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正在开启新的發展篇章，中国经济在保持增长的同时，未来20年将实现从投资主导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和服务驱动经济的转型。
消费驱动型经济两大根本条件
中国正在开启新的發展篇章，同时也正在经历由消费取代投资，成为GDP增长驱动力并最终成为GDP占比最大构成者的转折点。我们的预测显示，在今后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长期下滑的趋势转变为增长并逐步加速。相反，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从2008-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达到的顶峰持续下滑。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也将从2008年的顶峰下滑，尽管出口将仍然作为经济的重要动力，尤其在沿海省份。
我们的预测显示，个人消费增长会持续加速，消费将在2020年前后成为GDP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并在2025年前后替代投资成为GDP占比中最大构成者。在此，我们并不预测消费超过投资贡献准确的时间点。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投资见顶后逐渐下降的發展进程。
原动力：提高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增长是中国自1990年以来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变的主要标志。过去20年，中国的GDP增长主要由政府和企业部门投资推动，比如国有企业收益留存再投资。由于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快，因此虽然家庭收入自1990年连续提高，但其在GDP占比则从1990年的70%减少至2011年的57%。
今后5年，我们预测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可能开始回升。家庭收入增长的加速来自三大动力。
1 工资水平。政策制定者设定了明确目标，即在“十二五”期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至少应保持与GDP同速。主要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参考工资标准。中国4/5的省及自治区在2012年上半年已采取行动，比如16个省及自治区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了19.7%。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减少，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正在减少。而这些因素正在给工资带来上行压力。
2 金融改革。政府开放金融市场和鼓励竞争的措施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發展，从而增加就业并加速家庭收入增长。利率自由化可能是第一步，这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举措之一。利率自由化将加大银行间的竞争、增加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数量、引入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并帮助降低存贷利率差。提高存款利率将提高家庭收入，而企业的贷款融资利率也将下降。
金融业目前缺乏竞争的局面限制了民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几率，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有形资产极少的服务企业。为银行业引入市场化激励机制可帮助民企更轻松地从中小银行、外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由此导致的更活跃的经济活动可提高回报，从而增加收入。
3 刺激竞争。某些规则的存在阻碍了部分行业的民间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向民营资本开放这些领域，从而鼓励竞争，帮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源优化。政府在开放采矿业、输配电以及水务等资源类方面已经取得进展。此外，政府也在鼓励通信、医疗、铁路和航空运输服务领域开放以实现更多的良性竞争。正在考虑的措施包括鼓励在中国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管理层面的竞争，包括公路、铁路、桥梁、城市供水管网和城市配电网络。开放封闭和垄断的市场以扩大竞争，将有助于将收益中较大的一部分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转移出来，并随着价格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此项收益转给居民家庭。
如果所有这些动力如期發挥作用，到2030年，中国家庭平均收入可能翻番。在2012-2030年期间，家庭收入增长将超过GDP增长：在GDP年增长率预测为6.5的情境下，城市家庭收入年增长率将达到7.7%、全国平均家庭收入年增长率将达到6.9%。
经济转型：大力發展服务业
正如家庭收入和消费将取代投资成为中国增长的驱动力，服务业發展也需与之相匹配。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發展不仅是经济發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政府为创造就业而必须考虑的一项政策。1990年以来，中国重工业占名义GDP的比重从20%上升到35%，服务业则仅从39%增长到44%。这反映了以大规模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在21世纪初期，服务业实现了加速增长，主要是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的扩张以支持城市化。服务业会持续發展，而且并不会局限在这两个行业。
中国领导层认识到，中国發展模式迄今为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过去20年的投资主导型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就业增长放缓、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国有企业垄断资源类行业、效率低下，以及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增长乏力。
就业增长放缓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将变得更加严峻。中国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已超过投资贡献，尽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劳动生产率基数较低。在此情况下，创造就业的挑战将更加严峻（见图1）。
