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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常跟上父亲看“打玩意儿”,看《走西口》。一男一女,唱得声泪俱下、肝肠寸断,父亲看得如醉如痴,散戏后回家还在一路哼唱,我却懵懵懂懂。也常听父亲讲家史,讲他“走西口”逃命而来的爷爷及爷爷的爷爷,等我仔细问询起来,没上过一天学的父亲,总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是告诉我听老人们讲过河曲府谷,讲过尧峁,提到过合河都九甲。
明代,出于军事的需要,修筑了一条长城。从宁夏盐池,经陕北定边、安边、靖边、府谷,到晋西北紧临黄河的河曲、偏关,再穿过雁北地区,一直到河北的张家口,最后上了燕山山脉,也就是明长城。
明朝的陕北人,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子承父业,世世代代都不能改变“户籍”,祖祖辈辈都是“军户”。在陕北连绵的山峁上,每隔五里,就矗立着一座烽火台,当地人称之为“墩台”或“五里墩”。
五六年前的端午节,我曾登上榆林城北的镇北台。台依山踞险,居高临下,控南北之咽喉,锁长城之要口,是古代的一处重要关隘,也是一座军事瞭望台。登台北望,塞外内蒙古高原一览无余。我环台顶走过一圈,向北眺望,矗立良久,眼前似乎浮现出那刀枪剑戟人马嘶鸣、烽火台不时升腾起股股狼烟的冷兵器战争场面。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中人。”中原农耕民族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在这里你死我活地打了近千年。纵使这固若金汤的军事防线,仍阻断不了陕北贫苦农民“走西口”的脚步。他们越过纷飞的战火,越过长城关口,偷偷地到“西口外”谋生。
“西口”是相对于东口而言的。“东口”就是河北的张家口,“西口外”,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在张家口以西的长城上或长城附近,设有很多关口,往西有右玉、保德、河曲、府谷、榆林等等,都可称之为“西口”。口里人要想到口外,必须经过这些关口。小的时候,常听父亲说口里人口里人,直到今天我才弄明白什么是口里人。而通常所说的“西口”,就是山西与内蒙古两省区三县交界处的杀虎口。
杀虎口,在明朝时期叫做杀胡口。这里是蒙古胡人南下的必经之路,中原大军想要北征攻打胡人,也必须从这里经过。关口常年战火纷飞,明朝人就咬牙切齿地把这里叫做杀胡口。到了清朝,满蒙不分家,康熙帝亲笔改名叫杀虎口。我曾自驾去山西路过杀虎口,为了赶路没有下车看看,至今想来都有些遗憾。
陕北及山西河曲、保德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北邻蒙古高原的库布奇沙漠,东南暖湿气流又被太行山所阻挡,经年累月,形成了干旱严重、沟壑纵横、土壤贫瘠的典型大陆性气候,正如民歌所唱“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
满清入关,一统天下,长城边塞的防御功能有所减弱。但满清政府担心“蒙汉联手”对其造成威胁,于是,实行“蒙汉隔绝”政策,陕北各营堡杜绝边民出关,严格阻断蒙汉交通。
据记载,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从山西保德渡过黄河,沿长城自东向西一路走过。看到陕北百姓以树皮草根为食,饿殍遍野,白骨遍地,英明的康熙帝痛下决心,决定调整封禁政策,开边放垦,但仅限于距长城50里以内的地方,俗称“黑界地”。
关外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这下子,晋西北和陕北府谷、神木、横山、靖边、定边等地边民,久旱遇甘雨,他们兴奋地跨过城墙,在“黑界地”租种鄂尔多斯一带蒙古王爷的土地。蒙古王爷天性豪爽,从不精打细算,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些租金。尝到甜头的河曲、府谷人,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就越过 “黑界地”,不断向草原深处走进。
“二姑舅捎来信,西口外好收成,我出去揽工赚下钱,回来过光景。”俗话说“好出门不如歹在家”,但他们为了活命,抛妻别子,背井离乡,背起简单的行囊,有的穷得连铺盖也没有,裹上一领老羊皮袄就上路了,沿路打短工、拉大船、割洋烟、拉骆驼、放冬羊……
