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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除了崇山峻岭之外，还有一些坡度平缓的山。人们习惯地把这些山称为坡，小的叫小坡，大的叫大坡。小坡或在田坝中间，或在土坎边上，可以尽收眼底。大坡则不然了，它们方圆数公里，乃至一二十公里，不远望很难看出它是坡。坡上有田有土，有道路，有村寨，这就更使人忘却了它是坡。
我的童年、青年、中年，乃歪一生，都离不开这样的大坡。每当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没有伟岸的奇峰、也不会令人震撼的大坡，想起我那平平凡凡，用毕生的心血抚育我长大成人的母亲。
我母亲早年毕业贵阳女师，是个知识分子。据说她与父亲是恋爱结婚的，这在那个时代是鲜见的事。父亲在周西成时代还做过两任不小的官。有一次省政府委他任平坝县县长，他认为平坝县是三等县，有辱于他，便把省政府的公示牌砸了，此事当时传为佳话。黔南事变以后，我们家疏散到乡下，靠父亲教私垫维持生计。这个寨子在谷立堡，寨名就叫大坡。但在寨子里简直没有坡的感受，只有从很远的地方看，才看出寨子确实是在一个大坡顶上。我三岁时，父亲去世了，东家们凑钱买了棺材，安葬了父亲。母亲在泪水中受了东家们的聘请，继续教父亲所教的那些学生。大概是因为东家们已凑钱安葬父亲，不再给薪俸，只管我们母子吃饭。我还记得，母亲每天带着我，轮流去学生家吃饭，是实实在在的教书糊口了。
过了一两年这样的生活，母亲应聘到小碧的甘庄教私垫。我和母亲被安顿在大庙的厢房里住。这座庙在河边上，隔河就是一个要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才看得出是坡的大坡，寨子里的人都叫它“大坡上”。这个寨子有60多户，共办了两堂私垫。母亲教书认真，另一堂私垫的吴先生自愧不如，回家去了，那堂私垫也就自动解散，母亲在这里站住了脚，学生也多了起来。这时我大概五岁，也跟着母亲教的学生一道填红格本，临《玄秘塔》，背“四书”“五经”，读“子程子日大学孔氏之遗书……”母亲的脸色红润了，有时还提起笔来画树梅花。
我八岁的那年秋天，生了一场大病，据说已经叫不应了。我上无伯叔，更无兄、无弟、无姊、无妹，是母亲的唯一亲人、唯一希望。她见我病成这样，急得大哭。穷乡僻壤，缺医少药。她只能求助于庙里的菩萨。她虔诚地许下愿，只要菩萨保住我的命，她情愿一生吃素。我起死回生之后，便看见她不再吃肉了。她一直吃了38年素，直到寿终。她不吃肉，但不时要想方设法买点肉做给我吃，说“你要吃点肉才有营养”。她把肉炒好了，便坐在我的旁边看着我吃，要我多吃。那情景至今也忘不了。
解放以后，私塾废止，在土改中，母亲分到了田土，大庙的厢房也分了两间给我们。母亲学着做农活。一个知识女性，50几岁弃教从农，其艰难程度而知。尤其是还有一些妇女在做活路时取笑她不会做，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恨。记得在一次薅土时，有两个年轻妇女有意把她夹在中间。她们有力气，很快就薅到前头去了，然后回过头来哈哈太笑，奚落她薅得慢。她一声不响，只是使劲薅土，汗一滴滴地顺着脸流下来，我至今也很恨这两个妇女，甚至恨到她们的子孙。有位我喊“姒姒”的女人同情地说：“谢先生，你太苦了，搬回城里去，找亲戚们帮帮忙，求你们娘俩的生活。”她感激地说：“谢谢。我也想过…不过，我没有亲戚……”多年后我才知道，我们家有不少亲戚，而且都是社会贤达：向之方、王佩芬、华问渠、王萼华、陆孟实……只要母亲肯开口，他们都会替她想办法的。但母亲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她从不求人，自食其力。看着姒姒远去的背影，母亲对我说：“天下好人还是多的。不过，人要有志气，英雄只怕受恩多。”我当时虽小，还是听懂了这话的意思，并深深地烙印在脑里。