中国政府希望对工业结构实施重大改革，以应对今后5年间将出现的挑战。政府计划推广现代农业、优化主要产业的产业结构，最为重要的是，将服务业發展为能够促进收入和就业增长的产业。我们的预测显示，在今后5年，服务业和工业将平分秋色，而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将略下滑至8%（见图2）。
我们的预测显示，到2030年，服务业将占到GDP的53%，而工业则为42%。在就业方面，到2030年，服务业就业比重可能从2012年的36%提高到52%。而农业的比重可能从34%下滑至19%。同时，工业就业比重将保持相对稳定，从2012年的30%略降至2030年的29%。
快速变化的中国城市
城市最能集中展现中国经济發展的以上趋势。城市格局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经济發展的透镜。我们的预测显示，20年之后中国城市的格局将与现在截然不同。
城市劳动力增长逼近极限
未来20年，中国将持续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城市劳动力储备也将停止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2012-2030年，0-14岁人群每年将会减少1.2%，而6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则会增长3.9%。因此，中国将会面临劳动力减少、非劳动人口占总人口较大比例的局面。 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
这一趋势在南方的沿海城市尤为显著。这些沿海城市一直是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基地。与之相对的是，内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人群则更有可能在靠近家乡的城市务工。其中一个原因是，内陆省份：如河南、湖北和四川等新型制造基地的劳动力收入增长速度正在逐年加速。
日渐富裕且生产力更高的城市居民
城市家庭将日益富裕，劳动力供应紧张将推高沿海城市工资上涨。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在2011年已经上升了11%，广州和东莞工厂的工资水平已提高了10%。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进一步支撑了工资的上涨。在未来，服务业以及中国日益發展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新动力。这种动力需要不断完善的教育和培训等举措予以补充。
除了收入更高，城市居民还将得益于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加大消费支出。到2030年，消费增长将主要来自于以快速增长的中等和高收入城市人群。我们的预测显示，这一类别的城市家庭数量占全国城市家庭数量的比例将从2012年的71%提高到2030年的87%。在这些群体中，最富裕的家庭将成为最大的消费贡献者：到2030年，最富裕家庭数量占到城市全部家庭数量的1/4，而这一部分家庭的消费将占到城市消费总量的一半。与其相对应的消费行为变化则是必需品向非必需消费品支出的转变，例如个人用品、娱乐、教育和文化支出以及交通和通信支出的增加。
在农村，虽然劳动供给在萎缩，但消费市场仍将增长。对于农村留守人口，中国政府正制定旨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例如降低农业税、增加消费补贴、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和完善农村居住条件等措施。
资源压力
但日渐庞大、日益富裕的城市人口对能源和食品供给也构成了压力。在需求端，居民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其对食品和电力的需求；在供给端，适龄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城市化对住宅、工业、基础设施用地的巨大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可用耕地。
政府已在采取措施应对这些挑战。比如，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用地；同时，努力推动替代能源的發展，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以缓解石油大量进口的压力；此外，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推动天然气、电动车、可再生能源的开發使用。
未来發展的增长极——中小城市
中国各地城市化进展差异极大，其区域之间的差异甚至比欧洲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城市应仔细考量自身资源禀赋和發展阶段，选择因地制宜的發展路径。据我们预测，超大型城市将不再是發展最快的城市。在未来20年间，目前人口少于150万的中小型城市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最大。到2030年，中小型城市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其对城镇总GDP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0%。我们定义了22个城市群：众多小城市将围绕在超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周围，形成中心辐射格局。例如，到2020年，山东城市群（以济南和青岛为中心）的GDP将接近今天韩国的规模，而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将接近丹麦GDP。
城市将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生产率驱动或者人口驱动的發展模式。中国人口大省河南的省会郑州，就是这种發展模式的典范。郑州的劳动力供给丰沛，但工业化历史较短，熟练技术工人相对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吸引了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制造商富士康于2011年在郑州开设组装工厂。这类城市可继续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借助区位优势提高吸引力。
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则可以通过發展高端制造业获得持续發展的动力，比如民用航空、半导体制造等。这些产业大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数量没有很高要求。银行、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也是未来的發展方向。这些行业發展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培育，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些城市已经走上了以生产率驱动的發展道路。天津将滨海新区定位为金融和物流中心，不仅服务天津，而且服务整个华北地区。苏州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先驱，一方面继续利用历史和自然文化遗产建设华东观光旅游业中心，同时也在發展金融服务和物流业，成为上海国际金融、物流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
