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评审意见：
该论文选题较新，从文化角度研究了六七十年代美国新右派运动的兴起、发展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论文有史有论，表明作者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资料比较充足翔实，表明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字表达规范，思路清晰，是一篇比较优秀的毕业论文。
美国新右派运动发轫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战后美国史上一段特殊的岁月，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年代。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的界定，如政治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称之为“丰裕社会”，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叫它“后工业社会”，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尔把它叫做“高消费的社会”[1]。跌宕多姿的文化思潮，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政治波澜，一日千里的科技飞跃，更是奏响了该时期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新右派是一支以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它在这种纷乱的社会背景之下出现在美国的历史舞台。尽管没有新左派彻底改造社会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反主流文化者的嚣张与狂放，但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端，他们也试图从保守派的角度出发，为未来的美国社会寻找出路，形成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一场如火如荼的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社会发展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场战争尽管使美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本土没有受战火的洗劫而使美国大受其益，经济、技术和军事全面开花，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与昌盛。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加了250％，美国人1960年的人均收入比1945年增加了35％，拥有私人轿车和洋房的家庭急剧上升，几乎60％的美国人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2](p.112)。这一切似乎表明：大萧条的梦魇已经过去，“黄金时代”正在向美国人招手。
但丰富灿烂的物质文明并没带给美国人太多的慰藉，相反带来的是无尽的隐忧。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技术专制。技术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一种决定性因素，渗透到生活各个领域。加尔布雷斯论证：“经济权力由土地贵族转入工商家手中，最后转入技术和管理专家手中，技术控制了社会，加剧了人的异化。”[3](p.302)技术，这个人类自己发明的为社会服务的东西，却给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自动化和机械化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各种新式武器的相继问世，世界范围的核竞争，如一层层阴影笼罩在美国人的心头。一种难言的压抑由此而产生。
传统的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消失，反而更加暴露无遗。阶级斗争、人权问题，经济发展的失衡，工业发展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经济危机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垄断组织权力的无限扩大……就像一枚枚随时都可以引爆的炸弹，深深地困扰着美国人。
丰裕的社会财富也没能弥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麦卡锡主义带给美国人心灵和人格上创伤。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受到了怀疑和冲击。到了50年代末期，由于政治压力的削弱，一股反传统反现代文明的思潮勃兴，这就是新左派运动。这是一场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运动，它对美国存在的各种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它标志着——个人向社会和传统挑战的勇气和决心，其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但同时，由于新左派运动组织状况杂乱，思想不清，因此并没取得预期的成果，只能称之为“现代乌托邦革命”，并几乎沦入颓废和虚无主义的旋涡中。
在新左派运动产生的同时，一个以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组织也出现在美国的历史舞台上，这就是新右派。他们与新左派性质是迥然不同。新右派一代人大多是在战后经济繁荣的“盛世”中呱呱坠地的，人们称之为baby boomer(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同父辈相比，他们是在蜜罐中长大的，而与同辈的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者相比，他们出身平凡，崇尚传统，笃信天主教，这样独特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冷静、保守、谦恭的性格。他们是那个动荡岁月的“另类”。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形成了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保守主义的潮流。
在新右派的兴起的同时，老右派却衰落下去。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在美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保守主义的痕迹随处可见。不过，要讨论当代保守主义运动，则需要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的“老右派”。进入50年代后，随着，老右派的政治领导人退休或去世，老右派处于群龙无首的松散状态，其精神领袖们也开始消沉，首先是门肯（Mencken）1销声匿迹，紧接着，罗伯特·R·麦克密克（Robert R McCormick）也从一位右派领袖变成了一名普通的编辑，老右派从此一蹶不振。情况正如威廉姆·拉舍（William Rusher）写道的那样：“右派遭遇了自30年代起，最大的精神匮乏，在知识分子和作家以及一大批处于蒙昧状态的百姓之间，存在着隔膜。”[4](p.6)50年代中期，老右派团体中这种政治、思想的中空，使得老右派改革成为大势所趋。
老右派的逐渐衰落引起了许多新右派知识分子的不满。维格里（Viguerie）就曾经在他的书里写道：
“老右派们多次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相信他们做的已经够了，可以决定战局了。当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同自由派做作争，因此，他们也趋向防守和失败。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来扑灭自由派的火焰，却没时间燃起自己的战火。”
“我们这些人中，许多已经丧失耐性了，年轻的保守派们是有野心的，是好胜的。他们已经厌倦了围在老右派周围等待老右派指挥的日子。”[5](p.52)
就这样，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个新兴的政治团体出现了，并对此后的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新右派也被称为“新右派联盟”或“极端保守主义右派”，是保守派们组织的一支政治力量。他们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对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与新左派相比，新右派的成员大都信奉天主教，出身于中产阶级，这种截然不同的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观点与新左派泾渭分明。
“新右派”一词最早是由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提出的。1962年，他建议为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设立一个保守主义论坛，并为此写了一篇题目为《“新右派”：现状与将来》的文章，“新右派”一词由此产生。1969年的时候，保守派专栏作家M·斯坦顿·伊文斯（M·Stanton Evans）为了描述校园中出现的保守派，沿用了这个词，实际目的是把它与新左派进行比较，以便引起公众的注意。到了1975年，在凯文·菲利浦斯（Kevin Phillips）的文章里，“新右派”才第一次正式被用来指称当代社会的保守派。从此，“新右派”一词便被社会媒体采用，成为约定俗成的名称。
对于“新右派”这一称谓，人们的态度是褒贬不一的。塞缪尔·T·弗朗西斯（Samuel T·Francis）就认为“新右派的名称是最令人疑惑的”。他说：“首先，新右派代表的并不完全是新的，它的许多观点、价值观和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沿用老右派的；其次，新右派的其他观点是任何时代的保守派都不曾提出过的。”[4](p.65)
