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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房伟，有着山东人最本色的“大汉”形象特征，举手投足之间也透露着朴实与儒雅，显现了齐鲁文化的精神熏陶。业内人士都知道房伟的足迹横跨批评与创作两界，集批评家、诗人和小说家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果，这在文坛是少见的。而正因为这种多重的身份，他的文学批评也具有了自己的显著特色。迄今为止，尚不到40岁的房伟已经出版了多部批评专著，包括《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世纪末文化转型中的王小波研究》《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反思与建构》《风景的诱惑》等，还有颇具影响的人物传记《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可以说，房伟已然成为山东文学批评界的后起之秀，也是国内青年批评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宽广的关注面向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指出：“批评应该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知识结构中，从而使其研究更加系统，同时也在批评内为社会批评家和艺术趣味的代表建立起权威性”①。他认为批评者的视野应该宽阔，涵盖所有与文学有关的学问和艺术趣味问题，惟其如此才能够从全方位、立体化的角度开掘作品的内在意蕴，而不是流于某种单向度的解读。毫无疑问，房伟在其文学批评中在自觉地践行着这种理念，他不耽于某种文学现象和某个作家群，也不只是流连于文学本体批评，所有和文学艺术有关的现象作品都能够点燃他的批评兴趣，其领域也关涉到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学科范围。所以我们看到他奔走于文学批评场域中的各个角落，饶有兴趣地梳理着林林总总，无论是文坛老将还是初生牛犊，无论是红色叙事，还是网络文学，无论是电视电影，还是小品文艺，都进入到他的批评视野中。
首先，房伟对文学的整体发展和走向有着自己清晰的理解。如在《作家身份结构与新时期文学》中，他认为当前作家身份结构是影响新时期文学的根本所在，当下的作家身份组织与认证结构呈现为由“核心”“次级核心”与“外围”组成的同心圆式，作家身份是从“革命一体化”走向“后革命一体化”的“凝聚——耗散——重建”的动态过程，意识形态、商品性和审美性之间纠葛导致了多元身份选择，这种选择背后并没有相应的“文化身份定位”。再如在《多元视野下的当代作家生存状态研究》中，房伟归纳了当下作家的八大生存症候：炫富性狂热、伪中产阶级趣味、炫贫性偏执、主旋律心态、虚拟封闭性生存、恶炒性症候、弱势化生存等……在这些论述中，房伟把握住了文坛的走向和弊端，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中国文学的经典形象在不断沦丧，中国文学原创性的缺失”“泛一体化的文化体制的规训力量，消除异端性写作，建立均质性文化理想的决心是如此之大，令人忧虑。”②
其次，房伟关注的作家和作品领域非常广泛，并能立足于宽阔的视野来进行关联分析。其对单篇作品的论述异彩纷呈，也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近见远。如从贾平凹《带灯》中，他分析了女性在乡土中国中的艰难行进和人性裂变，从《九月寓言》中，他发掘了张炜试图构建的个性浪漫、又相对封闭自足的“寓言乌托邦”，在《兄弟》中，他讨论了在先锋死亡的“伪宏大叙事”年代里如何继续写作。在对作家的解读上，房伟更能多方比较，深入细微，不同类型的作家他的笔下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论析。其中既包括活跃于1980年代的马原，也包括新近崛起的青年新锐王威廉，还有具有强烈浪漫和异域色彩的海外作家郝誉翔，以及拥有山东平原精神气息的散文家李登建，对汉语诗歌传统努力探索的王长征……
除了文学，房伟的批评领域还延伸到电视和电影作品，显现出房伟文化批评视野的广阔和敏锐。如他指出电影《大话西游》中的模糊时空美学隐含着当代中国人的碎片化的生存语境，认为电视剧《武林外传》实际上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市民伦理和知识分子心态之间的符码重组。甚至对一些小品文艺，房伟也能够做出准确的文化探析，如他曾细致分析赵本山从边缘民间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喜剧演出轨迹，爬梳其尴尬的“农民形象”的被生产过程。