许多人死在“走西口”的路上,因无钱安葬,同伴只能把他们临时埋在“义地”,想等着将来有了钱后再把尸骨拉回老家。
在包头市郊后营子村附近,有个地方叫祁太义地。那里是一片很大的墓地,是清代走西口来到包头的山西祁县、太谷县商人合资购买的一处坟场。死者安葬时都是头北脚南,呈眺望黄河、眺望故里的情状,形成一处处“府谷坟”和“神木坟”。他们是一群永远也回不了老家的孤魂野鬼。
随着走西口的大军,我的先祖们也拖儿带女,蹒跚在“走西口”的坎坷路上。
一出口外,就进入库布其沙漠。大漠孤寂而荒凉,远不是王维意气风发而吟诵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般壮美,他们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蛋儿,穿过一座座沙包,绕过一丛丛蒿草,听天由命地往前走。要想不迷路,就必须走大路,就像《走西口》中玉莲安顿太春那样“走路走大路,万不能走小路”。
传说在遇到岔路的时候,他们就要背过身,靠扔鞋子来决定走向。鞋尖朝向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走。不管是往哪个方向走,危险总是不断,要么遇到土匪,被迫加入匪帮,再也没能离开;要么被抢光身上所有盘缠,饿死在路上;要么遇到暴风雪,被活活冻死。
这些走西口的大军,有的在鄂尔多斯地区就住了下来,有的渡过黄河继续北上,到了包头的二里半渡口后,又分散到巴彦淖尔、乌海、宁夏等地。
他们挑一条扁担,一头扎捆简单的行李,一头扎捆一些吃食。这条扁担除用来挑行李外,还要对付沿路的饿狼和野狗的袭击,在露宿搭茅庵时当梁架,当初冬返回老家过黄河时还可防止掉进冰窟窿里。
据说,我的先祖就是用一条扁担,担着四个儿子,踉踉跄跄一路走来。
老人们流传说,我的先祖经常去萨拉齐,给当地的一位商人跑生意。一天,路过一个地方,老人发现那里地处黄河畔,草木茂盛,土地肥沃,就想在此处安身。回家与妻子商量后,就决定举家向北迁移。全家历尽千辛万苦終于寻到那个地方,就住了下来。在黄河畔盖了一间茅庵屋,开始开荒种地。他发现此处黄河虽然狭窄,但行人往来还是很不方便,就在那里建了一个渡口。从此,老人一边种地,一边摆渡,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光景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后来,路过此处住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儿女又相互联姻,人们就叫那个地方张家圪旦。 咸丰年间,山西、陕西连年遭受干旱,走西口路过张家圪旦而安身落脚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张家圪旦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村落。于是,大家打算给村子重新起一个名字。为了纪念张氏老人首先来到此地,还建了一间茅庵房,就决定叫这个村为一间房。后来,听说东面还有一个叫一间房的村子,他们就加了一个西字,最后确定叫“西一间房”,这也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庄---包头市土右旗双龙镇西一间房村名的由来。现在,离村北三四里的地方面积约数倾的“后海子”,就是因清末黄河逐渐向南改道,而自然形成的一处咸水湖泊。
一路上虽然凶多吉少,但陕北人、河曲人天性爱唱歌,西口路上就走就唱,把陕北、晋西北民歌带到了蒙古高原,与蒙古爬山调逐渐融合,产生了“二人台”和“漫瀚调”。你听,“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我来眊你,半个月我眊了你十五回,就为了眊你哥哥我跑成了一个罗圈圈腿……”歌唱西口路上长途跋涉的艰辛,歌唱朴素、美好的爱情,一曲曲奔放淳朴的山曲儿,如《二道圪粱》《刮野鬼》《拉骆驼》《眊妹妹》等几百年来传唱至今,在我的家乡,不管大人小孩,几乎人人都能唱上几声。
后来,走西口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再春走秋回,有的举家迁移,有的干脆整村搬迁。据《府谷县志》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年),府谷全县总户数26234户,总人口204357人。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总户数21220户,总人口151708人。70年过去了,人口却减少了52649人,主要是走西口流失了。