的确，在某个意义上来说，新右派是没有理由自称为“新”的。它的基本观点都是在对大众哲学和价值观及孤立主义的改造基础上得来的，许多都是四五十年代人们就耳熟能详的，到了六七十年代，已毫无新意，无怪会招致人们的不满。维格里也不得不承认：“这里（新右派）并没有许多新的保守主义观点了，大多数的观点已经长期存在。”[6](p.344)
三
但是，新右派被称为“新”也并非毫无道理的。新右派的“新”在于它对老右派的扬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基础、纲领的革新，有效的战略和合作范围的扩大。
在新老右派中，起突出作用的政治基础不是经济，而是人。特别是在美国，很难把一场政治运动和社会阶层分离开，新右派也是如此。老右派把它的政治基础定位在上流社会，而新右派是以中产阶级、蓝领工人和少数民族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的。由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位方式，导致了六七十年代新老右派力量此长彼消的境况。对于这一点，保罗·M·维奇（Paul M Weyrich），曾有过精辟的分析：“尽管上流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有一样东西是他们缺乏的，即价值观，而这又是工人阶级具有的。”据他描述，“在当时蓝领工人聚居区，旧时的传统成为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纳税的观念一样，根深蒂固地保留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有教养的富有青年允许颠倒是非，传统对于他们成为浪漫的装饰。在工人当中，尊重是一种不断灌输的观念，是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础——对父母或祖父母的尊重，对牧师和教师的尊重，对社会制度，包括政策、法律、政府的尊重……尊重产生纪律，艰苦工作意味着实现渴望的目标。”[4](p.52)可见，两种不同的阶层有着大相径庭的两种价值观，而后者无疑是与新右派的主张相契合的，因此，成为了新右派发展的基石。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蓝领工人同新右派的关系。在美国社会，有两个群体长期以来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支持左派的，一个是黑人，另一个就是工会。所谓蓝领工人，是与“白领工人”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因其制服的蓝领而得名。在许多年里，蓝领工人是支持工会的，可到了60年代，他们发现“工会的领导们与普通工人失去了联系，并在巴拿马运河、福利、国家防御等许多问题上同工人们产生了分歧”[4](p.52)。很显然，工会已经不能再顾全工人的利益了，因此大多数的工人投向了新右派的怀抱，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工会，成了新右派阵营中的急先锋。而此时的工会也不得不慨叹：新右派已经胜出，并获得了他们成员的心……是他们自己击败了自己……[5](p.164)
新右派的新基础——蓝领工人，又触发了新右派政治纲领的革新。新老右派在价值观上有着很大的差别，而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说，价值观又是“把社会焦点转化为现行的政治术语”的工具[4](p.53)。老右派主张不干涉的经济模式，新右派却强烈地呼吁自由企业制度和个人特权。这种思想产生于他们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过程。他们发现，人们总是期待可以从政府得到一些特权，而这种特权的给予是不需要破坏现行的自由企业体系的。关于这一点，正像保罗·维奇在他的文章里写的那样：“我们反对政府对个人生活干涉的扩大。”[4](p.53)那么究竟何为特权呢？这种个人的特权在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里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其实，新右派所谓的特权是指“个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本身的道德观念”。因为新右派领导者们坚信这样一个观点，即政府应该支持某种道德观念，所以他们为之呼吁，在他们看来，这样做能够消除“由自由派倡导的冷漠和极端”，比起老右派的“放任自流”，新右派的这种观点无疑是棋高一筹了。
任何一支较大政治力量的出现，都是以赢得竞选为目的的，新右派也不例外。安冬尼·奥伯斯卡尔在他的书中对新右派的目标作过明确的表述：选举成员和支持者们组阁，范围上至白宫，下到各级联邦政府和地区政府；制订法律条文和修改宪法[6](p.34)。出于这种目的，在吸收老右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右派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组建一个广泛而严密的传播网络。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尽可能地在媒体、精神世界和公共事务中影响公众舆论，为其政客提供与自由派相反的政策、信息、技术支持和其他资源”[4](p.34)。
老右派对于组织机构的力量是不太相信的。他们以反集体主义为指导思想，受这种想法的支配，老右派缺乏一个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的领导。因此，他们的行动都是杂乱的、毫无章法而言的。同时，比起自由派的政策研究团（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民主研究团（Democratic Study Group），他们也缺乏一些支持力量，这使得老右派们“没有被当成是华盛顿的一支重要力量”[4](p.54)。
到了新右派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右派的领导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政治是与权力相关连的活动”，因此，新右派们开始“以一种有计划的方式活动，目的是影响官僚政治机构”[4](p.58)。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建立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机构：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由爱德·弗伊尔纳（E·d Feulner）领导，给国会中意志坚强的保守主义者以智力支持。
保守派决策机构（The Conservative Caucus），由哈沃特·菲利普斯(Howard Phillips)领导，给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以指导。
参议院指导委员会（The Senate Steering Committee）和共和党研究委员会（The 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是由保守派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在70年代，他们团结起来，成功地阻止了左翼的立法，在国会统治权的争夺中取得了胜利。
美国保守联盟（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是一个历时悠久的机构，在竞选的游说活动、电视节目和出版物中尽了全部的努力……
在这些机构的支持下，新右派运动蓬勃发展，无怪维格里说：“保守主义可能、乐意也有能力取代自由主义——因为新右派在效率和能力上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变化。”[5](p.25)
与此同时，在对待媒体的态度上，新老右派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老右派对媒体是又恨又怕。一方面，由于麦卡锡对传媒的高压政策，使得老右派们不得不秘密活动，“如果某次例会被报道的话，他们会立刻取消那次会议的”[4](p.55)。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老右派生活在一个“前电视机（pre－television）”的时代，在使用现代传媒技术上，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技术的障碍让他们对媒体望而却步。
而新右派则不然。“投入地爱一次”是他们对媒体态度的真实写照。首先，他们建立了一个覆盖广泛的传播网络，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新右派活动家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在美国名列第四位的政治、组织传播网络，仅次于民主党、共和党和工会”[6](p.343)。其主要机构有：
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urvival of a Free Congress），这是由保罗·维奇领导的，目标是让自由派的在职者离职，选举保守派和新右派候选人进入国会。
国家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Nationa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是全国最大的保守主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由特里·多兰(Terry Dolan)领导，旨在帮助保守派和新右派赢得选举，击败自由派。
国家俱乐部（National Congressional Club）的前身是国会俱乐部（Congressional Club），也是竞选的有力工具。
理查德·维格里的维格里公司是最先进的机构，已经到达了计算机化。
除了广播、电视等现代化的媒体外，传统的方式，如报纸、杂志也是新右派的工具。保罗·维奇曾说过：“我们准备钱……发行周刊、印刷报纸……”[6](p.343)为此，他们还网罗了一批著名的专栏作家凯文·菲利浦斯、威廉姆·拉舍等，这些作家的文章宣传了新右派的观点，提高了新右派的声望。