我渐渐地长大了，经常一个人去大坡上割土坎、铲火土。一入秋，我就跟大人们一道割草进城卖。当年贵阳的茅草房很多，我的草就是卖给茅屋的主人们翻盖屋顶。头天去山上把草割好，第二天挑进城卖。一挑草，大人们的可卖到5仟元，我的只能卖3仟元，也就是现在的3角钱。花5佰元在街上买个粑粑当中饭吃，还剩12仟5佰元。有一次，我的草只卖了2仟6佰元，舍不得花，只买了一个汤圆吃，成为人们辛酸的笑料。钱虽少，但总算收入，可以用作买油买盐。我能分担家里的部分担子，很满足，可是我发现母亲经常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12岁生日的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长大了，我高兴!我又很急。这样下去会误了你的前途…你要读书才行。”我遵从母亲的旨意，去龙洞堡小学考插班生，居然考上了五年级。我们五年级的同学和六年级的同学合在一起才22个人，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给六年级同学上课时，我们也坐在教室里，只是不听。同样，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六年级的同学也坐在教室里，做他们的作业。我的班主任据说是国民党的炮兵团长，教语文。他见我能用古文写周记，很喜欢我，还到过我家，同母亲摆谈过。因为学生少，在龙洞堡只读了半年，便由学校把我们转到南明小学读六年级。我们住的地方离南明小学有30里，这书怎么读?母亲为难了。这天夜里，我觉得母亲一夜都没有睡。第二天，她进了一趟城。回来后拉着我的手说：“我去找了姨爹、姨妈，还有表哥，求他们支持你读书。他们同意了。你去南明小学读书，吃住都在他家。长大后要好好报答他们。”再苦再累都不求人的母亲，为了我的前途，她求人了。我虽小，也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一下子扑到她身上。母亲含着泪说：“以后比不得在家了，要听话，寄人篱下，好吃的菜要少吃。免得别人讨厌…懂吗?”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希望儿女吃最好的东西，这是人之常情，母亲对我这样说，可以想象她内心该有多痛苦。一年后，我考进六中。母亲怕我的户口留在农村，也搬进城里住。住的地方是老贵阳的一个大坡，叫莲花坡。母亲靠摆连环画为生。给一分钱让人看一本，每天可得5角到8角钱。晚上还给人做针线活。我高中毕业，母亲快60岁了，两鬓斑白，提装连环画的箱子已很吃力。我看著颤巍巍的她，说：“我长大了，你老了，我找个工作干奉养你……我还没说完，母亲打断了我的话：“你长大了，但还没有成人，要读大学才行。我想好了，我去帮人，你去读大学。”一位出生于大户人家的知识女性，为了儿子将来的出息，60岁了，还不惜去帮人，这就是母亲，无私付出，不计回报的我的母亲。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独山上司上作。这是一所正待修建的耕读中学，荒凉得人心寒。接近70岁的母亲，头发全白了，走路也很不稳。姨妈和表嫂，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同她聊天，以排遣她的孤寂，南心虽然还未同我结婚，也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她每隔一天就要去给母亲挑水。水挑到楼下，再一桶桶地提到楼上倒在缸里，供母亲饮用。有时，还扶着母亲去游游阳明祠。在这期间，为了让母亲觉得我就在她身边，每两天我就要给她写封信，把我的饮食起居和所见所闻，都一一告诉她。我给她的每封信，她都看了又看，之后又用一个箱子装起来，一封都没有遗失。后来，我把这些信装订成一册，厚厚的，大约有十来万字。我写给南心的信，南心也保留得很好，现在也订成了一册，也有十来万字。这两个信册，已成为了我们家那段时期情感生活的珍贵记录。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年关到了，学校放下寒假，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她端出为我蒸好的腊肉、香肠、血豆腐，一边看着我吃一边听我讲回家途中的经过，末了，她深思熟虑地说：“你两天一封信，我晓得你的用心。但这不是长法。再说，你同南心，总不能像牛郎织女一样……我想去求政府，把你调回来。”从此，母亲每星期都要拄着拐杖去市政府，诉说我们家的特殊情况。不论天冷天热，她每星期都要去一次。渐渐地，连市政府的门卫都认得她了。经过两年的奔波，市人事局的领导终于被感化，与黔南州教育局商定，把我调回了贵阳。当我重新又回到贵阳时，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想起来，这二十几年来，我们母子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这回又合了，不会再分开了。母亲对我在教学上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很高兴。至于我发表的文章，她就更加关注，每一篇都翻来复去地看上好多遍。