经过几代人的摸爬滚打,陕北府谷县尧峁村的张氏族人,在“走西口”的路上逐渐闯出了一片天地。他们陆续到了鄂尔多斯、包头及河套、宁夏一带,先是租种蒙古王爷的土地,积累几年后又逐步开办磨坊、碾坊、皮坊、油坊等作坊和客栈,用自己生产的粮食、布匹换取草原牧民的牲畜和皮张,做起了生意。
张家做生意非常讲究诚信,从而生意越做越大,还组建有150头骆驼的驼队,生意做到了“大圐圙”,就是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甚至远到通往蒙俄边界,在河套等地还创办了“广生西”“广圣西”“广生玉”“广生祥”等商行字号。在内蒙古,尧峁张家有良田万倾,仅准格尔地区“黑界地”一带,张家就有长60华里、宽16华里的租种地,租期为100年。
扶貧济困、乐施好善是张家的家风。凡是“走西口”出来的府谷、河曲人,路过张家的地盘免费住店,管吃管住,来去自由。
我的先祖们也传承了府谷尧峁张家的优良家风。民国初期,我的高祖父带头组织捐款,在村里建起观音庙、西五道庙及戏楼,每年元宵节办社火,农历二月十九大戏,祈祷老天风调雨顺,保佑村民年年有个好收成。民国十六年,村里庄稼遭受蝗灾,几乎没有收成。第二年春夏,未下一场雨,干旱严重,插耧不入。村民们吃光存粮就挖野菜、草根、树皮吃,因饿而生病,死了好多人。有的妻离子散,也有的再次外出逃荒。我的曾祖父毅然打开自家粮仓,把粮食借给村民吃共渡难关。
日军侵略包头后,我乡临近村民饱受侵略者欺凌。出于我的曾祖父当时在准格尔旗东官府任职的威慑,也因为曾祖父有看家护院队,日军及附近土匪尽管猖狂,也不敢贸然进村,我们村里的老百姓相对安全太平。后来,为了支援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我的曾祖父花钱支援过枪支弹药和骑马。我的祖父自幼喜欢骑马,还能在奔跑疾驰的马上双手开枪,后来也加入准格尔旗辖部队,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中。
海海漫漫的土默川,人人都会唱几句“二人台”,那诙谐、夸张、调侃的山曲儿张口就来。“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二人不成亲……”就是这土言土语的土腔调,几百年来听得人心发酸泪直流,“二人台”也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欣喜的是不仅像《走西口》等传统曲目受追捧,《西口情》《西口人》等现代歌曲,如今也日益红火,西口文化热潮正在悄然兴起。
明代,出于军事的需要,修筑了一条长城。从宁夏盐池,经陕北定边、安边、靖边、府谷,到晋西北紧临黄河的河曲、偏关,再穿过雁北地区,一直到河北的张家口,最后上了燕山山脉,也就是明长城。
明朝的陕北人,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子承父业,世世代代都不能改变“户籍”,祖祖辈辈都是“军户”。在陕北连绵的山峁上,每隔五里,就矗立着一座烽火台,当地人称之为“墩台”或“五里墩”。
五六年前的端午节,我曾登上榆林城北的镇北台。台依山踞险,居高临下,控南北之咽喉,锁长城之要口,是古代的一处重要关隘,也是一座军事瞭望台。登台北望,塞外内蒙古高原一览无余。我环台顶走过一圈,向北眺望,矗立良久,眼前似乎浮现出那刀枪剑戟人马嘶鸣、烽火台不时升腾起股股狼烟的冷兵器战争场面。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中人。”中原农耕民族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在这里你死我活地打了近千年。纵使这固若金汤的军事防线,仍阻断不了陕北贫苦农民“走西口”的脚步。他们越过纷飞的战火,越过长城关口,偷偷地到“西口外”谋生。
“西口”是相对于东口而言的。“东口”就是河北的张家口,“西口外”,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在张家口以西的长城上或长城附近,设有很多关口,往西有右玉、保德、河曲、府谷、榆林等等,都可称之为“西口”。口里人要想到口外,必须经过这些关口。小的时候,常听父亲说口里人口里人,直到今天我才弄明白什么是口里人。而通常所说的“西口”,就是山西与内蒙古两省区三县交界处的杀虎口。
杀虎口,在明朝时期叫做杀胡口。这里是蒙古胡人南下的必经之路,中原大军想要北征攻打胡人,也必须从这里经过。关口常年战火纷飞,明朝人就咬牙切齿地把这里叫做杀胡口。到了清朝,满蒙不分家,康熙帝亲笔改名叫杀虎口。我曾自驾去山西路过杀虎口,为了赶路没有下车看看,至今想来都有些遗憾。