新右派相对老右派，发展变化最显著的就是合作范围的扩大。老右派的合作对象只有共和党，对于其他的团体，如民主党、工会、大多数教会和工人阶级则视若无睹。新右派则不然，他们认为“与上述团体的合作是打造一个成功联盟的必要条件”[4](p.61)。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新右派的影响不断上升，以在民主党的影响为例，在1976年民主党集会中，新右派民主党成员已经占据了相当数量的席位，而在1978年马萨诸塞的民主党领袖大选中，新右派人物爱德华·金击败了自由派，成功当选。对这种情况，保罗·维奇曾非常乐观地说：“我们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努力方向，如果左派不让我们置身事外的话，我相信我们能获得这个目标。”[4](p.61)
四
在扬弃老右派政治观点的同时，新右派们也打造了自己的体系，制订了以宗教、社会问题为主，经济、外交、国防为辅的政策，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亲生命、亲家庭、亲社会、亲美国[7](p.198)。
这种政策重心的转移是新右派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我认为也是他们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维格里曾经相当坦诚地说过：“在过去的50年里，保守派过分地强调了经济和外交政策。新右派在经济和外交政策等事务上同其他的保守主义派别有着共同的基本原则。但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我们是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的，除非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少数民族、蓝领工人、反对堕胎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身上。这些问题中较突出的是公共交通、犯罪、堕胎、色情、教育和传统的宗教伦理。”[6](p.344)新右派政策重心的改变，使其迎合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口味，最终战胜了其他的保守主义派别，成为了保守主义的主流。
新右派的亲生命运动是以全国范围的反堕胎运动为先河的。在这次运动中，新右派和极端保守派们充当了领导人。他们以人权为旗帜，采用非暴力的手段，坚决反对堕胎合法化，反对使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堕胎，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尽管这次运动遭到了女性组织的激烈反抗，他们还是成功地制订了法律，冻结了堕胎专用基金。然而，社会学家对于这个运动是毁多誉少的。克里斯汀·鲁克（Kristin Luker）认为：“把堕胎变成社会问题进行激烈的攻击，与其说是关于权力，倒不如说是关于妇女的真正角色与责任和女性的地位与含义。”[8](p.141)莫里斯·爱瑟曼（Maurice Isserman）和迈克尔（Michael Kazin）也评论过这场运动，认为它是“男性对传统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模式的破坏的恐惧”[9](p.256)。
新右派作家塞缪尔·弗朗西斯在他的论文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新右派代表的不仅是政治形态或选举联盟，新右派是影响美国社会机能的广泛社会运动的政治语句。”由此可见新右派对社会运动的重视。在他们看来，家庭是社会中的基本成分，米拉尔（Merrell）说过：“我们相信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因素。” G·K·切斯顿也说：“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因此，维持传统的家庭模式成为新右派亲家庭的核心内容。当然，在60年代这个反主流思潮高涨的时代，他们的传统家庭模式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冲击和攻击，他们成为了新左派口中“保守的少数派”。对此，他们也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击，保罗就曾直言不讳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们不是‘保守的少数派’，我们是试图维护我们熟知的美国社会的多数派。”[5](p.159)
同时，站在亲家庭的立场上，他们还坚决地反对性解放，特别是同性恋，婚前性行为和非婚性行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行为的出现是对社会伦理的威胁，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1/3儿童出生于单亲家庭，1/2的婚姻以离异而告终，1/3的孕妇的结局是堕胎，1/4的高中学生在毕业前辍学[10](p.10)。
除了倡导传统的家庭，恢复传统的宗教信仰也是新右派的另一个政策——亲社会的重点所在。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宗教派别最多、信徒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在新右派看来：“美国的惟一希望就是唤醒美国信教的人们，神的领导才是最有效的。”[5](p.126)因此，新右派们组织了一个以基督教保守派为主体的政治—宗教运动——新基督教右派（New Christian Right）。
在这场运动中，有两个组织备受瞩目：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和宗教圆桌协会（Religious Round Table）。MM是由著名保守派领袖杰里·福韦尔创建的。它首次把NCR的焦点从“个人灵魂的得救”扩大到社会政治问题，是当时大规模公开介入美国政治生活的新基督教右派的代表性组织，因而名噪一时，并常成为整个NCR的代名词。1980年，里根总统在大选中就曾得到过该组织的支持。RRT是NCR的另一个重要组织，它的职能，正如《新左派，新右派和传统》一书中描写的那样：“服从NR领导者的命令，为保守派首领和宗教领袖编撰公共事务简讯……”因此，可以说RRT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NCR运动是NR对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而这种改革又是建立在“传统宗教虔诚、繁荣、美国初期伦理中典型的爱国主义和宗教复兴的结合体”之上的[6](p.339)，因此称之为是一场“以NCR为名的道德复兴运动”也不足为过。
新右派在大力宣扬社会和宗教改革的同时，对于经济和国防外交也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毕竟对宗教和社会改革的重视只是一种策略的调整，国家利益才是他们不变的追求。
在经济上，新右派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他们支持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种经济才能使人的选择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实现。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们认为“是可以通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11](p.25)。
他们还竭力反对福利国家。他们认为福利国家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除此之外，一无所获。政府保证社会的福利，而社会福利的实施有会使政府的压力得到缓解，对于政府而言，这不失为一个良策。但对于民众呢？泛泛的福利经济只会阻碍竞争，导致寄生经济的滋生，从而加大国家的负担，开始一个恶性循环。
在外交上，新右派是极端敌视共产主义的，因此，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以反共、反苏、争霸为基调的。一方面，他们以自由欧洲和解放两个广播电台为大本营，招募了一批作家和翻译家，加大反共宣传力度，从负面介绍共产主义及苏联林林总总的情况。同时支持各出版社、杂志和电影全面出击，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共宣传，在他们看来“他们正在用美国军费开支的1％制造奇迹”。一方面，他们反对政府对苏联的缓和态度，认为政府的缓和是西方的灾难。保罗·艾德勃格（Paul Eidelberg）博士是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分析家，他曾在书中写道：“缓和的态度对美国只有消极的后果，苏联的统治被重视，打击了苏联内部和来自自由运动的反共情绪。”[5](p.118)在另一方面，以艾德勃格、丹尼尔·格雷厄姆（Daniel Graham）和布雷恩（Brain Crozier）等人为首的新右派们又反对对苏联进行核打击，而是主张联合自由世界，用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方式来对抗共产主义。他们宣称：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并不是谋求和平的政策，而是一种能提高战争爆发可能性的缓兵之计。
同时，为了对抗苏联，争夺盟友也成了新右派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国首当其冲成为新右派关心的焦点。他们不断呼吁苏联从该地区撤出，其目的只有一个，正如多兰所指出的那样：“要把联合国争论的焦点引到本世纪最富争议的问题上——苏联的帝国主义。”[5](p.120)此外，新右派还极力促成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结盟，不仅要在西欧，而且还要在拉丁美洲、南非和亚洲……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结盟运动，目标只有一个——苏联。
