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虽然已有近20年的历史，但王明的教条主义挟共产国际之威，在党内还在流行。王明的教条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严重脱节，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本身没有得到理论的提升。
　　虽然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政治、组织、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但党内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对于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还认识不足，没有大张旗鼓地明确提倡。以当时的《解放日报》为例，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相关消息，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而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在版面中只有300字。
　　193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在1937年以前入党的只剩下数万人，而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到20世纪40年代初，党员已迅速发展壮大到近百万人，但新党员有各种成分，新党员思想的纯洁性教育问题变得突出，还有新老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也同样变得突出。
　　此外，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早在1939年，国民党就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加以封锁，到1942年更是加强封锁。日军则在1941—1942年对华北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这些成为党所面临的巨大困难。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指出：“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加强党内教育、整顿作风的工作，在毛泽东看来也是“巩固内部”的工作，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遇到几次重大困难、危机，每次都能通过调整、改变而转危为安，并迎来下一阶段的发展、壮大。如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1934年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进行长征，在湘江血战之后四渡赤水，最后到达陕北，进而在西安事变之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巨大的困难与挑战，再次激发出其内部的强大生命力，创造性地找到全党通过教育、学习来整顿、改变党的作风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作风的整顿、改变包括“学风、党风、文风”，都“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每个干部都“要以身作则”，“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
　　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改变了干部队伍的作风，锻炼了党性，带来党内政治生活的极大提升。全党通过思想、路线的高度统一而形成了组织上空前的团结，为抗战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好了思想与组织的准备。由于王明的教条主义的彻底清除，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毛泽东作为全党政治领袖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达到了应有的统一。延安整风的干部教育学习的成功经验成为党的优良传统，成为党的成功的路径依赖。
　　《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从学习入手，成为党的传统、惯例，成为后来成功的历史路径依赖。
　　毛泽东指出当时党内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三个缺点是“极坏的作风”。其一就研究现状而言，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周围环境，即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方面，还没做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而是“瞎子摸鱼”，满足于一知半解，“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其二就研究历史而言，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史，近百年的还是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是漆黑一团。很多人是言必称希腊，却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割断历史，不懂得中国。所以，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与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都是不浓厚的。其三就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言，只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抽象而无目的，不会用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不会具体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结果造成理论和实际分离。“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这样在学生中所造成的一种反常心理就是“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毛泽东当年对于政治学、经济学教授的书本政治学、书本经济学问题的批评放在今天依然有效。
　　毛泽东将以上三种缺点归之为主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与主观主义相反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最后，平实而又充满自信地说：“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未完待续）
　　 （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