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常跟上父亲看“打玩意儿”，看《走西口》。一男一女，唱得声泪俱下、肝肠寸断，父亲看得如醉如痴，散戏后回家还在一路哼唱，我却懵懵懂懂。也常听父亲讲家史，讲他“走西口”逃命而来的爷爷及爷爷的爷爷，等我仔细问询起来，没上过一天学的父亲，总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是告诉我听老人们讲过河曲府谷，讲过尧峁，提到过合河都九甲。
　　明代，出于军事的需要，修筑了一条长城。从宁夏盐池，经陕北定边、安边、靖边、府谷，到晋西北紧临黄河的河曲、偏关，再穿过雁北地区，一直到河北的张家口，最后上了燕山山脉，也就是明长城。
　　明朝的陕北人，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子承父业，世世代代都不能改变“户籍”，祖祖辈辈都是“军户”。在陕北连绵的山峁上，每隔五里，就矗立着一座烽火台，当地人称之为“墩台”或“五里墩”。
　　五六年前的端午节，我曾登上榆林城北的镇北台。台依山踞险，居高临下，控南北之咽喉，锁长城之要口，是古代的一处重要关隘，也是一座军事瞭望台。登台北望，塞外内蒙古高原一览无余。我环台顶走过一圈，向北眺望，矗立良久，眼前似乎浮现出那刀枪剑戟人马嘶鸣、烽火台不时升腾起股股狼烟的冷兵器战争场面。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中人。”中原农耕民族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在这里你死我活地打了近千年。纵使这固若金汤的军事防线，仍阻断不了陕北贫苦农民“走西口”的脚步。他们越过纷飞的战火，越过长城关口，偷偷地到“西口外”谋生。
　　“西口”是相对于东口而言的。“东口”就是河北的张家口，“西口外”，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在张家口以西的长城上或长城附近，设有很多关口，往西有右玉、保德、河曲、府谷、榆林等等，都可称之为“西口”。口里人要想到口外，必须经过这些关口。小的时候，常听父亲说口里人口里人，直到今天我才弄明白什么是口里人。而通常所说的“西口”，就是山西与内蒙古两省区三县交界处的杀虎口。
　　杀虎口，在明朝时期叫做杀胡口。这里是蒙古胡人南下的必经之路，中原大军想要北征攻打胡人，也必须从这里经过。关口常年战火纷飞，明朝人就咬牙切齿地把这里叫做杀胡口。到了清朝，满蒙不分家，康熙帝亲笔改名叫杀虎口。我曾自驾去山西路过杀虎口，为了赶路没有下车看看，至今想来都有些遗憾。
　　陕北及山西河曲、保德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北邻蒙古高原的库布奇沙漠，东南暖湿气流又被太行山所阻挡，经年累月，形成了干旱严重、沟壑纵横、土壤贫瘠的典型大陆性气候，正如民歌所唱“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
　　满清入关，一统天下，长城边塞的防御功能有所减弱。但满清政府担心“蒙汉联手”对其造成威胁，于是，实行“蒙汉隔绝”政策，陕北各营堡杜绝边民出关，严格阻断蒙汉交通。
　　据记载，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从山西保德渡过黄河，沿长城自东向西一路走过。看到陕北百姓以树皮草根为食，饿殍遍野，白骨遍地，英明的康熙帝痛下决心，决定调整封禁政策，开边放垦，但仅限于距长城50里以内的地方，俗称“黑界地”。
　　关外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这下子，晋西北和陕北府谷、神木、横山、靖边、定边等地边民，久旱遇甘雨，他们兴奋地跨过城墙，在“黑界地”租种鄂尔多斯一带蒙古王爷的土地。蒙古王爷天性豪爽，从不精打细算，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些租金。尝到甜头的河曲、府谷人，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就越过 “黑界地”，不断向草原深处走进。
　　“二姑舅捎来信，西口外好收成，我出去揽工赚下钱，回来过光景。”俗话说“好出门不如歹在家”，但他们为了活命，抛妻别子，背井离乡，背起简单的行囊，有的穷得连铺盖也没有，裹上一领老羊皮袄就上路了，沿路打短工、拉大船、割洋烟、拉骆驼、放冬羊……
　　许多人死在“走西口”的路上，因无钱安葬，同伴只能把他们临时埋在“义地”，想等着将来有了钱后再把尸骨拉回老家。
　　在包头市郊后营子村附近，有个地方叫祁太义地。那里是一片很大的墓地，是清代走西口来到包头的山西祁县、太谷县商人合资购买的一处坟场。死者安葬时都是头北脚南，呈眺望黄河、眺望故里的情状，形成一处处“府谷坟”和“神木坟”。他们是一群永远也回不了老家的孤魂野鬼。
　　随着走西口的大军，我的先祖们也拖儿带女，蹒跚在“走西口”的坎坷路上。
　　一出口外，就进入库布其沙漠。大漠孤寂而荒凉，远不是王维意气风发而吟诵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般壮美，他们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蛋儿，穿过一座座沙包，绕过一丛丛蒿草，听天由命地往前走。要想不迷路，就必须走大路，就像《走西口》中玉莲安顿太春那样“走路走大路，万不能走小路”。
　　传说在遇到岔路的时候，他们就要背过身，靠扔鞋子来决定走向。鞋尖朝向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走。不管是往哪个方向走，危险总是不断，要么遇到土匪，被迫加入匪帮，再也没能离开;要么被抢光身上所有盘缠，饿死在路上;要么遇到暴风雪，被活活冻死。