科技是未来發展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低劳动力成本城市可参与互联网业务投资竞争（如订单实施、呼叫中心和数据处理），实现传统产业的跨越升级。电子商务的蓬勃發展会使得专注發展此类业务的中型城市得到加速發展的机会。例如，杭州拥有中国1/3以上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总收入占中国2/3以上：互联网已成为杭州新的增长引擎。
对企业的启示
中国经济未来的發展和变化对企业影响巨大而深远。中国目前的GDP约为6万亿美元，到2020年可能达到11万亿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价）。收入提高、储蓄率下降、贫富差距缩小，都有助于提高购买力，也就是有更多人购买更多的产品。所以，中国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机遇。企业可采取六大行动调整中国市场战略和业务重心。
1 “定制”城市解决方案
六个千万城镇人口超大型城市是中国目前最發达的城市，但20年后，中小型城市将成长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成为支撑中国长期增长的基石。此外，西部地区的城市在政府支持下發展也会较快。到2025年，还会有四座城市加入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其中两座就在西部：成都和武汉。
企业必须认识到中国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应该为不同城市量体裁衣，满足其不同需求。主要的差异包括人口分布（城市相对农村）、年龄和家庭收入。这些差异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偏好。
针对小城市市场的产品设计变得越来越重要。内陆地区的小城市，其消费者行为正在快速变化。但要做出及时响应却很难，因为当地的关键购买因素和媒体有效性与大城市不同。例如，小城市的消费者购买洗衣粉时更看重价格，促销和店内广告对当地消费者的影响更大。
企业应摒弃“一刀切”的商业策略，对不同城市采取差异化的营销和经营模式。只有通过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消费者，才能设计出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更高效地配置资本和人力资源以及产品创新。 2 实现资源的智能化配置
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城市群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核心城市已无法承载占地多、工资低的制造业，这类制造业将从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转移至小城市。中心城市将转变角色，为周边城市的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比如研發、营销和物流等。高度發达的城际交通基础设施使得城市之间的交通如中心城市市内交通一样便捷。
成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成都拥有成熟的工业基础，并有七所国家重点大学和丰富的水电及油气资源，同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沿海地区更有优势。成都目前正在调整其城市圈内资源配置以确保未来增长。
3 为人民服务
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口号，但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服务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升级，IT能力也需要提升。
对消费品企业而言，在大力推进现代商业零售网络进入小城市和农村，發展新型消费品产业，提升服务品质的提升等方面都有重大發展机遇。例如，沿海地区居民对送餐、送货等服务需求正日渐增大。金融、咨询和物流等商业服务将随着工业的發展而加速成长。随着家庭需求的增加，创意产业，如教育、文化和娱乐业，也蕴藏着无穷潜力。即使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也是创造价值的重要手段。
4 多品牌组合管理
虽然中国正在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但中国很多行业的产品质量与跨国同行仍存在差异。收购外国品牌、购买技术、设立合资公司、与专业化公司合作（例如，整车厂与汽车设计商的合作）都是中国企业的选择。
同时，对跨国公司而言，建立合资公司也是很好的机会。跨国公司可在中国培育良好的品牌认知度，利用中方的分销渠道和客户基础，强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更好地捕捉政策机会。
跨国公司还可以深入了解中资品牌以及中国合作伙伴在价值定位或發展目标方面的匹配度，管理好文化差异，从而尽量降低风险。
就整体而言，中国人的收入在稳步增长，但长期潜力最大的是那些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群体。企业应该识别出这些准中产阶层，通过产品设计、品牌推广、市场营销等战略，尽早建立品牌忠诚度。
5 规划人力资源战略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翻番，而15岁以下人口比重则持续下降。农村地区劳动力供给萎缩尤其严重。建筑、零售和餐饮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面临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企业应通过自动化生产和培训提升劳动生产率，通过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公平的晋升机制提升员工忠诚度。
经济的發展会不断产生新的技能要求。例如，战略规划在跨国公司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职能，中国企业对此的需求也日渐增加。与聘请专业咨询顾问进行战略规划相比，中国企业更希望建立自己的人才库。与之类似，制造类企业引入新的自动化设备也必然需要相关技术人员。获取这些新的技能需要采取新的人力资源战略和对培训的投资。
6 为中国创新
中国消费者的变化引导着人和产品之间，以及国内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化。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意味着要将中国视为新品牌的跳板——中国是跨国公司进入其他亚洲發展中经济体、甚至全球市场的跳板。虽然中国的富人喜欢外国品牌，但中国本土品牌在低端产业链仍占据巨大空间，模仿外资品牌的能力也很强。此外，许多外资品牌必须根据中国市场调整后才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从豪华轿车的小桌板到快餐店的自选菜单都不例外。
