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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己的庭院”与“邻居的工作”
就中国的史学研究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以革命、阶级斗争、政治等为关键词的史学研究理念的指导下。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内容“被人为地排斥于历史的视野之外”，使史学研究的视野很难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从而也使史学研究在日趋僵化的发展中走向了“危机”。这种情况在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更具有典型性地表现出来。如何改变史学研究“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1980年代中期，一些史者开始呼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另辟蹊径，促进史学的改革和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的角度人手，开拓和填补鼎立的三足：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使它更加充实和完善。”中国史学由此进入革新时期，社会史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主要趋向。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范力沛(Lyman P.VanSlyke)在1993年的一次报告中指出：以前对革命史的研究和对社会的研究是互相脱节的，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不注意吸取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以致难以对中国革命作出完整、深刻的解释，因此，他强调应该从社会史的角度加强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早在1970年代讨论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就曾萌芽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即认为只有把党内领导层的斗争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才能“明白什么是中国革命”。
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邹谠也提出：“党史不能再是一般的课程，应当是研究的一个重点项目，是一个要发展的重点。党史也不能是狭义的党史，它事实上是离不开思想史、社会变迁史、经济史等。再说得彻底一点。各个专业各个学科都不能各自为政，而是有密切联系的”。在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张静如等学者也先后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由此可见。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强调与社会史的结合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趋势。有学者指出，“近百年间的史学发展进程似乎表明，每当历史学家处于时代性转折的关键时期，社会史都是人们作为标领学术转向的旗帜，成为推陈出新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趋向。”这一总结确实有一定道理。
那么，这一史学研究趋势所关注的要点何在?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学科研究方法的适当整合与灵活运用。如年鉴学派史学家所说，“在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的同时”。“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二是在研究内容上，把研究的焦点从“领袖”、“英雄人物”转向“占人口多数的普通人”。这也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家的一个重要主张。他们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坚决地脱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历史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抓住真实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基层人物和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这两个成千上万把那些广告橱窗中充当摆设的人像抛在一边，自己创造着真实的历史。”中国学者张静如早在1990年代初即指出，“在党史研究中。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作用的描述比较抽象，诸如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究其原因还是研究不够。其实。每一历史进程，人民群众都是参与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上层人物活动连接起来。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由此可见。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思路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真正写出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历史，也只有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历史，才能真正展示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实践价值。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中共党史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
二、新角度与新天地
在史学研究中，史料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因此。史料的发掘是史学繁荣的前提。作为一门历史科学，中共党史研究也不外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无不与档案材料的开放和新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密切相关。从整体上来说，在1949年以后中共历史的研究中，虽然“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忌讳早已被突破，但由于种种的限制。使研究者对史料的要求往往不能得到满足。因此，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史料?二是，现有的史料是否已经被研究透彻从而没有了继续研究的余地或价值?三是，史料的不足问题是否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决定性障碍?在考虑以上问题时。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观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他们认为，材料的不足，并不能构成研究的障碍。史料是要靠历史学家去发掘的，或者用费弗尔的话说，是要靠历史学家去“发明”的，重要的是要能提出正确的问题来帮助历史学家搜寻史料。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史料数量的限制问题被暂时搁置，而利用新的研究方法，选择新的研究角度，对现有史料进行重新的整理与调动，以拓展研究空间，深化现有研究，从而开辟出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就成为许多研究者的选择。在国内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师吉金的《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这两部著作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理念指导下。以最为一般性的史料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变迁。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之初的中国社会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从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系统的基础性研究，许静则以这些研究为基础，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尽管她所运用的史料并未超过前辈学者，但却使我们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展逻辑有了新的认识。
由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在这种研究理念中，对种种所谓核心档案材料的诉求已经显得不再多么重要，而以“新的眼光”、“新的观察角度”对现有的。尤其是最为一般性甚至为传统的史者所不屑一顾的史料进行梳理，则成为更为值得关注的工作。“并非有山珍海味就是名厨，能用最普通的大路菜做出入口惊心的好味道，才算是行中高手”，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研究者来说，这的确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启示。在这种研究理念中，在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者和作为客体的史料之间。研究者是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离开了研究者的选择和分析，史料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提炼，史料才能被提升为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相反。在这种研究理念中，由于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会使我们在对史料的梳理中，或是加深我们对原有历史问题的认识，或是发现过去不曾注意到的历史内容(这成为原有历史的补充)，甚至会改变我们对某些原有历史问题的看法。总而言之，这种研究理念所展示的，将会是一片新天地。