反苏也好，反共也好，并不只是新右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意气之争。他们这样做，有其更深层的目的——争夺世界霸权。因此，他们还积极地倡导军队的建设，这也是美国传统军事思想在新右派身上的反映。乔治·华盛顿总统说过“确保和平的最好方法就是备战”。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说法再次被新右派提出，“我们必须采用二战时的紧急方法，来恢复我们的军事地位”[5](p.121)。不过，此时的军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了反共争霸最坚实的保证，也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东北非维持所谓“和平”的有效工具。
在新右派的努力下，结果不言而喻，“世界舞台上的变化是戏剧性的，共产主义的优势被阻止了”[5](p.120)。
五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历史舞台上，新右派们始终是以低调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的社会学家和史学家对其重视不够；二是新右派运动自身发展在该时期也不是很成功。他们以公众权利为掩饰，大力推行种族歧视，使他们的行为与他们“自由、平等”的主张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此外，停滞不前也是新右派的致命伤之一，“除了大力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派的福利国家，他们毫无变化”[11](p.69)。因此，当国内外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时候，他们已经摸不住时代的脉搏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新右派的重要性。由于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又有严密的组织体制，新右派在社会生活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维格里曾说：“在这十年里，新右派是出现在美国历史舞台上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6](p.34)虽然维格里作为新右派的领导人，这么说未免有自吹自擂之嫌，但是新右派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他们为“20世纪80年代的右翼扎下了根”[8](p.176)。
首先，在社会观念上，新右派使得传统的思想得到了恢复。密歇根大学的G.美尔（G.Mayer）曾对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人们观念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他写道：美国人对于性、种族等观念全部都改变了。他把变化归纳为以下几点：女性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在家庭、工作和妇女问题中人人平等观念的形成，环保意识的勃兴……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变化全是由新左派运动产生的，与新右派无关。其实不然，是新右派们使得这些观念规范化，并重新具有了生命力。的确，在60年代有过放纵，有过恣意，在60年代有过对权力的盲目反抗……可结果呢？正如奎勒斯（Quayles）所说：“我们走到了美国的末日。”可新右派加入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每种观念都被中产阶级吸收了——被稀释，被软化，但全部保留下来”[11](p.185)。这就是80年代的社会观念——打上新右派烙印的观念——也是里根上台的思想基础。
其次，新右派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坚持。他们重新讨论了市场经济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使得人的选择权利达到了最大的限度。从这一点上说：“自由市场经济的坚持是新右派惟一也是无价的贡献。”[11](p.71)
再次，新右派对80年代美国的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0年，代表保守派的里根在大选中获得了新右派的支持，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在堕胎、公立学校祈祷、私立学校贷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在新右派提出的所有热点问题上都表明立场”[7](p.198)。1984年共和党代表大会，杰里·福韦尔——道德多数派的创始人出现在了主席台上。
1988年，保守派的牧师帕里·罗伯逊加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虽未能成功，但其新右派的观点在全国得以广泛的宣扬。1989年，帕特·罗伯逊组织了基督教联盟，这是新右派最大的宗教组织，在各州均设立了分部，成为了美国政治——宗教领域的“麦当劳”。
最后，新右派还为80年代的右翼团体留下了两条行之有效的策略，使右翼力量得以蓬勃发展。
以道德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惟一标准。新右派将其所能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道德伦理的问题。无论是反共反苏的外交政策，还是堕胎这个社会焦点，无不被归入伦理道德的善恶范畴。新右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一个问题被置于道德标准的考查之下时，其答案不仅显而易见，而且也具有了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这正是新右派的匠心所在。
不与党派直接联合是新右派行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针。新右派与共和党的关系密切毋庸置疑。但是无论二者关系有多密切，新右派也从未公开表示过愿意与共和党结盟或联合等想法。一方面是由于新右派与共和党内部某些温和派的人士的格格不入[12]p.25)。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右派不愿失去在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中的独立地位，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组织，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合作”[13]。可以说，新右派与共和党或其他政党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这种不给予某个团体以无条件支持的做法，无疑更有利于其自身目标的实现。
当越南战场的硝烟散尽，当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偃旗息鼓，当玛丽莲·梦露谜般地远去，当花花公子出现在街头的垃圾箱中，当莘莘学子回到了久违的课堂，当摇滚手脱掉怪异的服装，当毒品的迷雾随风而逝，当60年代的纷乱尘埃落地……重新审视这段动荡的岁月，我们不由得惊叹：新右派们带着全部的自信，怀着必胜的信念，已经在这场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上初露峥嵘了。其结果正如威廉姆斯·詹姆斯所说：一个小小的力量，如果从不停止，将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5](p.108)。
【收稿日期】2002年5月
【作者简介】顾然，女，辽宁人，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2年毕业生。
【责任编辑 蔡世华】
参考文献：
[1]王恩铭：《美国新左派运动》。《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2]威廉·查菲：《未完成的旅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
[3]张友伦、李剑鸣：《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
[4]Robert W. Whitaker, The New Right Pap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5]Richard A. Viguerie, The New Right: We’re Ready to Lead, Viguerie Co, 1981.
[6]Anthony Oberschall, Social Movement: Ideologie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New Brunswich: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3.
[7]G. R. 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8]Burns Stewart,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1960s:searching for democracy,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0.
[9]James JFarrel, The Spirit of The Sixties: The Making of Postwar Radic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0]Ralph Reed, Politically Incorrect, Dallas Word Publishing, 1994.
[11]Paul Lyons, New Left, New Right and the Legacy of the Sixtie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Brinbaum,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alph, Time, May 15, 1995.