二、深刻的批评诉求
房伟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流于面的梳理，同时更执着于深度的挖掘。从字数达到20多万字的硕士论文开始，他就试图挖掘王小波对鲁迅思想的继承与延展关系，体现出了一个不流于俗见，开拓自我批评领域的峥嵘形象。此后，房伟的这种精深的批评诉求继续迈步前进，在当下一些充满争议或者早有定论的批评点上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展现了其独立的思想特质。比如在人们争论不已的《兄弟》上，他敏锐地感觉到在先锋死亡的“伪宏大叙事”年代，余华拒绝进入宏大叙事的二元对立圈套，而是从个人化角度出发，自觉在文本中建构起一个想象性的个人化内心世界。只是在“宏大叙事”死而不僵的当下文学里，纯粹的个人化叙事必然要失败；在《论主旋律小说的内在构成形态》中，房伟又指出当下主旋律小说通过弹性处理，依靠“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族复兴”的核心要素形成了“三重同心圆”的内在模式；在论述作家艾伟时，他敏锐地感觉到艾伟坚持人性与心灵的启蒙立法的实质，是在逐渐从解构历史走向“历史的和解”，但是这种再历史化的小说创作也存在内在困境和难度，容易赋予历史“过量”的心理因素；在论述阎连科的创作中，他指出阎连科的小说存在一种经过纯文学话语机制改造过的“奇书”模式，是新世纪以来纯文学话语机制发展陷入困境的产物，容易产生极度抽象的寓言化、“恶”的绝对化等缺陷……可以说，这些论述都精彩而犀利，显示出属于房伟的质疑精神和深度思考。
此外，房伟对网络文学的论述也颇具深度。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可谓泥沙俱下，网络文学批评中虽不乏批评实践，缺的却是理论建构，房伟的论述不满足于单纯的游戏性、大众化、后现代性、民间性、自由性等研究视域，而是努力从文化深层进行开拓。如他以网络穿越历史小说为例，梳理了网络穿越小说与通俗历史小说的历史渊源，认为在这些创作的背后折射出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的个人主义与共同体诱惑、历史观念的纠葛。这一观点既有新意，也是富有据地形的。
作为一个批评者，房伟也不断反思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处境，展现出属于批评家的自我省察，而这也形成了另一种批评的深度，不仅仅是在关注文本，更注意关注文本介入者和自身构建的话语系统和标准。在论文《再造经典的难度与批评的失语》中，他指出当前的文学评价机制存在着很多缺失：其一是评价标准区隔与通约的匮乏，政治认定、文学精英认定、大众认可相互纠缠，其二是政治标准、经济标准和纯文学标准等之间斗争激烈，互相内耗，缺乏统一的元话语。这些对当前文坛现状的把握既针砭其身处其中的批评界，也延及文学界整体，是有力量的自我认知。 三、与作家的互动体验
新批评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艺术客体，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一直在隔靴搔痒、隔山打牛，作家不接受、读者也不接受，只是因为没有深入作品的肌理，取消了作家与批评家共同建构的艺术有机过程而已。真正的批评不是一味粉饰，也不是干预文学创作，而是同作家一起互动感悟、交流。
房伟最初的文学批评就体现出这种特色。他的文学批评是从王小波开始的，这得源于他在国企心酸尴尬的生活体验，转型时代对他个体、生命挤压产生了绵延不绝的彷徨与苦闷，一个年轻人蜷伏在王小波的文字世界里得到寄托和指引，所以房伟钟爱王小波，将王小波的创作视为一个顽童对着无趣、平庸时代开的玩笑。
此后的文学批评工作，房伟也始终能够深入细微之处，同作家一起感觉和讨论，形成一种互动式的批评。比如他在论述张悦然的小说的时候，对《葵花走失在1890》中的一个细节进行了饶有意味的把握：“它的花朵被剪下来。喷薄的青绿色的血液在虚脱的花茎里流出。人把花朵握在手中，花朵非常疼。她想躺一会儿都不能。她的血液糊住了那个人的手指，比他空旷的眼窝里流淌出来的眼泪还要清澈。”③很明显，这种物我合一的精神痛感激起了房伟的共鸣，他油然地欣赏这种触觉、味觉和色彩合一的文字所带来的奇异力量。在与作家创作互动的基础上，他也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张悦然这种描写的背后已经从“青春”的角度进入了更深层次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