消费驱动型经济两大根本条件
中国正在开启新的發展篇章，同时也正在经历由消费取代投资，成为GDP增长驱动力并最终成为GDP占比最大构成者的转折点。我们的预测显示，在今后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长期下滑的趋势转变为增长并逐步加速。相反，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从2008-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达到的顶峰持续下滑。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也将从2008年的顶峰下滑，尽管出口将仍然作为经济的重要动力，尤其在沿海省份。
我们的预测显示，个人消费增长会持续加速，消费将在2020年前后成为GDP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并在2025年前后替代投资成为GDP占比中最大构成者。在此，我们并不预测消费超过投资贡献准确的时间点。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投资见顶后逐渐下降的發展进程。
原动力：提高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增长是中国自1990年以来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变的主要标志。过去20年，中国的GDP增长主要由政府和企业部门投资推动，比如国有企业收益留存再投资。由于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快，因此虽然家庭收入自1990年连续提高，但其在GDP占比则从1990年的70%减少至2011年的57%。
今后5年，我们预测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可能开始回升。家庭收入增长的加速来自三大动力。
1 工资水平。政策制定者设定了明确目标，即在“十二五”期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至少应保持与GDP同速。主要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参考工资标准。中国4/5的省及自治区在2012年上半年已采取行动，比如16个省及自治区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了19.7%。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减少，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正在减少。而这些因素正在给工资带来上行压力。
2 金融改革。政府开放金融市场和鼓励竞争的措施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發展，从而增加就业并加速家庭收入增长。利率自由化可能是第一步，这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举措之一。利率自由化将加大银行间的竞争、增加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数量、引入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并帮助降低存贷利率差。提高存款利率将提高家庭收入，而企业的贷款融资利率也将下降。
金融业目前缺乏竞争的局面限制了民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几率，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有形资产极少的服务企业。为银行业引入市场化激励机制可帮助民企更轻松地从中小银行、外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由此导致的更活跃的经济活动可提高回报，从而增加收入。
3 刺激竞争。某些规则的存在阻碍了部分行业的民间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向民营资本开放这些领域，从而鼓励竞争，帮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源优化。政府在开放采矿业、输配电以及水务等资源类方面已经取得进展。此外，政府也在鼓励通信、医疗、铁路和航空运输服务领域开放以实现更多的良性竞争。正在考虑的措施包括鼓励在中国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管理层面的竞争，包括公路、铁路、桥梁、城市供水管网和城市配电网络。开放封闭和垄断的市场以扩大竞争，将有助于将收益中较大的一部分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转移出来，并随着价格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此项收益转给居民家庭。
如果所有这些动力如期發挥作用，到2030年，中国家庭平均收入可能翻番。在2012-2030年期间，家庭收入增长将超过GDP增长：在GDP年增长率预测为6.5的情境下，城市家庭收入年增长率将达到7.7%、全国平均家庭收入年增长率将达到6.9%。
经济转型：大力發展服务业
正如家庭收入和消费将取代投资成为中国增长的驱动力，服务业發展也需与之相匹配。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發展不仅是经济發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政府为创造就业而必须考虑的一项政策。1990年以来，中国重工业占名义GDP的比重从20%上升到35%，服务业则仅从39%增长到44%。这反映了以大规模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在21世纪初期，服务业实现了加速增长，主要是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的扩张以支持城市化。服务业会持续發展，而且并不会局限在这两个行业。
中国领导层认识到，中国發展模式迄今为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过去20年的投资主导型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就业增长放缓、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国有企业垄断资源类行业、效率低下，以及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增长乏力。
就业增长放缓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将变得更加严峻。中国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已超过投资贡献，尽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劳动生产率基数较低。在此情况下，创造就业的挑战将更加严峻（见图1）。