[13]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该论文选题较新，从文化角度研究了六七十年代美国新右派运动的兴起、发展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论文有史有论，表明作者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资料比较充足翔实，表明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字表达规范，思路清晰，是一篇比较优秀的毕业论文。
美国新右派运动发轫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战后美国史上一段特殊的岁月，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年代。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的界定，如政治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称之为“丰裕社会”，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叫它“后工业社会”，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尔把它叫做“高消费的社会”[1]。跌宕多姿的文化思潮，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政治波澜，一日千里的科技飞跃，更是奏响了该时期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新右派是一支以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它在这种纷乱的社会背景之下出现在美国的历史舞台。尽管没有新左派彻底改造社会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反主流文化者的嚣张与狂放，但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端，他们也试图从保守派的角度出发，为未来的美国社会寻找出路，形成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一场如火如荼的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社会发展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场战争尽管使美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本土没有受战火的洗劫而使美国大受其益，经济、技术和军事全面开花，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与昌盛。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加了250％，美国人1960年的人均收入比1945年增加了35％，拥有私人轿车和洋房的家庭急剧上升，几乎60％的美国人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2](p.112)。这一切似乎表明：大萧条的梦魇已经过去，“黄金时代”正在向美国人招手。
但丰富灿烂的物质文明并没带给美国人太多的慰藉，相反带来的是无尽的隐忧。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技术专制。技术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一种决定性因素，渗透到生活各个领域。加尔布雷斯论证：“经济权力由土地贵族转入工商家手中，最后转入技术和管理专家手中，技术控制了社会，加剧了人的异化。”[3](p.302)技术，这个人类自己发明的为社会服务的东西，却给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自动化和机械化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各种新式武器的相继问世，世界范围的核竞争，如一层层阴影笼罩在美国人的心头。一种难言的压抑由此而产生。
传统的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消失，反而更加暴露无遗。阶级斗争、人权问题，经济发展的失衡，工业发展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经济危机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垄断组织权力的无限扩大……就像一枚枚随时都可以引爆的炸弹，深深地困扰着美国人。
丰裕的社会财富也没能弥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麦卡锡主义带给美国人心灵和人格上创伤。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受到了怀疑和冲击。到了50年代末期，由于政治压力的削弱，一股反传统反现代文明的思潮勃兴，这就是新左派运动。这是一场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运动，它对美国存在的各种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它标志着——个人向社会和传统挑战的勇气和决心，其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但同时，由于新左派运动组织状况杂乱，思想不清，因此并没取得预期的成果，只能称之为“现代乌托邦革命”，并几乎沦入颓废和虚无主义的旋涡中。
在新左派运动产生的同时，一个以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组织也出现在美国的历史舞台上，这就是新右派。他们与新左派性质是迥然不同。新右派一代人大多是在战后经济繁荣的“盛世”中呱呱坠地的，人们称之为baby boomer(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同父辈相比，他们是在蜜罐中长大的，而与同辈的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者相比，他们出身平凡，崇尚传统，笃信天主教，这样独特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冷静、保守、谦恭的性格。他们是那个动荡岁月的“另类”。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形成了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保守主义的潮流。
在新右派的兴起的同时，老右派却衰落下去。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在美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保守主义的痕迹随处可见。不过，要讨论当代保守主义运动，则需要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的“老右派”。进入50年代后，随着，老右派的政治领导人退休或去世，老右派处于群龙无首的松散状态，其精神领袖们也开始消沉，首先是门肯（Mencken）1销声匿迹，紧接着，罗伯特·R·麦克密克（Robert R McCormick）也从一位右派领袖变成了一名普通的编辑，老右派从此一蹶不振。情况正如威廉姆·拉舍（William Rusher）写道的那样：“右派遭遇了自30年代起，最大的精神匮乏，在知识分子和作家以及一大批处于蒙昧状态的百姓之间，存在着隔膜。”[4](p.6)50年代中期，老右派团体中这种政治、思想的中空，使得老右派改革成为大势所趋。
老右派的逐渐衰落引起了许多新右派知识分子的不满。维格里（Viguerie）就曾经在他的书里写道：
“老右派们多次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相信他们做的已经够了，可以决定战局了。当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同自由派做作争，因此，他们也趋向防守和失败。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来扑灭自由派的火焰，却没时间燃起自己的战火。”
“我们这些人中，许多已经丧失耐性了，年轻的保守派们是有野心的，是好胜的。他们已经厌倦了围在老右派周围等待老右派指挥的日子。”[5](p.52)
就这样，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个新兴的政治团体出现了，并对此后的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新右派也被称为“新右派联盟”或“极端保守主义右派”，是保守派们组织的一支政治力量。他们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对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与新左派相比，新右派的成员大都信奉天主教，出身于中产阶级，这种截然不同的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观点与新左派泾渭分明。
“新右派”一词最早是由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提出的。1962年，他建议为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设立一个保守主义论坛，并为此写了一篇题目为《“新右派”：现状与将来》的文章，“新右派”一词由此产生。1969年的时候，保守派专栏作家M·斯坦顿·伊文斯（M·Stanton Evans）为了描述校园中出现的保守派，沿用了这个词，实际目的是把它与新左派进行比较，以便引起公众的注意。到了1975年，在凯文·菲利浦斯（Kevin Phillips）的文章里，“新右派”才第一次正式被用来指称当代社会的保守派。从此，“新右派”一词便被社会媒体采用，成为约定俗成的名称。
对于“新右派”这一称谓，人们的态度是褒贬不一的。塞缪尔·T·弗朗西斯（Samuel T·Francis）就认为“新右派的名称是最令人疑惑的”。他说：“首先，新右派代表的并不完全是新的，它的许多观点、价值观和利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沿用老右派的；其次，新右派的其他观点是任何时代的保守派都不曾提出过的。”[4](p.65)