1987年9月，秋天到了。17日的那天晚上，母亲躺在躺椅上看《万花楼》。见我要出门，她放下手中的书，对我和南心说：“今天你们哪里都不要走，我半个小时后可能就不行了。”我和南心都笑了笑，不相信她的话。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守在她的旁边。秋风从窗外吹来，撩起她银白的发丝。她看着我和南心，断断续续地说：“好好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你们也苦，不要太累了……”边说边就闭上了限睛。从此再没有睁开过。无疾而终，享年87岁。此时此刻，我没有哭，我哭不出来。看着她安祥慈善的遗容，我的心充满了无尽的悔恨。生前，每当我下班回家时，她总是要问这问那，问外边冷不冷，穿的衣服够不够?问我上课时学生的反映怎么样?问我寄出去的文章发了没有?当时，我嫌她罗嗦。如今她走了，想要她岁嗦都不可能了。尤其是给她换老衣时，母亲的这种人间至情；更让我终生难忘：我从母亲贴身汗褡荷包里，摸出了一张有很多折痕的纸架，纸上依次写着我发表的一篇篇论文和作品的名字：《抒情类文学作品的和谐美》、《大学毕业答辩指要》，《急促的铃声》……
母亲把我每一点成绩，都悄悄地记录了下来。我一下子跪下去，扑在母亲冰冷的身上，放声大哭。
母亲归葬在她含辛茹苦耕耘过的火坡上。下葬的那天，寨子里很多人来帮忙。其中有她教过的学生，有敬慕她的乡亲。我们一家人跪在地上，看着母亲的棺木缓缓地放进墓穴。黄土一铲铲地扬起，慢慢地掩盖了棺木。母亲回归大地，融入了大坡。每年清明节和十月间，我和南心都要带着儿孙们去给她挂青，给她送寒衣。每次去，南心都要专门备办一些素食去坟前奠祭她。同时，我就会跪在坟前，把新近出版的书或发表的文章，烧化给她老人家。《电视美学》、《自然美》、《大学审美教程》、《影视艺术的共性和个性》、《灵与肉的艺术金链》、《论丑》、《论朝霞月夜》、《寻找失落的文明》等等，近百万字的专著和论文，我都无一遗漏地在她的坟前烧化。甚至我在专业和仕途上的进取，如晋升正教授、任职中文系主任、获政府特殊津贴，当选民进贵州省省委副主委、忝届省政协常委，我都工工整整地写成帖子，也不避遗笑地一一在坟前烧化，以此慰藉她的在天之灵，表达我无尽的哀思。
大坡，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大坡……。
我的童年、青年、中年，乃歪一生，都离不开这样的大坡。每当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没有伟岸的奇峰、也不会令人震撼的大坡，想起我那平平凡凡，用毕生的心血抚育我长大成人的母亲。
我母亲早年毕业贵阳女师，是个知识分子。据说她与父亲是恋爱结婚的，这在那个时代是鲜见的事。父亲在周西成时代还做过两任不小的官。有一次省政府委他任平坝县县长，他认为平坝县是三等县，有辱于他，便把省政府的公示牌砸了，此事当时传为佳话。黔南事变以后，我们家疏散到乡下，靠父亲教私垫维持生计。这个寨子在谷立堡，寨名就叫大坡。但在寨子里简直没有坡的感受，只有从很远的地方看，才看出寨子确实是在一个大坡顶上。我三岁时，父亲去世了，东家们凑钱买了棺材，安葬了父亲。母亲在泪水中受了东家们的聘请，继续教父亲所教的那些学生。大概是因为东家们已凑钱安葬父亲，不再给薪俸，只管我们母子吃饭。我还记得，母亲每天带着我，轮流去学生家吃饭，是实实在在的教书糊口了。
过了一两年这样的生活，母亲应聘到小碧的甘庄教私垫。我和母亲被安顿在大庙的厢房里住。这座庙在河边上，隔河就是一个要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才看得出是坡的大坡，寨子里的人都叫它“大坡上”。这个寨子有60多户，共办了两堂私垫。母亲教书认真，另一堂私垫的吴先生自愧不如，回家去了，那堂私垫也就自动解散，母亲在这里站住了脚，学生也多了起来。这时我大概五岁，也跟着母亲教的学生一道填红格本，临《玄秘塔》，背“四书”“五经”，读“子程子日大学孔氏之遗书……”母亲的脸色红润了，有时还提起笔来画树梅花。
我八岁的那年秋天，生了一场大病，据说已经叫不应了。我上无伯叔，更无兄、无弟、无姊、无妹，是母亲的唯一亲人、唯一希望。她见我病成这样，急得大哭。穷乡僻壤，缺医少药。她只能求助于庙里的菩萨。她虔诚地许下愿，只要菩萨保住我的命，她情愿一生吃素。我起死回生之后，便看见她不再吃肉了。她一直吃了38年素，直到寿终。她不吃肉，但不时要想方设法买点肉做给我吃，说“你要吃点肉才有营养”。她把肉炒好了，便坐在我的旁边看着我吃，要我多吃。那情景至今也忘不了。