中国政府希望对工业结构实施重大改革，以应对今后5年间将出现的挑战。政府计划推广现代农业、优化主要产业的产业结构，最为重要的是，将服务业發展为能够促进收入和就业增长的产业。我们的预测显示，在今后5年，服务业和工业将平分秋色，而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将略下滑至8%（见图2）。
我们的预测显示，到2030年，服务业将占到GDP的53%，而工业则为42%。在就业方面，到2030年，服务业就业比重可能从2012年的36%提高到52%。而农业的比重可能从34%下滑至19%。同时，工业就业比重将保持相对稳定，从2012年的30%略降至2030年的29%。
快速变化的中国城市
城市最能集中展现中国经济發展的以上趋势。城市格局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经济發展的透镜。我们的预测显示，20年之后中国城市的格局将与现在截然不同。
城市劳动力增长逼近极限
未来20年，中国将持续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城市劳动力储备也将停止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2012-2030年，0-14岁人群每年将会减少1.2%，而6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则会增长3.9%。因此，中国将会面临劳动力减少、非劳动人口占总人口较大比例的局面。 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
这一趋势在南方的沿海城市尤为显著。这些沿海城市一直是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基地。与之相对的是，内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人群则更有可能在靠近家乡的城市务工。其中一个原因是，内陆省份：如河南、湖北和四川等新型制造基地的劳动力收入增长速度正在逐年加速。
日渐富裕且生产力更高的城市居民
城市家庭将日益富裕，劳动力供应紧张将推高沿海城市工资上涨。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在2011年已经上升了11%，广州和东莞工厂的工资水平已提高了10%。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进一步支撑了工资的上涨。在未来，服务业以及中国日益發展的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新动力。这种动力需要不断完善的教育和培训等举措予以补充。
除了收入更高，城市居民还将得益于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加大消费支出。到2030年，消费增长将主要来自于以快速增长的中等和高收入城市人群。我们的预测显示，这一类别的城市家庭数量占全国城市家庭数量的比例将从2012年的71%提高到2030年的87%。在这些群体中，最富裕的家庭将成为最大的消费贡献者：到2030年，最富裕家庭数量占到城市全部家庭数量的1/4，而这一部分家庭的消费将占到城市消费总量的一半。与其相对应的消费行为变化则是必需品向非必需消费品支出的转变，例如个人用品、娱乐、教育和文化支出以及交通和通信支出的增加。
在农村，虽然劳动供给在萎缩，但消费市场仍将增长。对于农村留守人口，中国政府正制定旨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例如降低农业税、增加消费补贴、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和完善农村居住条件等措施。
资源压力
但日渐庞大、日益富裕的城市人口对能源和食品供给也构成了压力。在需求端，居民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其对食品和电力的需求；在供给端，适龄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城市化对住宅、工业、基础设施用地的巨大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可用耕地。
政府已在采取措施应对这些挑战。比如，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用地；同时，努力推动替代能源的發展，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以缓解石油大量进口的压力；此外，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推动天然气、电动车、可再生能源的开發使用。
未来發展的增长极——中小城市
中国各地城市化进展差异极大，其区域之间的差异甚至比欧洲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城市应仔细考量自身资源禀赋和發展阶段，选择因地制宜的發展路径。据我们预测，超大型城市将不再是發展最快的城市。在未来20年间，目前人口少于150万的中小型城市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最大。到2030年，中小型城市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其对城镇总GDP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0%。我们定义了22个城市群：众多小城市将围绕在超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周围，形成中心辐射格局。例如，到2020年，山东城市群（以济南和青岛为中心）的GDP将接近今天韩国的规模，而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将接近丹麦GDP。
城市将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生产率驱动或者人口驱动的發展模式。中国人口大省河南的省会郑州，就是这种發展模式的典范。郑州的劳动力供给丰沛，但工业化历史较短，熟练技术工人相对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吸引了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制造商富士康于2011年在郑州开设组装工厂。这类城市可继续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借助区位优势提高吸引力。
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则可以通过發展高端制造业获得持续發展的动力，比如民用航空、半导体制造等。这些产业大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数量没有很高要求。银行、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也是未来的發展方向。这些行业發展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培育，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些城市已经走上了以生产率驱动的發展道路。天津将滨海新区定位为金融和物流中心，不仅服务天津，而且服务整个华北地区。苏州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先驱，一方面继续利用历史和自然文化遗产建设华东观光旅游业中心，同时也在發展金融服务和物流业，成为上海国际金融、物流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