的确，在某个意义上来说，新右派是没有理由自称为“新”的。它的基本观点都是在对大众哲学和价值观及孤立主义的改造基础上得来的，许多都是四五十年代人们就耳熟能详的，到了六七十年代，已毫无新意，无怪会招致人们的不满。维格里也不得不承认：“这里（新右派）并没有许多新的保守主义观点了，大多数的观点已经长期存在。”[6](p.344)
三
但是，新右派被称为“新”也并非毫无道理的。新右派的“新”在于它对老右派的扬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基础、纲领的革新，有效的战略和合作范围的扩大。
在新老右派中，起突出作用的政治基础不是经济，而是人。特别是在美国，很难把一场政治运动和社会阶层分离开，新右派也是如此。老右派把它的政治基础定位在上流社会，而新右派是以中产阶级、蓝领工人和少数民族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的。由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位方式，导致了六七十年代新老右派力量此长彼消的境况。对于这一点，保罗·M·维奇（Paul M Weyrich），曾有过精辟的分析：“尽管上流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有一样东西是他们缺乏的，即价值观，而这又是工人阶级具有的。”据他描述，“在当时蓝领工人聚居区，旧时的传统成为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纳税的观念一样，根深蒂固地保留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有教养的富有青年允许颠倒是非，传统对于他们成为浪漫的装饰。在工人当中，尊重是一种不断灌输的观念，是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础——对父母或祖父母的尊重，对牧师和教师的尊重，对社会制度，包括政策、法律、政府的尊重……尊重产生纪律，艰苦工作意味着实现渴望的目标。”[4](p.52)可见，两种不同的阶层有着大相径庭的两种价值观，而后者无疑是与新右派的主张相契合的，因此，成为了新右派发展的基石。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蓝领工人同新右派的关系。在美国社会，有两个群体长期以来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支持左派的，一个是黑人，另一个就是工会。所谓蓝领工人，是与“白领工人”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因其制服的蓝领而得名。在许多年里，蓝领工人是支持工会的，可到了60年代，他们发现“工会的领导们与普通工人失去了联系，并在巴拿马运河、福利、国家防御等许多问题上同工人们产生了分歧”[4](p.52)。很显然，工会已经不能再顾全工人的利益了，因此大多数的工人投向了新右派的怀抱，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工会，成了新右派阵营中的急先锋。而此时的工会也不得不慨叹：新右派已经胜出，并获得了他们成员的心……是他们自己击败了自己……[5](p.164)
新右派的新基础——蓝领工人，又触发了新右派政治纲领的革新。新老右派在价值观上有着很大的差别，而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说，价值观又是“把社会焦点转化为现行的政治术语”的工具[4](p.53)。老右派主张不干涉的经济模式，新右派却强烈地呼吁自由企业制度和个人特权。这种思想产生于他们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过程。他们发现，人们总是期待可以从政府得到一些特权，而这种特权的给予是不需要破坏现行的自由企业体系的。关于这一点，正像保罗·维奇在他的文章里写的那样：“我们反对政府对个人生活干涉的扩大。”[4](p.53)那么究竟何为特权呢？这种个人的特权在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里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其实，新右派所谓的特权是指“个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本身的道德观念”。因为新右派领导者们坚信这样一个观点，即政府应该支持某种道德观念，所以他们为之呼吁，在他们看来，这样做能够消除“由自由派倡导的冷漠和极端”，比起老右派的“放任自流”，新右派的这种观点无疑是棋高一筹了。
任何一支较大政治力量的出现，都是以赢得竞选为目的的，新右派也不例外。安冬尼·奥伯斯卡尔在他的书中对新右派的目标作过明确的表述：选举成员和支持者们组阁，范围上至白宫，下到各级联邦政府和地区政府；制订法律条文和修改宪法[6](p.34)。出于这种目的，在吸收老右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右派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组建一个广泛而严密的传播网络。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尽可能地在媒体、精神世界和公共事务中影响公众舆论，为其政客提供与自由派相反的政策、信息、技术支持和其他资源”[4](p.34)。
老右派对于组织机构的力量是不太相信的。他们以反集体主义为指导思想，受这种想法的支配，老右派缺乏一个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的领导。因此，他们的行动都是杂乱的、毫无章法而言的。同时，比起自由派的政策研究团（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民主研究团（Democratic Study Group），他们也缺乏一些支持力量，这使得老右派们“没有被当成是华盛顿的一支重要力量”[4](p.54)。
到了新右派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右派的领导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政治是与权力相关连的活动”，因此，新右派们开始“以一种有计划的方式活动，目的是影响官僚政治机构”[4](p.58)。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建立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机构：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由爱德·弗伊尔纳（E·d Feulner）领导，给国会中意志坚强的保守主义者以智力支持。
保守派决策机构（The Conservative Caucus），由哈沃特·菲利普斯(Howard Phillips)领导，给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以指导。
参议院指导委员会（The Senate Steering Committee）和共和党研究委员会（The 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是由保守派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在70年代，他们团结起来，成功地阻止了左翼的立法，在国会统治权的争夺中取得了胜利。
美国保守联盟（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是一个历时悠久的机构，在竞选的游说活动、电视节目和出版物中尽了全部的努力……
在这些机构的支持下，新右派运动蓬勃发展，无怪维格里说：“保守主义可能、乐意也有能力取代自由主义——因为新右派在效率和能力上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变化。”[5](p.25)
与此同时，在对待媒体的态度上，新老右派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老右派对媒体是又恨又怕。一方面，由于麦卡锡对传媒的高压政策，使得老右派们不得不秘密活动，“如果某次例会被报道的话，他们会立刻取消那次会议的”[4](p.55)。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老右派生活在一个“前电视机（pre－television）”的时代，在使用现代传媒技术上，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技术的障碍让他们对媒体望而却步。
而新右派则不然。“投入地爱一次”是他们对媒体态度的真实写照。首先，他们建立了一个覆盖广泛的传播网络，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新右派活动家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在美国名列第四位的政治、组织传播网络，仅次于民主党、共和党和工会”[6](p.343)。其主要机构有：
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urvival of a Free Congress），这是由保罗·维奇领导的，目标是让自由派的在职者离职，选举保守派和新右派候选人进入国会。
国家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Nationa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是全国最大的保守主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由特里·多兰(Terry Dolan)领导，旨在帮助保守派和新右派赢得选举，击败自由派。
国家俱乐部（National Congressional Club）的前身是国会俱乐部（Congressional Club），也是竞选的有力工具。
理查德·维格里的维格里公司是最先进的机构，已经到达了计算机化。
除了广播、电视等现代化的媒体外，传统的方式，如报纸、杂志也是新右派的工具。保罗·维奇曾说过：“我们准备钱……发行周刊、印刷报纸……”[6](p.343)为此，他们还网罗了一批著名的专栏作家凯文·菲利浦斯、威廉姆·拉舍等，这些作家的文章宣传了新右派的观点，提高了新右派的声望。