解放以后，私塾废止，在土改中，母亲分到了田土，大庙的厢房也分了两间给我们。母亲学着做农活。一个知识女性，50几岁弃教从农，其艰难程度而知。尤其是还有一些妇女在做活路时取笑她不会做，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恨。记得在一次薅土时，有两个年轻妇女有意把她夹在中间。她们有力气，很快就薅到前头去了，然后回过头来哈哈太笑，奚落她薅得慢。她一声不响，只是使劲薅土，汗一滴滴地顺着脸流下来，我至今也很恨这两个妇女，甚至恨到她们的子孙。有位我喊“姒姒”的女人同情地说：“谢先生，你太苦了，搬回城里去，找亲戚们帮帮忙，求你们娘俩的生活。”她感激地说：“谢谢。我也想过…不过，我没有亲戚……”多年后我才知道，我们家有不少亲戚，而且都是社会贤达：向之方、王佩芬、华问渠、王萼华、陆孟实……只要母亲肯开口，他们都会替她想办法的。但母亲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她从不求人，自食其力。看着姒姒远去的背影，母亲对我说：“天下好人还是多的。不过，人要有志气，英雄只怕受恩多。”我当时虽小，还是听懂了这话的意思，并深深地烙印在脑里。
我渐渐地长大了，经常一个人去大坡上割土坎、铲火土。一入秋，我就跟大人们一道割草进城卖。当年贵阳的茅草房很多，我的草就是卖给茅屋的主人们翻盖屋顶。头天去山上把草割好，第二天挑进城卖。一挑草，大人们的可卖到5仟元，我的只能卖3仟元，也就是现在的3角钱。花5佰元在街上买个粑粑当中饭吃，还剩12仟5佰元。有一次，我的草只卖了2仟6佰元，舍不得花，只买了一个汤圆吃，成为人们辛酸的笑料。钱虽少，但总算收入，可以用作买油买盐。我能分担家里的部分担子，很满足，可是我发现母亲经常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12岁生日的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长大了，我高兴!我又很急。这样下去会误了你的前途…你要读书才行。”我遵从母亲的旨意，去龙洞堡小学考插班生，居然考上了五年级。我们五年级的同学和六年级的同学合在一起才22个人，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给六年级同学上课时，我们也坐在教室里，只是不听。同样，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六年级的同学也坐在教室里，做他们的作业。我的班主任据说是国民党的炮兵团长，教语文。他见我能用古文写周记，很喜欢我，还到过我家，同母亲摆谈过。因为学生少，在龙洞堡只读了半年，便由学校把我们转到南明小学读六年级。我们住的地方离南明小学有30里，这书怎么读?母亲为难了。这天夜里，我觉得母亲一夜都没有睡。第二天，她进了一趟城。回来后拉着我的手说：“我去找了姨爹、姨妈，还有表哥，求他们支持你读书。他们同意了。你去南明小学读书，吃住都在他家。长大后要好好报答他们。”再苦再累都不求人的母亲，为了我的前途，她求人了。我虽小，也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一下子扑到她身上。母亲含着泪说：“以后比不得在家了，要听话，寄人篱下，好吃的菜要少吃。免得别人讨厌…懂吗?”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希望儿女吃最好的东西，这是人之常情，母亲对我这样说，可以想象她内心该有多痛苦。一年后，我考进六中。母亲怕我的户口留在农村，也搬进城里住。住的地方是老贵阳的一个大坡，叫莲花坡。母亲靠摆连环画为生。给一分钱让人看一本，每天可得5角到8角钱。晚上还给人做针线活。我高中毕业，母亲快60岁了，两鬓斑白，提装连环画的箱子已很吃力。我看著颤巍巍的她，说：“我长大了，你老了，我找个工作干奉养你……我还没说完，母亲打断了我的话：“你长大了，但还没有成人，要读大学才行。我想好了，我去帮人，你去读大学。”一位出生于大户人家的知识女性，为了儿子将来的出息，60岁了，还不惜去帮人，这就是母亲，无私付出，不计回报的我的母亲。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独山上司上作。这是一所正待修建的耕读中学，荒凉得人心寒。