 ”[EB/OL].（2016-08-10）.http：//news.xinhuanet.com/zjnews/20160810/3361527_c_html.
[2] 人民日報.白皓元教练的分量——评浙江泳坛的现象[EB/OL].（2014-05-21）. http：//sports.sina.com.cn/r/2014-05-21/09197174346.shtml.
[3] 严蓓.建立我国青少年游泳训练营的可行性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4）：160-161.
[4] 丛宁丽，邓运来.美国竞技游泳长盛不衰的原因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33（5）：33-36.
[5] 温宇红.浙江省竞技游泳飞速发展原因初探[J].青少年体育，2013，29（3）：79-80.
[6] 孙通.中美竞技游泳体制比较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2.
[7] 浙江省教育厅，体育局.关于在学校大力开展游泳活动的通知（浙教体﹝2003﹞1号）[Z].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