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我们的国家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闯过来,百废待兴。可是,“文化大革命”又把人们拖进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漩涡中。就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我和二姐不合时宜的来到了世间。那时,大哥10岁,大姐才3岁。我和二姐的出生,使我家原本就非常贫困的生活更加贫困了。
　　 我的家乡有一个习俗,谁家生了小孩,邻里们就送一点鸡蛋给产妇吃,叫“养月子”。由于生活困难,母亲身体很弱,奶水不足,母亲就托我的伯母把人们送来的鸡蛋偷偷地卖掉,用换来的钱给我和二姐买藕粉和白糖吃。贫困与劳累摧垮了母亲的身体,母亲病倒了,并且双目失明。可她坚决不肯住院治疗,后来吃了一些草药,眼睛虽然复明了,身体却一直很虚弱。
　　 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母亲在农闲时,便背起竹篮到胜利油田基地去卖鸡蛋。那时,父亲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到周围的村子里收鸡蛋。第二天,天还不亮,母亲就揣上一块玉米面饼子,和本村的几位妇女一起背着鸡蛋步行到基地。我们村离基地有三十多里路,母亲每天早去晚归,中午像乞丐一样迎着人家的白眼到市场附近的饭馆里讨一碗白开水,啃一块凉玉米面饼子。就这样,一天只能赚三四元钱。现在觉得三四元钱简直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的农村,对我们那个贫穷的家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正是靠着这微薄的收入,父母供我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我高考落榜后,回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三弟也长大成人了,我们不再让母亲种地干活,想让她享享清福。可母亲总闲不住。三弟在家养鸡,母亲每天不知去多少次,看看槽里的饲料撒得匀不匀,看看水槽里还有没有水,帮着喂鸡、饮水、拾鸡蛋。我们常劝她别再干活,可她总是说,一闲着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现在,母亲已年近七旬,她的5个儿女都早已成家,真可谓子孙满堂了。她终于闲了下来.闲暇中,母亲学会了打扑克,节假日我们回家,一家人也常常坐下来打上几把扑克,母亲虽然牌技不高,可我们看她打牌打得挺热乎,我也就常常主动和母亲做对门,不在乎输赢,只为了让母亲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