新右派相对老右派，发展变化最显著的就是合作范围的扩大。老右派的合作对象只有共和党，对于其他的团体，如民主党、工会、大多数教会和工人阶级则视若无睹。新右派则不然，他们认为“与上述团体的合作是打造一个成功联盟的必要条件”[4](p.61)。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新右派的影响不断上升，以在民主党的影响为例，在1976年民主党集会中，新右派民主党成员已经占据了相当数量的席位，而在1978年马萨诸塞的民主党领袖大选中，新右派人物爱德华·金击败了自由派，成功当选。对这种情况，保罗·维奇曾非常乐观地说：“我们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努力方向，如果左派不让我们置身事外的话，我相信我们能获得这个目标。”[4](p.61)
四
在扬弃老右派政治观点的同时，新右派们也打造了自己的体系，制订了以宗教、社会问题为主，经济、外交、国防为辅的政策，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亲生命、亲家庭、亲社会、亲美国[7](p.198)。
这种政策重心的转移是新右派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我认为也是他们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维格里曾经相当坦诚地说过：“在过去的50年里，保守派过分地强调了经济和外交政策。新右派在经济和外交政策等事务上同其他的保守主义派别有着共同的基本原则。但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我们是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的，除非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少数民族、蓝领工人、反对堕胎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身上。这些问题中较突出的是公共交通、犯罪、堕胎、色情、教育和传统的宗教伦理。”[6](p.344)新右派政策重心的改变，使其迎合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口味，最终战胜了其他的保守主义派别，成为了保守主义的主流。
新右派的亲生命运动是以全国范围的反堕胎运动为先河的。在这次运动中，新右派和极端保守派们充当了领导人。他们以人权为旗帜，采用非暴力的手段，坚决反对堕胎合法化，反对使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堕胎，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尽管这次运动遭到了女性组织的激烈反抗，他们还是成功地制订了法律，冻结了堕胎专用基金。然而，社会学家对于这个运动是毁多誉少的。克里斯汀·鲁克（Kristin Luker）认为：“把堕胎变成社会问题进行激烈的攻击，与其说是关于权力，倒不如说是关于妇女的真正角色与责任和女性的地位与含义。”[8](p.141)莫里斯·爱瑟曼（Maurice Isserman）和迈克尔（Michael Kazin）也评论过这场运动，认为它是“男性对传统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模式的破坏的恐惧”[9](p.256)。
新右派作家塞缪尔·弗朗西斯在他的论文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新右派代表的不仅是政治形态或选举联盟，新右派是影响美国社会机能的广泛社会运动的政治语句。”由此可见新右派对社会运动的重视。在他们看来，家庭是社会中的基本成分，米拉尔（Merrell）说过：“我们相信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因素。” G·K·切斯顿也说：“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因此，维持传统的家庭模式成为新右派亲家庭的核心内容。当然，在60年代这个反主流思潮高涨的时代，他们的传统家庭模式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冲击和攻击，他们成为了新左派口中“保守的少数派”。对此，他们也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击，保罗就曾直言不讳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们不是‘保守的少数派’，我们是试图维护我们熟知的美国社会的多数派。”[5](p.159)
同时，站在亲家庭的立场上，他们还坚决地反对性解放，特别是同性恋，婚前性行为和非婚性行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行为的出现是对社会伦理的威胁，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1/3儿童出生于单亲家庭，1/2的婚姻以离异而告终，1/3的孕妇的结局是堕胎，1/4的高中学生在毕业前辍学[10](p.10)。
除了倡导传统的家庭，恢复传统的宗教信仰也是新右派的另一个政策——亲社会的重点所在。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宗教派别最多、信徒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在新右派看来：“美国的惟一希望就是唤醒美国信教的人们，神的领导才是最有效的。”[5](p.126)因此，新右派们组织了一个以基督教保守派为主体的政治—宗教运动——新基督教右派（New Christian Right）。
在这场运动中，有两个组织备受瞩目：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和宗教圆桌协会（Religious Round Table）。MM是由著名保守派领袖杰里·福韦尔创建的。它首次把NCR的焦点从“个人灵魂的得救”扩大到社会政治问题，是当时大规模公开介入美国政治生活的新基督教右派的代表性组织，因而名噪一时，并常成为整个NCR的代名词。1980年，里根总统在大选中就曾得到过该组织的支持。RRT是NCR的另一个重要组织，它的职能，正如《新左派，新右派和传统》一书中描写的那样：“服从NR领导者的命令，为保守派首领和宗教领袖编撰公共事务简讯……”因此，可以说RRT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NCR运动是NR对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而这种改革又是建立在“传统宗教虔诚、繁荣、美国初期伦理中典型的爱国主义和宗教复兴的结合体”之上的[6](p.339)，因此称之为是一场“以NCR为名的道德复兴运动”也不足为过。
新右派在大力宣扬社会和宗教改革的同时，对于经济和国防外交也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毕竟对宗教和社会改革的重视只是一种策略的调整，国家利益才是他们不变的追求。
在经济上，新右派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他们支持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种经济才能使人的选择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实现。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们认为“是可以通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11](p.25)。
他们还竭力反对福利国家。他们认为福利国家的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除此之外，一无所获。政府保证社会的福利，而社会福利的实施有会使政府的压力得到缓解，对于政府而言，这不失为一个良策。但对于民众呢？泛泛的福利经济只会阻碍竞争，导致寄生经济的滋生，从而加大国家的负担，开始一个恶性循环。
在外交上，新右派是极端敌视共产主义的，因此，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以反共、反苏、争霸为基调的。一方面，他们以自由欧洲和解放两个广播电台为大本营，招募了一批作家和翻译家，加大反共宣传力度，从负面介绍共产主义及苏联林林总总的情况。同时支持各出版社、杂志和电影全面出击，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共宣传，在他们看来“他们正在用美国军费开支的1％制造奇迹”。一方面，他们反对政府对苏联的缓和态度，认为政府的缓和是西方的灾难。保罗·艾德勃格（Paul Eidelberg）博士是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分析家，他曾在书中写道：“缓和的态度对美国只有消极的后果，苏联的统治被重视，打击了苏联内部和来自自由运动的反共情绪。”[5](p.118)在另一方面，以艾德勃格、丹尼尔·格雷厄姆（Daniel Graham）和布雷恩（Brain Crozier）等人为首的新右派们又反对对苏联进行核打击，而是主张联合自由世界，用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方式来对抗共产主义。他们宣称：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并不是谋求和平的政策，而是一种能提高战争爆发可能性的缓兵之计。
同时，为了对抗苏联，争夺盟友也成了新右派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国首当其冲成为新右派关心的焦点。他们不断呼吁苏联从该地区撤出，其目的只有一个，正如多兰所指出的那样：“要把联合国争论的焦点引到本世纪最富争议的问题上——苏联的帝国主义。”[5](p.120)此外，新右派还极力促成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结盟，不仅要在西欧，而且还要在拉丁美洲、南非和亚洲……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结盟运动，目标只有一个——苏联。