陕北及山西河曲、保德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北邻蒙古高原的库布奇沙漠,东南暖湿气流又被太行山所阻挡,经年累月,形成了干旱严重、沟壑纵横、土壤贫瘠的典型大陆性气候,正如民歌所唱“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
满清入关,一统天下,长城边塞的防御功能有所减弱。但满清政府担心“蒙汉联手”对其造成威胁,于是,实行“蒙汉隔绝”政策,陕北各营堡杜绝边民出关,严格阻断蒙汉交通。
据记载,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从山西保德渡过黄河,沿长城自东向西一路走过。看到陕北百姓以树皮草根为食,饿殍遍野,白骨遍地,英明的康熙帝痛下决心,决定调整封禁政策,开边放垦,但仅限于距长城50里以内的地方,俗称“黑界地”。
关外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这下子,晋西北和陕北府谷、神木、横山、靖边、定边等地边民,久旱遇甘雨,他们兴奋地跨过城墙,在“黑界地”租种鄂尔多斯一带蒙古王爷的土地。蒙古王爷天性豪爽,从不精打细算,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些租金。尝到甜头的河曲、府谷人,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就越过 “黑界地”,不断向草原深处走进。
“二姑舅捎来信,西口外好收成,我出去揽工赚下钱,回来过光景。”俗话说“好出门不如歹在家”,但他们为了活命,抛妻别子,背井离乡,背起简单的行囊,有的穷得连铺盖也没有,裹上一领老羊皮袄就上路了,沿路打短工、拉大船、割洋烟、拉骆驼、放冬羊……
许多人死在“走西口”的路上,因无钱安葬,同伴只能把他们临时埋在“义地”,想等着将来有了钱后再把尸骨拉回老家。
在包头市郊后营子村附近,有个地方叫祁太义地。那里是一片很大的墓地,是清代走西口来到包头的山西祁县、太谷县商人合资购买的一处坟场。死者安葬时都是头北脚南,呈眺望黄河、眺望故里的情状,形成一处处“府谷坟”和“神木坟”。他们是一群永远也回不了老家的孤魂野鬼。
随着走西口的大军,我的先祖们也拖儿带女,蹒跚在“走西口”的坎坷路上。
一出口外,就进入库布其沙漠。大漠孤寂而荒凉,远不是王维意气风发而吟诵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般壮美,他们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蛋儿,穿过一座座沙包,绕过一丛丛蒿草,听天由命地往前走。要想不迷路,就必须走大路,就像《走西口》中玉莲安顿太春那样“走路走大路,万不能走小路”。
传说在遇到岔路的时候,他们就要背过身,靠扔鞋子来决定走向。鞋尖朝向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走。不管是往哪个方向走,危险总是不断,要么遇到土匪,被迫加入匪帮,再也没能离开;要么被抢光身上所有盘缠,饿死在路上;要么遇到暴风雪,被活活冻死。
这些走西口的大军,有的在鄂尔多斯地区就住了下来,有的渡过黄河继续北上,到了包头的二里半渡口后,又分散到巴彦淖尔、乌海、宁夏等地。
他们挑一条扁担,一头扎捆简单的行李,一头扎捆一些吃食。这条扁担除用来挑行李外,还要对付沿路的饿狼和野狗的袭击,在露宿搭茅庵时当梁架,当初冬返回老家过黄河时还可防止掉进冰窟窿里。
据说,我的先祖就是用一条扁担,担着四个儿子,踉踉跄跄一路走来。
老人们流传说,我的先祖经常去萨拉齐,给当地的一位商人跑生意。一天,路过一个地方,老人发现那里地处黄河畔,草木茂盛,土地肥沃,就想在此处安身。回家与妻子商量后,就决定举家向北迁移。全家历尽千辛万苦終于寻到那个地方,就住了下来。在黄河畔盖了一间茅庵屋,开始开荒种地。他发现此处黄河虽然狭窄,但行人往来还是很不方便,就在那里建了一个渡口。从此,老人一边种地,一边摆渡,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光景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后来,路过此处住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儿女又相互联姻,人们就叫那个地方张家圪旦。 