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时，胜利者们志得意满，因为他们认定，自己必然会取得胜利。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证明，这种观点是多么地牵强附会。
　　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的著作《历史终结点和最后一个人》反映了西方的主流观点，书中认定，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终点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换而言之，基督教末世论变成了世俗历史的先决条件。
　　然而，历史的变化无常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黑格尔和马克思就曾经坚信同样的观点。1842年，历史学家托马斯·阿诺德带着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洋洋得意，宣告维多利亚女王所统治的王国“清楚地昭示了历史长河的完满”。无论倡导实现某种绝对理念，还是推崇某个阶级专政，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历史先知们的预言都距离真实的历史距离尚远。
　　西方冷战胜利之后不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民族部落主义在“后历史时代”的欧洲核心地区的回归，有力地质疑了“历史终结”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巴尔干战争、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血腥的阿拉伯起义，以及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道德的和系统性的缺陷，无不进一步削弱了上述理念。
　　但是，或许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才能最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历史并没有改变。
　　俄罗斯则和车臣爆发的两次战争、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抑或是目前出兵乌克兰，都是不遗余力地恢复其昔日大陆帝国的威严。普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针对克里米亚、甚至不仅仅是针对乌克兰——其目标是扭转被他称之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的苏联解体。
　　因此，普京正在挑战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结束欧洲分裂和建立受西方影响的自由国度。而且，与处于叙利亚和伊朗的斗争中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同，普京坚守红线，寸步不让，那就是：西方不能争夺前苏联的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而北约东扩也决不被允许。
　　此外，普京任由种族民族主义成为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并以克里米亚讲俄语的多数民众为借口来让自己的冒险行动合理化。
　　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为限制德国国力而建立了许多小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在其1961年饱受争议的二战起源研究中为希特勒占领这些小国的决策辩护——泰勒称一战战胜国实行的是“公开邀请德国扩张”的策略。我们也可以同样评论今天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对俄罗斯的致命的吸引力。
　　当然，没有人希望欧洲再次爆发战争。但是普京的行动以及奥巴马失败的外交政策，可能促使俄罗斯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动来削减自己过往的政治损失。毕竟，奥巴马的全套外交政策计划——与伊朗签署核协议、促成以巴和平协议、与日渐疏远的中东盟友实现和解、美国的战略中心向亚洲转移——现在都取决于他制服普京的能力。
　　而中国的角色是一个多极世界的另一个焦点。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已经一再证明，国力才是国际事务中达成各种原则的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东德的成长经历应该让她对普京的思想具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她把俄罗斯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形容为权力政治指导下的脱离现实之举。
　　然而，一直活在幻想当中的其实是欧洲：梦想着“后历史” 时代军事力量已经无关紧要，经济援助可以驯服民族主义势力，而且领导人都是彬彬有礼的守法的绅士和淑女。
　　欧洲人真心相信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博弈已经于1991年落下了帷幕。而普京告诉我们，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仅仅是中场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