或许在很多时候，房伟是带着作家与批评家的两重面具来进行批评，或者是更深层的虚拟的再创作，在批评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与作家的情感互动乃至身份的置换。这一点在他对“70后”作家的批评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评论瓦当的时候，瓦当作品中的青春、性、亲情和友谊，连同背叛、怀疑显然在不断的召唤着房伟的记忆，似乎瓦当书写的正是批评家房伟的历史与过往，而批评家房伟也会“失控”的进入作家的精神领域，并下出这样的断言：“在另一批人眼中，它同样是一地鸡毛的无聊时代，是欲望泛滥的粗鄙时代，是理想主义穷途末路的时代，是两极分化的时代，是众神狂欢的解构时代。然而，那些都是表象，在那些人心沦丧的欲望故事背后，是人心秘密的探究。”④在论述张楚小说的时候，房伟也止不住自己情感的呢喃：“70年代人的尴尬在于，没有60年代人的机遇和50年代人的生活经历，也没有80年代人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解放。70年代人的青春期，其实也是一个过渡时期：革命宏大话语在慢慢解体，却依然在发挥作用，物质欲望羞羞答答，但却日渐理直气壮。这个年代粗鄙混乱，又有蓬勃的人性法则。而我们这些‘过渡年代’的青年，赶上理想主义的尾巴和计划经济的尾声，对过去充满留恋”⑤。这种对生活经验的唏嘘感叹，对文学创作的遥远寄托也延伸到了他对“80后”创作的批评上，他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更年轻的作家，并以含情脉脉的方式抚摸着他们镌刻的文字：“80后相对于70年代写作和60年代写作，写作心态更自由舒缓。他们没有60年代人强烈的形式创新焦虑，没有70年代人欲望叙事之下的绝望破碎感，却有对传统文学的边界更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焦虑和欲望叙事，不是不存在，而是变得更为平等、对话和自由”⑥ 。房伟的互动式批评，蕴含着强烈的平等姿态，也是心灵的自我投入。这种互动的批评方式，为构建新文学批评标准和范式提供了借鉴。
房伟的互动式批评中还蕴含着诗意，寓于更多的自我寄托，充分地展现了属于文学的奥妙与原初本色。当下文学批评领域中充斥的是晦涩艰深的符号拆解、无聊臆测的能指嬉戏，很少有批评家能够从自我的感觉出发为文学批评贴上更多的感性元素标签，房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形成了一种反拨。他在《忧郁的抒情与伤感—张楚小说论》中这么评价张楚的小说：“在文学外壳下放纵自己内心如水草般无边蔓延的虚无，以及那些如冰雨般锋利无比的黑暗。我们在伤人的快感中伤害自己，在拒绝拯救的时候，拒绝抒情，嘲笑抒情，如同安慰我们对黑暗的恐惧”⑦。在论述瓦当的小说《到世界上去》的时候，又使用了这样的语言：“他神奇的语言，犹如月光下的飞鸟，滑翔于幽蓝的湖面，闪烁着流动的金属光泽，又好似清水中的刀子，冷冽逼人，又热情犀利。他将小说语言做成灿烂之极的烟火，却只燃放在堆满白雪的无人山巅，陪伴明月清风，为世界上最高傲又最美丽的人喝彩”⑧。从这里可以看出，身兼作家、诗人与批评家于一身的房伟让文学批评拥有了更多的立体元素，诗性的语言让我们不仅仅是在看，同时也是在听，在感觉，一种玄妙而又触摸可及的通感世界向我们敞开，一种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格调呼之欲出，美丽而又饱含韵味。
概而言之，房伟在文学批评与创作领域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这与其扎实的功底、端方的态度、敏锐的艺术灵感有密切的关系，也得益于其受教于优秀的导师。从房伟不长的批评道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迅速的成长，也可以看到他不断的自我超越。他既有广泛的文学兴趣，又能够不做蜻蜓点水的嬉戏，体现出了宽广、深邃与互动的多维综合。我们对这位青年批评家投去赞许的目光和更多的期待，期待他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做出更醒目和更突出的贡献——而且我们相信这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
注释：