　　这些走西口的大军，有的在鄂尔多斯地区就住了下来，有的渡过黄河继续北上，到了包头的二里半渡口后，又分散到巴彦淖尔、乌海、宁夏等地。
　　他们挑一条扁担，一头扎捆简单的行李，一头扎捆一些吃食。这条扁担除用来挑行李外，还要对付沿路的饿狼和野狗的袭击，在露宿搭茅庵时当梁架，当初冬返回老家过黄河时还可防止掉进冰窟窿里。
　　据说，我的先祖就是用一条扁担，担着四个儿子，踉踉跄跄一路走来。
　　老人们流传说，我的先祖经常去萨拉齐，给当地的一位商人跑生意。一天，路过一个地方，老人发现那里地处黄河畔，草木茂盛，土地肥沃，就想在此处安身。回家与妻子商量后，就决定举家向北迁移。全家历尽千辛万苦終于寻到那个地方，就住了下来。在黄河畔盖了一间茅庵屋，开始开荒种地。他发现此处黄河虽然狭窄，但行人往来还是很不方便，就在那里建了一个渡口。从此，老人一边种地，一边摆渡，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光景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后来，路过此处住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儿女又相互联姻，人们就叫那个地方张家圪旦。 　　咸丰年间，山西、陕西连年遭受干旱，走西口路过张家圪旦而安身落脚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张家圪旦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村落。于是，大家打算给村子重新起一个名字。为了纪念张氏老人首先来到此地，还建了一间茅庵房，就决定叫这个村为一间房。后来，听说东面还有一个叫一间房的村子，他们就加了一个西字，最后确定叫“西一间房”，这也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庄---包头市土右旗双龙镇西一间房村名的由来。现在，离村北三四里的地方面积约数倾的“后海子”，就是因清末黄河逐渐向南改道，而自然形成的一处咸水湖泊。
　　一路上虽然凶多吉少，但陕北人、河曲人天性爱唱歌，西口路上就走就唱，把陕北、晋西北民歌带到了蒙古高原，与蒙古爬山调逐渐融合，产生了“二人台”和“漫瀚调”。你听，“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我来眊你，半个月我眊了你十五回，就为了眊你哥哥我跑成了一个罗圈圈腿……”歌唱西口路上长途跋涉的艰辛，歌唱朴素、美好的爱情，一曲曲奔放淳朴的山曲儿，如《二道圪粱》《刮野鬼》《拉骆驼》《眊妹妹》等几百年来传唱至今，在我的家乡，不管大人小孩，几乎人人都能唱上几声。
　　后来，走西口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再春走秋回，有的举家迁移，有的干脆整村搬迁。据《府谷县志》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年），府谷全县总户数26234户，总人口204357人。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总户数21220户，总人口151708人。70年过去了，人口却减少了52649人，主要是走西口流失了。
　　经过几代人的摸爬滚打，陕北府谷县尧峁村的张氏族人，在“走西口”的路上逐渐闯出了一片天地。他们陆续到了鄂尔多斯、包头及河套、宁夏一带，先是租种蒙古王爷的土地，积累几年后又逐步开办磨坊、碾坊、皮坊、油坊等作坊和客栈，用自己生产的粮食、布匹换取草原牧民的牲畜和皮张，做起了生意。
　　张家做生意非常讲究诚信，从而生意越做越大，还组建有150头骆驼的驼队，生意做到了“大圐圙”，就是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甚至远到通往蒙俄边界，在河套等地还创办了“广生西”“广圣西”“广生玉”“广生祥”等商行字号。在内蒙古，尧峁张家有良田万倾，仅准格尔地区“黑界地”一带，张家就有长60华里、宽16华里的租种地，租期为100年。
　　扶貧济困、乐施好善是张家的家风。凡是“走西口”出来的府谷、河曲人，路过张家的地盘免费住店，管吃管住，来去自由。
　　我的先祖们也传承了府谷尧峁张家的优良家风。民国初期，我的高祖父带头组织捐款，在村里建起观音庙、西五道庙及戏楼，每年元宵节办社火，农历二月十九大戏，祈祷老天风调雨顺，保佑村民年年有个好收成。民国十六年，村里庄稼遭受蝗灾，几乎没有收成。第二年春夏，未下一场雨，干旱严重，插耧不入。村民们吃光存粮就挖野菜、草根、树皮吃，因饿而生病，死了好多人。有的妻离子散，也有的再次外出逃荒。我的曾祖父毅然打开自家粮仓，把粮食借给村民吃共渡难关。
　　日军侵略包头后，我乡临近村民饱受侵略者欺凌。出于我的曾祖父当时在准格尔旗东官府任职的威慑，也因为曾祖父有看家护院队，日军及附近土匪尽管猖狂，也不敢贸然进村，我们村里的老百姓相对安全太平。后来，为了支援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我的曾祖父花钱支援过枪支弹药和骑马。我的祖父自幼喜欢骑马，还能在奔跑疾驰的马上双手开枪，后来也加入准格尔旗辖部队，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中。
　　海海漫漫的土默川，人人都会唱几句“二人台”，那诙谐、夸张、调侃的山曲儿张口就来。“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二人不成亲……”就是这土言土语的土腔调，几百年来听得人心发酸泪直流，“二人台”也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欣喜的是不仅像《走西口》等传统曲目受追捧，《西口情》《西口人》等现代歌曲，如今也日益红火，西口文化热潮正在悄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