接近70岁的母亲，头发全白了，走路也很不稳。姨妈和表嫂，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同她聊天，以排遣她的孤寂，南心虽然还未同我结婚，也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她每隔一天就要去给母亲挑水。水挑到楼下，再一桶桶地提到楼上倒在缸里，供母亲饮用。有时，还扶着母亲去游游阳明祠。在这期间，为了让母亲觉得我就在她身边，每两天我就要给她写封信，把我的饮食起居和所见所闻，都一一告诉她。我给她的每封信，她都看了又看，之后又用一个箱子装起来，一封都没有遗失。后来，我把这些信装订成一册，厚厚的，大约有十来万字。我写给南心的信，南心也保留得很好，现在也订成了一册，也有十来万字。这两个信册，已成为了我们家那段时期情感生活的珍贵记录。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年关到了，学校放下寒假，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她端出为我蒸好的腊肉、香肠、血豆腐，一边看着我吃一边听我讲回家途中的经过，末了，她深思熟虑地说：“你两天一封信，我晓得你的用心。但这不是长法。再说，你同南心，总不能像牛郎织女一样……我想去求政府，把你调回来。”从此，母亲每星期都要拄着拐杖去市政府，诉说我们家的特殊情况。不论天冷天热，她每星期都要去一次。渐渐地，连市政府的门卫都认得她了。经过两年的奔波，市人事局的领导终于被感化，与黔南州教育局商定，把我调回了贵阳。当我重新又回到贵阳时，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想起来，这二十几年来，我们母子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这回又合了，不会再分开了。母亲对我在教学上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很高兴。至于我发表的文章，她就更加关注，每一篇都翻来复去地看上好多遍。
1987年9月，秋天到了。17日的那天晚上，母亲躺在躺椅上看《万花楼》。见我要出门，她放下手中的书，对我和南心说：“今天你们哪里都不要走，我半个小时后可能就不行了。”我和南心都笑了笑，不相信她的话。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守在她的旁边。秋风从窗外吹来，撩起她银白的发丝。她看着我和南心，断断续续地说：“好好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你们也苦，不要太累了……”边说边就闭上了限睛。从此再没有睁开过。无疾而终，享年87岁。此时此刻，我没有哭，我哭不出来。看着她安祥慈善的遗容，我的心充满了无尽的悔恨。生前，每当我下班回家时，她总是要问这问那，问外边冷不冷，穿的衣服够不够?问我上课时学生的反映怎么样?问我寄出去的文章发了没有?当时，我嫌她罗嗦。如今她走了，想要她岁嗦都不可能了。尤其是给她换老衣时，母亲的这种人间至情；更让我终生难忘：我从母亲贴身汗褡荷包里，摸出了一张有很多折痕的纸架，纸上依次写着我发表的一篇篇论文和作品的名字：《抒情类文学作品的和谐美》、《大学毕业答辩指要》，《急促的铃声》……
母亲把我每一点成绩，都悄悄地记录了下来。我一下子跪下去，扑在母亲冰冷的身上，放声大哭。
母亲归葬在她含辛茹苦耕耘过的火坡上。下葬的那天，寨子里很多人来帮忙。其中有她教过的学生，有敬慕她的乡亲。我们一家人跪在地上，看着母亲的棺木缓缓地放进墓穴。黄土一铲铲地扬起，慢慢地掩盖了棺木。母亲回归大地，融入了大坡。每年清明节和十月间，我和南心都要带着儿孙们去给她挂青，给她送寒衣。每次去，南心都要专门备办一些素食去坟前奠祭她。同时，我就会跪在坟前，把新近出版的书或发表的文章，烧化给她老人家。《电视美学》、《自然美》、《大学审美教程》、《影视艺术的共性和个性》、《灵与肉的艺术金链》、《论丑》、《论朝霞月夜》、《寻找失落的文明》等等，近百万字的专著和论文，我都无一遗漏地在她的坟前烧化。甚至我在专业和仕途上的进取，如晋升正教授、任职中文系主任、获政府特殊津贴，当选民进贵州省省委副主委、忝届省政协常委，我都工工整整地写成帖子，也不避遗笑地一一在坟前烧化，以此慰藉她的在天之灵，表达我无尽的哀思。
大坡，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大坡……。