①弗莱：《批评的剖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②房伟：《“原创性”焦虑与异端的缺失》，《艺术广角》2011年第4期。
③⑥房伟：《永远的青春 永远的梦——从张悦然小说看中国80后文学创作之路向》，《理论学刊》2011年第3期。
④⑧房伟：《一部70后人的青春成长圣经——简论瓦当的小说<到世界上去>》，《南方文坛》2012年第4期。
⑤⑦房伟：《忧郁的抒情与伤感——张楚小说论》，《百家评论》2013年第2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暨南大学文学院）
一、宽广的关注面向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指出：“批评应该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知识结构中，从而使其研究更加系统，同时也在批评内为社会批评家和艺术趣味的代表建立起权威性”①。他认为批评者的视野应该宽阔，涵盖所有与文学有关的学问和艺术趣味问题，惟其如此才能够从全方位、立体化的角度开掘作品的内在意蕴，而不是流于某种单向度的解读。毫无疑问，房伟在其文学批评中在自觉地践行着这种理念，他不耽于某种文学现象和某个作家群，也不只是流连于文学本体批评，所有和文学艺术有关的现象作品都能够点燃他的批评兴趣，其领域也关涉到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学科范围。所以我们看到他奔走于文学批评场域中的各个角落，饶有兴趣地梳理着林林总总，无论是文坛老将还是初生牛犊，无论是红色叙事，还是网络文学，无论是电视电影，还是小品文艺，都进入到他的批评视野中。
首先，房伟对文学的整体发展和走向有着自己清晰的理解。如在《作家身份结构与新时期文学》中，他认为当前作家身份结构是影响新时期文学的根本所在，当下的作家身份组织与认证结构呈现为由“核心”“次级核心”与“外围”组成的同心圆式，作家身份是从“革命一体化”走向“后革命一体化”的“凝聚——耗散——重建”的动态过程，意识形态、商品性和审美性之间纠葛导致了多元身份选择，这种选择背后并没有相应的“文化身份定位”。再如在《多元视野下的当代作家生存状态研究》中，房伟归纳了当下作家的八大生存症候：炫富性狂热、伪中产阶级趣味、炫贫性偏执、主旋律心态、虚拟封闭性生存、恶炒性症候、弱势化生存等……在这些论述中，房伟把握住了文坛的走向和弊端，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中国文学的经典形象在不断沦丧，中国文学原创性的缺失”“泛一体化的文化体制的规训力量，消除异端性写作，建立均质性文化理想的决心是如此之大，令人忧虑。”②
其次，房伟关注的作家和作品领域非常广泛，并能立足于宽阔的视野来进行关联分析。其对单篇作品的论述异彩纷呈，也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近见远。如从贾平凹《带灯》中，他分析了女性在乡土中国中的艰难行进和人性裂变，从《九月寓言》中，他发掘了张炜试图构建的个性浪漫、又相对封闭自足的“寓言乌托邦”，在《兄弟》中，他讨论了在先锋死亡的“伪宏大叙事”年代里如何继续写作。在对作家的解读上，房伟更能多方比较，深入细微，不同类型的作家他的笔下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论析。其中既包括活跃于1980年代的马原，也包括新近崛起的青年新锐王威廉，还有具有强烈浪漫和异域色彩的海外作家郝誉翔，以及拥有山东平原精神气息的散文家李登建，对汉语诗歌传统努力探索的王长征……
除了文学，房伟的批评领域还延伸到电视和电影作品，显现出房伟文化批评视野的广阔和敏锐。如他指出电影《大话西游》中的模糊时空美学隐含着当代中国人的碎片化的生存语境，认为电视剧《武林外传》实际上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市民伦理和知识分子心态之间的符码重组。甚至对一些小品文艺，房伟也能够做出准确的文化探析，如他曾细致分析赵本山从边缘民间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喜剧演出轨迹，爬梳其尴尬的“农民形象”的被生产过程。
二、深刻的批评诉求