反苏也好，反共也好，并不只是新右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意气之争。他们这样做，有其更深层的目的——争夺世界霸权。因此，他们还积极地倡导军队的建设，这也是美国传统军事思想在新右派身上的反映。乔治·华盛顿总统说过“确保和平的最好方法就是备战”。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说法再次被新右派提出，“我们必须采用二战时的紧急方法，来恢复我们的军事地位”[5](p.121)。不过，此时的军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了反共争霸最坚实的保证，也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东北非维持所谓“和平”的有效工具。
在新右派的努力下，结果不言而喻，“世界舞台上的变化是戏剧性的，共产主义的优势被阻止了”[5](p.120)。
五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历史舞台上，新右派们始终是以低调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的社会学家和史学家对其重视不够；二是新右派运动自身发展在该时期也不是很成功。他们以公众权利为掩饰，大力推行种族歧视，使他们的行为与他们“自由、平等”的主张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此外，停滞不前也是新右派的致命伤之一，“除了大力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派的福利国家，他们毫无变化”[11](p.69)。因此，当国内外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时候，他们已经摸不住时代的脉搏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新右派的重要性。由于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又有严密的组织体制，新右派在社会生活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维格里曾说：“在这十年里，新右派是出现在美国历史舞台上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6](p.34)虽然维格里作为新右派的领导人，这么说未免有自吹自擂之嫌，但是新右派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他们为“20世纪80年代的右翼扎下了根”[8](p.176)。
首先，在社会观念上，新右派使得传统的思想得到了恢复。密歇根大学的G.美尔（G.Mayer）曾对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人们观念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他写道：美国人对于性、种族等观念全部都改变了。他把变化归纳为以下几点：女性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在家庭、工作和妇女问题中人人平等观念的形成，环保意识的勃兴……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变化全是由新左派运动产生的，与新右派无关。其实不然，是新右派们使得这些观念规范化，并重新具有了生命力。的确，在60年代有过放纵，有过恣意，在60年代有过对权力的盲目反抗……可结果呢？正如奎勒斯（Quayles）所说：“我们走到了美国的末日。”可新右派加入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每种观念都被中产阶级吸收了——被稀释，被软化，但全部保留下来”[11](p.185)。这就是80年代的社会观念——打上新右派烙印的观念——也是里根上台的思想基础。
其次，新右派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坚持。他们重新讨论了市场经济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使得人的选择权利达到了最大的限度。从这一点上说：“自由市场经济的坚持是新右派惟一也是无价的贡献。”[11](p.71)
再次，新右派对80年代美国的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0年，代表保守派的里根在大选中获得了新右派的支持，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在堕胎、公立学校祈祷、私立学校贷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在新右派提出的所有热点问题上都表明立场”[7](p.198)。1984年共和党代表大会，杰里·福韦尔——道德多数派的创始人出现在了主席台上。
1988年，保守派的牧师帕里·罗伯逊加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虽未能成功，但其新右派的观点在全国得以广泛的宣扬。1989年，帕特·罗伯逊组织了基督教联盟，这是新右派最大的宗教组织，在各州均设立了分部，成为了美国政治——宗教领域的“麦当劳”。
最后，新右派还为80年代的右翼团体留下了两条行之有效的策略，使右翼力量得以蓬勃发展。
以道德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惟一标准。新右派将其所能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道德伦理的问题。无论是反共反苏的外交政策，还是堕胎这个社会焦点，无不被归入伦理道德的善恶范畴。新右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一个问题被置于道德标准的考查之下时，其答案不仅显而易见，而且也具有了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这正是新右派的匠心所在。
不与党派直接联合是新右派行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针。新右派与共和党的关系密切毋庸置疑。但是无论二者关系有多密切，新右派也从未公开表示过愿意与共和党结盟或联合等想法。一方面是由于新右派与共和党内部某些温和派的人士的格格不入[12]p.25)。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右派不愿失去在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中的独立地位，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组织，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合作”[13]。可以说，新右派与共和党或其他政党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这种不给予某个团体以无条件支持的做法，无疑更有利于其自身目标的实现。
当越南战场的硝烟散尽，当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偃旗息鼓，当玛丽莲·梦露谜般地远去，当花花公子出现在街头的垃圾箱中，当莘莘学子回到了久违的课堂，当摇滚手脱掉怪异的服装，当毒品的迷雾随风而逝，当60年代的纷乱尘埃落地……重新审视这段动荡的岁月，我们不由得惊叹：新右派们带着全部的自信，怀着必胜的信念，已经在这场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上初露峥嵘了。其结果正如威廉姆斯·詹姆斯所说：一个小小的力量，如果从不停止，将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5](p.108)。
【收稿日期】2002年5月
【作者简介】顾然，女，辽宁人，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2年毕业生。
【责任编辑 蔡世华】
参考文献：
[1]王恩铭：《美国新左派运动》。《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2]威廉·查菲：《未完成的旅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
[3]张友伦、李剑鸣：《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
[4]Robert W. Whitaker, The New Right Pap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5]Richard A. Viguerie, The New Right: We’re Ready to Lead, Viguerie Co, 1981.
[6]Anthony Oberschall, Social Movement: Ideologie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New Brunswich: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3.
[7]G. R. 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8]Burns Stewart,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1960s:searching for democracy,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0.
[9]James JFarrel, The Spirit of The Sixties: The Making of Postwar Radic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0]Ralph Reed, Politically Incorrect, Dallas Word Publishing, 1994.
[11]Paul Lyons, New Left, New Right and the Legacy of the Sixtie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Brinbaum,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alph, Time, May 15, 1995.
[13]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