就中国的史学研究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以革命、阶级斗争、政治等为关键词的史学研究理念的指导下。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内容“被人为地排斥于历史的视野之外”，使史学研究的视野很难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从而也使史学研究在日趋僵化的发展中走向了“危机”。这种情况在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更具有典型性地表现出来。如何改变史学研究“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1980年代中期，一些史者开始呼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另辟蹊径，促进史学的改革和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的角度人手，开拓和填补鼎立的三足：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使它更加充实和完善。”中国史学由此进入革新时期，社会史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主要趋向。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范力沛(Lyman P.VanSlyke)在1993年的一次报告中指出：以前对革命史的研究和对社会的研究是互相脱节的，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不注意吸取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以致难以对中国革命作出完整、深刻的解释，因此，他强调应该从社会史的角度加强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早在1970年代讨论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就曾萌芽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即认为只有把党内领导层的斗争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才能“明白什么是中国革命”。
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邹谠也提出：“党史不能再是一般的课程，应当是研究的一个重点项目，是一个要发展的重点。党史也不能是狭义的党史，它事实上是离不开思想史、社会变迁史、经济史等。再说得彻底一点。各个专业各个学科都不能各自为政，而是有密切联系的”。在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张静如等学者也先后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由此可见。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强调与社会史的结合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趋势。有学者指出，“近百年间的史学发展进程似乎表明，每当历史学家处于时代性转折的关键时期，社会史都是人们作为标领学术转向的旗帜，成为推陈出新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趋向。”这一总结确实有一定道理。
那么，这一史学研究趋势所关注的要点何在?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学科研究方法的适当整合与灵活运用。如年鉴学派史学家所说，“在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的同时”。“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二是在研究内容上，把研究的焦点从“领袖”、“英雄人物”转向“占人口多数的普通人”。这也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家的一个重要主张。他们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坚决地脱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历史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抓住真实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基层人物和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这两个成千上万把那些广告橱窗中充当摆设的人像抛在一边，自己创造着真实的历史。”中国学者张静如早在1990年代初即指出，“在党史研究中。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作用的描述比较抽象，诸如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究其原因还是研究不够。其实。每一历史进程，人民群众都是参与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上层人物活动连接起来。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由此可见。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思路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真正写出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历史，也只有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历史，才能真正展示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实践价值。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中共党史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
二、新角度与新天地
在史学研究中，史料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因此。史料的发掘是史学繁荣的前提。作为一门历史科学，中共党史研究也不外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无不与档案材料的开放和新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密切相关。从整体上来说，在1949年以后中共历史的研究中，虽然“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忌讳早已被突破，但由于种种的限制。使研究者对史料的要求往往不能得到满足。因此，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史料?二是，现有的史料是否已经被研究透彻从而没有了继续研究的余地或价值?三是，史料的不足问题是否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决定性障碍?在考虑以上问题时。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观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他们认为，材料的不足，并不能构成研究的障碍。史料是要靠历史学家去发掘的，或者用费弗尔的话说，是要靠历史学家去“发明”的，重要的是要能提出正确的问题来帮助历史学家搜寻史料。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史料数量的限制问题被暂时搁置，而利用新的研究方法，选择新的研究角度，对现有史料进行重新的整理与调动，以拓展研究空间，深化现有研究，从而开辟出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就成为许多研究者的选择。在国内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师吉金的《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这两部著作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理念指导下。以最为一般性的史料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变迁。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之初的中国社会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从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系统的基础性研究，许静则以这些研究为基础，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尽管她所运用的史料并未超过前辈学者，但却使我们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展逻辑有了新的认识。
由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在这种研究理念中，对种种所谓核心档案材料的诉求已经显得不再多么重要，而以“新的眼光”、“新的观察角度”对现有的。尤其是最为一般性甚至为传统的史者所不屑一顾的史料进行梳理，则成为更为值得关注的工作。“并非有山珍海味就是名厨，能用最普通的大路菜做出入口惊心的好味道，才算是行中高手”，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研究者来说，这的确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启示。在这种研究理念中，在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者和作为客体的史料之间。研究者是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离开了研究者的选择和分析，史料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提炼，史料才能被提升为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相反。在这种研究理念中，由于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会使我们在对史料的梳理中，或是加深我们对原有历史问题的认识，或是发现过去不曾注意到的历史内容(这成为原有历史的补充)，甚至会改变我们对某些原有历史问题的看法。总而言之，这种研究理念所展示的，将会是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