咸丰年间,山西、陕西连年遭受干旱,走西口路过张家圪旦而安身落脚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张家圪旦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村落。于是,大家打算给村子重新起一个名字。为了纪念张氏老人首先来到此地,还建了一间茅庵房,就决定叫这个村为一间房。后来,听说东面还有一个叫一间房的村子,他们就加了一个西字,最后确定叫“西一间房”,这也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庄---包头市土右旗双龙镇西一间房村名的由来。现在,离村北三四里的地方面积约数倾的“后海子”,就是因清末黄河逐渐向南改道,而自然形成的一处咸水湖泊。
一路上虽然凶多吉少,但陕北人、河曲人天性爱唱歌,西口路上就走就唱,把陕北、晋西北民歌带到了蒙古高原,与蒙古爬山调逐渐融合,产生了“二人台”和“漫瀚调”。你听,“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我来眊你,半个月我眊了你十五回,就为了眊你哥哥我跑成了一个罗圈圈腿……”歌唱西口路上长途跋涉的艰辛,歌唱朴素、美好的爱情,一曲曲奔放淳朴的山曲儿,如《二道圪粱》《刮野鬼》《拉骆驼》《眊妹妹》等几百年来传唱至今,在我的家乡,不管大人小孩,几乎人人都能唱上几声。
后来,走西口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再春走秋回,有的举家迁移,有的干脆整村搬迁。据《府谷县志》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年),府谷全县总户数26234户,总人口204357人。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总户数21220户,总人口151708人。70年过去了,人口却减少了52649人,主要是走西口流失了。
经过几代人的摸爬滚打,陕北府谷县尧峁村的张氏族人,在“走西口”的路上逐渐闯出了一片天地。他们陆续到了鄂尔多斯、包头及河套、宁夏一带,先是租种蒙古王爷的土地,积累几年后又逐步开办磨坊、碾坊、皮坊、油坊等作坊和客栈,用自己生产的粮食、布匹换取草原牧民的牲畜和皮张,做起了生意。
张家做生意非常讲究诚信,从而生意越做越大,还组建有150头骆驼的驼队,生意做到了“大圐圙”,就是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甚至远到通往蒙俄边界,在河套等地还创办了“广生西”“广圣西”“广生玉”“广生祥”等商行字号。在内蒙古,尧峁张家有良田万倾,仅准格尔地区“黑界地”一带,张家就有长60华里、宽16华里的租种地,租期为100年。
扶貧济困、乐施好善是张家的家风。凡是“走西口”出来的府谷、河曲人,路过张家的地盘免费住店,管吃管住,来去自由。
我的先祖们也传承了府谷尧峁张家的优良家风。民国初期,我的高祖父带头组织捐款,在村里建起观音庙、西五道庙及戏楼,每年元宵节办社火,农历二月十九大戏,祈祷老天风调雨顺,保佑村民年年有个好收成。民国十六年,村里庄稼遭受蝗灾,几乎没有收成。第二年春夏,未下一场雨,干旱严重,插耧不入。村民们吃光存粮就挖野菜、草根、树皮吃,因饿而生病,死了好多人。有的妻离子散,也有的再次外出逃荒。我的曾祖父毅然打开自家粮仓,把粮食借给村民吃共渡难关。
日军侵略包头后,我乡临近村民饱受侵略者欺凌。出于我的曾祖父当时在准格尔旗东官府任职的威慑,也因为曾祖父有看家护院队,日军及附近土匪尽管猖狂,也不敢贸然进村,我们村里的老百姓相对安全太平。后来,为了支援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我的曾祖父花钱支援过枪支弹药和骑马。我的祖父自幼喜欢骑马,还能在奔跑疾驰的马上双手开枪,后来也加入准格尔旗辖部队,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中。
海海漫漫的土默川,人人都会唱几句“二人台”,那诙谐、夸张、调侃的山曲儿张口就来。“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二人不成亲……”就是这土言土语的土腔调,几百年来听得人心发酸泪直流,“二人台”也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欣喜的是不仅像《走西口》等传统曲目受追捧,《西口情》《西口人》等现代歌曲,如今也日益红火,西口文化热潮正在悄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