房伟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流于面的梳理，同时更执着于深度的挖掘。从字数达到20多万字的硕士论文开始，他就试图挖掘王小波对鲁迅思想的继承与延展关系，体现出了一个不流于俗见，开拓自我批评领域的峥嵘形象。此后，房伟的这种精深的批评诉求继续迈步前进，在当下一些充满争议或者早有定论的批评点上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展现了其独立的思想特质。比如在人们争论不已的《兄弟》上，他敏锐地感觉到在先锋死亡的“伪宏大叙事”年代，余华拒绝进入宏大叙事的二元对立圈套，而是从个人化角度出发，自觉在文本中建构起一个想象性的个人化内心世界。只是在“宏大叙事”死而不僵的当下文学里，纯粹的个人化叙事必然要失败；在《论主旋律小说的内在构成形态》中，房伟又指出当下主旋律小说通过弹性处理，依靠“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族复兴”的核心要素形成了“三重同心圆”的内在模式；在论述作家艾伟时，他敏锐地感觉到艾伟坚持人性与心灵的启蒙立法的实质，是在逐渐从解构历史走向“历史的和解”，但是这种再历史化的小说创作也存在内在困境和难度，容易赋予历史“过量”的心理因素；在论述阎连科的创作中，他指出阎连科的小说存在一种经过纯文学话语机制改造过的“奇书”模式，是新世纪以来纯文学话语机制发展陷入困境的产物，容易产生极度抽象的寓言化、“恶”的绝对化等缺陷……可以说，这些论述都精彩而犀利，显示出属于房伟的质疑精神和深度思考。
此外，房伟对网络文学的论述也颇具深度。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可谓泥沙俱下，网络文学批评中虽不乏批评实践，缺的却是理论建构，房伟的论述不满足于单纯的游戏性、大众化、后现代性、民间性、自由性等研究视域，而是努力从文化深层进行开拓。如他以网络穿越历史小说为例，梳理了网络穿越小说与通俗历史小说的历史渊源，认为在这些创作的背后折射出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的个人主义与共同体诱惑、历史观念的纠葛。这一观点既有新意，也是富有据地形的。
作为一个批评者，房伟也不断反思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处境，展现出属于批评家的自我省察，而这也形成了另一种批评的深度，不仅仅是在关注文本，更注意关注文本介入者和自身构建的话语系统和标准。在论文《再造经典的难度与批评的失语》中，他指出当前的文学评价机制存在着很多缺失：其一是评价标准区隔与通约的匮乏，政治认定、文学精英认定、大众认可相互纠缠，其二是政治标准、经济标准和纯文学标准等之间斗争激烈，互相内耗，缺乏统一的元话语。这些对当前文坛现状的把握既针砭其身处其中的批评界，也延及文学界整体，是有力量的自我认知。 三、与作家的互动体验
新批评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艺术客体，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一直在隔靴搔痒、隔山打牛，作家不接受、读者也不接受，只是因为没有深入作品的肌理，取消了作家与批评家共同建构的艺术有机过程而已。真正的批评不是一味粉饰，也不是干预文学创作，而是同作家一起互动感悟、交流。
房伟最初的文学批评就体现出这种特色。他的文学批评是从王小波开始的，这得源于他在国企心酸尴尬的生活体验，转型时代对他个体、生命挤压产生了绵延不绝的彷徨与苦闷，一个年轻人蜷伏在王小波的文字世界里得到寄托和指引，所以房伟钟爱王小波，将王小波的创作视为一个顽童对着无趣、平庸时代开的玩笑。
此后的文学批评工作，房伟也始终能够深入细微之处，同作家一起感觉和讨论，形成一种互动式的批评。比如他在论述张悦然的小说的时候，对《葵花走失在1890》中的一个细节进行了饶有意味的把握：“它的花朵被剪下来。喷薄的青绿色的血液在虚脱的花茎里流出。人把花朵握在手中，花朵非常疼。她想躺一会儿都不能。她的血液糊住了那个人的手指，比他空旷的眼窝里流淌出来的眼泪还要清澈。”③很明显，这种物我合一的精神痛感激起了房伟的共鸣，他油然地欣赏这种触觉、味觉和色彩合一的文字所带来的奇异力量。在与作家创作互动的基础上，他也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张悦然这种描写的背后已经从“青春”的角度进入了更深层次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