科技是未来發展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低劳动力成本城市可参与互联网业务投资竞争（如订单实施、呼叫中心和数据处理），实现传统产业的跨越升级。电子商务的蓬勃發展会使得专注發展此类业务的中型城市得到加速發展的机会。例如，杭州拥有中国1/3以上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总收入占中国2/3以上：互联网已成为杭州新的增长引擎。
对企业的启示
中国经济未来的發展和变化对企业影响巨大而深远。中国目前的GDP约为6万亿美元，到2020年可能达到11万亿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价）。收入提高、储蓄率下降、贫富差距缩小，都有助于提高购买力，也就是有更多人购买更多的产品。所以，中国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机遇。企业可采取六大行动调整中国市场战略和业务重心。
1 “定制”城市解决方案
六个千万城镇人口超大型城市是中国目前最發达的城市，但20年后，中小型城市将成长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成为支撑中国长期增长的基石。此外，西部地区的城市在政府支持下發展也会较快。到2025年，还会有四座城市加入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其中两座就在西部：成都和武汉。
企业必须认识到中国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应该为不同城市量体裁衣，满足其不同需求。主要的差异包括人口分布（城市相对农村）、年龄和家庭收入。这些差异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偏好。
针对小城市市场的产品设计变得越来越重要。内陆地区的小城市，其消费者行为正在快速变化。但要做出及时响应却很难，因为当地的关键购买因素和媒体有效性与大城市不同。例如，小城市的消费者购买洗衣粉时更看重价格，促销和店内广告对当地消费者的影响更大。
企业应摒弃“一刀切”的商业策略，对不同城市采取差异化的营销和经营模式。只有通过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消费者，才能设计出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更高效地配置资本和人力资源以及产品创新。 2 实现资源的智能化配置
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城市群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核心城市已无法承载占地多、工资低的制造业，这类制造业将从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转移至小城市。中心城市将转变角色，为周边城市的制造业提供服务支持，比如研發、营销和物流等。高度發达的城际交通基础设施使得城市之间的交通如中心城市市内交通一样便捷。
成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成都拥有成熟的工业基础，并有七所国家重点大学和丰富的水电及油气资源，同时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沿海地区更有优势。成都目前正在调整其城市圈内资源配置以确保未来增长。
3 为人民服务
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口号，但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服务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升级，IT能力也需要提升。
对消费品企业而言，在大力推进现代商业零售网络进入小城市和农村，發展新型消费品产业，提升服务品质的提升等方面都有重大發展机遇。例如，沿海地区居民对送餐、送货等服务需求正日渐增大。金融、咨询和物流等商业服务将随着工业的發展而加速成长。随着家庭需求的增加，创意产业，如教育、文化和娱乐业，也蕴藏着无穷潜力。即使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也是创造价值的重要手段。
4 多品牌组合管理
虽然中国正在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但中国很多行业的产品质量与跨国同行仍存在差异。收购外国品牌、购买技术、设立合资公司、与专业化公司合作（例如，整车厂与汽车设计商的合作）都是中国企业的选择。
同时，对跨国公司而言，建立合资公司也是很好的机会。跨国公司可在中国培育良好的品牌认知度，利用中方的分销渠道和客户基础，强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更好地捕捉政策机会。
跨国公司还可以深入了解中资品牌以及中国合作伙伴在价值定位或發展目标方面的匹配度，管理好文化差异，从而尽量降低风险。
就整体而言，中国人的收入在稳步增长，但长期潜力最大的是那些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群体。企业应该识别出这些准中产阶层，通过产品设计、品牌推广、市场营销等战略，尽早建立品牌忠诚度。
5 规划人力资源战略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翻番，而15岁以下人口比重则持续下降。农村地区劳动力供给萎缩尤其严重。建筑、零售和餐饮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面临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企业应通过自动化生产和培训提升劳动生产率，通过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公平的晋升机制提升员工忠诚度。
经济的發展会不断产生新的技能要求。例如，战略规划在跨国公司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职能，中国企业对此的需求也日渐增加。与聘请专业咨询顾问进行战略规划相比，中国企业更希望建立自己的人才库。与之类似，制造类企业引入新的自动化设备也必然需要相关技术人员。获取这些新的技能需要采取新的人力资源战略和对培训的投资。
6 为中国创新
中国消费者的变化引导着人和产品之间，以及国内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化。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意味着要将中国视为新品牌的跳板——中国是跨国公司进入其他亚洲發展中经济体、甚至全球市场的跳板。虽然中国的富人喜欢外国品牌，但中国本土品牌在低端产业链仍占据巨大空间，模仿外资品牌的能力也很强。此外，许多外资品牌必须根据中国市场调整后才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从豪华轿车的小桌板到快餐店的自选菜单都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