或许在很多时候，房伟是带着作家与批评家的两重面具来进行批评，或者是更深层的虚拟的再创作，在批评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与作家的情感互动乃至身份的置换。这一点在他对“70后”作家的批评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评论瓦当的时候，瓦当作品中的青春、性、亲情和友谊，连同背叛、怀疑显然在不断的召唤着房伟的记忆，似乎瓦当书写的正是批评家房伟的历史与过往，而批评家房伟也会“失控”的进入作家的精神领域，并下出这样的断言：“在另一批人眼中，它同样是一地鸡毛的无聊时代，是欲望泛滥的粗鄙时代，是理想主义穷途末路的时代，是两极分化的时代，是众神狂欢的解构时代。然而，那些都是表象，在那些人心沦丧的欲望故事背后，是人心秘密的探究。”④在论述张楚小说的时候，房伟也止不住自己情感的呢喃：“70年代人的尴尬在于，没有60年代人的机遇和50年代人的生活经历，也没有80年代人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解放。70年代人的青春期，其实也是一个过渡时期：革命宏大话语在慢慢解体，却依然在发挥作用，物质欲望羞羞答答，但却日渐理直气壮。这个年代粗鄙混乱，又有蓬勃的人性法则。而我们这些‘过渡年代’的青年，赶上理想主义的尾巴和计划经济的尾声，对过去充满留恋”⑤。这种对生活经验的唏嘘感叹，对文学创作的遥远寄托也延伸到了他对“80后”创作的批评上，他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更年轻的作家，并以含情脉脉的方式抚摸着他们镌刻的文字：“80后相对于70年代写作和60年代写作，写作心态更自由舒缓。他们没有60年代人强烈的形式创新焦虑，没有70年代人欲望叙事之下的绝望破碎感，却有对传统文学的边界更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焦虑和欲望叙事，不是不存在，而是变得更为平等、对话和自由”⑥ 。房伟的互动式批评，蕴含着强烈的平等姿态，也是心灵的自我投入。这种互动的批评方式，为构建新文学批评标准和范式提供了借鉴。
房伟的互动式批评中还蕴含着诗意，寓于更多的自我寄托，充分地展现了属于文学的奥妙与原初本色。当下文学批评领域中充斥的是晦涩艰深的符号拆解、无聊臆测的能指嬉戏，很少有批评家能够从自我的感觉出发为文学批评贴上更多的感性元素标签，房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形成了一种反拨。他在《忧郁的抒情与伤感—张楚小说论》中这么评价张楚的小说：“在文学外壳下放纵自己内心如水草般无边蔓延的虚无，以及那些如冰雨般锋利无比的黑暗。我们在伤人的快感中伤害自己，在拒绝拯救的时候，拒绝抒情，嘲笑抒情，如同安慰我们对黑暗的恐惧”⑦。在论述瓦当的小说《到世界上去》的时候，又使用了这样的语言：“他神奇的语言，犹如月光下的飞鸟，滑翔于幽蓝的湖面，闪烁着流动的金属光泽，又好似清水中的刀子，冷冽逼人，又热情犀利。他将小说语言做成灿烂之极的烟火，却只燃放在堆满白雪的无人山巅，陪伴明月清风，为世界上最高傲又最美丽的人喝彩”⑧。从这里可以看出，身兼作家、诗人与批评家于一身的房伟让文学批评拥有了更多的立体元素，诗性的语言让我们不仅仅是在看，同时也是在听，在感觉，一种玄妙而又触摸可及的通感世界向我们敞开，一种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格调呼之欲出，美丽而又饱含韵味。
概而言之，房伟在文学批评与创作领域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这与其扎实的功底、端方的态度、敏锐的艺术灵感有密切的关系，也得益于其受教于优秀的导师。从房伟不长的批评道路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迅速的成长，也可以看到他不断的自我超越。他既有广泛的文学兴趣，又能够不做蜻蜓点水的嬉戏，体现出了宽广、深邃与互动的多维综合。我们对这位青年批评家投去赞许的目光和更多的期待，期待他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做出更醒目和更突出的贡献——而且我们相信这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
注释：
①弗莱：《批评的剖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②房伟：《“原创性”焦虑与异端的缺失》，《艺术广角》2011年第4期。
③⑥房伟：《永远的青春 永远的梦——从张悦然小说看中国80后文学创作之路向》，《理论学刊》2011年第3期。
④⑧房伟：《一部70后人的青春成长圣经——简论瓦当的小说<到世界上去>》，《南方文坛》2012年第4期。
⑤⑦房伟：《忧郁的抒情与伤感——张楚小说论》，《百家评论》2013年第2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